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杂志／今天的中国很少有人知道，在19世纪，东南亚曾经出现过一个华人建立的现代共和国家：兰芳共和国，前后共存在100多年，后来被荷兰人消灭。一个叫罗芳伯的中国人，以特有的政治天才，推行民主政权建设，于1776年创立共和体制，在世界诸国堪称第一，比华盛顿1787年当选为首任总统并实现联邦的美利坚合众国的共和体制还早11年。

220多年前，在世界第三大岛---东南亚的加里曼丹（印度尼西亚人对婆罗洲的称呼，今约有三分之二为印尼领土）西部，诞生了一个华人建立起来的小国家“兰芳共和国”。它的开国元首是中国广东省梅县石扇堡人罗芳伯。

很早的时候，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有很多华人来到加里曼丹岛谋生。他们大都集中在该岛西部的沿海城市坤甸一带打工。有的在农村种植水稻、椰子、咖啡、胡椒，有的则在山区开采石油和煤炭。

当地的自然条件和生活条件极为艰苦，由于路途遥远，他们得不到祖国的关心和照应，所以被乾隆皇帝称为“天朝弃民”。为了生活，他们需要团结互助，于是组织了不少“同乡会”之类的组织。后来，这些组织联合起来，成立了以东津为首都的兰芳共和国。

罗芳伯因为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出众的组织才能，在坤甸一带华人中享有很高的威信，所以被各地搞同乡会的人推举为领袖，于1776年建立了“兰芳大统制共和国”，这一年定为兰芳元年。罗芳伯参照西方国家的一些法制，设置了一套完整的行政、立法、司法机构。国家有国防部，但没有常设军队，而是全民皆兵，平时分散各地搞生产，战时集中起来御敌。地方分省、府、县三级，由各级公民投票选举出当地行政机关的负责人。

罗芳伯当了19年的国家元首，于1795年病逝。随后，由全国公民选出江戊伯继任国家元首。此后还有7人先后担任过这个职务。1886年，这个在异域建立起来的华人小国，遭到荷兰殖民主义侵略军的进攻。兰芳共和国全体民众进行了顽强的抵抗，最终因武器太差而遭到失败，这个华人小国也不幸灭亡。“兰芳”共存在了110年。

历史上在南洋海岛上(西婆罗洲)曾经存在了110年的兰芳共和国，就是我国新兴的市民阶级(资产阶级)在国内发展受阻的情况下，在国外建立的一个资产阶级性质的共和国(1776年建立，1886年被荷兰侵略者消灭。参见吕振羽著的《简明中国通史》第15章第927-932页；山西大学历史系教材：《中国古代史讲义》下册第34章第496-497页)。

兰芳国位于东南亚西婆罗洲（今印度尼西亚一带），建于清乾隆四十二年（公元1776年），灭于清光绪十一年（公元1886年），立国时间达110年。创始人为广东人罗芳伯。

这个由华人建立的国家制度很特殊。在当地华人圈内，首领称为大唐总长（或者大总制），面对当地土著居民则称王。首领的传承不是父死子继或者兄终弟及式的家族世袭制，而是类似于民主选举和禅让的形式，首任大总长罗芳伯逝世时，公推江戊伯继任，先后五传，最后刘台二，故被人称为共和国。至于“国之大事，皆咨决众议而行”，也有似于议会制。

后来，他们还曾经遣使回国，觐见皇帝，请求称藩，想把西婆罗洲这块土地纳入大清的版图，或者变成藩属国家。意思是，我不敢自立为王，但朝廷下令封一个王总可以吧。但这件事没有结果，有可能是使者没见到皇帝，也有可能是清朝皇帝不予受理，根本不理睬这些天朝弃民，或者根本不能容忍南方的汉人在海外建个国家。

罗芳伯在中国国内，也是一个平民百姓，没有任何特殊身份。到海外后，因为他才能过人，所以被大家推为首领。带领众多海外华人，谋求共同的利益。后来因为华人势力太大了，有好几万，当地土著居民也归附了好几十万，他们帮助浡泥王平了叛，浡泥王看华人的势力已成，不得已拱手让位。兰芳国能建立起来，主要还是华人群体实力很强的缘故。

罗芳伯是华人势力的代表，是由华人们推选出来的。除了个人能力之外，在华人圈内并不具备绝对的优势。也就是说，大家能一起推选他，也能够一起废了他。所以，罗芳伯敢于向土著居民称王，但不敢在华人面前称王。

中国闽西归侨作家张永和、张开源新著长篇传记《罗芳伯传》，最近由印尼和平书局出版社出版，在东南亚华人社会产生较大反响。亚细安（东南亚）客属联合总会于4月19日至26日组织百名专家学者和乡贤组成宣讲团，在印尼山口洋市、东马来西亚古晋市和沦莱斯里巴加市举办宣讲、研讨论坛，巡回千里，追思历史名人，进行了一次别开生面的“罗芳伯之旅”。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报道，专家学者在发言中认为，《罗芳伯传》史料丰富，笔触生动，情节曲折，再现了广东梅县客家子弟罗芳伯和一群热血客家青年，于 1772年5月移居婆罗洲（现印尼西加里曼丹岛），与当地苏丹和各族民众并肩兴业，发展经济，并于177６年创立共和体制的历史画卷。

亚细安客属联合总会会长吴能彬博士说，经海内外专家学者多次考察证实，罗芳伯于乾隆3年即公元1738年出生于广东梅县石扇堡。在坤甸建城（1771年）的次年，即1772年5月，罗芳伯与一批热血客家青年漂洋过海，从乌石海边登上婆罗洲（今西加里曼丹岛）。当时，岛上社会治安极为混乱，土匪横行，海盗称霸，烧杀抢夺，无恶不作，民不聊生，怨声载道。罗芳伯与当地皇族婆罗洲苏丹结为兄弟，团结战斗，带领福建、广东籍华人和各族民众，平定内乱，镇压首恶，励行法治，声望如日中天。

在军事上夺得胜利的同时，罗芳伯目睹民众生活困苦，日缺三餐，夜无居处，心中十分不安。他随即着手组建“采金公司”，开发当地丰富的金矿资源，推进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罗芳伯并未陶醉在欢呼声中，他以特有的政治天才，推行民主政权建设，于1776年创立共和体制，定名为“兰芳大总制共和国”，在世界诸国堪称第一，比华盛顿1787年当选为首任总统并实现联邦的美利坚合众国的共和体制还早11年。

山口洋市市长阿旺•伊斯哈博士指出，罗芳伯的施政经验很值得我们学习，他重视教育，关心人才，努力发展经济，赢得人心，也赢得划时代的成功。与会代表当场捐赠款，协助当地发展教育事业，扶持260名华人贫困子弟升学。

许多学者赞扬罗芳伯生前十分关注中华统一大业，心系家乡建设。据悉，20世纪30年代，著名历史学家罗香林著《西婆罗洲罗芳伯等所建共和国考》，在近代史学术界影响重大，如今《罗芳伯传》出版，进一步丰富了客家历史文化研究的内涵和中国移民的史料。

在印度尼西亚历史上著名的兰芳共和国，刘姓华人就曾担任第四届、八届、九届大总制，他们分别是刘台二、刘亮官、刘鼎，都有是祖籍广东梅县的客家籍刘姓华人。兰芳共和国见于国史的时候不多，只知道几百年前中国人在现在印度尼西亚的加里曼丹岛搞了个共和国，往往相信那时中国全民热爱君主，君主制度更是天经地义，偏偏华侨在17世纪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合众式样的国家。

如果仅仅对中华民族有这么一点了解的外国人，你要认为中国人的天性是自由平等。由于史料的原因，我们无法知道罗芳伯搞的是自由平等的现代政治，还是不堪入目的帮会统治，或者自由平等与帮会政治兼而有之，就象20世纪初期的芝加哥。不管怎样，从中国人的功业来研究共和体制，是不容易得出结论的，他很快就会淹没在一大片和共和无关的中国传统思潮当中去，中国人的兰芳共和国使人对一个种族是易于共和或易于帝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当时荷兰人一直有顾虑，不敢全面占领，怕同文同种的中国干预，但清廷统治下的中国当时已经摇摇欲坠，捉襟见肘，根本顾不上，也不把他们当自己人，结果荷兰人后来才放大胆子把该国彻底灭掉，这件事对后来南洋华人的心态，可能有某种影响。

1、兰芳共和国证明：以汉族为主的群体和社区能够创造并实现西方人也认可的民主体制。

2、兰芳生不逢时，面对强大的西方入侵者，又得不到故土的支持，是以败。

3、兰芳被灭，便海外华人数百年来似苦海飘蓬，无处安身立业，竟屡为海岛蛮夷所凌。

4、兰芳被灭，也使东南亚华人在建国与民主方面的探索为兵火所灭。

同样是一群中国人，为什么离开了满清统治在海外就能建立起资本主义性质的共和国，这说明了什么，说明明末以来从生产力到意识形态都提供了建立资本主义制度充分的条件，也说明了中国资本主义制度产生必须是西方殖民论的破产，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拥有大规模东西方文明交流的情况下加上本国高度文明的生产力发展，以及思想解放运动完全能实现资本主义制度，而明末就拥有这种条件，如果不是“满清入关”中断了这一历史进程。资本主义在中国有充分的理由实现。

市场经济的基石是民主和自由，所以，我不同意楼主关于“同样是一群中国人，为什么离开了满清统治在海外就能建立起资本主义性质的共和国，这说明了什么，说明明末以来从生产力到意识形态都提供了建立资本主义制度充分的条件，也说明了中国资本主义制度产生必须是西方殖民论的破产，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拥有大规模东西方文明交流的情况下加上本国高度文明的生产力发展，以及思想解放运动完全能实现资本主义制度，而明末就拥有这种条件，如果不是“满清入关”中断了这一历史进程。资本主义在中国有充分的理由实现。”的结论，请看以下文章：

16世纪海盗商人

我们要说的中心人物是一个海盗商人，时隔近五百年，他的形象还是那么鲜明，他的悲剧还是那么沉重。

海盗

1559年冬，海风凛冽。明朝廷的钦犯王直在宁波港口处被处斩。他的头颅落地后滚向海滩，死不瞑目的眼睛直瞪瞪望着大海的万顷碧波。

王直是我国明代大名鼎鼎的海盗商人，按他的活动范围，有人将其列为宁波商人，其实他是徽商。王直出生在远离大海的皖南山区──徽州歙县。在诗人眼里那是山明水秀的地方，百姓只觉得是穷山恶水，三山二水一分田，田又很瘠薄。徽州有民谚：“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一丢，就是让你外出经商闯条生路。王直豪侠智慧，曾经做过盐商，嫌内地禁忌太多，一心要寻找冒险家的乐园。在东南沿海，他找到了。明代中国手工业发达，产品在世界各地广受欢迎，大多通过东南沿海外销。海商们私造双桅大船，驱使贫民充当水手，“输中华之产，驰异域之邦，利可十倍。”在王直眼里，每一朵浪花都闪着银子的光芒。但是明朝法律禁止民间海外贸易，违者处以充军甚至死罪，因而没有强大武装保护的海商是无法立足的。王直羽翼未丰，投奔了徽州老乡──盘据在宁波双屿岛的许栋集团。这个集团以武装保护为盾，抗拒朝廷缉捕和海盗袭击，大规模从事海外贸易。王直精明能干，在许栋手下先做管商业的“管库”，又做管军事的“管哨”，成为主要头目。1548年，苏松巡抚朱纨率军围剿双屿岛，许栋被擒。而王直因为有人通风报信得以逃脱。以后，许栋的余党推举王直做了新的船主。王直营运有方，使徽州海商集团迅速崛起，称雄一方。但是，他还有一个劲敌，就是驻扎在横港的海盗陈思盼集团，该集团屡次阻截王直的商船。1551年，陈思盼集团发生内讧，王直成击发难，在陈思盼过生日的晚上，内外夹攻，消灭其武装，吞并商业集团。此后，王直集团势力大振，控制浙江海面。

我们称王直为海盗商人，是因为他亦商亦盗的经营特色。当他们可以正常贸易时，他们就是海商；当他们商业活动受到朝廷海禁政策遏制时，他们就成为海盗。就王直的本意来说，是愿为商而不愿为盗的。在他处于顺境时，表现出难能可贵的政治见识，不与朝廷为敌，而是以消灭海盗陈思盼为功劳，请求官方允许合法的海外贸易。他相信，给他大海这个广阔的舞台，他会给自己、给朝廷、给人民带来源源不尽的财富。遗憾的是王直想错了，深居宫中的皇帝怎屑于理解一个海盗商人的情怀？在嘉靖皇帝眼里，自己就是天地宇宙的中心，四海之夷都要向自己进贡。只要一点官方的贡市，接纳四方进贡的奇珍异宝、奇珍异兽供皇室享用就行了。就是没有海外进贡也没关系，在千万赤贫的农民身上敲骨吸髓，就够他挥霍了。怎放心让商人如脱缰野马，逍遥海外？回答王直的只有一句皇族祖训：“片板不得入海！”

明朝廷的数千水师合围王直的根据地。

王直突围逃往日本。在异国的土地上，他重振旗鼓。他占据萨摩州的松蒲津，自称徽王，部署官吏，控制要害，周围“三十六岛之夷”都受他节制。1552年，王直杀回中国，浩浩荡荡带领举舰百余艘，“蔽海而来，浙东西、江南北、滨海数千里同时告警。”王直在浙江沿海设营，联络三百里，数次打败外强中干的明军。王直集团嚣张了，往来如入无人之境，能经商则经商。不能经商则抢劫。王直端足徽王的架子，绯袍玉带，金顶黄伞，贴身卫士持刀环伺，好不威风！

大臣

王直财厚势大，武装精良，又足智多谋，什么人能使他落入法网？是王直的同乡──另一个徽州人胡宗宪。

胡宗宪是徽州绩溪人，进士出身。他做御使时碰上大同军队哗变，处险不惊，单人匹马就平息了事态。对待倭寇他毫不手软，曾以毒酒毒死入侵嘉兴的倭寇数百人。督办东南剿灭海盗事务时，胡宗宪深谋远虑。对待实力强大而且有外援的王直集团，他明知明军腐败不能敌，便采取招安政策，使尽心机。两个说客到日本，通过王直的义子王敖见到王直，以同乡之谊套近乎，游说他归降，并许诺将王直的母亲和妻子从金华的监狱中释放，生活上予以厚待。王直动心了，说：我愿意回去。

1557年，王直说服日本各岛大商人，带着庞大的船队，归顺而来。见停泊在宁波岑港的官军戒备森严，王直派遣义子王敖到胡宗宪处，责问：“我们奉诏而来，打算放下武器，为什么现在倒是大军临阵，禁止船只来往？难道您骗我？”胡宗宪传话解释再三，王直依然疑心。他提出要一个贵官做人质。胡宗宪立即派官居指挥的夏正随王敖到王直营中做人质。在此之前，胡宗宪还搞了个类似《三国演义》中蒋干中计的圈套，预先写了一份赦免王直的手谕，吸引王敖去偷看。王敖把手谕的事告诉王直，王直放了心，带着日本商人前往晋见。胡宗宪大喜，盛宴招待。高高在上的胡大人何曾看重与王直的乡谊，只是想利用王直在中国海盗和日本海盗中的威信，取得平倭的全功，进而开放海禁，恢复海上贸易。胡宗宪很善于用人，用同乡。他相信更能用好王直。在朝的胡大人和在野的王直有一个徽州人的共同点，就是愿以贸易致富一方，光大族门。这边宴席上碰杯频频，那边驿站的快马得得奔向京城，上书请求赦免王直。

然而，胡宗宪的上书杳无回音。得到的消息令他胆寒：朝廷中那些坐而论道的君子们弹劾他引狼入室，收受贿赂──这可是掉脑袋的罪名。胡宗宪恐慌了，改变初衷，将王直交给了对海盗商人持严厉态度的巡案御使王本固，等于将王直送上死路。

皇帝

胡宗宪身为总督大臣，权倾东南。他即使不考虑国计民生，为自己的信义也该为王直力争。但是，他不敢。他不怕那些耳边唠唠叨叨的大臣，怕的是头上昏庸而又暴虐的皇帝。

嘉靖皇帝登位伊始尚有点革故鼎新的气象，却很快堕入昏聩。比如，他开头本信佛教，偶然在佛堂看到欢喜佛，认为淫亵，变下令全国毁佛。其实，他又不是真的正经，迷信房中术，乱搞童男童女，乌烟瘴气。他信奉道教，长期服用有毒的丹药，内火攻心，喜怒无常。他身边的宫人小有过错，便造捶击鞭笞，被活活打死的就有两百多人。有一次，他在宫中昏睡，竟有十几个柔弱的宫女合谋要用绳子勒死他，可见民怨之深。对待大臣，他同样暴虐。嘉靖三十二至三十九年，短短八年，他任命的苏松巡抚频繁更换达十人，“无一不得罪去者”，有的上任路上就被解职，形同儿戏。按照皇帝的命令去平盗建功的朱纨和张经，前者被逼自尽，后者被杀，戎马功劳在皇帝眼里一文不值。天下者姓朱的天下，谁不逊就杀掉，有什么罗嗦！惨痛的前车之鉴教会胡宗宪乖巧，随他王直去吧！随它海外贸易去吧！胡大人到舟山岛捕捉毛色异化的白鹿，作为祥瑞之物献给皇帝，加上一篇马屁文章，博得龙颜大悦，换得厚赏和加官进爵。

王直入狱，海盗商人们感到被侮辱与愚弄，疯狂报复。做人质的夏正无辜惨遭肢解。王敖带领队伍据险死守，死不投降。明军在皇帝限期攻克的逼迫下，拼命围攻，双方死伤无数，血染海疆。最后，海盗商人们突围而逃，在福建沿海成为流寇。

舍人保己的胡大人最终没有能保住自己，被“诬”通盗，“屈”死狱中。戚继光在金华、义乌招募强悍乡民，训练出纪律严明的新军，以铁腕肃清了业已失去商业意义的中国的和日本的海盗。以后，他又镇守北方，维持了摇摇欲坠的明王朝。

掩卷思索，仿佛能听到王直临刑前的喊冤声：“吾何罪！吾何罪！死吾一人，恐苦两浙百姓。”王直没有觊觎朱明王朝的野心，也不是败在战场上。如何对待王直，是对嘉靖王朝君臣的一次考试。不少大臣认为“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开放海禁不但于国有利，而且是加强海防的最好办法。胡宗宪还编写了《筹海图编》，描绘经营沿海的蓝图。假如利用王直的威信和才干，平息海盗，使民间海外贸易走上正轨，那么，在中国东南沿海就会出现一条广阔的海上丝绸之路。不幸的是在时代最需要巨人的关头，中国的命运却掌握在政治侏儒的手中。

就在王直下狱的那天，明朝皇宫发生一场大火，把太和殿、保和殿和中和殿烧个精光，这似乎是上天的警告，但是，皇帝迷梦难醒。

那是16世纪啊，世界进步的一个门坎，欧洲的君主们野心勃勃，支持海盗商人们开拓海外殖民地。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如火如荼，工业化胚胎已经孕育，整个欧洲浑如一轮朝阳，喷薄而出；而中国明代的末代皇帝们，却沉醉在中华是万古不变的宇宙中心的幻景，用僵化的手腕扼杀了生机勃勃的民间海外贸易，从民间手工业到封建士大夫思想，在铁箍般的封闭中窒息。

境内，一场农民大起义就要爆发。

关外，一个游牧民族的铁骑就要趁虚踏入中原。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2-26 10:35:21编辑过]

所谓的“外族入侵”的确是钳制中国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满人更重视国家内部的和谐和安定，对于“国防”的确知之甚少！

但这充分表明了我们中国人（无论是哪个大民族）的文化底蕴的深厚。和有限的“欲”!

西方人知道地球是圆的比我们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