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台湾自治到回归中华祖国——台籍精英对台湾解放道路的探索

褚静涛

为了摆脱日本残暴的殖民统治，台籍精英不断努力。他们曾寻求有限度的台湾自治，未能如愿。台籍青年辗转来到大陆，呼吁祖国同胞的关注。抗日战争爆发，他们要求回归中华祖国。台湾光复与台籍精英的长期奋斗不可分开。由于资料等方面的原因，学术界对台籍精英从鼓吹台湾自治到回归中华祖国几视而不见。本文拟考察台籍精英对台湾解放道路的探索，证实回归中华祖国才是台胞摆脱殖民统治的正确抉择。

一、台籍精英寻求台湾自治

日本强迫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割让台湾给日本。台籍士绅丘逢甲等人策动成立“台湾民主国”，谋求英法等列强的干涉，无济于事。面对强大的日本侵略者，岛内民众自发组织起来，保卫家园，前赴后继，慷慨悲歌。日军苦战半年，付出惨重的代价，才进占台南。但各地民众的反抗运动此伏彼起，至1915年的西来庵事件，台湾人民的武装抗日运动才基本上被日军残酷镇压下去。在数万同胞惨遭日军屠戮的事实面前，台籍精英痛感用暴力的方式在体制外难以推翻日本的殖民统治。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中国大陆的五四运动、朝鲜的三一运动以及日本国内民主运动的兴起，民族自决原则广泛传播。伴随着台湾的资本主义化，台湾民族资产阶级和新一代青年知识分子逐渐成长起来。他们或在台湾本土接受西式教育，或负笈东瀛。至1922年，台湾在日本的留学生达2400余名，大多学习政治、经济或法律，深受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民族解放运动的鼓舞。在台湾进步士绅林献堂等人的资助下，1918－1920年，林呈禄、蔡培火等人在东京先后成立启发会、应声会、新民会等组织，发行刊物，与岛内的知识青年汇合成一股新兴的力量，开始发动与领导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运动。

    1918年夏，林献堂在东京与留学生会面，认为“六三法”是禁锢台湾人民的枷锁，必须早日去掉，获得与会人士的一致赞同。留日学生成立“六三法撤废期成同盟”，推林献堂为会长，要求撤废“六三法”，使台湾人民得与日本本国国民同样接受日本宪法的治理。

“六三法”撤废运动是以同化主义为路向，取消特别立法制，将台湾纳入日本的法律系统，接受日本宪法的治理。台湾留日学生内部对此看法不一。明治大学的部分台湾留学生主张继续“六三法”撤废运动，林呈禄、蔡惠如等人则坚持自治主义。林献堂指出：“照理想当然要主张完全自治，但是政治改革需要实力，不能徒托理想，依我同胞目前之实力，只好要求设置台湾议会为共同目标而奋斗。”[1]依照日本宪法，人民有依法请愿的权利，日本议会亦得接受人民所呈之请愿书。1920年11月28日，新民会在东京召开大会，与会人士达成共识，放弃“六三法”撤废运动，改而要求设置台湾议会。

1921年1月，在东京的台湾留学生起草了请愿书，有178人参加签名，由林献堂领衔，向日本议会提出议会设置请愿书，要求“对于台湾之统治，……速予种族均等之待遇，俾得实践宪政之常道。是即设置由台湾民选之议员所组织之台湾议会，使台湾民众仰体一视同仁之至意，均沾立宪政治之恩泽，……设置台湾民选议会，付与对施行于台湾之特别立法及台湾预算之协赞权，俾能与帝国议会相辅相成，图谋台湾统治健全之发达。”[2]台湾总督田健治郎表示反对，认为要求设置台湾议会明显违背日本统治台湾的大方针，断不容许这种主张。贵族院决定不接受请愿。在众议院，请愿列入议程，以请愿违背“六三法”，无审议的余地。[3]虽然请愿失败，岛内的青年知识分子大都认为，请愿可以激发台胞的政治认同感。

随着以连温卿为首的左翼激进派在文化协会的影响渐居主导地位，林献堂等以温和抗争手段谋求有限地方自治的方针面临挑战。1927年1月，林献堂、蔡培火等人退出文化协会。7月，蒋渭水、蔡培火等人成立台湾民众党，“要求州市街庄自治机关之民选及付与决议权，选举法应采普通选举制。期实现集会、结社、出版之自由，要求在岛内即时准许台湾人发刊报纸杂志。”“确立民本政治。根据立宪政治之精神，反对总督专制政治，使司法、立法、行政三权完全分立，应予台湾人享有参政权。”[4]继续实施非暴力体制内抗争的手段。

1930年6月，民众党以蔡式谷、蒋渭水、陈其昌为代表，向台湾总督府送上10050人签署的地方自治改革建议书。8月，杨肇嘉等人成立“台湾地方自治联盟”，发布宣言：“我台湾之现行制度，意思机关既无决议权，实系可有可无之咨询机关，而其构成员之协议会员又纯属官选，自不能代表民意，徒有自治之名而无自治之实。……确立完全之地方自治制，实为殖民地台湾之基础工作，凡诸解放运动皆以此为出发点。……要求当局即时实行完全之地方自治制。”[5]包括“依普通选举赋与公民权。确立州市街庄之自主权，改官任咨问机关为民选议决机关。”

虽然林献堂等人力求在体制内，在日本殖民者默许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谋求台胞的合法权益。这仍然是日本殖民者不能容忍的。岛内的日本侨民及御用士绅指责台湾自治运动系民族自决主义为本，是“台湾独立的阶梯”。日本部分议会议员也评估该运动有导致独立之虞，或指为独立运动，而否决该项请愿。

二、台籍青年呼吁大陆同胞关注台湾

台湾总督府规定，台湾人回大陆要有渡华旅券。请求旅券手续必经日警调查报告，颇为麻烦。1922年以后，台湾失学青年日多，求学之心日切。他们有经由日本而回大陆者，因在日本本土渡华无须旅券，有得船员帮忙而偷渡者，逐年增加，求学于内地各级学校。

在广东、北京、武昌、上海、南京等地，他们自动组织团体，有北京台湾青年会、韩台革命同志会、上海台湾青年会、厦门台湾同志会、闽南台湾学生联合会、中台同志社等。台籍青年倾向用暴力的方式推翻日本在台湾的殖民统治，呼吁大陆同胞，关注台湾问题，倡导民族自决。

1922年，来北京的台籍青年约30人。他们组织北京台湾青年会，会员有板桥林炳坤、清水蔡惠如、台北黄兆耀、台中林锦堂等。其与台湾文化协会取得联络，支持启蒙运动，赞同请设台湾议会。总督府检举台湾议会期成同盟时，北京台湾青年会召开华北台湾人大会，予以声讨。

具有强烈民族主义的蔡惠如渴望台湾复归祖国，奔走于台湾、东京及大陆，纠合同志，组织团体。1923年，他招集在上海的台籍学生十余人，组成上海台湾青年会，筹谋台湾革命，推倒日本帝国主义。1924年，上海台湾青年会召开台湾人大会，反对总督府检举台湾议会期成同盟会员，抨击总督府暴政。

1924年，上海台湾青年会中多数干部与其他在上海的台湾人，另组台湾自治协会。5月31日，发表宣言呼吁：“愿我台湾人坚持根本的民族自觉；愿我亲爱之中国同胞，帮助我等之自治运动。”[6]6月25日，发表《告中国青年书》：“我等台湾人原属亡国奴隶，并无发言机会；然从旁观之，中国青年子弟，尚昏昏沉睡于彼等恶行之前，而不自觉。我等不禁为握一把冷汗。诸君快醒！快醒！诸君须从有名无实之经济绝交梦中清醒！快以实力，开始爱国运动。同时来帮忙我等亡国台湾同胞之自主独立运动。诸君如再不醒，将不免陷于与我等同为亡国奴隶之命运。”[7]8月21日，上海排日诸团体召开市民外交大会。台湾自治协会派代表数名参加，主张“对日经济绝交，须永久继续；非诱导日本经济力量，至于全灭；全中国难免陷于台湾同样之命运。”

1924年，台湾青年会与台湾自治协会开茶话会，颁发宣言传单，强调在大陆的台湾人应及早团结，祖国人士应该关心台湾问题，使台胞在祖国援助之下，发展革命事业，实施台湾独立。

台籍青年郭丙辛等内渡厦门，招募大陆与台籍学生，共同组织厦门中国台湾同志会。1925年4月18日，厦门中国台湾同志会发表宣言：“中国的同胞们！我们台湾人也是汉民族。我们的祖先，是福建、漳州、泉州、广东、潮州的出身者。为脱离满清虐政，图谋发展汉民族，而移住台湾。光绪二十一年，清日战役之结果：清朝把台湾割让予日本，使东洋第一宝库，竟归于倭人之手。……日本自领有台湾以来，限制台湾人回祖国；连亲戚间也不得往来，妨害同胞间的相爱互助。更有侵略福建的恶劣手段；即利用台湾人中的败类，于厦门开娼寮、设赌场、卖阿片、紊乱社会，无恶不作。……厦门的中国同胞啊！我们该牢记国耻，永勿忘国耻日。要团结、要奋发、回收国土、撤废不平等条约；脱离外国羁绊，建设独立自主的民治国。”[8]

4月24日，厦门中国台湾同志会呼吁大陆同胞：“中国同胞啊！要振作须从台湾做起。台湾是清朝割予日本为殖民地的。台湾人要洗恨说耻，正在争取独立，要先建设自治机会。中国同胞有爱国思想者，当然也要负起援助台湾的义务。”[9]

1923年，台籍青年吴丽水内渡上海，读书不忘救国，常思联络大陆同胞，然后回台湾从事革命。1925年，他邂逅台籍青年李振芳，在南京接近大陆学生，交换意见，讨论台湾问题，认为解放台胞，除起革命、谋独立而外，别无良策，着手组织革命团体。1926年6月1日，中台同志会发表《成立宣言》：“在历史上看台湾之灭亡，此灭亡即中国民众，开始受控制于帝国主义之日。中国完全屈服于日本之日，亦即台湾民众被剥削于日本帝国主义之时。故中台两地民众，实有共生共死之关系，而日本帝国主义者，又同时为两地民众之公敌，故两民众，自然有同样之要求，更进一步，两地民众应相联合，立于同一战线上；向共同之敌，作一大进攻。……故本会工作之第一步，即在唤醒两地民众实际要求事项意识。使对本会抱有将来之希望。首先使中台两地民众，完全脱离日本帝国主义之羁绊；然后希望使中台两地民众，再发生密接之政治关系。对台湾本地民族，以一律平等之原则，树立相互间友好关系。”[10]

在大革命的中心广州，台籍青年耳濡目染，深感非从事革命运动，将无法达到台湾解放。1926年，他们成立广东台湾学生联合会。来自台北的岭南大学学生张月澄，于学生联合会成立前的6月15日，在广东《民国日报》发表《一个台湾人告诉中国同胞书》一文，连载三天，宣传台湾痛史，提倡革命。6月28日，有以“杨成志”名义，发刊《勿忘台湾》小册子，秘密传播岛内。

广东台湾学生联合会得到中山大学校长戴季陶的支持，更名为广东台湾革命青年团，属秘密结社，利用报纸、宣传文书等，联络台籍青年，从事革命工作。

      1927年3月12日，在孙中山先生逝世二周年的日子，广东台湾青年革命团发表《敬告中国同胞书》：“东方弱小民族之一的台湾，虽然也与中国同祖同宗，但是其所受的痛苦与被日本帝国主义者压迫蹂躏的惨状，却超乎祖国数倍。祖国现在已进入革命发展的时期，我台胞应认清时潮，急起直追，来参加祖国的革命，我们每想念及台湾，便会联想到我们的总理，他虽然已经逝世了，但是他的伟大精神仍继续在指导东方弱小民族的革命运动。我们知道孙先生逝世的日子，就是我们失去了伟大领导者的日子，同时也是叫我们应肩起一切革命责任的日子。……我们的口号：中国民众团结起来援助台湾革命！毋忘台湾！台湾的民族是中国的民族！台湾的土地是中国的土地！”[11]

     6月17日，即日本侵占台湾32年，台湾革命青年团为“六一七”台湾耻辱纪念日发表《致中国民众书》：“最亲爱的中国民众、革命的同志们：我们要告诉你们知道，今天‘六一七’的纪念，就是三十二年前一八九五年六月十七日，即今月今日，中国的土地，我们的台湾，被日本帝国主义者，以武力威吓，施行炮舰政策，进攻夺取台湾，而公然正式施行帝国主义政策第一方式政治侵略，开始恶政于我台湾四百万民族身上的最大耻辱的纪念日子。……最近我们要向中国国民党表示十分的敬意，并且希望中国全国的民众，尤其是国民政府更加注意，中国的土地，台湾的问题，更加爱护台湾的民众，援助台湾的革命。”[12]

1928年5月12日，台湾留沪同志会、台湾反日同盟会、台湾革命青年团共同发表《台湾同志会为济案宣言》：“中国革命的成功与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有密切的关系；所以中国革命不成功，同时处在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下的台湾民众的解放也绝对没有希望。所以本会全体同志愿誓死领导台湾民众彻底拥护中国的革命。……本会全体同志同情祖国的反日运动与国难。我们渴望参加中国革命，并愿领导台湾的民众，猛烈进攻日本帝国主义。”[13]

1928年4月，在上海法租界，谢雪红、林木顺、翁泽生、林日高、潘钦信、陈来旺、张茂良集会，成立台湾共产党，提出“推翻总督专制政治、推翻日本帝国主义。台湾民众独立万岁。建设台湾共和国”的口号。[14]

久住广州的台籍青年刘邦汉结识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丘念台，过从甚密。1927年，台籍青年林云连等内渡厦门，转至广州，无意中相遇刘邦汉。他们结为同志，时常讨论有关台湾革命问题，于1932年3月成立台湾民主党。1933年10月19日，在广州的台籍志士林云连、余长啸、黄文光、刘武刚等人宣誓：“为我大汉民族争光荣；为我台湾同胞争自由。基于民族自主精神，创立台湾民主党。团结台湾四百万汉民族，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推翻日政府，建设台湾民主独立国。”[15]他们编印抗日刊物，活动于华南一带。

台籍青年承先人遗志，辗转来到内地，呼吁大陆同胞关心台湾，历尽艰危，不断苦斗，就是要挣脱日本帝国主义的羁绊。20世纪初的中国多灾多难，根本无暇顾及台湾。除在广州的革命党人及中国共产党尚能对台湾问题表示关注外，台籍青年的呼吁实难激起强烈反响，倍遭冷遇，历经挫折。

台湾总督府不能容忍台籍精英的反抗运动，屡兴大狱，引发台湾独立事件、黑色青年联盟事件、北京新台湾安社事件等案，文化协会、农民组合遭检肃，1931年台共被破坏，民众党被扣上“绝对反对总督政治和民族自决主义”的罪名遭到禁止。对台籍青年在大陆的抗日活动，台湾总督府秘密侦察，严厉打击，许多人被捕。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很快便放弃了“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以“修改不平等条约”作为其外交方面的纲领，试图通过与列强的和平谈判，达到废除旧约、另订新约的目的。受限于《马关条约》，国民政府不便提及收复台湾。台籍青年组织的抗日团体曾寻求国民政府的支持，蒋介石害怕刺激日本侵略者，严禁各级党政机关与台胞的抗日组织接触，大陆一度高涨的反对日本在台湾殖民统治的斗争渐趋沉寂。台籍青年痛感只有祖国强大，才能拯救台胞，遂投身祖国的国民革命运动。

三、台籍志士参加祖国抗战

日本帝国主义有恃无恐，不断扩大对中国的侵略，运用领事裁判权与对岸政策，遣送一些台籍流氓到大陆贩毒，从事不法活动，破坏台胞与祖国的传统关系。内地部分民众对台湾人由“疏而远之”一变而为“恨而恶之”，一些台胞陷入“既不容于敌人又不容于祖国”的苦闷中，特别是在抗战前回内地的台胞体验最深。这种苦闷一度变为恐怖，在“宁错杀百人，不轻放一人”的口号下，一些台胞被内地军民疑为“日谍”，生命随时受到威胁。

祖国抗日军兴，岛内外台胞，欢欣鼓舞，认为祖国抗战必胜，建国必成。李友邦成立台湾义勇队，参加抗战，还组织台湾少年团。

1938年9月18日，台籍志士谢南光等人发起成立“台湾民族革命总同盟”，加强内地台湾人的联合。其共同纲领是：“（一）本同盟的共同目的，在推翻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建立各民族平等的民主革命政权。（二）本同盟认为台湾革命乃中国革命之一环，中国抗战成功之日，即台湾各民族争得自由解放之时，故必须发动台湾各民族参加中国抗战。（三）本同盟认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实人类文化之进步与世界和平之基础，故世界上凡与我们抱同样主义者，均愿与之切实合作。（四）本同盟对中国各党各派凡坚决抗战者，均认为师友，以求其教益与援助。”[16]

祖国抗战与台湾解放之间的关系，并不是所有台胞都能明了的。参加祖国抗战为何？台湾解放的路途何在？仍然困扰着一些台胞。台籍精英主张台湾独立，最低限度实现台湾自治。其矛头指向日本殖民统治者，在当时有其进步意义，何况大陆实难伸出援手，也怪不得广大台胞寻此下策。自中国全面抗战爆发后，台胞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斗争已成为祖国抗战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胞求解放的出路不在于台湾独立或自治，而是重返祖国怀抱，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和自由。

为此，1939年12月，台籍志士柯台山在重庆分析了台湾解放的出路：“吾人苟有志为台湾革命事业而奋斗者，应绝对以拥护祖国抗战成功，与光复台湾解放台胞为两大原则，本此原则，努力以趋，方可达到吾人预期之愿望。盖拥护祖国抗战与收复台湾，在表面上观之，虽为两事，其实则为一事也。拥护祖国抗战，即为谋台胞解放之前奏，欲谋台胞解放，必须祖国抗战成功，事之关系，不啻脉络，明乎此，即吾人目前须确具始终不离祖国与绝对为台胞争取自由之信心，和衷共济，共体艰危，群策群力，同赴国难，如是之后，不仅祖国抗战可成，而台胞之解放亦可计日而待矣。……如祖国彻底完成抗战任务，则必依照领土完整国策，收复所有失地，而台湾亦未能例外也，况台岛为来日祖国太平洋之屏障，位于国防之重要，不仅雄峙东亚，且能抗制南北海洋之威胁，故收复台湾一事，不仅祖国既定一贯之政策，而亦台胞早具之愿望也，此其一。”

他坚决反对不切实际的台湾独立或台湾自治：“若未能取消日人在台湾之一切统治权，或台人未能以武力自决之前，切勿接受独立或自治，否则其弊害有二：一、台湾自主，无异自谋放弃祖国之保护；二、台湾自主后，一切政治设施必受日人包办，换汤不换药，更永远无翻身之余地。故在祖国势力尚未达到台湾之前，台湾实难以获得实际之自主，即处于现况之下，且无有自主之可能与必要，此其二。……吾台湾素不值国际上之注意，且无外交可言，今后吾人欲达革命之目的，势必须依国际情形之转移及中日战争之结果，以作吾革命进展之途径。至于依望国际形势为转移者，因吾外交之缺乏及当前处境之困难与客观条件之不许，其不可能性，已不待言。故惟有依仗祖国之外交地位，一则全台同胞齐起推翻日人统治向外宣言为复祖国；一则始终与祖国协同一体，共谋民族之自决，依此履行，方能获得完满之解放也。……惟有努力光复运动一途，又何以提倡光复运动？有无把握？吾人答之，十分把握，且述之于左：（一）历史：台湾及澎湖列岛，在历史上为中国最早发见之地，原为中国领土而被割让者，待中国兴盛，即随时可收复，应无异词。（二）地理：台湾为太平洋重要海军根据地，倘无与祖国切实合作，难免列强之欺凌，祖国为日后巩固国防计，实有收复台湾之必要。（三）人种：台湾六百万人口，悉数为中国闽粤所迁居者，中台既为同胞，讵可不合作以重祖宗，尚望今后更有互相迁居者。（四）文化：台湾故有文物，均系中国所传，今受异族摧残，应竭力光复，方为合理，今后更须有大量输资于祖国者。 

以上所提，均系领土主权民族文化堂堂历史之精华，勿庸他人干预者。严格言之，台湾即中国也，何容有彼此之别，故以光复运动，方为适当之办法，凡有识之同胞，当能体此旨也。吾人既抱定‘光复’之宗旨，今后无论国际间，中日间之情势如何演进，空间与时间如何延续，对于此一贯宗旨，均为有利者，只须与祖国切实合作，一待事机成熟，勿庸吾人去解决事实，而事实自能答覆吾人之要求（解放）也。……吾人依仗祖国有力外交，对外宣布废除日人统治，撤消马关条约之效力，对内宣布与祖国合同一体，待祖国在国际上获得最后之胜利时，台胞自能获得解放，此可断言也。……台湾之收复，台胞之解放，其历史任务，均赖祖国国民党早日奠定此旨，速谋于成，祖国政府能允兹实施，有志台胞更当效命以赴，事之必成，自无疑义，如能做到，党国幸甚，台湾革命幸甚。”[17]

该文条理清晰，论证紧密，有很强的说服力，对扭转一些台胞的台湾独立或台湾自治思想起到了积极作用。

1940年3月29日，“台湾独立革命党”、“台湾民族革命总同盟”结成“台湾革命团体联合会”，发表《成立宣言》，论证了台湾解放与祖国抗战之间的关系：“台湾为日本帝国主义之南进根据地，就目前而论，台湾安定，倭寇则无后顾之忧，自可放胆进攻我闽粤各地，进而窥伺南洋群岛。但如台湾革命普遍发展，则倭寇之侵略政策，势必遭受重大打击。故加紧推动台湾革命，对于祖国抗战，实有莫大之帮助。就将来而论：中国欲保持强盛于久远，必须完成海上国防之建设，而闽粤海岸即成为我海上国防之重点；闽之厦门，粤之琼崖，台湾之澎湖，适互为犄角，而扼我海上交通之咽喉。至澎湖早已沦于倭寇掌握中，倘不收回，即海上国防必成残缺不全之局；欲收回澎湖，即非使台湾脱离日本帝国主义羁绊不为功。再就台湾革命立场言之：台湾为一绝海孤岛，被倭寇宰割垂半世纪，欲求自由解放，固须依赖台湾同胞之精诚团结与艰苦奋斗，但日本革命势力之赞襄与祖国之积极援助，亦为不可缺少之要件。由此可知，中国欲速获得最后胜利，而保持国家之强盛于久远，必须援助台胞重获自由解放，台胞欲变奴为主，亦必须协助祖国抗战，其理明矣。……吾人决以三民主义及抗战建国纲领为今后运动之总则，在我民族领袖蒋委员长领导之下，集中一切台湾革命势力，推翻日本帝国主义在台湾之统治，争取台湾同胞之自由解放。同时加紧动员台胞，扩充台湾义勇队，协助祖国英勇将士，驱逐倭寇出中国，惟吾人深感责重力薄，切望台胞奋起合作，中外父老随时指导，以辅其成。”[18]

四、台湾革命同盟会发起复省运动

国民党中央对台港澳等地向以海外看待，台湾隶属东京总支部，港澳直属海外部。朱家骅深以为不妥，1927年在广州时曾提议，将港澳总支部划归广东省党部。1939年底，他由国民党中央秘书长调任组织部长后，发现国民党在台湾既无组织，亦无活动，东京总支部因战事而瓦解。鉴于台胞怀念祖国之心仍切，一些台籍志士在大陆投身抗战，随日军进入沦陷区的台胞也不少。台湾为日军南进基地，对抗战十分重要。所以，朱家骅约集当时在渝的台籍志士刘启光、林忠、谢东闵等，商谈如何发展台湾党务。[19]

国民党中央对台籍志士的抗日立场实表支持，却又不便过于张扬，以免引起日本侵略者的警惕。到底是支持台湾回归祖国，还是独立或自治？国民党中央未给予明确答复；对台湾回归后的行政地位，是中国一行省或一特别行政区，也不清楚；对如何发挥台胞抗日的积极性，未作筹划。许多台胞回到内地，因无中华民国国籍，谋职党政机关，不敢填写真实台湾籍贯，而是报上闽粤祖居地。

1940年6月4日，康泽致函朱家骅，转达台湾革命团体联合会对台湾革命的请示与拟答的意见：“顷台湾革命团体联合会，对于台湾革命问题，函询中央之具体政策，以为今后活动之纲领，曾提几种问题，央为商讨，并予见复，谨将该函所请各点，与拟答之意见（带‘’者是），并录于左，敬祈指示。一、中央对台湾之根本政策如何？（一）中央希望台湾完全复归祖国？抑由日本脱离后，保持独立形态，受祖国保护？‘当然复归祖国’。（二）台湾受日本统治已久，社会形态与祖国略有不同，倘实行复国，中央对台湾政制，拟采如何办法？‘可成一省或一行政区，依照地方自治原则组织各级政府’。二、中央对台湾革命运动之具体意见如何？（一）组织问题？‘可暂称为台湾国民党’。（二）统层问题？‘可暂保持独立性’。（三）目前之中心工作？‘在敌军中发展组织，提倡反战反正，暗杀日本高级军官等’。（四）可否帮助台湾革命同志建立武装？‘可’。三、中央对回国参加抗战之台胞的国籍问题，拟以如何处理？（一）可否不经法律手续，即可取得中华民国公民权？‘可’（二）可否请通令全国，保护台湾革命同志？‘可开列名单，送中央党部或青年团中央团部；惟须确实为革命同志’。”[20]

6月20日，朱家骅批复康泽答台湾革命团体联合会的意见，认为“甚善”，并作补充：“一之（一）‘当然复归祖国’，下加‘因台湾原系福建省旧府层’一语。二之（一）‘可暂称为台湾国民党’，下加‘必要时用其他名称亦可’一语。二之（二）‘可暂保持独立性’，下加‘但暗中须与本党保持极密切之关系，并受本党之指导’数语。二之（三）答案分为1、2两项：1项为原文，2项新增。1、‘在敌军中发展组织’云云。2、‘在台湾各地从事秘密活动，创立组织宣传三民主义，恢复我国固有道德，增进人民爱护祖国之心，扰乱地方秩序，相继发动革命与罢工怠工等事’。三之（二）最好确定由一机关办理，免生枝节，似以中央党部为宜。”[21]

朱家骅坚持支持台籍志士的复台活动，要求台湾革命团体联合会受国民党中央节制，确定台籍志士在内地开展工作的方向，鼓舞了台籍志士的抗日活动。这也标志着台籍志士的复台活动正式纳入国民党中央的组织工作。

在国民党中央的幕后组织下，1941年2月9日，“台湾独立革命党”、“台湾民族革命总同盟”、“台湾青年革命党”、“台湾国民革命党”、“台湾革命党”等组织代表齐聚重庆，李友邦、李万居、刘启光、张邦杰、李友钦等决定解散“台湾革命团体联合会”及所属各团体，成立“台湾革命同盟会”，发表《成立宣言》：“四十余年来，台民虽被幽禁于暗无天日之孤岛中，然此心则无时不眷念祖国，然对日寇之残酷压迫与凌辱，咸抱不共戴天之仇，誓与暴日偕亡，故前后武力抗战达数十次之多，为谋解放失地，为台湾革命而牺牲者不下五十万人，前仆后继，百折不挠，其壮烈之事迹诚可动天地泣鬼神！惟台湾孤悬海中，以往先烈孤军苦斗，既乏精锐武器，又缺外力奥援，致壮烈抗争，每次功败垂成。自祖国发动民族神圣抗战以来，吾台湾六百余万民众莫不感奋庆宁，有志之士，或奔归祖国，效命疆场，歼彼顽寇，以湔雪不世之仇，或潜伏活动与组织，冀一旦时机成熟，而与祖国军事相呼应，予敌寇以致命之打击。吾人咸认祖国与台湾在抗战建国上有不可分离之密切关系，祖国抗日胜利，固为台湾民众解放之唯一要素，而台湾革命运动，对祖国抗战亦不能谓无裨益，当此太平洋波涛汹涌，阴霾弥漫之际，台湾所处之地位尤为重要，深望台湾同胞一致乘时奋起，光复失土，同时恳切期待祖国父老兄弟及国际人士予以指导及赞助！”[22]

2月10日，“台湾革命同盟会”总会在重庆成立，设“主席团”，下分设总务、组织、宣传、行动四部，为顾全现实及防止敌人破坏，采用“双料组织”的原则，在漳州、金华两地设立南北方面执行部，指派张邦杰、李友邦二同志为主席，分别发展沦陷区及台湾岛内的组织，推进革命运动。

饱尝日寇奴役的台籍志士眼看着祖国同受日寇的蹂躏，深知非帮助祖国获得抗战胜利，则无从以言台湾的复土，非台湾人民团结一致，即无力以言帮助抗战。他们一面组织台湾义勇队，在祖国战场上配合作战，一面进行内部的团结，以加强抗战的力量。台籍志士深感，由法律上的收回台湾进而为事实上的收回台湾，必须等待中国反侵略战争的胜利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

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件爆发。次日，林森主席发布《国民政府对日宣战文》：“兹特正式对日宣战，昭告中外，所有一切条约协定合同，有涉及中日间之关系者，一律废止，特此布告。”[23]据此，中日过去所订的条约当然废弃，《马关条约》对台湾的束缚完全消失，中国对日本清算已追溯到甲午战争，台湾是中国的老沦陷区，台湾与东北四省及七七后沦陷区性质完全相同。台湾独立论已失其立论余地，过去曾有的“独立论”和“复归论”的论争渐趋沉寂。

    1942年3月，台湾革命同盟会召开临代会，新设常务委员会取代主席团，加强总会的领导力量，以民主集权制统一指挥下层机构，设立分会及直属区分会取代两执行部。会员有宋斐如、李友邦、谢南光、郭天乙、谢挣强、林啸鲲、李建华、林海涛、苏华、牛光祖、李祝三、柯台山、洪石柱、黄光军、张邦杰、庄泽民、王正西、王少华、张大江、吕伯镛、翁俊明、廖建策、马志德、李明法、李建南、郑崇明、林士贤。他们讨论复台大计，捐弃派别隔阂，克服个人偏见，确立台湾革命同盟会为台湾革命的最高领导机关。修订的《台湾革命同盟会会章》宣示：“本会在中国国民党领导之下，以集中一切台湾革命力量，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光复台湾与祖国协力建设三民主义新中国为宗旨。”[24]他们力求思想统一、行动统一及组织统一，放弃台湾独立主张，以收复台湾、实行三民主义为共同目标。

4月5日，台湾革命同盟会第二届大会发表《宣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在中国抗日战事上划了一个新阶段；同时在台湾革命史上亦划了一个新阶段；祖国向倭寇正式宣战，马关条约已告失效，台湾已与其他沦陷区相同，站在祖国省群中，站在祖国疆域上，吾台革命已不复孤立，吾台六百万同胞，已与祖国四万万五千万同胞混为一体，破镜重圆。祖国的命运，亦即台湾的命运。祖国存，则台湾亦存；祖国战胜，则台湾光复，否则沉沦。……因台湾原为中国失地，台湾同胞皆为汉族；祖国对于台湾，除导其来归之外，绝无他途可循。因此，吾台革命者用敢大声疾呼：在情在理在势，祖国都应早定收复台湾大计。其最重要的一着，就是应该设立台湾省政府，正式承认台湾为沦陷省区，台湾设省，则在台湾的同胞相信祖国决心收复台湾，将起而抗日将连袂而起。台湾设省，则国内潜伏的台湾力量，可以表面化而用为恢复台湾的生力部队。台湾设省，则战争结束时，同盟国家不能视台湾为日本的殖民地。无论国内国际乃至台湾省内的观念，将因此完全一变，而台湾的光复工作可以事半而功倍。目前增设台籍参政员，使台湾民情得以上达，尤为急不容缓的措施。台湾需要建政，亦需要建军。台湾在历史与地理上，具有特殊性质，与普通沦陷省份略有不同。在国军实行收复时，必须台湾武力的配合，故设立台湾光复军及组训干部，也是收复台湾的一种重要准备工作。总之，台湾革命工作千头万绪，归结于光复一点。在光复的前提下，建政建军都要党国的祖国的热诚指导，都要祖国人士的指教与培植。我们于此代表六百万台胞，请求祖国的援助，从远处说代表六百万同胞欢迎祖国的义师入台。”[25]

台籍志士坚决要求台湾回归祖国，恢复台湾为中国行省建制，比照内地沦陷区惯例，成立台湾省政府，以激发他们爱土爱乡的激情。他们的复台行动引起国民政府高层的关注，表示理解。内忧外患的祖国积贫积弱，全民抵挡日寇的侵略，苦苦支撑，设立台湾省政府不是不可，而经费、人员等一系列问题必须解决，对捉襟见肘的国民党中央无疑是一笔不小的负担，何况国民党中央已经着手建立直属台湾党部，作为对台工作的责能机构。蒋介石认为，尚无必要立即设立台湾省政府。

台湾解放和祖国命运紧紧相连，中国失去台湾，即为不完整的国家；台湾脱离中国，实无前途和幸福可言。由于台胞的力量弱小，而日本殖民势力异常强大，台籍精英发起的自治运动屡遭挫折。台籍青年辗转来到大陆，呼吁祖国同胞的帮助，处处碰壁。他们深感只有祖国强大，才能帮助台胞求得解放。抗日战争爆发，他们充分认识到台湾解放与祖国抗战间的关系，坚持要求回归中华祖国，发起台湾复省运动。台籍志士李友邦、黄朝琴、游弥坚、刘启光、谢东闵、谢南光、王民宁、黄国书、宋斐如、连震东、谢挣强、柯台山、李佛续、曾溪水、李万居等人不断奋斗，积极投身抗日活动，鼓吹台湾归回祖国不遗余力，反对国际共管，参加收复台湾的设计，为台湾光复做出了重要贡献。其思想与行动是六百万台胞心向祖国的集中体现。事实充分证明，只有回归中华祖国，台胞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和自由。台籍精英对台湾解放道路的探索坎坷曲折，终可告慰先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