胡适思想的现代意义
耿云志

    摘要：胡适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和学者，毕生从事教育、学术和文化工作，同时积极关注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发展。胡适的教育、学术和文化思想对我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对当代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也有诸多的启迪和参考意义。胡适思想的影响和意义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人物，胡适为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作出了突出性的贡献；领导白话国语运动取得成功；倡导个性解放，提出“健全的个人主义”的界说；大力推进教育改革；提倡科学思想，反对武断迷信；创立新学术典范等。第二，在中西文化交流及中国文化的发展走向上，胡适最早提出建设中国新文化的纲领性意见，对中西文化交流持开放性的态度，反对所谓本位文化观，主张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进行深入全面的交流，通过充分的文化交流实现中国文化的变革和发展。第三，在政治变革上，胡适并不绝对地反对暴力革命，但更主张通过和平的改革来创建新的制度，促进社会的发展。第四，在对待外国列强的态度上，胡适既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压迫，同时又主张理性的民族主义，反对情绪化地简单排外。
　　关键词：胡适；新文化运动；全盘西化；和平改革；理性的民族主义
　　中图分类号：B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06)02－0011－06

　　胡适(1891～1962)是安徽绩溪人。幼年在家乡受过九年的私塾教育，13岁到上海进入新式学堂读书，1910年赴美留学，先后就读于康奈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1917年学成回国，历任北京大学教授、研究所长、教务长，中国公学校长，北京大学校长，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董事、秘书，中央研究院评议会评议员。抗战时期，一度出任驻美大使。1958年起，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胡适一生主要从事教育、学术与文化工作，曾创办、主持或参与编辑多种有重大影响的刊物。他在教育、学术与文化各领域都有突出的和开创性的成就，在这些领域，尤其在思想界有着重大的、深远的影响。我们今天主要就谈谈他的思想的影响，并说明他的思想的现代意义。
　　
　　一、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人物，他所发挥的作用和影响
　　
　　在过去很长一个时期，在左倾教条主义笼罩的时期，当谈论起新文化运动的时候，人们都把胡适当作负面人物来对待。即使多少承认他起过某些积极作用，也决不肯承认他的领袖地位，更不可能承认他是运动的中心人物。自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经过许多学者平心静气的、全面深入的研究，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人物的地位才逐步显现出来，并逐步得到不怀偏见的人们的承认。我们下面从五个方面来论述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所做的贡献。同时也就可以说明，为什么我们说他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人物。
　　1．领导白话国语运动取得成功
　　1917年1月，胡适尚未回国的时候，他的《文学改良刍议》就在《新青年》上发表，从而引发了关于文学革命的大讨论。所以陈独秀说，胡适是文学革命“首举义旗的先锋”。而以后关于文学革命的讨论，也确实都是围绕着胡适所提出的问题来进行的，并且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基本上是以胡适的主张为基准的。胡适的一个基本的观点认为，文言是已经僵死的文字，只有白话才是活的语言。因此，应当以白话取代文言成为我们说话、作文，以及作一切文学的惟一利器。他的主张得到绝大多数人的认同。1920年，当时的中央政府教育部发出通令，要求中小学开始采用白话为教材。从那时以来，直到今天，凡受过教育的人，大体都能开口讲话，提笔写信、作文。这都是文学革命之赐，都是胡适倡导之功。
　　以白话代替文言，为教育的普及创造了基本前提，因而对发展教育事业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也因此对于提高普通民众的文化素质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文学革命的结果，真正做到了不但用白话写信、作文，写小说、散文，而且用白话写诗，总之是用白话做一切文学。这样，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现代文学从此产生；从此，中国文学才摆脱贵族文学的藩篱，走人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这同样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情。文学革命的最大社会意义是它导致白话国语的完全成立。早在清末，先进分子就呼吁统一的国语。但那时人们只是从政治革命的需要上提出问题，只是为了要唤醒民众。没有人从完整意义上的文学革命立场提出问题。很显然，如果人们只是用白话写各种政治宣传品，而不能为广大的群众提供他们所喜闻乐见的各种文学作品。那样，要想造成人人接受的统一的白话国语，是不可能成功的。
　　文学革命所造成的统一的白话国语的实现，对于国家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民族的振兴，一句话，对于建设一个真正的现代统一的民族国家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
　　还应当指出，胡适当年提倡白话国语，曾特别说明，白话的白，是说白的白，即话是怎样说的就怎样写。又说，白话的白，是明白的白，说和写出来的东西一定要清楚明白，一定要让别人懂得。我们还可以加上一句说，白话的白，是净白的白，白话的文章一定要写得简洁、干净、利索。不能滥堆形容词、副词以及缀叠许多滥调套语，使人读起来吃力、费时，又不知所云。我们知道，语言文字是思想的直接现实。因此，把白话国语讲得好，写得好，就是思想清楚。古文讲究排比、对仗，抑扬顿挫，貌似铿锵有力，实则最容易掩饰各种糊涂荒谬的东西。可惜，如今许多用白话写的东西，竟也有许多糊里糊涂，让人不知所云。我看应当搞一个健全和纯洁祖国语言文字的大工程，这才是功在国家，利及后代的大事。
　　2．倡导个性解放，结合中国的国情，提出“健全的个人主义”的界说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空前的思想启蒙运动，其最本质的意义乃是一场解放个性，解放人的运动。所以，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提倡个性解放，提倡健全的个人主义，实具有核心的意义。
　　在我国，自古儒家主张定于一尊，主流意识形态一贯排斥个人，抹杀个性。这就有利于维护君主专制和家族专制。专制主义者要维护其专制的权威，必然要用一个模子来统一规范大家的行为，不许出格；不许个人有任何自主的个人意志。由此也就汩没了一切个性。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人意志，个人自由，可以自主决定，自由选择，自决去取，那样，专制主义者还有什么权威，还怎能对人们予取予夺，实行统治呢?所以，提倡个性解放，等于是从根本上挖去专制主义的思想根基。
　　有真正解放了的个人，才会建立现代民主制度的牢固基础。在专制主义者看来，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都只是芸芸众生，都只是无差别的群氓，都只是没有个性，没有自由意志的会说话的工具。只有让每个人自觉其为独立的个人，应有其自己的意志，自己的权利，自己的事业，自己的追求。在这个基础上，才谈得上建立现代的民主制度。因为民主制度就是要保证每一个人在不妨碍其他人的权利的情况下所应有的一切权利。
　　中国有两千多年专制主义的传统。专制主义者为了巩固自己的专制统治，一直宣传说，个性主义如何蔑视礼法，个人主义如何自私自利，几乎把一切恶名都加到个性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头上。为了清除这些恶名，为了打破沿袭数千年的专制主义者加给个性、个人的牢笼和偏见，胡适提出“健全的个人主义”的界说。他说，个人主义有两种，一种是假的个人主义，那是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真的个人主义就是个性主义。讲个性主义就必须承认个人自由。个人自由首先是个人意志的自由；但有意志自由的个人，必须为自己的思想、言论、行为完全地负责任。这种能充分为自己的思想、言论和行为完全负责任的个人主义，就是健全的个人主义。这样一种界说，就把个性主义同形形色色的所谓自私自利、人欲横流之类的污蔑之词截然划开。
　　不仅如此，胡适还用所谓“大我”“小我”的比喻，进一步说明个人与社会、国家、民族的关系。他强调，个人只有首先把自己铸造成器，才有可能对社会、国家、民族有所贡献。因此，他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们建造得起来的!”
　　提倡个性解放、个人自由，必然地要提倡女子解放。女子解放的程度是人的解放的天然尺度。胡适是五四时期最重要的女权主义者。他发表了许多极有号召力和感染力的有关女子解放的著名文章，也直接参与了一些活动或具体帮助一些需要救助的女子。这里必须指出，胡适是把女子解放作为人的解放的整个问题来对待的。
　　3．大力推进教育改革
　　早在留学时期，胡适就立定志愿，归国后“从事于社会教育，以为百年树人之计”。自清末以来，就有一股“教育救国”的思潮。而且许多人认为，从长远计，教育是救国最根本的途径。因为一切救国、兴国的事业都需要人才；而人才问题必须靠教育来解决。胡适也是这样看的。胡适尤其重视高等教育，他认为“振兴国内高等教育，乃万世久远之图”。
　　胡适留学归国后，立即被聘为北京大学的教授。当时，北京大学是国内惟一一所略有历史，略具规模，而又正逢蔡元培长校，决心进行改革的大学。胡适怀抱发展高等教育的志愿来到北大，可谓如鱼得水，正可一展他的抱负。他首先提倡把北京大学办成研究型的大学，着手创办研究所。他是哲学研究所的第一任主任。他还提倡选科制，以利发挥学生的主动性。他提倡教授会制度，在各系(当时叫做门)成立教授会；再由各系教授会推举代表组成大学的评议会；于是，就形成了教授治校的制度。在蔡元培支持下，他的各项建议都先后逐一落实，将北大造成一个新型的大学。
　　他对中小学教育的改革也有相当的主张和积极的贡献。如提倡启发式的教学法，编撰新式教科书等等。尤其是胡适亲自主稿的中国新学制，在中国实行了三十多年。
　　4．提倡科学思想，反对武断迷信
　　一些时候以来，海内外有一部分学者颇以批判和否定新文化运动为时髦。他们有的人说，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分子们，本身都不是科学家，都不懂科学。他们提倡科学，提倡科学思想能有什么意义！这些先生们似乎认为，只有科学家才可以科学地思想，其他人都不可能，也不必要进行科学地思想。这是完全错误的。胡适认为科学思想首先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
　　其次，他认为科学思想是一种正确的思想方法，即根据事实提出问题，又根据事实提出假设，再搜求事实来验证自己的假设是否正确。
　　胡适认为这种科学的思想方法，从消极的意义上说，就是“严格地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从积极的意义上说，“就是要拿出证据来，要跟着证据走，不论它带我们到什么危险可怕的地方去”。他认为这样的一科学的思想方法，应是“我们当今处世与求学的一种常识的态度”。(在中国传统上，有权势的人，往往专己恃强，独裁武断；而无权无勇的小民，则大多倾向于盲从和迷信。)胡适一生提倡科学思想，反对武断迷信，反对盲从，反对僵化的教条，是有重大积极意义的。胡适告诉人们，科学的思想方法既然主要是一种态度，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那么，它就是一切人们思想、做事，并求得成功的必要条件。它并非只是科学家的专利品。
　　5．创立新学术典范
　　我在为《胡适全集》写的序言中，以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为案例，具体说明胡适为中国近代学术创立的新典范。在这里，我想从更一般的意义上，来谈一谈胡适为中国近代学术所创立的新典范的精义所在。我们可以《中国哲学史大纲》与《水浒传考证》、《红楼梦考证》为代表，来做讨论的基础。我以为，胡适建立的新的学术典范，其精义主要在两个方面。
　　(1)他要求必须把研究建立在正当范围之内。如古代哲学史从老子、孔子讲起，把此前一切靠不住的传说都抛开。又如考证《红楼梦》须从作者及其身世做起，把此前一切猜谜式的种种说法完全抛开，等等。这就是正确地提出问题。只有正确地提出问题，才有可能正确地解决问题。
　　(2)他极其注重方法。如证明的方法，分析的方法，系统的方法等等。胡适说他一生做学问，都是围绕着方法问题打转的。方法的问题确实是十分重要的。只有有了自觉的，一以贯之的方法，才会正确地提出问题，正确地分析问题；才会精心地结构，通过大量的有系统的，经过辩证的材料，以显现事实的内在联系，从而揭示出真理。
　　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对一整代青年学子产生了重大影响。大家如果有兴趣，翻一翻我编的《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里面有大量的材料可以证明这一点。陈寅恪说，在中国，没有第二人能写出《水浒传考证》与《红楼梦考证》那样的文章。顾颉刚说，他的古史辨就是受《水浒传考证》的启发而搞起来的。罗尔纲承认，他的研究工作受到胡适的古小说考证的影响极大。
　　
　　二、关于建设中国新文化的主张
　　
　　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人物，以后在历次有关文化问题的争论中是一派营垒中的重镇。他到底有些什么文化思想和主张是我们必须弄清的。
　　1．胡适最早提出建设中国新文化的纲领性意见
　　1919年11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这时，新文化运动已经快三年了。关于文学革命的问题，关于个性解放的问题，关于传统文化的问题，关于西方文化的问题，关于中西文化的关系的问题，等等，都曾进行过许多回合的论争。这时，是到了应该从总体上完整提出系统的，带理论性的主张的时候了。胡适在这篇文章里，提出了一个颇为系统的纲领性的意见。就是“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
　　胡适是个实验主义者，他主张一切从实际出发，从研究实际问题人手。离开现实的实际，笼统地讲什么主义，什么理论，什么主张，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了解了实际问题所在，然后再去借鉴别人的理论、学说，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在研究问题和借鉴他人的理论、学说的过程中，都必须充分总结自己固有的文化遗产，确实了解自己的前进基地。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可能真正建设起中国的新文化。这就是胡适建设中国新文化的纲领。在当时，没有任何人提出过如此完整、系统的纲领性的主张。
　　2．对人类文化同一性的阐释
　　胡适认为，文化是人类应付环境，改善环境，以不断改善自己的生存条件与生活品质的一系列努力的结果。所以，在本质上，人类文化是具有同一性的。因而是可以互相交流的，是可以互补的。在这个交流和互补的过程中，物质的东西比较地容易接受些，而精神的东西接受起来就比较地困难些。
　　胡适批评东方文化派杜撰的所谓西方文化只是“物质的”，而东方文化则是“精神的”说法。他指出，任何所谓精神文明都必须建立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之上。只有在大大提高人们物质上的便利之后，才可望在精神上得到提高。因为如果人们必须把绝大部分的精力都用去解决仅仅维持生存的需要上去，那么，他们就不可能有余力去追求精神上的需要。那样，还谈得上什么精神文明呢!这是很明显的道理。
　　人类文化既然在本质上是有同一性的，因此，尽管由于民族与地域的不同而表现出不同的特点，但仍是有大体相似的规律性可寻的。在这一点上，胡适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是非常接近的。正因此，在二三十年代的文化论争中，马克思主义者往往同胡适等西化派立于同一阵营。20年代，在批评东方文化派的论争中，陈独秀、李大钊等基本上是与胡适持同一立场的。30年代，在批评有国民党背景的十教授的本位主义，实即折衷主义的文化主张时，有一大批共产党员和左翼分子与胡适为首的西化派共同发表宣言。
　　3．开放的文化心态
　　在胡适看来，人类文化既然有同一性，既然 可以互补，就应当采取开放的文化心态，虚心接纳、学习其他民族文化的一切长处。同时，也把自己民族文化介绍出去，在长期互相交流、互相琢磨的过程中丰富和发展自己的民族文化，并对整个的人类文化的发展作出贡献。胡适说：“中国的旧文化的惰性实在大的可怕，我们正可以不必替‘中国本位’担忧。我们肯往前看的人们，应当虚心接受这个科学工艺的世界文化和它背后的精神文明，让那个世界文化充分和我们的老文化自由接触，自由切磋琢磨，借它的朝气锐气来打掉一点我们的老文化的惰性和暮气。将来文化大变动的结晶品，当然是一个中国本位的文化，那是毫无可疑的。如果我们的老文化里真有无价之宝，禁得起外来势力的洗涤冲击的，那一部分不可磨灭的文化将来自然会因这一番科学文化的淘洗而格外发辉光大的。”
　　可见，在开放的文化心态下，在同其他民族文化的交流中，自己民族文化的一切优秀的东西决不会丧失。因为在文化的竞争中，同样是循着优胜劣败的规律，真正好的东西是用不着担心它的命运的。
　　4．全盘西化的提出、阐释与修正
　　胡适于1929年在上海出版的《基督教年鉴》上发表一篇英文论文，叫做《今日的中西文化问题》。其中用了一个英文词，wholesale westemiza-tion这个词可以解释为整个地西化，或成批地西化，这与全盘西化意思很相近。因此也可以译作全盘西化。据我的考察，在中文文献里，明确提出全盘西化的主张的是著名学者陈序经先生。陈先生在1928年，在广州中山大学的一次讲演中提出了全盘西化的主张。但陈先生当时名气不大，又限于广东一隅，影响有限。当1935年初，在批判十教授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时，陈序经以其全盘西化的主张与之相对抗。此时，胡适是明确与陈持同一立场的。故后来批判全盘西化论时，人们皆以胡适为靶子。
　　胡适赞成全盘西化，是为了反对折中主义(陈序经也是如此)。从前，几乎所有批判全盘西化的人都不曾平心地了解全盘西化的真意义。都是先把全盘西化歪曲成是全部废除中国固有的文化而以西方文化取代之。无论胡适还是陈序经都不曾这样说过，这是批判他们的人强加给他们的。这是中国一个很不好的传统。这个传统是从孟子开始的。他对墨子、杨子的批判就是这样做的。他说，墨子兼爱是无父也；杨子为我是无君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这就是我国大批判最早的典型范例。所谓大批判，就是只标举罪名，不提供证据；只许原告起诉，不许被告辩护；一句话，就是不讲道理。
　　胡适主张全盘西化的实际意思只不过是说，在学习西方文化的问题上，没有必要预先主观地设定界限；更没有必要担心学了别人的好东西，自己的好东西就会丢掉了。应当让中国的文化与西方的文化有机会充分地自由接触，互相切磋、琢磨，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中国的新文化。
　　由于全盘西化不但受到保守主义者的攻击，而且也经常遭受同情者的质疑；况且全盘西化也确有语病，容易受到并非恶意的误解。所以胡适提出，应当放弃全盘西化的提法，改而提出充分世界化的主张。世界化的提法确比全盘西化的提法为好。一则，可以避免所谓要以西方文化全部取代中国文化的误解和指责。二则，它又可以避免把中西文化的关系片面地理解为仅仅是单向的，仅仅是中国入学习西方文化。实际上，中西文化的交流是相互的。而且也不仅仅是中西方文化的关系，乃是中国同世界各民族之间的文化关系。所以，这个世界化的提法，显然要比全盘西化的提法高明得多了。但我以为，前面加上“充分”两个字就大可不必了。因为怎样才算充分是很难界定的。况且，加上这两个字仍有主观设定的色彩。
　　5．对民族文化本位的理解
　　胡适在批判十教授的所谓本位的文化建设的观点时，在说明各民族的文化都有其固有的保守性或者说是惰性时，他指出，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一种文化无论经历怎样激烈的变动，“终不能根本扫灭那固有文化的根本保守性”。这种保守性正就是人们所说的那个所谓的“本国本位”。“这个本国本位，就是在某种固有环境与历史之下所造成的生活习惯。简单说来，就是那无数的人民。那才是文化的本位。那个本位是没有毁灭的危险的。”
　　我觉得，胡适对文化本位的这种理解，很有道理，颇具启发性。
　　
　　三、和平改革的思想
　　
　　胡适在政治上是个自由主义者，他对西方近三四百年来所发展出来的民主制度有非常执著的追求。他认为，对于后发展国家，这种制度一般是很难通过暴力革命来求得的。他并不绝对地反对一切暴力革命。但他确信，社会的发展、进步，国家的富强，人民的富裕和幸福，肯定不是单单靠暴力革命能够实现的。
　　1．对革命的理解
　　还在美国留学时期，胡适就曾写过一篇英文论文，讨论历史进化过程中的革命与和平改革的问题。胡适认为，凡在历史演进的过程中加上人为的助力的，都是革命。因此，改革也是革命。这在原则上是不错的。恩格斯就曾明确肯定英国1832年的国会改革“是一场真正的革命”。邓小平同志也说过，“改革也是革命”。胡适认为，暴力革命只是革命的一种特殊的形式，并非只有暴力革命才是革命。具体到中国的革命，胡适对辛亥革命，对民国十五六年的国民革命是同情和肯定的。但对此后的革命，他多取反对的态度。他认为，中国的问题，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和扰乱(批评他的人，讥之为“五鬼闹中华”)。这些问题，他认为都不可能用暴力革命的办法来解决，只有靠一步一步地改革和建设来解决。胡适自称，他所反对的革命，是“那用暴力推翻暴力的革命”，是“那悬空捏造革命对象因而用来鼓吹革命的革命”，是因迷信某某“主义”而起的盲目的革命。单从理论上说，胡适的说法也可承认有某些道理。但是显然地，这其中包含有胡适对下层人民革命的歧视性的偏见。
　　2，和平改革是创建新制度，促进社会发展不可回避的过程
　　胡适对下层人民的暴力革命的偏见是错误的，应予批判。但我们不能因此而抹杀他的思想中的一些合理性的成分。比如，他认为暴力革命只是革命的一种特殊的形式；改革也是革命，等等。尤其要特别指出的是，他认为，暴力革命不可能解决一切问题；要创立新制度，要促进社会发展、进步，和平改革是不可回避的过程。这一见解是极为重要的。过去一个很长时期，人们确曾有过一种天真的想法，以为革命可以“根本解决”一切问题。经过几十年的“不断革命”之后，在进行二十多年的改革和建设之后，我想，大多数人已经明白了，胡适的说法是有道理的。
　　现在人们已经懂得，暴力革命只能解决夺取政权的问题；要使新制度扎根、生长、成熟并健全起来，要使社会进步发展起来，要使人民的生活真正富裕起来，不进行长期的改革和建设，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四、理性的民族主义
　　
　　在近代历史上，民族主义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对于我们中国这样长期遭受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压迫的国家来说，尤其是如此。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第一个就是民族主义。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纲领第一个内容就是反对帝国主义。所以，如何对待民族主义的问题，就成了检验每个中国人的政治态度的一个关键问题。但民族问题是个最易牵动感情的问题。一般人有时难免陷入情绪化。而情绪化的民族主义是不能正确地解决民族问题的。因此，需要提倡理性的民族主义。胡适就是一个非常理性的民族主义者。
　　1．反对民族歧视、民族压迫，反对侵略
　　早在留学时期，胡适因接触到美国社会中存在的种族歧视的现象，他就明确地表示反对民族歧视，反对民族压迫的态度。他认为，各民族都应当是平等的。他坚决反对在民族问题上实行双重标准。他说，凡不能加于白人身上的，也不能加诸黑人、犹太人或中国人身上。
　　回国以后，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中国人的问题上，他基本上采取了与大多数中国人相同或相近的立场。如在五卅运动中，他主张要求英、日帝国主义向中国道歉、赔偿和谈判修改不平等条约。在日本侵华时期，也曾在一系列问题上表示反对侵略的立场。如在华北危机期间，他反对国民党在不做抗争的情况下，就撤退河北省的所有国民党党部，尤其坚决反对所谓华北特殊化，等等。以至一部分日本军人、政客竟一度以为胡适和蒋梦麟是制造华北反日学生爱国运动的幕后主使者。
　　当然，在反对帝国主义的问题上，胡适有时表现出其软弱的一面(如在全国抗战前，他多次主张对日谈判，甚至一度提出暂时承认伪满洲国，以换取暂时避免全面战争)。这是应当批评的。
　　2．提倡理性的民族主义
　　前面说过，民族问题是最容易牵动感情的问题，因此很容易情绪化。胡适不赞成情绪化的民族主义。胡适认为，要结束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压迫和欺侮，根本的办法还是要通过改革和建设，使国家强大起来，使人民提高起来。拼命主义是不负责任的。他同情青年学生的反帝爱国运动；但他不赞成用长期罢课的方法，他也不赞成频繁地一再举行可能导致流血的示威游行等活动。他尤其不赞成因反对一个实行侵略的国家，从而就蔑视一个民族。即使在九一八事变之后，他在对学生谈起日本时，也仍然告诫他们不可轻视日本这个民族。他要人们注意日本的人民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长处。
　　胡适的理性的民族主义，主要的意思是要人们懂得，简单的排外不可能解决民族问题。我们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可以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独立的，统一的，民主的，富强的近代民族国家。我们的主张和行动，必须实际上有利于达到这个目标。这就必须充分理性地认识我们面对的现实，做有理、有利、有节的奋斗。一切情绪化的举动，都无利于达到我们的目的。

《学术探索》200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