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武宗正德十二年（1517年）农历8月间，一支8艘船组成的葡萄牙舰队在经过了一番开火、追逐、商谈后，终于得以在广东的屯门一带抛锚。过了一个多月后，这支舰队被允许前往广州，在广州城外专供各国朝贡使节靠岸的怀远驿码头停泊。不知道经过了多少次艰难的谈判，舰船上鸣放了礼炮，让船上一批人组成了仪仗队，吹吹打打，很风光体面的将一位大人物送到了岸上。这就是见于记载的西欧国家第一个派遣到中国的使节——葡萄牙人多默·皮列士到达中国的情景。

这位使节并非一位高贵的葡萄牙绅士。他出身于一个药剂师世家，自己原来是葡萄牙王子的药剂师，1511年随东征船队来到马六甲担任药物生意经纪人。他是一个极度喜欢舞文弄墨的人，在马六甲期间撰写了一部《东方志》，向葡萄牙国王汇报从红海到爪哇广大地域的情况。因此大概被当地的葡萄牙殖民者奉为一个有能力的通才，6年后，被新任的大总督、也是他个人的好朋友任命为出使中国的官方正式使节。

不过现在的人们只能从他的护送舰队司令的报告里知道他登陆了，至于他登陆以后的情况，在葡萄牙人或者是中国人的记载里就是极其的零碎与含糊。

从明朝人编的《筹海图编》里引述的当时广州海道顾应祥的说法，正是这番礼炮与吹打惹恼了当地官员，立即将这个使团禁闭在光孝寺内，“习仪三日”，然后才引见给当地的总督。而且在中国方面的记载里，这批人是“佛郎机国”前来纳贡，船主的名字是“加必丹”，都和葡萄牙的记载对不上号。《明史·佛郎机传》里说这个使团的头目叫做“火者亚三”，通过贿赂江彬才得以在南京见到了正德皇帝。“火者亚三”分明是个伊斯兰教徒，也和这位多默·皮列士身份不符——或许是他的翻译顶替了他晋见了皇帝。

在零星发现的葡萄牙人传回的书信及记录下来的口信里，情况是这样的。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这个使团（8个葡萄牙人，1个归化的波斯人，5名翻译，和12名侍从），在广州呆了漫长的两年之久，直到第二支葡萄牙舰队到来。这次带队的司令是前一位司令的兄弟，却是个冒失鬼。他还沉浸在20年前葡萄牙人用26条船就扫清印度洋的迷梦里，毫不尊重中国的地方官府，几次与中国驻军发生摩擦，从而使中国官方的报告里对于佛郎机“纳贡”诚意发生严重怀疑。

1520年1月葡萄牙使团乘坐中国官方规定的三条内河船北上，遵循传统的朝贡道路：沿北江到韶关，走陆路翻越大庾岭，经赣州沿赣江北上，到九江换长江船到南京。在这里，可能是他们中部分人晋见了在此游玩的明武宗，葡萄牙人的记载里，说皇帝曾上他们的船，穿戴他们的衣物，玩弄器械，但却不愿意做正式的接见，说是要到北京正式接见。

这个使团继续北上（其中有几个成员已经病死了），经过大运河，在1521年2月到了北京后，等待他们的是一连串的噩耗。先是明武宗暴毙，朝廷另选了皇帝。另外则是被葡萄牙人侵占的马六甲（中国名字满喇加，是大明帝国传统的朝贡国家）有一个流亡的王国使团向明朝控告强横的佛郎机。等到新皇帝有空来处理外交事务后，朝臣建议将这个来历可疑的使团驱逐出境，拒绝其“纳贡”（不接受带来的礼物）。将这个使团引入中国的中国人翻译全部都判刑斩首。

1521年9月这个倒霉的使团被押送回到广州，大约同时到达的朝廷指令命令将他们扣押在广州，直到佛郎机将马六甲归还给原来的满喇加王室为止。而那个冒失鬼舰队司令就在这9月间，大约在他们到达的十几天前，在屯门与中国军队发生激烈战斗，除了3条船靠风暴侥幸突围逃脱外，其余的5条船全部被俘虏。

广州地方政府认定这是一伙海盗伪装纳贡前来捣乱，多默·皮列士不再被当作使节，而是被当作了罪犯，跪在广东布政使前受审，整整4个多小时，直到他答应写信给马六甲的佛郎机人，劝说立即归还马六甲控制权力。使团所有的财物全部被当作赃物没收（仅白银就有4000多两，上千匹的衣料，以及大量名贵的麝香），所有还活着的人后来都被判刑。

葡萄牙人在1522年派出另一支6条船的舰队来中国，8月间在屯门再次与中国军队开战，损失一半船只后逃回马六甲。

倒霉的多默·皮列士以后的情况就搞不清楚了。有一个说法是他在1524年前后就已经死在了广州，在这期间他还写了一部有关中国的书，交给代表葡萄牙人前来广州谈判的马来人，请他们带回马六甲，可惜这本书已经找不到了。

更传奇的说法是另一个葡萄牙冒险家品脱的《远游记》里记述的，说是1543年时他经过中国的某个城市（现在按照拼音认定应该是江苏的下邳），见到了多默·皮列士与一位中国女子生下的女儿，她还记得父亲教她的一些葡萄牙语的祈祷文，在手臂的内侧还刺有一个十字架。她回忆说她父亲是被流放到这里的，当初使团里的其他人有5个因受刑而死在广州的监狱里，其他人都被分别流放，大多数人都很快死去。只有她父亲以及另一名葡萄牙人活了下来。她父亲在流放到这个地方后与她母亲结婚，教她母亲和她信奉基督教，并在当地传教27年之久（显然这个时间是对不上的）。这位冒险家还说在1544年在背景附近见过那仅存的一个使团成员。按照这个说法，多默·皮列士大概是在1540年前后死在下邳的。

他的《东方志》直到20书记30年代才被发现，逐渐被整理出来。2005年有了中文版：

东方志:从红海到中国——西方文库·学术译丛

作者：（葡）皮列士 著，何高济 译

江苏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1

以上的内容都来自本书中文版附载的《多默·皮列士传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