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中央委员的权力嬗蜕与派系竞逐

王奇生

自1924年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仿效苏俄实行委员制以后，国民党党章规定，全党的最高权力机关为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闭会期间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依此，中央委员便在法理上成为全党的最高权力精英。国民党执掌全国政权后，在一党专政体制下，党的中央委员亦顺理成为政界核心人物。中央委员的尊崇地位，势必成为国民党内各派觊觎的目标。每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往往成为党内各派系角逐权力和较量实力的大舞台。由于全代会具有党统象征意义，自开全代会便一度成了党内各派争夺党统的一大要着。中央委员的职位成为各派政治分赃与讨价还价的筹码。3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蒋介石个人权威的日益强化，全代会召开的间隔时间越来越长，其实际地位也愈益无足轻重。抗战开始后，党内反蒋势力相继淡出政治舞台，蒋介石的党魁地位不再受到强势对手的挑战。国民党全代会和中央全会逐渐蜕变为替蒋介石个人独裁提供合法性依据的橡皮图章。但在战时国民党中央局促西南一隅，政治资源相对紧缩的情况下，名义上崇隆的中委仍成为党内各派竞逐的目标。在此过程中，中央委员的权力和地位在名额的不断涨溢和党魁威权笼罩下进一步贬损和虚化。

本文首先探讨国民党中央委员的权力蜕变过程，再以六大前后党内各派竞逐中委为个案，试图“再现”国民党派系纷争的一个历史场面。[①]由于派系的存在和活动在国民党法理上是不允许的（“党外无党，党内无派”），派系纷争虽然凸显和激烈，却又十分幽微和隐蔽，其幕后之纵横捭阖，局外人往往难窥其堂奥，所留下的原始文字记录亦十分有限。既有关于国民党派系斗争史的研究，主要利用1949年以后各级政协文史资料。这些文史资料的作者虽自称所述为亲历、亲见或亲闻，但其忆述时的外在环境和内在心境均难免影响其表述之可信性。本文主要依据时人日记、原始情报资料以及国民党体制内人士的当下观察记录，在以往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期能对国民党派系斗争史的研究有所深化和细化。[②]

一

1924至1949年间，国民党总共召开过6次正式的全国代表大会，1次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除了第一次和第二次分别由孙中山和汪精卫主持外，其余各次均掌控在蒋介石之手。由于全代会具有党统的象征意义，自开全代会便一度成了前期党内各派争夺党统的一个重要手段。继西山会议之后，诸如改组会议、扩大会议、非常会议、粤二大、沪二大、粤四大、沪四大、宁四大等，先后出笼。全代会的重复召开，势必产生出多个中央委员会。当各派达成妥协时，中央委员的职位又成为各派政治分赃的对象与讨价还价的筹码，最终衍为“中央执行委员愈多，则党的纠纷愈增加；党的纠纷愈增加，则中央执行委员愈多”的恶性循环局面[③]。1924年国民党一大选举中央执监委员（含候补）51人，1926年二大和1929年三大增至80人，1931年四大猛增至178人，1935年五大更增至260人。在中委人数加增的同时，中委的崇隆地位亦逐渐流失。北伐时期，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曾肩负起最高政治权力机构的职能。但自30年代中期以后，全代会和中央全会逐渐沦为替蒋介石军事独裁提供合法性依据的橡皮图章。国民党党章最初规定全代会每年举行一次，后修改为两年举行一次。实际上1927～1949年间，国民党总共只召开过4次正式的全国代表大会，1次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大会之间最短间隔2年，最长间隔10年。随着蒋介石个人权威的日益强化，全代会召开的间隔时间越来越长，其实际地位也愈益虚化。特别是1938年当选为国民党总裁后，蒋在党内的地位不再受到强劲对手的挑战，其个人意志完全主宰一切。蒋遂视全代会若敝屣。这一情形与苏（联）共斯大林的情形极为相似[④]。

在全代会职能日趋虚化的同时，中央委员会的权力亦逐渐低落。30年代前期，国民党规定全体中央执监委员为中政会的当然委员，候补执监委员可以列席中政会；同时规定中央执监委员和候补委员均可列席中常会。值得注意的是，是时中央委员对列席中政会比较积极，对列席中常会则兴趣不大。时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的王子壮在日记中慨叹：“近日政治会议人多而常会寥寥，是注重政治之趋势，亦党逐渐没落之象也。”[⑤]1934年1月11日，王子壮又记曰：“今日常会无甚要案，且出席人数不多，一般委员因注意政治之故，多赴政治会议而常会寥寥，相沿如此，已成习惯，偶有重要问题，始觉出席踊跃也。”[⑥]

中央执行委员会在法理上本是国民党中央的最高权力机关，中常会则应是实际行使这一权力者。但在具体分工上，中常会只管党务，中政会主管政治。在这一分工下，一般中央委员多愿出席中政会而不愿出席中常会。王子壮认为这是政重党轻和党趋于没落的表征。王子壮日记中，凡记载中常会之处，最常用的一句话是：“今日常会，无甚要案。”如1934年5月3日条下记曰：

今日常会，无甚要案，而于推定委员作下星期一纪念周报告，每多推诿，良以中枢最重要者不宜轻易报告，如汪、蒋等，事亦甚繁，余如孙科、戴（季陶）等近似已不热心党事，偶推其报告，亦谦让未遑，再加以常会中出席委员日见其少，多数以注意政治之故也。于是纪念周中除叶（楚伧）、居（正）诸先生外，即随时拉夫而已。如今之推苗培成报告安徽党务，即含有此性质也。[⑦]

王子壮的这段日记生动地反映了国民党中常会和中央纪念周的情形。党国要人不热心党事，中常会出席者寥寥，中央纪念周流于形式，报告互相推诿，乃至形成“拉夫”局面，说明“党事”相对于军政而言，日益无足轻重。“出席委员日见其少”和“无甚要案”更说明中常会的职能和地位日趋虚化。中常会主要讨论什么问题，在此不妨再引一段王子壮的日记：

    今晨开常会，以讨论廖仲恺先生迁葬事，费时甚久。其中更有无谓之言论。楚伧先生为主席，即席仿唐诗两句以示余。其词曰：“可怜朝起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可谓慨乎言之。余有此感也久矣。今知叶先生亦具同感。今日之党务，已趋末路，无计划，无作法，入党者以此为干禄之捷径，负责者已无当年革命之勇气，敷衍塞责者虚应故事，益党内派别林立（事实上独揽大权者，以蒋先生信任立夫之故，乃由立夫主持大部。而内部又分为数派。汪先生之改组派一部虽不直接参与斗争，而亦时有小龃龉。海外党务亦有所谓萧吉珊派与非萧派如谢作民、周启刚等。此外尚有孙哲生、于右任，虽有数人，然大抵属于拥蒋者），勾心斗角，更有何力量以对外作民众工作，于是一般人对党无味矣。常会中人到甚少，此‘虚前席’之意也。然则每次常会所讨论何事？除开除党籍，介绍入党，党部改选诸照例之事外，即关于死人事，如陈少白、范鸿仙、石青阳、廖仲恺……不曰给治丧费，即决定公葬，即函国府明令褒扬。诸如此类，闻之生厌。盖即足以显示党已无生气，日惟与死人办理善后而已，可叹孰甚！国事危急如此，民生疾苦如彼，而负全国责任之党却如此安闲，实趋末路也。[⑧]

    王子壮上段日记，记于1935年5月。国民党执掌全国政权不过8年，而党务之颓废，几乎趋于末路。笔者检阅中常会的会议记录[⑨]，亦深感“无甚要案”。原以为堂堂执政党的最高决策会议，所讨论者均为党国大事，孰知检阅之后，大为失望。中常会所讨论的，不过是一些琐碎的例行“党事”，诸如地方党部人事任免，开除党籍以及褒扬和抚恤死难党员等，难怪当时“一般人对党无味矣”。叶楚伧“可怜朝起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之句，十分贴切地描述了国民党中常会之“安闲”、“无味”和缺乏“生气”的情形。王子壮称，由于中常会平日“无甚要案”，每逢全代会召开时，即感“缺乏成绩”可以向大会报告，作为中央党部秘书，自称在起草报告时，只好铺张其词，勉力为之。王为此而感惭愧也[⑩]。

王子壮在日记中还写道：“（中央）党部方面之负责者，除叶（楚伧）先生外，直然无人，故一切事集中于一身。余如蒋之主席，事实上不能分身来主持党务，至常务委员会多为老先生，除开会外，亦均不到党部，事实上并不能负若何之责任也。”[⑪]蒋介石将中常会事务畀予“老先生”，而“老先生”们并不认真负责，这一事实颇能说明中常会之无足轻重。否则蒋不会不管，而“老先生”们也不会不认真负责也。中常会实际上已成为一个无所事事的冷衙门。王子壮慨叹：“余常想，吾党本已失去领导民众作社会先导之本旨，而中央党部之所以有相当之价值者，在政治上可以调和各方，如假全体会议以使各方团集一党是也。此时宜有叶（楚伧）先生策应其间，以蒋先生之意旨而折冲各方，庶有相当之成就。”[⑫]在王子壮看来，中常会主导下之中央党部，其实际存在价值，不过是一个在政治上可以调和各方的机构。此亦表明中央党部之地位和职能之转化。

由于党权日降，一些兼任军政职务的中委乃将重心转向军界和政界。当时有人指出，一些中央常委兼任政府职务后，重政轻党，甚至视党部为弁髦，对中央党部的事务，仅每周开会一二次，形同点卯，大部分时间呆在兼职的政府衙门办公，“对党部事务形同隔靴，对于党部同志视同陌路。”[⑬]

战前中政会在法理上是国民党的最高政治指导机关，但中政会的职能和地位也有一个由实变虚的过程。在1927年以前，中政会是一个只有一二十人的核心权力机构。但到30年代初期，中政会委员人数一度增至近百人，如将列席人员一并计入，则多达200人[⑭]。尽管如王子壮所言“一般委员因注意政治之故”，出席政治会议较出席中常会踊跃，但“因人数太多之故，便有影响于政治会议地位的尊严，不能使人重视，开会时，大家视为一种例行应酬，可以随便到会，也可以随便不到会。”这次会议是这批委员出席,下次会议又可能是另一批委员出席。[⑮]“连蒋先生以及许多封疆大吏的委员大都均不出席”。[⑯]在这种情况下，衍为“重要的委员不一定全出席，而出席者不一定全是重要委员；重要的事情不经由政治会议讨论，而讨论者转多为例行事件”的格局[⑰]。当时有人指出：“政治会议遂成为追认备案之机关，以言纾谟定命，决策行政，实属相距过远。”[⑱]甚至有人认为中政会不过是一个“清议与谩骂的机关”。[⑲]

陈立夫在晚年回忆录中声称国民党中央委员大多兼职，是因为薪水太低的缘故。他说，战前一个中央执行委员或中央常务委员的月薪只有300元，而一个政府部长月薪高达600至800元[⑳]。薪水高低无疑是竞相兼职的一个因素，而更为重要的原因，则是党权的日趋虚化。

当时多数中央委员都兼有军政职务，但也有少数中央委员未兼实职。那些没有兼任实职的中央委员往往徒有虚名，有的甚至沦落为政治边缘人物。如先后当选为国民党第五、六届中委的赖琏（字景瑚，1900－1983）在晚年回忆时仍愤愤不平地说：

我当选中委以后，很久没有实际工作。我除以中委资格参加中央党部纪念周和几个不重要的会议外，并不能过问政府内政和外交的决策；连比较重要一些的政治消息，我也只能依靠每天必看的报纸。当时飞黄腾达的中委固多，而像我那样无事可做的中委亦不少……我立刻发现一个人如无特殊的奥援，一切政治上的大门都是对他关闭的。站在政治的边缘，而摸不着政治的头脑，甚至找不着一个和他志趣适合的工作；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精神的虐待……（抗战爆发后）我万想不到我一到重庆，又恢复了‘闲散’中委的地位。我住在青年会的宿舍，除每星期一参加中央纪念周外，成天和几个失业的知识分子游荡街头，或在小饭馆里谈天说地。有些青年以为我乃有权威的中委，对我大发牢骚，说他们‘救国有心，请缨无路’，希望我能帮助他们做一点对抗战有益的工作。我如哑子吃黄连，只好一边安慰他们，一边暗自叫一声‘惭愧’……[21]

依照国民党党章，中央委员理应是国民党的最高权力精英。然而赖琏所描述的，完全不是一个最高权力精英的形象。这使我们感到在理解国民党党治权力结构的时候，应持谨慎态度。由于国民党中央党政军人事高度相叠，使人们难以辨明其权势凭藉主要来自何方。一旦将党政军角色剥离开来，便发现在法理上高于一切的党权，实际上若无其他军政实职相依托，便难免落空。象赖琏那样，虽然位极中委，却因无其他军政实职，结果沦为一个处于政治边缘，摸不着政治头脑的无权无势甚至无业的高等游民。

在国民党五大以前，中央委员可自由出席或列席中政会和中常会。五大以后，由于中委人数大增，中政会和中常会的决议容易泄密，乃改变所有中委为中政会当然委员的做法，改为从中委中选举19－25人为中政会委员；并规定出席中常会者，只限于常务委员及政府各部负责人员，一般中央委员不许列席[22]。这一改变乃断绝了一批“小中委”与闻中央政情的机会。如王子壮在日记（1940年11月25日）中写道：

   自常会或国防会决定改于星期一上午举行后，所谓中央委员谈话会已停止数月。一般不能与闻机要之中委，对此渴望甚殷，以位居中枢，而国家要政，竟为丝毫不知，除新闻外，人如询及中央政情，亦为瞠目，似非所以待中央同人之道。汪（精卫）在时，之所以于纪念周后举行中委谈话会，意在报告消息，宣达意见，因若干小中委既不使其出席中央各种会议，并重要消息亦勒而不与，所以若干人并纪念周亦不感兴味，以专听演讲，无所裨益也。[23]

      1943年9月王子壮日记又记曰：“党务组之中央委员因不能参加中央任何会议，极多怨言。”[24]“所谓‘民主’，党内且不能实行，中央委员之在重庆者，尚要求参与常会及国防会而不可得。再进一步，所谓重大议案，并不决之于各种中枢会议，均由蒋先生左右之干部上签呈决定，如吴铁城、陈果夫、朱家骅、张群等，均系指定可上签呈者，经批定后报告会议而已。于是可知，对外虽表示日趋民主，对内则日益集权于一人。”[25]

     王子壮所记，与赖琏的忆述正相印证。蒋介石的个人权威日益集中，而中央委员会的法理权威则被严重侵蚀。一般中央委员不仅不能参与决策，甚至连对中央政情的“知情权”亦被剥夺。王称：“如经常主持党政之中常会及国防最高委员会，蒋先生多不出席，重要议案以及用人均已事前经总裁核定，两会不过完成法定之形式，实际上亦未有不照案通过者也。其次，若干中央委员不特不能参与机要，且亦无适当之工作机会，在抗战期间，实为人力之浪费。”[26]

若干中央委员被投置闲散，显然不仅仅是人力的浪费，更重要的是它象征着党的法理权威日趋低落。1944年5月21日国民党五届十二中全会上，中委王昆仑提出质询：常务委员会在大会闭会期间本为权力机关，何以经常不负责任？王子壮在日记中叹曰：王昆仑“此一问题颇扼要，然常会诸公无以答，因非彼等不欲负责，重要各事均先经总裁批准，提出常会，因总裁向不出席，只有照案通过，常务委员并无表示意见之机会……负责讨论大计之中枢机构形同虚矣。”[27]中委和中常委的决策权力被党魁的强势威权剥夺殆尽。

与“闲散中委”赖琏相比，刘峙（1892－1971）无论如何也算得上是一位军政实权人物，北伐时期即追随蒋介石，战前曾任河南省主席，抗战时期身居战区司令长官等要职。他自国民党三大起即当选为中央委员，自称是“黄埔革命军将领中除蒋、何（应钦）二公外，余为当选中委之第一人”，以后蝉联至第6届，前后做了27年中委，堪称是国民党内一位颇具声威的人物。然而他在晚年回忆时亦自嘲是一个不能参与党国机要的“哑巴中委”。他说：“党中自有蒋公做领袖，固执独裁以来，一切由其专断，发号施令，全体党员惟有供其驱使，中央委员亦不过备位而已。以一才学平庸（蒋公并无大学问，他所有著作都是他人代笔，演讲学理亦不过强词夺理而已），仅有大野心之怪杰，而欲以宰制5万万人口之国家，其不覆餗者绝无是理。余滥竽中委廿七年，参加不少次中委全体会议，不敢说一句话，假使我们（其直接将领）要说话，必为其不满，甚至加以无情之斥责。在此情形之下，谁敢不驯服的做一个哑巴委员呢？！”[28]刘峙将国民党中央全会称作“总裁训话会”，与会中委无论老少，都不敢或不愿发言，会而不议，惟有聆听总裁语音不清的训话。

30年代开始，中委逐渐沦为一个名誉性的职衔。一些没有实职的闲散中委几乎尝不到拥有权力的滋味，而一些身兼军政要职的中委，亦难以通过中全会、中常会等途径参与机要。国民党六大召开前夕，王子壮深有感慨地说：“本党今日之中央委员，其位虽隆而实际上名誉崇高而已，绝无任何权能，在政治上实为一赘物。”[29]

二 作者: 李旧苗    时间: 2007-2-7 23:46

三

1945年5月，国民党六全大会在重庆举行。六大召开前夕，国民党中常会决定大会四大议题：一是国民大会之召集；二是宪法草案之研讨；三是党章之修订；四是政治纲领之制订[42]。然而党内各派对大会的关注焦点完全不在政策的研讨，而在权力如何再分配。六全大会最终成为各派进行激烈政治角逐的战场，成为国民党派系斗争的一次大汇演。

CC系势力长期以来对党务的独统天下，首先引来党内其他派系的嫉恨和挑战。1944年5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十二中全会上，中央组织部长朱家骅与三青团书记长张治中、新桂系的白崇禧、政学系的张群，以及吴铁城、熊式辉、王世杰等人就曾在全会选举中常委时，相约不选陈立夫。[43]会上CC系与朱家骅派已有一番较量，但在此次中全会上，蒋介石让陈果夫取代朱家骅任中央组织部长，旋即又由陈立夫接任。朱家骅则接替陈立夫任教育部长。据王子壮观察，二陈重长中央组织部后，各派颇为警觉，黄埔系、政学系与朱家骅派有可能因旧仇新恨而结成反陈联合战线。[44]朱家骅自1939年11月起担任中央组织部长，总计在任4年半。在任期间，朱自树一帜，势必侵蚀CC 系的领地。陈立夫重掌中央组织部后，将朱家骅原有亲信僚属一一汰除出局。由此朱派与陈派之壁垒日深[45]。

全代会的一项主要职能是选举产生新一届中央委员会。这是党内各派角逐的焦点。CC系在10年前的上届中委选举中已占尽先机，此次大会又由其重掌党务组织大权，自然威胁到其它各派的利益争夺。当时重庆盛传一首打油诗，颇能反映党内各派对CC系的警觉：“代表大会即日开，CC卷土又重来；大小委员自由派，他坐轿子你来抬。”[46]据王子壮观察，二陈在抗战初期一度有所失宠，当时陈诚最红，最得蒋的信任，而此番蒋介石让二陈重掌党务，乃蒋“以为国际国内对现状不满之时，用自己最嫡系最亲信之人较有把握”。二陈势力于是再度达至鼎盛：“党教二者尽归支配，且银行方面尚有二分之一以上之力量，其余如合作事业均为所掌握”。[47]王子壮对二陈的观感不佳，认为“二位陈先生以往十余年之政绩如何，固人所共知，其理论不足以号召党人，其态度则不免于偏狭，其最优之点不过忠实努力，能为蒋先生造成党内之一系干部而已。由今日环境以观，蒋先生既为全国之公认领袖，宜在理论的统率，统一的教导，此正二陈之最不擅长者。”[48]王子壮所言，大约代表了当时国民党内相当一部分人的看法。其时各方对蒋介石让陈立夫重长组织部几乎普遍表示不满，连元老派亦不例外，咸以陈氏兄弟主党，只会加剧党内的分裂趋向。丁惟芬在愤懑之余，数月不出席中央常会，以示抗议[49]。

全代会开幕前夕，前来参加全代会的各派代表即纷纷活动，均意欲夺得新一届中委的席位。当时军统方面有情报分析：“这次六全大会，本党人才汇集，而意见却是异常纷歧，虽然有人奔走要求团结统一，而你争我夺终于派别林立，各不相下，代表之中有十分之八九想竞选中委，而未弄得代表资格者亦有百余人抱中委之希望。活动！活动！花天酒地之不够，‘基本票’之黑市已到200万之多。”有的代表公开声称，若有人推其为中委候选人，即以负其将来任何责任为酬。为了拉选票，个别代表甚至动用大卡车、小轿车数辆，法币上千万招待和收买代表。[50]

在这场竞争中，除CC系实力最强外，其余各派较具实力者，一为三青团派，二为黄埔系，三为朱家骅系，四为孙科为首的太子派，此外还有新桂系及其它私人集团。所谓三青团派，实际上是战前力行社（复兴社）势力的延续。力行社于1938年奉蒋介石之命解散后，旋即获得新成立的三青团的主导权。三青团成立后，即与CC系主控的党方在地方资源的争夺上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和较量。对三青团而言，六全大会是其成立后国民党首次召开的一次全代会，在战时政治资源紧缩的情况下，中委的席位自是其势在必争之目标。但在当时的情势下，三青团派自知无法与根基深厚的CC系相颉颃，唯有广纳盟友联合对CC系进行围堵方有成功的希望。其它各派基于同样的考量，亦乐于结盟，于是以CC系为一方，以三青团、黄埔系、朱家骅系、新桂系等组成的联合战线为另一方，分化为两大阵营。双方颇有均势之象[51]。尽管CC系以外的其它各派之间亦互为竞争对手，但各派惟恐CC系操揽新一届中委选举大权，故而激起同仇敌忾之心。为了一致对付CC系，他们暂时结成了同盟，其态势与20年代末30年代初反蒋各派联合制蒋的格局十分相似。有所不同的是斗争方式是文斗而非武斗，而斗争之激烈，虽无硝烟却充满浓烈的火药味。

事实上，黄埔系与力行社／三青团本有历史传承和渊源关系。力行社最初的干部来自黄埔系学生系统，其后三青团成为力行社重心所寄，而黄埔系教官系统的陈诚与张治中又相继担任三青团中央干事会书记长一职。大会召开前夕，以陈诚、张治中、朱家骅、吴铁城、白崇禧、康泽、王世杰、熊式辉等人为首的各派反CC系垄断的联合阵营即已初步形成。他们秘密成立了一个竞选联合办事处，下分三个委员会：第一委员会负责联络军队党员代表，召集人为贺衷寒；第二委员会负责联络国内党员代表，召集人为康泽；第三委员会负责联络海外党员代表，召集人为郑介民。此外由各派分别指定一人为派系之间的联络员[52]。联合办事处成立伊始，即频频集会商讨对CC系的反制之策。如此阵容庞大，组织有序，目标简化的派系联合战线在国民党派系斗争史上尚不多见。

除联合阵营外，其它一些势单力薄的小派系亦对CC系心怀不满，如元老派力主上届中委对新一届中委没有提名权，其意亦在抑制CC系。云南地方实力派在大会前曾与CC系私下达成协议：CC系要求云南派将原朱家骅系的省党部书记长撤换，代之以CC系的人接替，作为交换条件，CC系许诺云南派可在六全大会上获得6名中委名额。但当云南方面撤换省党部书记长后，CC系改口只答应给云南方面2－3名中委，而且最终能否选出，尚难预卜。云南方面始知为CC系所骗，遂对CC系极表不满[53]。

出席六全大会的代表总额为671人，内中正式代表535人，上届中委136人[54]。会前为出席代表的名额分配，党内各派已展开过一场争夺战。CC系在这场争夺战中初战告捷。CC系本以为凭其多年来蓄积起来的地方组织基础，在新一届中委选举中可以完全把持，稳操胜券，未料激起其它各派的联合围堵，顿时乱了阵脚。加之CC系骨干分子各自均有觊觎中委的野心，内部成员之间亦相互纷争。据称当时CC系内部的小集团主要有二：一是高级班同学会，一是政大同学会，此外还有西北、华北、东南、川康等地域性的小组合。二陈兄弟一时也不易控制和平衡CC系内部各小组织之间的利益冲突[55]。

据会前来自军统方面的情报分析，三青团、黄埔系、朱家骅派和新桂系等组成的联合战线所能控扼的代表人数，与CC 系所能控扼的代表人数大致持平，阵营双方呈势均力敌之态。这使CC系的操纵垄断计划面临严峻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CC系不得不采取一些应变措施。攘外必先安内，二陈首先整合CC系内部，召集地方党部代表举行集会，要求各代表一致服从中央组织部的指令，不准私人竞选中委，否则将受严厉制裁，并强制各代表书面宣誓愿听从组织部支配。与此同时，CC系对外调整策略，与反制各派联合阵营虚与委蛇。大会开幕前夕，二陈派代表张道藩、张厉生、郑亦同和余井塘等4人，与联合阵营所派之代表康泽、刘健群、贺衷寒、潘公弼等8人举行秘密谈判。双方就中委选举办法、中委名额以及主席团名额分配等问题达成书面妥协，并由双方签字。

迄至大会开幕当日（5月5日）晨，CC系方面代表忽向联合阵营代表发出一信，否认会前所达成之协议，并拒绝今后继续商谈。联合阵营方面得悉后，大为震怒，认为CC系方面有意欺诈，乃紧急召集联合各派代表200多人会商对策。会场群情激愤，与会者多主张对CC系以猛烈还击，有的甚至提议缴出党证，不再做党员，其汹汹群情，大有欲对CC系宣战之势。最后各派代表商定，由朱家骅、陈诚和张治中三巨头相机向蒋介石申诉，同时加强竞选活动，另再成立一个发言委员会，由贺衷寒和刘健群等人负责，统一联合阵营在全代会会场的发言口径，以便集中火力抨击和揭露CC系的阴谋。因两方对立之锐，反CC系阵营并制定打击CC系中坚分子之策：拟定20位CC系骨干名单，声言绝对不予投票[56]。

CC系得悉联合阵营方面集会消息后，先发制人，抢先向蒋介石告发联合阵营秘密集会情形。开幕日当晚，蒋召见联合阵营方面的陈诚、张治中和CC系方面的陈果夫、陈立夫和张道藩等人。蒋首先质问陈诚和张治中何以召集会议反对中央组织部长陈立夫。陈诚答以集会不过互相交换意见，同时也将全代会开幕前与CC系方面协商之经过以及CC系方面反悔失信的情形报告蒋，并告发CC系所定大会主席团名单中有贪污和曾任伪职者。蒋当即质问陈立夫何以如此糊涂，并大骂陈之所为有失党的威信。最后蒋训示双方要团结互助，切不可自相斗争[57]。事后，CC系方面故意造谣谓陈诚、张治中等遭蒋责骂。同时向联合阵营方面表示愿意继续谈判。但联合阵营方面已无意再与之谈判，而是指定由贺衷寒、刘健群负责指挥30多人，准备在大会论辩交锋时，予CC系以痛击。

另一方面，三青团与国民党的关系，亦成了此次大会上双方争持的焦点。早自1938年国民党临时全代会决定成立三青团之日起，党团关系即处于一种含混不清的状态。以CC系为代表的党方欲将三青团统辖于国民党之下，而以力行社为代表的团方则力争三青团与国民党脱离干系，并与国民党平起平坐。在此次全代会上，CC系又提出三青团应受国民党层层节制，而蒋介石则属意将三青团纳入政府系统。蒋既有此意，CC系自不便公开反对。1938年临时全代会通过之国民党总章中，曾载有“本党训练青年设青年团”之条文，此次大会决定将此条予以删除。大会在总章审查报告中最初规定“三民主义青年团在宪政时期应隶属国家”，但当审查报告印发给代表时，此条已改为“隶属于国家教育系统”。三青团方面怀疑又是CC系玩的把戏，因CC系既无法将三青团纳入党方统属之下，则希望将三青团改为国家教育系统下属的一个组织，以便在党内另成立一个青年组织。但CC系的企图最终因三青团的反对而未能如愿[58]。

六大召开前夕，在分配大会代表名额时，蒋介石手谕应加三青团代表60人，而CC系方面则认为，三青团60万团员中，有50万非党员，让此等代表参加党的会议，似不伦也。但因是总裁手谕，CC系不敢公开抵制[59]。

大会开幕虽已多日，而各派最为关注的新一届中委选举办法迄未定夺。CC系方面主张新中委候选人提名，由出席代表每3人中推举1人，并按地区和部门分类，各不相犯。按CC系的如意算盘，其本身势力在地方各部门党部中分布甚广，分区分类推举候选人自然对CC系有利。而联合阵营方面极力反对分区分类，提议由出席代表自行报名竞选[60]。

面对联合阵营的挑战，CC系表面故作稳操胜券和沉着乐观状，声称“一切均早安排定了，何必再言”，实际上依其所能控制的代表名额未见稳占上风，故而倍感压力沉重。其间蒋曾召集陈果夫、陈诚、吴铁城、张治中等人会商中委选举办法，初步决定新一届中委名额为250人。编列候选人名单时，共列出274人，而CC系上届中委尚有20人未能列入。陈果夫向蒋要求追加，获蒋批可。政学系闻讯亦要求增列，陈果夫得悉又追加一批，遂使新中委候选人名额大为膨胀。

CC系在联合阵营的步步紧逼下，感到依凭实力未见得稳操胜券，同时敏锐地体察到新一届中委的选任大权最终掌控在蒋介石之手，于是投蒋所好，联合上届中委及部分代表约300人上书蒋，表示愿将新一届中委选举权奉献于蒋。联合阵营方面闻讯，接踵向蒋上书表示异议，指称选举权不能私相授受[61]。

联合阵营与CC系的较量随着新中委选举日的临近而更趋激烈。大会预定5月19日为新中委选举日。投票前夜，双方进行了最后一轮秘密谈判。但因双方各持己见，互不相让，终至谈判破裂，不欢而散。翌日上午，大会正式进入选举议程。蒋以总裁身份亲临主持。当蒋向大会代表宣布新一届中委名额和选举办法时，全场哗然。因蒋将中委名额增至460人（含候补），人数达到国民党有史以来历届中委人数之最。而更令代表们惊愕的是其奇异的选举法：选举票计分两种，甲种票系从约800名候选人名单中圈选出460 人；乙种票则从蒋介石推荐的480人中叉去20人，以余下的460人当选。两种选票由与会代表自择一种。蒋申言因有300名代表愿将选举权交其支配，故强调新办法不容反对。这虽与CC系从中运作有关，但主要展现了蒋的独裁风格。甲种票圈选不仅耗时，而且稍有不慎，圈选溢额即成废票。名额暴增后，联合阵营原定布局亦被打乱。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代表只好采用乙种票付投。而乙种票完全为蒋个人意志的体现。各位代表跃试已久的选举之权最终遭到蒋介石的阉割。为了宣泄对蒋的不满，“总裁独裁，中正不正”的顺口溜在会场内外哄传一时[62]。

5月21日，新中委名单正式公布。CC系恃其组织实力和蒋介石的偏袒，再次赢得绝对优势，以117席占居中委总数的1／4以上，为其它各派望尘莫及。CC系之下，占居第2位者为黄埔系／力行社／三青团派，为33席。此外，政学系14席，朱家骅系10席，桂系10席。联合阵营方面所获席位显然与其主观期望相距甚远。六届中委的构成充分展示了40年代国民党各派系的实力和组织生态（见附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