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言“横扫清华图书馆”的钱钟书，正埋头读书，天塌了都不知道。胡适到清华大学参观，眼睛一亮:书的天头地脚写满批注，笔记本布满蝇头小楷。胡适丢一眼这个大学生，见他椅边放根文明棍，便抄起来欣赏。胡适说:“嗨，绅士气派。”遂自我介绍，“在下胡适之。尊姓?”

钱钟书不认识胡适，但久闻学界宗师大名，心中甚喜，拂开书，与胡适交谈起来。临走，胡适拍拍钱钟书的肩膀说:“看来你们这一代比我们这一代强。我们这一代都是土派，你们是洋派的。”以后，胡博士又专门请少年气盛的钱钟书吃过三次饭。

1948年，胡适邀钱钟书迁台湾任教。钱钟书略作沉吟，摇头道:“我不能去。去了那里，我没书看了。”

胡适直到晚年，也没有忘记钱老弟。他在台湾版的《胡适先生晚年谈话录》中，特别提到钱钟书，说:“钱钟书是谁我不认识，但他的《宋诗选注》我看到了。序言和注都极有特色，非常之好。”远在祖国内地的钱钟书十分感激，把这句话指给知交看。他明白，胡适忍不住要评点诗文，同时又在小心翼翼地保护自己。

这是海峡两岸读书人的故事。

那年我去扬州，应邀为全国煤矿创作会议讲学。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著名作家陈建功，中国煤矿作家协会主席、被誉为中国煤矿文学旗手的刘庆邦，还有以小说《八百米深处》一举成名的黑龙江作家孙少山，都是矿工出身，我们一见如故，相知相亲。唠起读书，建功笑道:有一回他去汪曾祺家串门儿。汪老拿给他一篇先锋派小说，道:“建功，你读读，我看不懂。”陈建功看了后，说:“汪老，我也看不懂。”汪曾祺说:“你比我小二十多岁，你也看不懂，我就放心了。”陈建功道:“汪老，您这么大学问，还看不懂，我也放心了。”两人相视一笑。

听到这儿，孙少山接茬儿了。他嘴拙，但说出的话硬梆梆。他说:“一些人，泊来几篓名词，在读书阵地上狂轰滥炸，自以为竖起招兵旗就有吃粮人，其实是炒自己。有真功夫，真学问的人，是不会被蒙住的。我们这些人，不管干活，还是读书，讲究个地道。”

我笑了，使我想起一个老故事:有一次，京城召集来许多画师，命题作画《深山藏古寺》。众艺匠泼墨渲染山势险峻，磅礴巍峨，气势恢弘，都非常写实。却有一幅画，并没有画寺庙的一砖一瓦，一角一檐，只浅浅淡淡地勾勒出一抹山脚，两个青皮小和尚在山根水沟畔，仄斜木桶舀水。独此画被选中，所谓“一石则泰华千寻，半勺亦江湖万里”。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其实很“懂”，搞艺术早就新潮、先锋了。

这些读书人的故事，是多年前的事情了。时间又翻过了一个世纪，如今，读书人的日子渐渐宽裕。但我以为，物质丰富，生活节奏匆忙，工业标准化，很可能扼制、淹没人的想象力。生活的困顿与艰辛，反而会刺激人的幻想，激发人的探索、追求，甚至冒险精神。

不少读书人，也是写书人，搞纯文学创作，在“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喧嚣浮躁的社会，与清贫、不识时务几乎等同。但我又以为，能读，能写出文学精品的，是少数人，这就成了一种奢侈。我们是奢侈的享受者。我们还是精神的大腕和富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