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为剑桥大学中国经济中心主任张炜 ）

去年中国经济继续以超高速度增长，既给中国带来了骄傲，也给政府带来了尴尬。骄傲的是，中国再次吸引了全世界的眼球，似乎正朝着其梦寐以求的世界强国的地位又迈进了一步。尴尬的是，几乎所有的政府宏观调控目标，如降低增长速度、改变依靠出口和投资带动增长的经济结构、将更多的资源用于改善人民生活等等，都没有能如期实现。中央政府的权威似乎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有效。

这种尴尬的局面表明，中国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正面临进退失据的困境。这种困境是当前中国经济、社会中的三个难点问题的具体体现。

第一个难点是，经济增长的速度既高不得、又低不得。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始终停留在一种外延式的增长陷阱之中。按照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的绿色国民生产总值统计口径，如果将增长的环境和社会成本也考虑在内，中国实际上是负增长。换一句话说，中国当前的增长，是以破坏未来中国人民生存的自然和社会环境来实现的。这样的增长，说好听一点是借来的增长，说难听一点是掠夺来的增长。

这样的增长一是没有福利效果，二是不可能持续。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把经济增长速度降下了，把经济中的结构问题调整好。但是，中国目前有五、六千万的城镇失业人口，还有两亿多的剩余农村人口等待流向城镇。经济速度一降下来，本已巨大的失业压力就更大。中央政府似乎并不敢冒这个风险。

第二个难点则涉及对外经济政策，那就是人民币升值既快不得、又慢不得。去年，中国的外贸出口继续以超高速度增长。外贸顺差和国家的外汇储备均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作为世界第一位汇储备大国，中国面对越来越强的国际压力。人民币不得不缓慢却逐步地走向升值。

人民币汇率，如果拒不升值，不仅无法调整以出口带动增长的不稳定的经济结构；同时也意味着中国穷人继续以低消费来补贴发达国家消费者的低物价。除此之外，由于购买外汇所发行的人民币过量，中央银行最终有可能失去对国内货币政策的控制。但是，如果实现人民币较快速度的升值，那么，中国低素质的出口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就会遭到削弱，从而对国内的失业问题和农民工的收入分配带来强烈的震撼。

第三个宏观政策的难点是，社会收入政策的变化，既左不得、又右不得。二十九年来，中国贫富之间的收入差距已经达到了令人无法回避的程度。用来衡量收入分配差距的基尼指数，在中国已经高达零点四六。这个速度，不仅高于所有的发达国家，也高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任其发展下去，社会走向崩溃只是迟早的事情。

正因为如此，胡温执掌政权以来，多次许诺要解决这一问题。不仅许愿要提高弱势群体的收入，而且还许愿解决普通老百姓的医疗、社会保障等问题。许愿归许愿，但是具体的措施却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楼。"

从口头上看，胡温政府似乎是想从邓小平的路线向左转，使政策导向由"保护企业家、保护竞争"的"右导向"转向"保护穷人、保护公平"的"左导向"。但是，没有地方政府的支持，没有企业家的支持，中央政府拿不出钱来实现对穷人的承诺。从企业家的口袋里抢钱、从地方财政掏钱，又怕影响他们推动经济的积极性，从而最终使得中央财政的收入下降。现在的麻烦是，诸多的许愿已经将老百姓的期待值越提越高，但是资源困难仍然没有解决的前景。

由于中国政府在这三个难点面前举棋不定，所以所有的宏观调控政策都只能是进一步、退两步，半心半意地蹒跚而行。这正是许多宏观政策无法奏效的根本原因。更重要的是，中国没有一个合理的政治框架，供不同的社会集团就社会难点问题进行有效的协商，从而寻求最有可能被社会各界接受的妥协方案。这种状况正是各种经济和社会问题不断积累，难点问题不断恶化的根本原因。

这种尴尬的局面表明，中国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正面临进退失据的困境。这种困境是当前中国经济、社会中的三个难点问题的具体体现。

第一个难点是，经济增长的速度既高不得、又低不得。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始终停留在一种外延式的增长陷阱之中。按照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的绿色国民生产总值统计口径，如果将增长的环境和社会成本也考虑在内，中国实际上是负增长。换一句话说，中国当前的增长，是以破坏未来中国人民生存的自然和社会环境来实现的。这样的增长，说好听一点是借来的增长，说难听一点是掠夺来的增长。

这样的增长一是没有福利效果，二是不可能持续。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把经济增长速度降下了，把经济中的结构问题调整好。但是，中国目前有五、六千万的城镇失业人口，还有两亿多的剩余农村人口等待流向城镇。经济速度一降下来，本已巨大的失业压力就更大。中央政府似乎并不敢冒这个风险。

第二个难点则涉及对外经济政策，那就是人民币升值既快不得、又慢不得。去年，中国的外贸出口继续以超高速度增长。外贸顺差和国家的外汇储备均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作为世界第一位汇储备大国，中国面对越来越强的国际压力。人民币不得不缓慢却逐步地走向升值。

人民币汇率，如果拒不升值，不仅无法调整以出口带动增长的不稳定的经济结构；同时也意味着中国穷人继续以低消费来补贴发达国家消费者的低物价。除此之外，由于购买外汇所发行的人民币过量，中央银行最终有可能失去对国内货币政策的控制。但是，如果实现人民币较快速度的升值，那么，中国低素质的出口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就会遭到削弱，从而对国内的失业问题和农民工的收入分配带来强烈的震撼。

第三个宏观政策的难点是，社会收入政策的变化，既左不得、又右不得。二十九年来，中国贫富之间的收入差距已经达到了令人无法回避的程度。用来衡量收入分配差距的基尼指数，在中国已经高达零点四六。这个速度，不仅高于所有的发达国家，也高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任其发展下去，社会走向崩溃只是迟早的事情。

正因为如此，胡温执掌政权以来，多次许诺要解决这一问题。不仅许愿要提高弱势群体的收入，而且还许愿解决普通老百姓的医疗、社会保障等问题。许愿归许愿，但是具体的措施却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楼。"

从口头上看，胡温政府似乎是想从邓小平的路线向左转，使政策导向由"保护企业家、保护竞争"的"右导向"转向"保护穷人、保护公平"的"左导向"。但是，没有地方政府的支持，没有企业家的支持，中央政府拿不出钱来实现对穷人的承诺。从企业家的口袋里抢钱、从地方财政掏钱，又怕影响他们推动经济的积极性，从而最终使得中央财政的收入下降。现在的麻烦是，诸多的许愿已经将老百姓的期待值越提越高，但是资源困难仍然没有解决的前景。

由于中国政府在这三个难点面前举棋不定，所以所有的宏观调控政策都只能是进一步、退两步，半心半意地蹒跚而行。这正是许多宏观政策无法奏效的根本原因。更重要的是，中国没有一个合理的政治框架，供不同的社会集团就社会难点问题进行有效的协商，从而寻求最有可能被社会各界接受的妥协方案。这种状况正是各种经济和社会问题不断积累，难点问题不断恶化的根本原因。

但是，没有地方政府的支持，没有企业家的支持，中央政府拿不出钱来实现对穷人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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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呵，不是拿不出钱来， 而是拿出钱来发不下去！出人意料吧？去年今上就说钱多了，找俩题目各发几十亿吧，下面不敢接：没有相应的机构，这钱到了下面一定出问题，钦命的事到时候落个钦查，犯得着吗？搞来搞去，还是给公务员加薪最不容易出事，这不，过年前都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