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阶段风波”的前前后后

冯兰瑞

引言     
第一、阶段问题研究的历史背景 
第二、阶段问题的提出 
第三、“阶段风波”的发生
第四、中宣部讨论《阶段》一文的经过
第五、胡乔木当众道歉，不久即收回
第六、我们对《朱文》的态度和看法
第七、胡乔木重批“中国不是社会主义”的讨论
第八、制造这场风波    究竟所为何来？
附录

    引言
    1979年7月，我国理论界发生了一场讨论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风波。我和苏绍智合作的文章《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社会发展阶段问题》（以下简称《阶段》）在《经济研究》1979年第五期发表后，两位理论权威无端组织批判，而且不许刊登反批评的文章，内部刊物也不许印。这个压制民主的消息不胫而走，传到国内外，制造了一场震惊全国思想理论界的“阶段风波”。作为这场风波的当事人。在198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周年纪念的时候，我曾写过一篇文章：《“阶段风波”的启示》，收入1989年4月出版的《猛醒的时刻》一书。这篇短文，只简略地介绍我何以要研究“阶段”问题、《阶段》一文的内容以及我的一点感想。岁月匆匆，又一个十年过去。1999年我写回忆《在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日子》，不禁想起了二十年前这场被称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第一个割理论界喉管的事件”，认为有必要将它记载下来。
    第一、研究阶段问题的历史背景
    关于研究我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的历史背景，主要有以下三点：
    一是思想解放的气候，突破“两个凡是”的大环境；二是按劳分配理论讨论的遗留问题；三是关于过渡时期问题讨论的情况。
    一、思想解放的大气候
    1978年11月举行的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当代中国社会前进的一个重大转折点。
    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粉碎，举国欢腾，随即展开了对“四人帮”的揭发批判。但是，对文化大革命还没有彻底否定，人们的思想还被“两个凡是”禁锢着，甚至还要“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悼念总理周恩来的“四五”运动也没有平反。中国向何处去？人们都感到傍惶和苦恼，急切盼望邓小平复出。当时我工作所在的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日子也不好过。这方面有关情况我已在另一篇文章中扼要记述。1
    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和接着在18日至22日举行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突破了“两个凡是”的禁锢，中国的前途展现了光明的希望，也给理论界带来一片生机。
     在此之前，1978年5月5日，《人民日报》以本报特约评论员署名发表了国务院政治研究室集体写作的文章：《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稍后于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这两篇文章和此前举行的按劳分配理论讨论会是对“两个凡是”在思想理论上的第一次突破，尤其是真理标准的讨论为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了思想准备。在这两篇文章发表后，邓小平在同政研室负责人的一次谈话时说：“现在风声不小，对按劳分配问题的文章就有不同意见，主要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那篇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本来是马克思主义的常识，常识应该不成问题”。2这里所谓“风声”可能是指这两篇文章引起的当时中央主管宣传的汪东兴强烈不满。真理标准的文章发表不到一个星期，5月17日，汪东兴就在一个小组会上讲：“理论问题要慎重，特别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两篇文章，我们都没有看过。党内外议论纷纷，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主席思想。我们的党报不能这样干，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3这表明批判“四人帮”不彻底，还有许多遗留的问题没有解决。
    1978年冬季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讨论了许多重要的问题，会上有过许多复杂的斗争，这两个会确实是中国当代历史的转折点。特别是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以“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为题的讲话，为接着召开的三中全会吹响了改革的号角。这篇讲话对我来说，最深刻的影响就是解放思想，而“民主是思想解放的重要条件”。他说：“我们要创造民主的条件，要重申‘三不主义’：不抓辩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在党内和人民内部的政治生活中，只能采取民主手段，不能采取压制、打击的手段”。“宪法和党章规定的公民权利、党员权利、党委委员的权利，必须坚决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4他号召大家要“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在经济政策方面他提出了“一个大政策”：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等等。
    邓小平的这篇讲话实际上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开幕词，讲话的内容在全会和全会公报中都吸收和包括进去了。邓小平讲话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使我国理论界受到极大的鼓舞。1979年初，中央召开了理论工作务虚会。我们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文章，就是在务虚会上的联合发言。
    二、经济理论讨论的成功和遗留的问题
    十年浩劫导致生产停滞，百业稠敝，国力下降，民不聊生，经济濒临崩溃。凡是有点良知的人，无不为此愤慨忧虑。
    “四人帮”垮台，万民庆幸。可是“凡是派”仍旧执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理论和政策，经济理论上反对“资产阶级法权”，反对物质利益原则，不实行按劳分配；实践中劳动报酬还是平均主义，不允许恢复计件工资和奖金制度，职工的劳动积极性不能发挥。
    自1974年姚文元批判资产阶级法权的文章发表，引起了经济理论界思想敏锐的一些同志的注意。为了研究这个1958年闹腾过一段的“资产阶级法权”问题，我每天收集报刊上的有关文章，抄了上百张卡片，重温了马恩有关这个问题的著作，无意中为后来举行的按劳分配理论讨论会作了一些资料积累方面的准备。
    文革结束后，首都经济学界自1977至1978年连续举行了四次全国性的按劳分配理论讨论会，集中地批判了“四人帮”诋毁按劳分配，诬蔑资产阶级权利是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的谬论，对按劳分配及其中包含的资产阶级权利，从理论上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讨论，取得了重大的成果。前面提到的1978年5月5日《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的文章《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5，对这次大讨论发表了结论性的意见：社会主义社会人人都劳动，实行按劳分配，等量劳动领取等量报酬，不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和资本主义。
    这篇重要文章的产生与我们1977年的另一篇文章有直接的关系。1977年8月9日，苏绍智与我合作的《驳姚文元按劳分配产生资产阶级的谬论》一文在《人民日报》发表。政研室将这篇文章送给邓小平，小平同志看后，在同于光远等人谈话时肯定文章的观点是对的，也指出作者的思想还有些放不开，要求政研室组织力量再写一篇大文章，把问题说深说透，用《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于光远当天就向我和苏绍智传达了邓小平同志的指示。
    1977年四季度，研究室领导布置由林涧青挂帅，组织写作组撰写邓小平指示要求写的这篇大文章，我和林子力等人参加了写作。记得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先写成了《坚持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一文，室领导看了不大满意，决定这篇不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而用笔名严实之送《人民日报》刊登。《人民日报》1978年2月27在一版发表了。领导要求重新写一篇。由于写作组的同志对我国工资问题不够熟悉，于光远、林涧青提出，向人民大学借赵履宽来参加，调整了写作组的成员。为了写好这篇文章，1977年12月，研究室决定由我带几个人去唐山开滦煤矿作调查研究，同去的有赵履宽、胡冀燕。我们出发的头一天，北京地区下了一场大雪，一路泥泞打滑，车行十分困难。途中还发生了车溅泥浆污了民兵的衣服，车证被没收，司机写检讨的一个小事故。到了唐山，满目荒凉。我们住在临时搭起的棚子中，体验了一下地震灾区的人民生活。
    文章写好后，室领导多次修改，最后还送邓小平同志审阅，念给邓小平同志听了两遍。邓小平通过后，送《人民日报》。1978年5月5日《人民日报》以本报特约评论员署名在第一版发表，题目是《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全国各大报同时转载，中央及各地广播电台同日播送。文章发表后，人民出版社马上出版了单行本，影响很大，用现在的语言讲，产生了“轰动效应”，成为当时普遍学习的文献。例如：1978年我应邀参加的全国劳动局长座谈会，就将这篇文章作为会议文件，发给与会代表学习讨论。由于这篇文章对按劳分配理论作了较为深刻的分析，澄清了按劳分配被 “四人帮”搅乱了的许多理论问题，突破了“两个凡是”，将经济理论的讨论推向高潮。
    但是文章对于实际经济社会生活中的一些与理论相矛盾的现象仍然没有作出说明。文章承认“在我们的社会中不但还有商品生产和货币制度，而且还有阶级和阶级斗争，还有新资产阶级分子和资本主义因素”6。既然按劳分配及其中的资产阶级权利不会产生资产阶级分子和资本主义因素，那么，我们现社会中的资产阶级分子和资本主义因素是怎样产生的呢？这是社会实践提出的一个困难的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
    1978年11月10日－1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在湖南省长沙召开了《新资产阶级分子座谈会》。这是一个全国性的讨论会，北京经济学界去了不少人，上诲、山东、湖北、湖南、广东和其他省都有代表参加。政研室领导让我去参加。会议由经济所所长许涤新主持，成立了以许涤新为首的领导小组，我是领导小组成员之一。与会同志对我国当前产生新资产阶级分子的原因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有的认为是由于我国还存在商品货币关系，少数同志坚持认为是由于存在资产阶级权利。我在最后的大会发言中提出，在无产阶级已经取得政权的条件下，何以还会产生新资产阶级分子，只有从社会发展的阶段中才能找到答案。长沙会议之后，我一直在思索在这个问题。
    三、学术界关于过渡时期和阶段问题的讨论
    从1953年到1979年，我国学术界发表过大量关于学习讨论马克思主义关于过渡时期理论的文章。据经济研究所学术资料室编印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报刊文章目录索引（1949-1979）》7（附录4），这类文章五十年代最多，共有110篇，主要内容是对于马列的过渡时期理论的体会。这是中国经济理论界接触过渡时期理论的开始，属于学习阶段，还不可能提出什么新的观点。六十年代发表的报刊文章较少却较有意思。35篇文章中，除了学习过渡时期理论的体会外，还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问题，社会主义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还是一个过渡时期？是否具有过渡性？过渡时期的规律问题以及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关系。1963年以前，大部分文章仍是遵循马列的观点，认为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或低级阶段。
    到了1964年下半年，北京市委的刊物《前线》发表了一篇署名文章：《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整个过渡时期始终需要无产阶级专政》。这篇文章的观点正如它在题目上所表示的：一、将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这个很长的历史时期看作“整个过渡时期”；二、这个时期始终需要无产阶级专政。这篇文章发表在北京市委的机关刊物上，明显地反映了一种权威的观点。
    从经济研究所编印的目录索引中看出，缺少1965年到1973年的文章索引。可以看出这个问题的讨论在1964年到1974年间中断了十年。
    自1974年起又开始了过渡时期和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问题的讨论。七十年代讨论这个问题的报刊文章有42篇。仅从目录上看，就可发现有不同意见的争论。有的文章批判 “四人帮”混淆革命阶段的谬论；有的文章讨论过渡时期的界限；有的讨论了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问题；有的讨论我国目前处于哪一个阶段。由于1962年共产党八届十中全会公报和1963年中共中央《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突出强调阶级斗争，由于这些权威文件的影响和北京市委刊物《前线》以及其他报刊文章的宣传，将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这个漫长的历史时期划为过渡时期，不再分阶段，这种观点已成定论。但是还是有一些同志不同意这种观点，我就是其中的一个。
    1975年我恢复工作后，重操旧业，继续经济研究，在研究按劳分配理论和参加有关学术活动的同时，也关注着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问题。
    第二、阶段问题的提出
    从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到来之前，存在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在这个漫长的历史时期中，社会是否要经历几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如何划分阶段？当前的中国社会处于什么阶段？这是本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理论界普遍关心正在探索的问题，是属于向共产主义过渡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一的恩格斯也认为是所有问题中最难解决的一个问题。
    一、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都属于过渡时期，不再分阶段。这个观点是毛泽东提出的。
    如前所述，自60年代以来，我国社会上流行的观点是：在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到进入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以前，都属于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中间不再划分阶段。由于这个观点是毛泽东提出的，十几年来已成定论，不仅写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公报中，成为全党全国的指导思想，而且写进了1963年的《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向世界公布。
    历史资料表明，在此之前，毛泽东对过渡时期的观点并不是这样的。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为了研究这个问题，我查阅了国内自五十年代以来讨论“过渡时期”的资料，特别认真地学习了毛泽东的有关文章和讲话，发现原来是毛泽 东的观点发生了变化。
    1958-59年我国理论界曾讨论过所谓两个过渡，即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在那次讨论中，关于过渡时期问题，毛泽东曾发表过不少意见。在五十年代，毛泽东说的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同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和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过渡时期的观点是一致的。并且说，这个时期将是一个很长的发展过程。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他《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
    “我们现在是处在一个社会大变动的时期，……我们正在建设社会义。……但是，新的社会制度还刚刚建立，还需要有一个巩固的时间”，“还要经过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8
    一九五八年一月三十一日，在《工作方法六十条》中，他写道：“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人民中还隐藏着一部分反社会主义的敌对份子。……过渡时期完结，彻底消灭了阶级之后，单就国内情况来说，政治就完全是人民内部的关系。”请注意，毛泽东在这里说的过渡时期是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并非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这与六十年代的观点是迥然不同的。
    毛泽东也曾明确地指出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社会的发展应经过几个阶段。1958年十一月，他在一次谈话中严厉批评当时那种不分阶段，混淆阶段，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倾向，说：
    “什么叫建成社会主义，要不要划一条线？有的同志不赞成，说不能划一条线，说划了线就会损伤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他们说，线内也有共产主义，线外也有集体所制和全民所有制，这条线很难划。大线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小线是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秀才不赞成划这两条线，是不是秀才要造反：”9
    这段话中的“划线”指的就是划分阶段，当时他还是主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要划一条钱，就是说要划分阶段的。但是，过了不几天，在过渡时期和社会发展阶段问题上，毛泽东就开始怀疑自己的上述观点，提出这个问题还要好好研究。一九五八年，他在关于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发出了这样的疑问：“过渡时期包括一些什么阶段，现在也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一种说法是：过渡时期包括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也包括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另一种说法是，过渡只包括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究竟怎样说法才对，要好好研究。”10
    好好研究是对的。可惜他得出了错误的结论。
    六十年代初，毛泽东对过渡时期和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观点，发生了根本的变化。1962年7月25日到8月24日，共产党在北戴河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据薄一波回忆，原计划主要是讨论农业、粮食、商业和国家支援农业问题，重点是围绕讨论《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生产的决定（草案）》、《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和《关于商业工作问题的决定》等文件进行的。到8月5日，毛泽东在华东华中组的会议上吹风；在8月6日的大会上，他正式作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问题的讲话；又在8月9至20日的六次中心小组会上多次插话，继续阐发他讲话中的观点。8月9日，毛泽东说：“只要有阶级，阶级斗争一万年也要搞”。在这种气氛下，会议也就转为着重讨论阶级斗争问题和批判“黑暗风”、“单干风”。
    在8月26日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也是先讨论农业问题文件、国际形势以及关于干部交流和加强党的监察机关问题，讨论中批评了邓子恢的“单干风”。到了9月6-7日，六个小组先后转入批判彭德怀、习仲勋的所谓“翻案风”，直到预备会结束，主要是讨论阶级斗争和批判“三风”即“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工作问题只是附带讨论了一下。11
    1962年9月24日至27日，中央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期只有4天,基本上是大会报告。毛泽东在报告中主要强调阶级斗争和批“三风”。至此，毛泽东对国内国际形势的看法完全变了。他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说：“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八届十中全会公报就是按照毛泽东的这个讲话的意思写的。9月29日的八届十中全会公报中有关的一段话是：
    “八届十中全会指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同时，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习惯势力，存在着一部分小生产者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因此，在人民中，还有一些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他们人数不多，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几，但一有机会，就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些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就阐明了的一条历史规律，我们千万不要忘记。”
    薄一波回忆说，这段话，毛泽东作过两处较大的增加和修改。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之后，加写了“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从“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灭亡”以下到“我们千万不要忘记”为止，这一段也是毛泽东修改公报稿时加进去的。其中“几百年”后来又改为“更多的时间”。12历史资料清楚地表明，这时候毛泽东已经将马克思列宁讲的那个“过渡时期”抻长，一直延伸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都是“过渡时期”。 这样，他就像他五十年代批判过的“有些同志”一样，“不分阶段，混淆阶段”了，并且将他的这个观点写进了1963年6月14日发表的中共中央《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中。
    二、毛泽东怎样歪曲了马克思的过渡时期理论
    在1962年9月29日公布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公报和1963年6月14日发表的中共中央《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中，将他的观点强加给马克思和列宁。在“公报“中的“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阶段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句话下面接着说：“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就阐明了的一条历史规律，我们千万不要忘记”。
    1963年6月14日发表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63年3月30日来信的复信：《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共二十五条《建议》的第十八条一开头就说：“马克思和列宁都认为，在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以前，都属于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都是无产阶级专政时期。”
    毛泽东在这两个重要文件中，将自己的观点说成是马克思和列宁的。但是，稍有马克思主义常识的人都知道马克思列宁的原意不是这样的。在马克思的名著《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是说过：“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这里所讲的共产主义社会是怎样的一个社会呢？马克思在《哥达钢领批判》一书中没有用“社会主义社会”这个概念。但从这段话的前后文看，则可以明白马克思在这里讲的“共产主义”是共产主义初级阶段或第一阶段，是实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而不是实行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高级阶段。他写道：
    “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这样的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所以，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之后，从社会方面正好领回他所给予社会的一切。他所给予社会的，就是他个人的劳动量。例如，社会劳动日是由所有的个人劳动小时构成的；每一个生产者的个人劳动时间就是社会劳动日中他所提供的部分，就是他在社会劳动日里的一分。他从社会方面领得一张证书，证明他提供了多少劳动（扣除他为社会基金而进行的劳动），而他凭这张证书从社会储存中领得和他所提供的劳动量相当的一分消费资料。他以一种形式给予社会的劳动量，又以另一种形式全部领回来。”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把马克思的意思解释得更明确了。该书第五章第三节的标题就是《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在这一章，列宁还描述了这个第一阶段——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些重要特点。
    从以上引文中可以明白地认识到，马克思列宁的过渡时期理论都是肯定从资本主义社会不能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而是要经过一个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就是说，是要划分阶段的。毛泽东为了强调阶级斗争，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马克思和列宁，对马列著作作了实用主义的歪曲。
    六十年代以后毛泽东所说的过渡时期，正如《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编者对《批判离开总路线的右倾观点》一文加的注释所说：“这里所说的‘过渡时期’，是指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一时期，……这个过渡时期和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六二年九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及其以后所说的过渡时期的含义不同，后者是指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13
    前者说的过渡时期指的是过渡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是很明确的，而后者则把有阶级和阶级差别和没有阶级和阶级差别的两个不同的质的阶段混淆在一起了。
    三、关键是将阶级斗争长期化、扩大化和绝对化
    由于毛泽东在六十年代前后对“过渡时期”的认识上的变化，造成了很大的思想混乱。在讨论中，表面上的分歧是“大过渡”还是“小过渡”，实质上是要不要大搞阶级斗争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不赞成毛泽东的“大过渡”，即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这整个漫长的历史时期，都是过渡时期，不再划分阶段的观点，这种观点的核心是将阶级斗争长期化、扩大化和绝对化，所谓“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只要有阶级，阶级斗争一万年也要搞”14。就是说，要“以阶级斗争为纲”。这是八届十中全会的主题。将整个社会主义社会划为过渡时期，最关键的一点是为大搞阶级斗争，为阶级斗争的长期化、扩大化和绝对化制造理论根据。
    我们认为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这个漫长的历史时期，必然要经过几个阶段，不分阶段，混淆阶段，理论上站不住。不能设想，从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一直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前夕，一直要搞阶级斗争。一旦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到了，阶级斗争就戛然而止。这样的“规律”，马克思从来没有讲过。毛泽东讲到无产阶级国家时，也说过这个国家要经历一个建立、巩固、加强到逐渐消亡的过程。1957年他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一文中，还说：“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革命时期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这同他强调阶级斗争要月月讲、年年讲，要搞一万年，是相矛盾的。阶级斗争也会有一个从剧烈到减缓到消失的过程。
    这种将阶级斗争长期化、扩大化和绝对化的观点，对实践也是十分有害的。 正是在这种错误思想和路线的误导下，发生了由毛泽东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文化大革命”，中国整个陷入了大灾难大危机，民主和法治全面破坏，封建专制主义嚣张，国民经济濒临破产，人民（包括干部）遭受了十年浩劫的残酷摧残。
    第三、“ 阶段风波”的发生
    一、中央理论工作务虚会的召开
    从长沙回到北京，中央工作会议正在开会，接着又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好消息不断传来。我们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同志们学习邓小平的讲话，都感到很振奋。年初又传达中央决定要召开理论工作务虚会。1月10日左右，理论工作务虚会开预备会，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林涧青去参加。林涧青回来传达了预备会上中央秘书长兼宣传部长胡耀邦讲话精神。总的意思是强调解放思想，总结经验。几年的、十几年的、几十年的经验教训都可以议。还提出了一些可以议论的具体问题：“四人帮”问题，文革的问题、宣传问题、思想战线甚至毛主席的错误都可议论。当时我感受最深的一点还记得，就是说，什么问题都可以议论。我感到真正要实行民主了。因此，接到参加会议的通知时很是兴奋，认真地作了准备。
    1979年1月18日下午，中共中央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在北京科学会堂揭幕。成立了一个11人的领导小组，成员是：胡耀邦、胡乔木、黄镇、朱穆之、胡绩伟、于光远、周扬、童大林、吴冷西、吴江、胡绳。胡耀邦致开幕词。他说他不按照事先准备的稿子讲，没有说明原因。我不免有点意外。最近重读胡耀邦的这个开幕词，还是觉得他讲得很好。
    胡耀邦的讲话题为《理论工作务虚会引言》，他讲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会议的由来、目的和开会的方法。在讲会议目的时，他说：
    “我们召开这样一次理论工作务虚会，要达到什么目的呢？第一，要总结理论宣传战线的基本经验教训。总结经验，可以总结两年，也可以总结十来年、三十年。建国三十年来，理论宣传战线有许多好的经验，也有许多教训，要把这些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总结起来，把思想理论上的重大原则问题讨论清楚，统一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来。第二，要研究全党工作重心转移之后理论宣传工作的根本任务。这两个目的是互相联系的。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也是为了向前看，把我们今后的工作做得更好，使理论工作更加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
    关于会议的开法，胡耀邦说：
    “应当推广三中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的那种会风，大家解放思想，开动脑筋，畅所欲言，充分恢复和发扬党内民主和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达到弄清是非，增强整个理论宣传队伍的团结。”
    下面他讲会议分两段开，以春节为线。春节前主要是北京的理论宣传单位一百多位同志参加，外地只有少数代表。春节休息五天，节后扩大各省市的同志参加。还说第一段以小组会为主，第二段大会为主，最后请中央主席、副主席作报告。等等。
    胡耀邦讲的第二个问题是“对两年来思想理论战线形势的估计”，他首先充分肯定了两年来揭批“四人帮”在思想理论战线上的伟大胜利。列举了对“四人帮”、林彪的大量反马克思主义谬论所进行的深入批判，突破了各种禁区，分清了是非，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获得了大解放。关于理论工作的成绩和它战斗作用，他说：
    “这两年的思想理论工作，就它的规模来说，就它的战斗作用来说，就它对全党理论水平的提高来说，超过了建国以来任何一个时期，可以说是延安整风以后理论工作做得最出色、最有成绩的两年。”
    他称赞理论队伍说：
    “ 特别令人高兴的，是在揭批林彪、‘四人帮’的伟大斗争中，涌现了一大批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善于思考问题，敢于发表创见的闯将。应当看到，这两年的思想理论战线并不平静，有过那么几次风浪。这些同志在斗争中冲锋在前，不愧为思想理论战线的前卫战士。他们敢于实事求是，破除迷信，顶住种种非难和指责，不怕飞来的帽子和棍子。他们旗帜鲜明，立场坚定，抓住真理，所向披靡，敢想敢说敢干敢闯。这种无所畏惧的彻底唯物主义精神是非常可贵的。”
    他接着说，要总结这两年理论宣传工作的伟大进步和理论宣传队伍成长的经验，同时也要看到不足。提出理论战线要提倡批评和反批评，真正发扬学术民主。
    第三个问题是：“伟大的转变和理论宣传的任务。”在这里，他提出两个方面的任务。
    “一个是继续扫清我们前进道路上的思想障碍。另一个重要方面是研究和解决伟大转变中层出不穷的新问题，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新的实践密切结合起来，使理论工作从实际出发又能走到亿万人民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实践的前头，生气勃勃地指导我们的实际工作飞跃前进。这就是全党工作重心转移以后理论宣传工作的根本任务。”15
    胡耀邦的开幕讲话使我很受鼓舞。我只对他最后讲到民主个人主义的那些话有一点不同的意见。我认为他把那些要求社会主义民主的青年说成“民主个人主义”太过分了。我没有忘记，1949年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社论《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中指出，所谓“民主个人主义”是艾奇逊说的，指的是那些从旧社会过来的老知识分子。毛泽东写道：“他们的头脑中还残留着许多反动的即反人民的思想，但他们不是国民党反动派，他们是人民中国的中间派，或右派，他们就是艾奇逊所说的‘民主个人主义’的拥护者。艾奇逊们的欺骗做法在中国还有一层薄薄的的社会基础。”16而1978-79年要求民主的是一些年轻人，他们生在新社会，长期接受共产党的教育。他们和旧社会过来的老知识分子是不同的。这个意见，我在小组讨论会发言中讲了。忘记简报上是否反映，但同组的邢方群告诉我，他曾对胡耀邦说了。
    19日开始小组讨论。
    理论工作务虚会参加的人不少，分小组讨论。由于事后中宣部将会议简报全部收回，究竟多少人与会，分几个小组都说不清了。只能简单说说我所在的第二组的情况。我们这个组有童大林、吴明瑜、王惠德、林涧青、邢方群、何匡、贺敬之、陈荒煤、张庚、鲍彤、罗伟、赵福亭、吴冷西、廖盖隆、李洪林、林伟、马洪、江春泽、李秀林（人民大学教师），外地的有冯宝兴（吉林）、沈其朋（天津）、蓝英（上海）、张春汗（江西）等等。召集人是童大林（国家科委）、林涧青（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和贺敬之（文化部）。从我不完全的会议笔记看，这次会议真正做到了解放思想、发扬民主，实事求是地总结历史经验，畅所欲言。仅仅我们这个组涉及的问题就很多，从各个角度，各个方面揭发批判“四帮邦”，批评了“两个凡是”以及一些有关联的问题。个别人在会上作了些检讨。也议论了毛泽东的“左”的错误，批评了毛泽东的某些观点。我们的联合发言就是针对毛泽东将从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这个漫长的历史时期笼统地称为社会主义社会，不再分阶段这个观点的。从1月19日到2月25日春节前的小组会上，我弄清楚了一些过去不知道和不清楚的事情，提高了认识，感到收获很大，也很受鼓舞。
    自1977年以来与我合作写文章的苏绍智也参加了会议，他分在第五组。会余时间，我们常见面交谈。我们认为这个理论工作务虚会是建国以来第一个解放思想，发挥民主的重要会议，我们应当认真准备自己的发言。我们都在考虑发言内容，谈什么问题。我提出谈谈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问题，向他介绍了湖南新资产阶级分子讨论会上的一些情况和我在会上的发言。认为中国现在还存在和产生资本主义和新资产阶级分子的原因，只有从社会发展阶段中才能找到答案。这时正巧苏也在考虑这个问题，他看到《外国哲学资料》第二辑上发表的一个重要历史文件：共产主义者同盟科伦领导人之一勒泽尔的供词，其中谈到共产主义建成以前必须经过几个阶段。这个材料对我们研究的问题很有用。于是，我们决定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作一个有关的联合发言，分工分头去写，然后统一成一篇发言稿。2月5日，我们分别在小组会上作了联合发言：《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的社会发展阶段问题》（以下简称《阶段》），博得与会同志好评。会后第五组全文刊于简报，第二组的简报也发了摘要。与会的《经济研究》主编看了简报后，认为这篇文章很好，征得我们同意在该刊发表。
    不料《阶段》一文在《经济研究》1979年第五期正式发表后，却引起了轩然大波。
    二、苏绍智和我的联合发言的主要观点（参见附录1）
    《阶段》一文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估计了我国当时的经济结构和阶级结构及其前景，引证了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的话。我们写这篇文章是很慎重的。当然个别地方也有疏漏，应引为教训。如上文中说到的我们使用“过渡时期第二阶段”这个概念时，没有说明指的是一般意义上的过渡，不同于马克思说的‘过渡时期’的过渡。但是，任何人读了这篇文章，都会明白：“阶段”一文讨论的是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的社会发展阶段问题；文章主张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这个漫长的历史时期应该划分阶段；我国当时还处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这个阶段还要向发达社会主义过渡，然后再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从中绝对找不到否定中国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意思。
    三、胡乔木、邓力群挥舞大棒，制造了一场风波
    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不过六个多月，中央理论工作务虚会闭幕只有三个月，当时的理论权威们就违反解放思想的方针，抛弃发扬民主的“三不主义”，将“否定中国是社会主义”的罪名强加于人，硬树假想敌，制造了一场震惊全国思想理论界的“阶段”风波。当时我的笔记本上记录了风波发生的过程。
   1、胡乔木、邓力群布置对《阶段》一文的批判
    ⑴ 胡乔木指示《经济研究》组织文章同苏冯商榷
    我们的文章发表后，六月的一天，胡乔木在社会科学院办公楼过道遇见于光远的秘书胡冀燕，突然对小胡谈起我们的文章，大意是：一，照苏冯的观点，以马克思当年说的那种社会主义标准来衡量中国是否是社会主义，那是达不到的。那是乌托帮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标准也可以改变。二，苏冯的文章会引起公愤。三，于光远大概事先不知道苏冯发表这篇文章吧。（这一点他说对了。我与苏绍智合作写这个联合发言，以后公开发表，事先都没有告诉于光远。）
    同时，胡乔木写了一个字条给《经济研究》，指示该刊组织文章，对苏冯的文章进行批判。
    《经济研究》遵照胡乔木的书面指示，找了好几位同志组织他们写批判文章，均遭婉拒。最后他们仅仅组织到一篇同苏冯文章商榷的稿件，《经济研究》1979年第8期上登出。作者是人民大学的教员朱述先。
    ⑵ 邓力群召开秘密会议布置写批评文章。
    1979年7月5日邓力群在社会科学院召开了李凌、汝信、张卓元和《哲学研究》的负责人等数人会议，布置写批评文章。会议开始，邓力群拿出两篇文章：《经济研究》1979年第5期苏绍智、冯兰瑞合作的文章《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的社会发展阶段问题》和《国内哲学动态》1979年第5期上发表的一篇题为《关于社会主义的一点浅见》（作者陶德荣）的文章，说：“这两篇文章提出了中国是不是社会主义的问题。对这个问题，中央很重视，正副秘书长专门开了会，中宣部要说话。这不是学术问题，而是重大的政治问题。我们干了几十年到底干了什么事，要有个明确的看法。这两篇文章说，不是社会主义。那么，外国，像罗马尼亚、南斯拉夫、朝鲜是不是社会主义？如果人家提出来，我们怎么解释？这个问题有国际意义。另外，没有取得社会主义胜利的国家的右派也可以提出来，中国干了几十年自己也承认不是社会主义了。……
    “过去凡是派和实践派有争论，看来苏冯是实践派。凡是派就会说，你们连中国是社会主义都不承认。他们会拿出中央文件来和我们争论。……
    “这不是个人问题，而是对全党有重大意义的政治问题，有国际意义的问题。确实也要承认这两篇文章有一定道理。出于良好的愿望回答一些问题，但是要想到政治问题。……
    “下礼拜二中宣部要专门开会研究。
    “秘书长的意见，认为不能否定我们是社会主义。他认为肯定中国是社会主义对我们有利，否则无利”。
    邓力群接着提出处理的具体办法：1、以后不要再发这类文章了，包括内部刊物。如果有的同志对这个问题还有意见，可以少量印一些送给中央同志参考。2、这两个刊物要再发表一两篇文章同这两篇文章商榷，尽量快一些。但要采取同志式的说理的态度，不要戴帽子，不过原则问题可以尖锐一些。关于理论上的几个具体问题要分开，不要混在一起。他说：
    “第一个问题，是不是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有不同的发展阶段，要分开，肯定是社会主义，但有不同的发展阶段。第二个问题，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固有的优越性有没有，这是一个问题，优越性能不能发挥是另一个问题。不能因为林彪‘四人帮’破坏就说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例如过去两段时间：第一个五年、实行八字方针时期，可以说明优越性。‘四人帮’的破坏是严重的，但不能说严重到连社会主义都不是了。第三，马恩列的理论要尊重，但《哥达纲领批判》是针对当时英国的情况写的，以鼓励人的斗志，不能用马克思说的哪一条达到了没有来看我们的现在。要尊重实践，包括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例如马克思原来没有预计到革命在俄国和中国这样落后的国家取得胜利，我们夺取政权以后要搞合作化，不能允许有一个个人主义的泛滥，就是新民主主义阶段。衡量现在要尊重马列，也要尊重我们的实践。第四，要分清社会主义本身固有的优越性和林彪‘四人帮’破坏，破坏是严重的。但不能把破坏的结果由社会主义负责。”邓力群还说，“很多问题确实很复杂，所以写文章（指批判文章的同志）要切切实实讲清道理”。会上有人问到反批评怎么办？邓力群说，“反批评的文章不能印，公开的刊物不能印，内部的也不能印。只能印少数送中央。科学无禁区，但这个问题要划一个大界线。政府工作报告，关于主要矛盾其矛盾是经过研究决定的，党员有不同意见，可以向中央反映，但不能写文章反对。”
     邓力群还要求与会同志对这个会保密，不许泄露出去。
    ⑶邓力群、胡乔木再次布置批评，不许反批评
    7月10日前后，邓力群在社会科学院召开各经济所负责人会议，散会后让党员和经济研究所的几位负责人留下，再次布置写批判《阶段》的文章，再次说明不许反批评。经济研究所的孙冶方当场提出异议，说“这样不是与文化大革命时一样了吗？”邓力群说，“这是中央决定，党员要守纪律。”究竟中央是否有这个决定，我们不得而知。
    与此同时，胡乔木在国务院政研室组织了几个人整理马恩列关于过渡时期和社会主义的材料，准备亲自写文章。一天，秘密会议后，丁树奇（政研室党委书记）在走廊上碰见林子力。丁树奇对林子力说：“要批冯兰瑞了”。林子力说：“谁批谁要臭”。政研室整材料的事一直保密。
    胡乔木、邓力群布置批“阶段”一文的消息不胫而走。我很快就知道了。不仅知道他们两位布置的情况，也知道《经济研究》遵命组织人写批判文章的情况。有些同志对这个稿约婉拒了。对此，我们颇为感动。
    第四、中宣部讨论对《阶段》一文的批判
    1979年，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由党中央秘书长胡耀邦同志兼任。党中央副秘书长是当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同志。他同时还是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第一负责人。邓力群说正副秘书长专门开了会，我不知道党中央正副两位秘书长是怎么开会的。他说中宣部要说话。又说：“下礼拜二中宣部要专门开会研究”。把问题说得十分严重。后来的事实证明，中宣部确实在讨论国庆三十周年叶剑英讲话宣传提纲草稿时，曾三次讨论对我们的《阶段》一文是否要批判的问题，但是，并不是专门开会研究，最后也没有就此问题说过什么话。
    中宣部每周一次例会（星期二或星期三），周五还有一次有思想理论宣传各部门负责人参加的座谈会，讨论一些重要的问题。必要时例会也扩大请这些人参加。
    1979年，适逢国庆三十周年。中央早就为这次重大的庆祝会作准备。确定由叶剑英在纪念会上讲话，组织写作班子起草讲话稿。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有几位同志去参加起草。在此之后，中宣部还起草了一个纪念国庆三十周年叶剑英讲话的宣传提纲。从7月上旬开始，中宣部开过三次会，讨论这个宣传提纲。
    一、第一次会议：对提纲最后提出批判《阶段》一文的意见发生分歧。
    7月6日，星期五，中宣部开会。部长胡耀邦主持会议，参加者除中宣部四位副部长：朱穆之（常务副部长）、黄镇（兼文化部长）、张香山（兼广播局局长）和廖景丹（分工管报刊）外，还有首都思想理论宣传战线各部门负责人。这次会议主题是讨论纪念国庆30周年大会上叶剑英讲话的宣传提纲。提纲最后部分是对当前一些错误观点的批评，我们发表在《经济研究》第5期上的《阶段》一文也包括在内。
    会议开始，工作人员将宣传提纲分发与会者人手一份。主持人请大家看了提出意见。参加会议的中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编译局局长王惠德看了宣传提纲后提问：这个提纲是否发出去了？答：还没有发出。王惠德说，这个提纲还要研究一下。《阶段》一文观点没有什么错。这个意见一提出，遂引起分歧，展开了讨论，与会者纷纷发言。有的说，《阶段》一文实质上否定中国是社会主义；有的说该文提出了中国是不是社会主义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能讨论，不可以讨论，不允许讨论。有的同志发言激动，表示要写文章批判。也有个别同志表示同意《阶段》中的观点，认为不应组织批判。
    我注意到与会的政研室的领导人之一于光远没有发言。以后我们交换意见时我才知道，于光远既不同意毛泽东将整个社会主义这个漫长的历史时期都划为过渡时期，不再分阶段，因此认为不能说我们主张划分阶段就是否定中国是社会主义。他认为阶段问题是应该允许讨论的。但是他对我们文章中将过渡时期划到1979年有不同的意见。他认为“过渡时期”是有特定涵义的，即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说的：“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在《阶段》一文中，把过渡时期分为两个阶段，一段是从1949年到1956年取得三大改革胜利，这是原来意义上的即马克思说的那个有特定涵义的过渡时期；从1957年到1979年，处于过渡时期的第二阶段段，即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然后过渡到发达的社会主义，最后才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我们讲的过渡时期的第二阶段（不发达的社会主义）所用的过渡时期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马克思说的）那个过渡时期了。这层意思在《阶段》一文中没有加以说明，以至引起他的怀疑和思考。理论工作务虚会于光远是领导小组的成员，他当时很忙，还正在准备一篇关于国家的发言稿，又不在一个组，见面机会不多，我们的发言事先没有同他交换过意见。在7月6日中宣部的会上，他没有发言，我想他是在考虑我们的这个观点问题。至于我们提出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这个历史时间要经历几个阶段，他是赞同的。这从他1982年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事可以证明。中宣部以后又有两次会讨论到对《阶段》一文的批判问题，于光远都没有参加。
    1979年7月6日的会议上，由于意见不一致，胡耀邦决定下次会议再讨论。
    二、第二次会议：有人建议几位部长看过苏冯的文章后再议。
    7月11日，星期三，中宣部例会，胡耀邦主持。参加者仍是上次会议的那些单位，不过有的单位换了人。会议仍讨论国庆三十周年讲话宣传提纲，自然又谈到我们那篇谈《阶段》问题的文章。会上压倒的多数仍持要批判的意见，理由是说文章认为中国不是社会主义。《人民日报》参加会议的人换了王若水，他当时是《人民日报》的副总编辑。王若水力排众议，他发言提出：冯兰瑞他们的文章我认真地看过，其中并没有中国不是社会主义的意思。可是会上许多同志说文章讲中国不是社会主义。我想请问几位部长、副部长是否看过这篇文章？胡耀邦答：没有来得及看。四位副部长：黄镇、廖景丹、张香山和朱穆之都回答：没有看。于是，王若水建议几位部长、副部长先将他们文章看看，再讨论。胡耀邦接受了这个意见，说看了文章下次再谈。这次会上，王惠德、王揖也讲了不同意批判的意见。
    三、第三次会议：《阶段》一文没有说中国不是社会主义
    7月13日，星期五，中宣部继续开会，仍是讨论国庆三十周年讲话的宣传提纲。讨论中自然又谈到批判错误观点的问题。在谈到《阶段》一文问题时，王若水询问：几位领导同志看了他们的文章没有？胡耀邦说还没有看，黄、张和廖副部长都还没有看，只有朱穆之常务副部长看了。朱副部长说，苏冯的文章里是没有中国不是社会主义的话，但是有一句话：“中国还不是马克思列宁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这句话，正是宣传叶帅讲话的提纲最后部分引了要批的话。朱穆之说完，王若水立即拿出一本小册子《坚持贯彻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的单行本,即上面说的那篇1978年5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特约评论员的文章。这篇文章是邓小平指示，胡乔木布置，林涧青挂帅，政研室的几位同志和室外的工资理论问题专家集体写作的，笔者也是写作组的一员。文章写好后，先经胡乔木等审阅通过，又念给邓小平听了两遍，邓小平点头后才发表的。王若水说，“苏冯文章中的这句话出自胡乔木参与审阅批准发表的文章，他们是有根据的。”王若水一边说一边翻开小册子第8页，念道：“诚然，我们现在的社会还不是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附录2）听了王若水的发言，满堂惊愕。散会前胡耀邦亲笔勾掉宣传提纲要批的苏冯文章中的那句话，中宣部对此问题的讨论告一段落。以后也没有听到中宣部说什么话。
    四、胡耀邦曾经有过批示：阶段问题应当允许讨论
    若干年后我才知道，关于胡乔木组织批判《阶段》一又不许讨论之事胡耀邦曾经有过一个批示。1979年7月20日，当胡耀邦得知胡乔木组织批判我们的文章，并且禁止讨论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阶段问题时，在一个材料上批了下面的话：“探讨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当然应当允许。我不相信胡乔木同志竟然不许。……”这个批示当时没有传达。二十年后才知道。这使我不能不怀疑，1979年7月5日的小会上，邓力群说的“两位秘书长专门讨论过”的话是否确有其事。现在两位秘书长都已仙逝，无法对证了。
    这份材料还反映：因为胡乔木不准刊登反批评的文章，所以社会科学院有人说：“这样做法还谈得上甚么双百方针，这又是把理论问题当成政治问题搞”。反映强烈者甚至说：“不准讨论还有什么言论自由，简直是封建法西斯！”。有的人将这次风波比做“割理论界的喉管”，有的人则惴惴不安，说“知识分子有一天还要倒霉”。胡耀邦在份文件上批示说：“我不相信知识分子有一天还要倒霉。放这个空气不好吧。”善良的胡耀邦和很多天真的人们一样，以为知识分子挨整的日子终于过去了。他怎能想到，不但有一天知识分子还要倒霉，而且他这个总书记都会因为同情和保护知识分子而被指责为领导软弱涣散，最终被整下台。17
    从1979年7月初到7月中旬这十天左右的时间，胡乔木、邓力群、中宣部频繁召集会议，布置和讨论批判我们《阶段》一文。紧锣密鼓，声势吓人。一场大批判眼看就要开始。消息传出，震惊了全国思想、理论界。我们曾接到一些慰问电话，还有的熟人到我家中来慰问。中宣部第一次会议（7月6日）后，有同志建议我们给邓小平写信申诉。我们认为，他们这种作法不符合党中央三中全会精神，而且我们的文章并没有否定中国是社会主义。但是否马上写信，拿不定主意。这时，政研室的林涧青因病住院，我去医院探望时说了这件事，向他请教。林表示这段时间住院，对外面的情况不了解。根据我说的情况，对我作了六个字的建议：“不要作出反映”。我同苏绍智也想再看看形势如何发展。于是，我们就保持暂时沉默。
    7月21日晚，马列所的张显扬来电话说：党校孙长江受吴江（吴江是中央党校去参加中宣部三次会议的成员）委托，特地进城找我，转告我们，吴江并不准备写批判文章。孙长江同我不熟，托张转告我们。我们很感谢。
    过了一段时间，我随国务院研究室合并到中办研究室，室内没有分配我什么任务，于是我就利用这个时间，动笔写了一篇题为《再论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的社会发展阶段问题》，按规定送给室主任审阅。没有通过。
    第五、胡乔木当众道歉，不久即收回
    一、胡乔木承认理论问题不应以行政办法对待
    ⑴7月24日，朱佳木（政研室工作人员，以后做乔木的秘书）对我说，乔木同志说，要你不要误会，他不过是看了你们的文章后很着急。
    7月底，我老伴李昌到北京医院看病，遇见胡乔木。胡对李说，他很忙，没有来得及找兰瑞同志谈话，很抱欠。其实他对冯的文章只有两点意见。一是方法问题，不应将马列的话一条一条的来套。马列那个社会主义一千年也实行不了。第二，这样一写，同另一些文章就混在一起了。有十几篇文章，很凶的。李昌答覆他两点：1、用简单的办法不能解决理论问题；2、你说马列说的实行不了。应该怎么说，你们要拿出个说法来。
    以后，胡乔木在北京医院又一次见到李昌，再次表示对我的抱欠。时间记不请了，大致在当年八月。
    1979年8月份出版的《经济研究》第8期刊出了人民大学教师朱述先的文章：《也谈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的社会发展阶段问题——与苏绍智、冯兰瑞同志商榷》（以下简称《朱文》见附录5）。这是《经济研究》发表的唯一的一篇商榷文章。
    ⑵ 8月25日上午，马列研究会学术部举行会议，苏绍智传达前几天胡乔木在社科院马列所、文学所、哲学所、法学所、历史所五个研究所汇报会上的讲话。这次会议参加者是这五个研究所的正副所长，马列所所长于光远，副所长苏绍智在座。（我当时还在国务院政研室，还没有到马列所。）
    在讨论中，有同志提到对《阶段》一文的批判，认为这样一种气氛下，有人写了不同意见的文章就要批判，当代文学史如何编法？胡乔木在回答文学所提出的问题之后说：
    “我顺便作一点自我批评。对苏绍智、冯兰瑞的文章看得太严重了，认为不适宜讨论。对问题本身我的观点没有变化。对我当时采取的办法，不能当作正面材料写进历史去，当作反面材料也没有什么意思。我不应采取行政办法，提出意见之前没有先征求苏冯二人的意见，很抱欠。看了《经济研究》第8期（载有朱述先写的与苏冯商榷的文章）后，要想办法补救一下。在这种气氛下，很难进行认真的学术讨论。”
    （大意。摘自苏绍智传达的原始记录。）
    会上胡乔木不仅向苏绍智当众道歉，还走到苏面前与苏绍智握手。
     ⑶8月份《经济研究》发表了朱述先与我们商榷的文章之后，《经济研究》接到胡乔木电话，大意是说，你们登了朱述先的文章，是受了我（胡）的影响，要设法补救一下。可再找人写文章与朱商榷。与此同时，胡乔木给《经济研究》写了一个意思相同的字条。两年后，我向《经济研究》当时的负责人提出借阅胡乔木给他们的两个关于《阶段》一文的字条时，答复说，这两个字条都被社科院调走了。
    胡乔木已经几次“抱欠”，又要《经济研究》组织文章与朱述先商榷，我认为《阶段》一文引起的麻烦已经过去，可以安心做研究工作了。我同林子力早就计划要外出调查经济体制改革。于是我们于十月十六日动身，去了四川、安徽、浙江三省考察，十二月上旬才返京。
    第六、我们对《朱文》的态度和看法
    《朱文》是《经济研究》按照胡乔木的指示组织到的唯一的一篇文章，题目是《也谈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的社会发展阶段问题——与苏绍智、冯兰瑞同志商榷》，载该刊1979年第8期，当时我们就已拜读过。此文发表后，胡乔木又指示《经济研究》组织文章与《朱文》商榷，编辑部没有找到愿意写文章的人，又打电话找我们写文章与商榷者商榷。我与苏交换了意见，认为这篇文章没有什么说服力，对我们的批评也很勉强，谁是谁非读者会判断，没有必要与之纠缠，也婉拒了。现在回忆当时的情况，因为这是历史，也有必要将我们的看法加以说明。
    一、在主要观点上两文并无什么分歧。
    《朱文》一开始就肯定了《阶段》一文提出了一个十分重大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朱文》在它的第二个自然段中是这样说的：
    “苏、冯同志的文章指出，马克思和列宁讲的‘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的革命转变时期或过渡时期，指的是从无产阶级取得政权过渡到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而不是象前几年所流行的那种说法，即这个过渡时期是过渡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也就是包括整个社会主义社会。这是正确的”。
    这就表明《朱文》对我们提出的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这个漫长的历史时期，社会的发展要经过几个阶段的观点，是同意的。
    甚至怎样划分阶段，分几个阶段与我们《阶段》一文的观点基本上也是相同的。
    请看《朱文》最后的结论：
    “综上所述，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和我国的实际情况，我们认为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的社会发展阶段，应当这样划分：Ⅰ、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Ⅱ、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⑴不发达的社会主义；⑵发达的社会主义。Ⅲ、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即共产主义”。18
    从引文可以看出，《朱文》对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社会发展阶段的看法，与我们的观点基本上是一致的。在划分阶段时，也认为过渡时期以后是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这个第一阶段又分为：⑴ 不发达的社会主义；⑵ 发达的社会主义，然后才是共产主义高级阶段。
    二、《朱文》同我们商榷的是什么问题呢？
    主要是两点：一点是说《阶段》一文在论述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社会发展阶段的划分时，把我国现阶段的社会，或者说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划入过渡时期的范围，“从而在理论上不承认当前我国的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这个观点是错误的”。
    《朱文》的这种指责是站不住的。第一，不发达的社会主义是不是社会主义？答复是肯定的。它是社会主义，不过不发达而已。好比一个人，他的童年和少年在生理上和知识上是不发达或不成熟的，但是我们不能说儿童和少年不是人。第二，不发达的社会主义要不要向发达的社会主义过渡？《朱文》自己应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认为不发达的社会主义之后是发达的社会主义。
    我们之所以认为中国还处在“不发达的社会主义”，是分析了这个阶段的经济结构和阶级结构之后作出的判断。在《阶段》一文的第二部分，我们指出：在我国这样一个解放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小生产占绝对优势，生产力发展水平、生产社会化的程度和人民的文化水准都极为低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将会更长一些。还要经过一个很长的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才能进入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我们分析了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的特点是，存在着公有制的两种形式，还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还有资本主义的残余和资产阶级分子，甚至封建主义的残余，还有相当比重的小生产者，工农之间还存在着阶级差别，生产力还没有大发展，产品也未能较大丰富……。因此我们还没有建成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还处在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在《阶段》一文中，我没有说明这里所谓“过渡时期的第二阶段”，其含义不同于马列说的那个有特定含义的“过渡时期”，我们这里用的是广泛意义上的过渡时期，这是我们行文上的疏忽。即令是这样，也不能够得出“从而在理论上不承认当前我国的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结论。《朱文》这样来批判我们的《阶段》一文，逻辑上是站不住的。
    三、断章取义，给《阶段》一文扣帽子。《朱文》采取了歪曲原文的手法，摘出《阶段》一文中的一段话之后说，《阶段》一文的作者在“事实上不承认当前我国的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朱文》的根据是什么呢？他写道：“作者在关键问题上……是用列宁在1918年的话来说明我国目前……仍然只能称为社会主义国家，只是‘有决心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而我们的经济制度却不能说是社会主义的。”如果只看《朱文》这段话，会认为我们否定了我国目前（1979年）的社会是社会主义社会。但是，请读者对照一下《阶段》原文第二部分的最后一个自然段，就可以发现，上述《朱文》的引证是歪曲的。我们在引用列宁的话，分析了我国现在（1979）的社会政治情况与经济结构之后是这样说的：“我国现在的情况同1918年苏联的情况不同，我们已经超过了苏联1918年的阶段……。这说明我们还处在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不能认为我们的经济制度已经是发达的或者完全的社会主义”。《朱文》在引用我们的文章而加以批判时，将文中“已经是发达的或者完全的”十一个字抹掉，加上一个“却”字，从而将这句话变成了“我们的经济制度却不能说是社会主义的”了。（请对照看附录《朱文》第4-5段。）《朱文》杜撰了这样一句话，来说明《阶段》一文“在事实上不承认当前我国的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这样一来，《朱文》就从“理论上”和“事实上”证明了冯兰瑞和苏绍智合作的《阶段》一文，否定了中国是社会主义。
    要知道，“坚持社会主义”是邓小平在3月30日为中央理论工作务虚会作的总结报告中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中的第一项基本原则，如果胡乔木，邓力群和《朱文》中的这个论断成立，那末，我们就违反了“四项基本原则”，这个帽子是够大的，也是很吓人的。但是他们没有想到这却是徒劳的，也是不太聪明的。因为彼此的文章都已经公开发表，都登在1979年出版的《经济研究》上，并都在《新华月报——文摘版》1979年第10期同期转载。究竟谁是谁非，相信读者是会作出正确的判断。这也是1979年10月朱述先的商榷文章发表后，我们没有同意再写商榷文章的一个原因。
    第七、胡乔木重批“中国是不是社会主义”的讨论
    1979年12月初，我去川、浙、皖三省调研结束刚回到北京，就知道胡乔木的态度有反覆。十二月上旬的一天，我到林涧青办公室谈事情。林拿出一份胡乔木的讲话稿念了几行给我听。其中谈到“阶段”问题时又批评了我们的“错误”（具体的话记不清了），好象抱欠的话又不算数了。
    一、收回向苏绍智的道歉
    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后，胡乔木在中宣部提出“反自由化”时，附带将79年在五个所的汇报会上当众向苏绍智的道歉收回了。他说：“那时我如果不那样做（指道歉），不但脱离了群众，而且脱离了在座各位”。
    在此之后，1981年中国社科院召开党代会。1月24日李彦传达胡乔木1月23日在社科院党委常委会的讲话。这个讲话从衡量社科院的政治情况讲起。大批资产阶级自由化，说许多名言出自社科院，说有相当一些负有名望的同志反对四项基本原则，举了许多例子。其中讲到“关于中国是不是社会主义的讨论”时说：
    在全国范围内，没有一年也有大半年，发表的文章一直达到这种程度，有的说中国现在不应当实现社会主义。他同外国人谈话时说他根本反对要实现社会主义，说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太早了。这种问题难道是学术问题吗？绝不是学术问题，这是一种煽动，无非想回到资本主义。像这样的问题，我们能够沉默旁观吗？参加这个讨论的有30几篇文章。这是动摇全国人心，动摇政治大局的问题。社科院有人参加了这个讨论。
    胡乔木的这段话，问题提得很尖锐，无限上纲，帽子很大，语气吓人。  不点名地批评一些人。讲话中“他对外国人谈话……”的“他”不知是指谁，后面讲“社科院有人参加了这个讨论”，显然是指我们1979年发表在《经济研究》第5期的那篇讨论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的文章。但是，我们文章讨论的不是中国是不是社会主义的问题，而是讨论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到来之前是否要划分社会发展阶段的问题，是讨论过渡时期问题。这是十分明了的，有文章为证。
    胡乔木对《阶段》一文没有搞成一场大批判，只发了一篇文章，很不满足，耿耿于怀。他在中国社科院常委会上的报告中说，“在全国范围内没有一年也有半年讨论中国是不是社会主义，动摇全国大局”。这也是不符合事实，完全是一种凭空的捏造。1979年前后，我国根本不存在中国是不是社会主义问题的讨论。他还说，“中国是不是社会主义”的讨论，是苏冯的文章引起的。据我掌握的资料，社会上自1978年1月到1979年12月，报刊上发表的讨论过渡时期、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的文章共有40篇，我们的文章是第19篇19，（见附录4）我们参加了阶段问题的讨论，但是第一，这个讨论不是我们的文章引起的。第二、当时讨论的绝对不是什么中国是不是社会主义的问题。这是有历史资料证明的。
    到此，胡乔木抓所谓“中国是不是社会主义的讨论”并没有完。直到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中，“阶段”一文又成为清查马列所的一大问题。清查者们很健忘！“阶段”一文发表时，马列所还没有成立哩。
    二、在重要讲话公开发表时增加没有讲过的话
    尤其令人不可思虑的是，党内理论界的高级领导人之一的胡乔木，为了达到他对“阶段”一文及其作者的批判，还采取了非常不正当的手段。
    人们还会记得，1981年8月3-8日，在首都北京召开了一次“思想战线座谈会”。这个会议之前，北京已经展开了一场对白桦作品《苦恋》的大批判。批判的效果不十分理想，邓小平认为党的领导软弱涣散。党中央决定召开一次“思想战线座谈会”，来扭转这种局面，使党对思想战线的领导坚强起来。会议开幕，胡耀邦致词。他说这个会议是中央书记处决定召开，由中宣部主持的。有中央、国务院、各省、市、自治区的同志，有理论、文艺界和新闻出版界的同志一共320多同志参加。他首先讲了这次座谈会的目的是讨论邓小平同志7月17日的谈话。接着，胡耀邦说明，邓小平谈话的主旨是，我们党对思想战线的领导处于软弱的状态，必须改变这种状态。指出对思想战线的领导，特别是文艺问题，存在软弱涣散。但也不只限于思想战线本身。因此，这次会议是要正视我们党对整个思想工作领导软弱的问题。第三点说在思想批评和思想斗争上，应该正确对待历史经验。第四点谈全党必须学会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武器，来增强团结，改进工作。第五点，专门谈理论界、文艺界和新闻出版界的思想领导问题。最后，胡耀邦讲了个信心问题。在第四、第五两点中，两次提到当时对白桦的批评，一次是说，“这次批评白桦同志，也有不少人对他表示支持，还在给他写信。要分析分析，是些什么人写信？要学学鲁迅。”（《三中全会以来》下卷第893页）一次是说“对白桦同志，还是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不要一棍子打死，白桦同志还是写了好作品的嘛。但是，《苦恋》就是对人民不利，对社会主义不利，应该批评嘛！”（同上第898页）
    胡耀邦讲完话后，会议由领导小组主持。领导小组由胡乔木、周扬、王任重、于光远、朱穆之五人组成。第一天大会是王任重主持的，他是中宣部副长。
    与会320多人分为六个组，我在第一组（理论组）。小组讨论8月4日举行。同组的有李启明（召集人）、孙冶方、于光远、于振海、吴明瑜、高放、董辅礽、王若水、钟沛璋，何匡、曾彦修、艾芜等等约25人，有的是熟人。印象中人人都发了言，讨论很热烈。大家关注的重点是如何总结经验，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改善党的作风。对批白桦没有兴趣。理由是没看过电影和刷本。其他各组讨论也很平淡，没有出现高潮，有的组也说没有看过剧本《苦恋》和电影《太阳与人》，没法批。
    这个意见反映上去，领导小组决定将《太阳与人》放给大家看，目的是看了好批评。8月5日晚，给我们放映的除了《太阳与人》外，还有一部《原野》，后者刘晓庆演女主角，男主角是一个工人，谁演的忘记了。第二天讨论，还是批不起来。有人说，批《太阳与人》还不如批《原野》，那男的是个什么工人阶级？活像个流氓。小组会开了几天，8月8日开第二次大会，上午夏衍、周扬、于光远、朱穆之讲话。下午胡乔木、习仲勋讲话。
    从我的笔记看，胡乔木讲话很长。他首先说：
    “这个会是六中全会的一个必然的继续和补充。小平、耀邦的讲话很重要，不仅仅限于一个电影剧本、文艺问题，也不限于思想工作问题，是对党的精神状态、批评自我批评这个传统保持得怎样的问题。因此，涉及各方面工作、各方面领导的态度问题。政府工作、军队工作都有这个问题。对于一种错误的思想采取什么态度？态度已经有了，但是实行不实行、坚持实行还是不坚决实行？”
    总之，要提倡批评，解决领导软弱、散漫问题。胡乔木提出问题后，接着讲了三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
    “批评什么？批左的指导思想还是批资产阶级自由化？哪个为主？……两个批评的目标、两项任务是分不开的。不能专管一项，否则不能达到目的，而会适得其反。很明显，如对社会上相当范围的自由化思潮不去斗争的话，正好给过去那些坚持‘左’思想的人一种资本。……同样，如果只注意纠正自由化，不注意纠正‘左’的残余，那么要想达到批自由化的目的也不易，有时甚至会事与愿违。这种情况是客观存在。”
    这段话的倾向明显主要是批自由化，但也不只是批评自由化也谈了批左。他接着讲了对苦恋的批判。怎样开展批评。重点是讲思想战线领导的软弱涣散。他分析软弱涣散的原因是不团结。共产党员要服从党的纪律。第三点讲，批评要包含经常的批评和重点的评论。不仅仅文艺方面，也是说政治方面的批评。批评者对被批评者的观点有深入的了解；批评是人民内部矛盾，一定要有团结的愿望。又说有了团结的愿望也不一定能达到团结，因为被批评者可能没有这个愿望，可能不接受，举了白桦发表文章：“《春天对我如此厚爱》，20说明发表这种文章对团结没有好处。”
    胡乔木谈到要团结这个问题时说，现在老朋友老同志中间也产生分歧，就是对《苦恋》这个小问题也拿不出一个统一的意见来，甚至有人对“自由化”同情，加以掩护，等等。言下十分伤感，声音哽咽，掉了眼泪。大家不知怎么回事，大会主持人宣布休息，然后再接着讲。
    一年后，在1982年8月出版的一本重要文献《三中全会以来》中的这篇讲话，内容却大大不同了。特别是第二个问题，不是当时讲的批评什么，是批评左的指导思想还是批评资产阶级自由化，而变成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潮，怎样影响着党内，形成党内思想战线涣散软弱状态以及怎样来扭转这种状态。”值得注意的是胡乔木在这个题目里，增加了两段1981年8月8日大会上没有讲的话：
    “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一些同志在长时间内抱着怀疑的态度。他们不顾中国革命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和胜利实践，不顾列宁在俄国十月革命前后的一系列论述和二十世纪以来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新的发展，教条式地宣传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社会化大生产的基础上，并且必须消灭商品生产，认为中国经济落后，不应该也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他们不愿意承认我国在实现了社会主义改造之后，已经消灭了剥削制度，建立了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尽管这些刚刚建立起来的制度还需要完善，但毫无疑义，它们已经在我国扎下了根，并且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显现了强大的生命力。这些同志既然不愿意承认我们的社会是社会主义社会，也就不愿意看到二十多年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不愿意看到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连一些外国资产阶级公正人士也不能不称道的优越性。极少数人甚至荒谬地宣称中国应该回过头去发展新民主主义，发展国家资本主义。这种极端错误的观点的宣传，不但本身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一种表现，而且还给这种思潮一种‘理论’的依据。
    “一些同志对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怀疑，表现了他们对于结合中国革命的长期实践，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中国的胜利和发展，研究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理论，几乎毫无兴趣。他们由于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对于这个错误他们也作了错误的非历史的解释），就对经过了历史考验的整个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理论表示怀疑。事实上，他们所怀疑的不仅是毛泽东思想，而且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几十年间的伟大革命实践，而且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它在实际生活中的发展。”21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不指名地批评《阶段》一文的作者。这段增加的话，是1981年年初在社科院常委会上讲话的继续。那次说这是政治问题，是回到资本主义。这次是作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一个内容，一种表现，说是给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以一种“理论”的依据。接着讲了两个“而且”，加重了语气，把“一些同志”简直说成怀疑共产党、毛泽东思想、马克思主义。也就是绕着弯子批评这些人反对四项基本原则。（《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件选编》下，第922页）帽子可真不小。不禁使我惊叹胡乔木整人的手段之高明。
    上引《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件选编》第921-922页的这段话，如果是在1981年8月8日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讲的，那末，在座的我们应当听到，而且绝对不会忘记的。这样一个敏感的问题，特别是我们，是当事人，怎么会忘记呢？但是，我查了当时胡乔木在81年8月8日的讲话的原始笔记，其中根本没有这样的话。那末是怎么一回事呢？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者在该文首页（第904页）的脚注中说：
    “这是胡乔木同志在中央宣传部召集的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八二年四月二十二日出单行本时，胡乔木同志写了作者前记：‘这篇讲话已经发表过几次。每次发表前，作者都曾经作过一些修改和补充。现在在《文艺报》要发表和人民出版社要出单行本的时候，作者又作了一些修改和补充。因此，它和最初发表的样子已经有了不少差异。这是需要向读者说明的。”
    原来如此！1981年8月8日的这篇讲话已经发表几次，应该说，在讲话第一次发表的时候，就已经“问世”了，但是，每次作者都要修改和补充，所以，与1981年8月8日有320多位包括中央同志、国务院同志和国内思想理论界、文艺界和新闻出版界在座时的公开讲话对照一看，就发现有明显的不同了。当然，个人的文章或讲话在发表时自己有权修改和补充，别人不必多嘴。但是，胡乔木这篇讲话可不一样。这是在党中央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上的总结性的讲话，是已经问世的作品了。在重新发表时作一些文字上的修改，是无碍的。但是他这样的修改，是为了达到整人的目的，成段地将会上没有讲过的话（实即“私货”）塞进去，并且利用他手中的权势，收在《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件选编》中，以增加其权威性和合法性。这种手段不能认为是光明磊落的。
    第八、制造这场风波  究竟所为何来？
    岁月无情，一幌二十年过去了。这二十年，中国思想理论界经过了几多风风雨雨，但是终于都过去了。《阶段》风波不过是其中一支小小的插曲。如今回忆当年，若不是王若水仗义执言，胡耀邦从善如流，一场大批判将要降临我们头上，那后果将是无法估量的。而胡乔木竟如此反反复复，作为一位这样高级的领导，真是不可思议。这种情况，回想起来，能不令人感慨？
    胡乔木在1979年8月社科院五个研究所汇报会上讲的话，也还有值得深思的一面。他说对待理论问题不应采取行政手段。在这种气氛下，很难进行认真的学术讨论。既然如此，为什么对我们的一篇文章要如此一而再再而三地揪住不放，只许批评不许反批评呢？再说，我们的文章并没有否定中国是社会主义之意，又为什么要这样毫无根据地上纲呢？是我什么地方得罪过领导吗？
    我认识胡乔木，至今已有60年之久。1940年我去延安，分配到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简称中央青委），他当时是中央青委的宣传部长。我住他窑洞附近的一排平房，就已认识。不久以后他就到毛泽东身边当秘书去了。后来一直没有见过面，只读过他的《中国共产党三十年》，看过他发表的诗。直到1975年前，没有共过事，说不上有什么个人恩怨。文革后他叫人约我去帮他编书，我也唯命是听，努力工作。以后调到政研室，他是领导，大家对他都很尊敬，我也是。分配的任务都努力完成。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我是同情和保他的。汪东兴要撤销政研室，我还专程拜望胡耀邦替他说话，维护他和政研室。我自问没有什么事得罪过他。他为什么要整我？这一直是个谜。过去工作很忙，没深究这个问题。
    近几年回顾近二十年来的历史，似有所觉悟。特别为写回忆文章《在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日子》一文，重读当年的一些重要文件，翻了过去的工作笔记，认为他是在响应邓小平的号召，表示对邓小平的忠诚，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实际上是贯彻他自已的思想，因为“四项基本原则”本来就是他负责起草的。）但如果仅仅看到这点，那就太简单了。那时候胡乔木这样做，却是另有深意。
    这就涉及到当时复杂的历史背景。当我仔细深入地回顾那段历史，才认识到这场风波不仅仅关系到我和合作者苏绍智的问题，而是两位理论权威早就存心要打击一些被说成与他们“分道扬镳”的同志，要把这些人打成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
    事实是，在理论务虚会刚刚开过，就传出了一种“权威”的指责：“他们和党分道扬镳了。”这是指胡耀邦所表扬的那些在思想解放运动中勇于打破禁区的理论工作者。“文革”后重新当权的理论权威就怀疑我们这篇讨论社会发展阶段的文章有“后台”。胡乔木在社科院办公楼的走廊上碰见胡冀燕时的问话就是一种试探。实际上他主观以为我们写这篇文章是与于光远商量过的。把我们揪出来，于光远就跑不了。而于光远又牵连着一批经济学人。如果不是这样，仅仅对付我们这两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何须如此大动干戈，又是书面指示，又是秘密会议，还要惊动党中央秘书长，并弄到中宣部的会上去讨论。他们之所以要这么干，无非是将我们作为导火线，想要抓出什么背景人物来。其实他们完全错了。我们的联合发言直到公开发表，并没有同谁商量过，连于光远同志都不曾商量过，完全是大会开幕以后才匆忙地分工分头撰写的。后来才知道，光远同志对此文还有点不同的意见，认为我们不应将不发达社会主义阶段也划入过渡时期。他对我说，马克思主义的过渡时期理论有它特定的涵义，即要搞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斗争，所以他认为我们把过渡时期延长不妥。但是他对于我们《阶段》一文的主要观点：我国处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还不是马克思说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是完全同意的。这在他为我的经济论文选（两卷集）写的序言中才第一次见诸文字。
    1979年的《阶段风波》一直纠缠了五年之久。直到中央明确我国现在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后才算过去。但此事给我国思想理论界留下的不良影响却是抹不掉的。
    我把这段经历如实地记下来，是希望从中总结经验教训。坚持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的言论出版等自由；回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总路线上来，真正做到解放思想，充分发扬民主和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我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促进我国学术繁荣，科学昌盛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注释：
1．《在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日子》，载《百年潮》2000年第 3期。
2．引自于光远著：《我亲历的那次历史转折——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台前幕后》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11月出版，第17页。
3．同上书第121-122页。
4．《三中全会以来》上，第19-23页。
5．此文是国务院政治研究室遵照邓小平的指示集体撰写，由林涧清主持，有五六个人参加，笔者是其中之一。写成后以《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全国各大报同日转载，中央广播电视台广播，并出版了单行本。
6．见附录2。
7．请参看附录4，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学术资料室编：《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报刊文章目录索引（1949-1979）》第27-32页。载经济研究所经济研究参考资料编辑部编印的《经济研究参考资料》增刊，1981年1月出版。唐宗焜提供。
8．《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03-404页。
9．《毛泽东谈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上第64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学会。1998年1月印。
10．同前书第77页。
11．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第1071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
12．参见同上，第1101页。
13．《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82页。
14．参见薄一波同上书第1098页。
15．胡耀邦：《理论工作务虚会引言》1977年1月18日，《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82年8月版，第48-64页。
16．《毛泽东选集》1967年，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翻印，第1422-23页。
17．以上材料见当时的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局长李洪林著《中国思想运动史（1949-1989）》1999年出版，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第272页。
18．朱述先：《也谈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的社会发展阶段问题》《经济研究》1979年第8期，《新华月报》1979年第10期文摘版第27-29页。本文所引《朱文》均引自《新华月报》1979年第10期。
19．《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81年增刊：《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报刊目录索引（1949-1979）》第32页,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学术资料室编,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
20．1981年部队开始批判白桦（部队作家）的作品《苦恋》和据此改编拍摄的电影《太阳与人》。解放军报发表了长篇的署名“本报特纸评论员“的文章：《四项基本原则不能违反——评电影文学剧本〈苦恋〉，电台广播，多种报刊转载。对白桦压力很大。但是读者和电影观众却对白桦表示同情，给他写了许多信。于是，白桦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春天对我如此厚爱》。春天是指人民群众。文章发表后引起领导的重视。
21.《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第921-922页。

    1995年12月7-15日初稿
    1999、2003年两次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