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代逃港潮”档案解密
刘颂杰

    对于中共高层的务实派领导人来说，逃港潮一而再、再而三地刺激了他们的敏感神经，促使他们竭尽全力扭转“极左”激进政策，并最终带出改革开放的新格局。

    “宝安只有三件宝，苍蝇、蚊子、沙井蚝。十屋九空逃香港，家里只剩老和小。”这是一首客家山歌，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宝安县（现深圳市）老百姓中广为传唱。

    那个年代，数以百万计的内地人前赴后继，在港深边界掀起一股股汹涌的“逃港潮”。部分人泅渡到彼岸，如愿以偿地成为“资本主义香港”的居民，更多的人则功亏一篑，生还者解押回境，溺毙者浮尸海上。

    长期以来，在大陆报章上，“逃港”是个忌讳的话题。同时，又有一个个鲜活、曲折的故事在民间口耳相传。

    近年来，大陆各级国家档案馆陆续对部分历史档案进行“解密”。2005年12月，深圳市解密的档案文件显示，仅在1962年，就有10多万人涌入宝安县，6万多人偷渡出境，5万多人被收容遣返。

    2006年底，广东省档案馆再次向社会开放档案8万余件。原中共华南局的机密材料显示，在1961年后的3年间，有近16万人由内地偷渡到港。故纸堆里，慢慢还原出当年“逃港潮”的历史图景。

    1949年以后，内地共有两次逃港高潮。第一次大移民发端于50年代末，在60年代初达到顶峰，由于内地困难时期的天灾人祸，大批人从广东边境偷渡来港，为刚刚起飞的香港经济注入了急需的廉价劳动力。

第二次移民高潮始于70年代初，众多无法返城的下乡知青逃港；到了七十年代末，由于两地生活水平的巨大反差，内地民众想方设法要移民香港。1979到1980年的两年内，估计有20余万人闯入香港。

    而大陆政府对六七十年代历次“逃港潮”的应对举措，也暗合了这一时期中共高层的内部路线斗争。对于中共高层的务实派领导人来说，逃港潮一而再、再而三地刺激了他们的敏感神经，促使他们竭尽全力扭转“极左”激进政策，并最终带出改革开放的新格局。

    逼出来的首次“对外开放”

    1958年，毛泽东提出“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新任务”，大陆遍地高举“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如此冒进的直接后果就是，在1959年至1961年，出现了三年严重经济困难。有研究者认为，在此期间因大饥荒而非正常死亡人数高达3000万。

    随着经济形势日趋危急，1959年4月当选国家主席的刘少奇，以及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开始努力扭转毛泽东的激进政策。在地方上，也有一批务实派官员采取了一些灵活的政治经济政策。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就是其中之一。

    2005年12月深圳市宝安区档案馆解密的一批档案文件显示，60年代初期，在陶铸的支持下，宝安县已经尝试全县对外开放，与香港发展小额贸易。

    而促使宝安县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主要原因，就是当时已经初露端倪的“集体逃港”风潮。

    据《羊城晚报》报道，宝安、香港两地民众原本往来密切，贸易频繁，港英当局没有加以限制。但到了1956年，边境遭到封锁，宝安群众的对外贸易几乎停止。大陆当局不准群众下海捕鱼，给边区的生产带来了严重损失。

    由于收入减少，很多村民出逃香港。1957年，宝安全县逃港18800多人。县委的调查指出，不少边防村庄成了“女儿国”、“老幼院”。

    在香港方面， 1959年就出现劳工短缺现象，因此对这次偷渡潮，一开始港英政府并没有加以制止，因为这些非法入境者提供了香港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廉价劳动力。

    档案资料显示，在1959年至1964年之间，陶铸六下宝安，为宝安县的发展“支招”。 1961年6月，陶铸在视察宝安县时说：“香港和宝安是城乡关系，香港是宝安的城市，宝安是香港的郊区。在深圳要建立游览区，让香港人到深圳游览。”

    此后，宝安县开始大规模出口稻草，到香港换取化肥。8月13日，宝安召开边防工作会议。这次会议上，九龙海关、宝安外贸局提出全县对外大开放，与香港发展“小额贸易”。

    宝安县在陶铸等人支持下，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实则在大饥荒背景下，地方官员对激进政策的一个“修正”，也是希望通过经济形势的好转，达到减少逃港人数的目的。

    有资料显示，对于逃港潮，广东省政府初期也不是一味的“堵截”，而是某种程度上的默许和宽容。

    1961年7月20日，省公安厅曾经在陆丰召开沿海各县公安局长会议，贯彻“放宽”出港条件的精神，其中一条说：“在毗邻港澳的惠（惠阳）、东（东莞）、宝（宝安）等6个县市……允许一些人从固定的几个有武装的、非正式开放的口岸出港。”

    “谁想去香港就跟我来！”

    然而，随着内地经济形势的恶化，外逃之风愈演愈烈，并于1962年4、5月形成一股惊人的大潮。局势已经很难控制了。据估算，从1961到1963年间，共有16万人逃到香港。

    深圳市宝安区档案馆的《1962年中共宝安地方史大事记》显示，当年4月到8月，面对来势汹汹的“逃港潮”，从广东省到宝安县各级部门高度紧张，做出重重部署。

    当年4月10日至20日，宝安县召开了70多人参加的边防工作会议。而在接下来4月27日至5月10日的13天，仅被香港当局递解归来的逃港者就有7474人。

    60年代正值香港经济起飞，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所以港英政府一开始对非法入境者采取的是睁一眼闭一眼的政策。一直到1962年5月，越来越多的人涌入香港，使局面失去控制，港英政府才宣布强迫遣返非法入境者。

    面对边防外流人员逃港现象日益严重的状况，5月9日，宝安召开县委常委会议，商讨对策。22日，县委做出部署，派出民兵配合九龙海关边防部队堵截外流偷渡人员。

    最后，广东省政府领导亲自出马。5月22日至7月8日，为了迅速制止外流偷渡风潮，省委书记赵紫阳挂帅并到宝安现场指挥；从省、地区、县抽调工作组到宝安协助工作并成立领导小组。在此期间，经过堵截，共遣送51395名外流人员回乡，其中押解回来的15523人，收容35872人。

    值得注意的是，到了8月，宝安方面的边防管理政策又开始松动。13日，宝安县召开边防工作双边会议，提出了《关于适当放宽边防管理政策，切实解决边防地区人民群众恢复和发展生产中必须解决的问题的报告》。这表明，在陶铸等人领导下，此时广东省对逃港一事仍然持较宽松的政策。

    而在广东省档案馆2006年底解密的资料中，也有诸多60年代的急密件涉及偷渡潮。

    据香港《文汇报》报道，渔民逃港严重地区如珠海县、台山县，惠阳县、阳江县等，为防止渔民大量逃港，都纷纷以“急密件”上书广东省有关部门，同时下发给下属公社。

    在1963年4月台山县委渔业部的一份“关于防止渔民外流港澳意见”的急密件中提到：富裕渔民因港澳关系复杂，“加上敌人拉拢、引诱，对现有政策产生怀疑”，同时，生产生活上遭遇困难，而产生思想动摇，“准备利用西南风外流港澳”。

    在解密档案中，有一份中共广东台山县委渔业工作部于1963年4月5日给广东省的报告，该报告指出，当时不少港澳流动渔船都活动在台山县渔场，一方面破坏管理，一方面到处打听军事驻地、干部行踪、生产线和引诱渔民偷渡。

    1963年5月24日，广东阳江县东平公社也给粤水产厅和农业部交了一份香港渔船偷越渔场的报告。档案指出：在流动渔船中渗入敌特分子，大肆宣传港澳的生活方式，说什么港澳生产做得好，生活过得好，利用内地正处经济生活困难，恩赐一些旧布和药材引诱当地群众，更严重地是在海上发动内地渔民逃港，声张大呼：“谁想去香港就跟我来！”使一些立场不坚定、方向不明的人被煽动后逃走。

    在当时逃港问题严重的一些农村，几乎是十室九空。一位60年代在广州念中学的人士，用“枯藤绕老树，白发唱黄鸡。青壮逃港去，禾稻无人收”的诗句来形容当时的公社。据他描述，1964年，学校组织学生去了东莞的茶山和常平公社参加“农忙劳动”。几百名学生住到二、三个村里，竟不用睡祠堂学校，就入住空置的民房，够用有余。学生问屋主人哪去了，社员回答，“到香港刨食去了。”

    社员还告诉学生，凡是家中有人逃港，公社都要对其征收“逃港费”，理由是：家里有人逃港，弄到田地无人耕种，故此要征收费用。

    “逃港潮”最终促成开放大局

    1966年，大陆爆发“文化大革命”，社会陷入混乱。而革命红潮也波及到香港，次年发生了“六七暴动”。据统计，文革的前几年，内地越境到香港的人数并不多。

    到了七十年代初期，大批上山下乡的知青开始返城。而没有关系、被迫留在农村的广东沿海知青人苦于没有出路，邻近的香港成了他们重圆城市梦的另一条渠道。

    虽然当时知青们天天接受持续不断的“思想教育”，但他们私底下常常偷偷收听香港电台，加上偶尔有香港人回乡探亲，带来新奇的物品和见闻，这一切让返城无门的知青们看到了一线亮光。

    然而，偷渡要顶着巨大的风险。巡逻的边防军配有嗅觉灵敏的狼狗。偷渡不成的知青被押送回来，要被关押一两年。知青们偷渡的地点一般选在蛇口，这里距香港4公里。

    在当时，泳圈、气枕等都属于违禁品，根本不可能带到宝安。所以，很多人想出了很多奇招，比如把篮球塞到网袋里，就是泅渡的“救生衣”了。

    一位知青描述，由于边防军防范严密，大家只能协同“作战”。几个人凑在一起，分头买篮球、网袋。然后随身带一点点钱，把钱藏在蜡纸包，蜡纸包藏在肥皂里。白天，大家在山上睡觉，夜里赶路。

    快到水边，大家各司其职，有引开边防军的，有对付狼狗的，有帮助逃走的人绑球的。她说，“能走掉的只有一个两个，还要躲开巡逻艇，真的好难……”

    根据中山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李若建的一份研究报告，1974年底，港英政府开始边境堵截，实行了 “抵垒政策”。所谓“抵垒政策”，就是非法入境者只要成功越过边境进入市区，就可以在亲友的陪同下领取合法居住证件，获得居留权。

    “抵垒政策”在1978年以前似乎有效，不过到了1978年以后则完全失灵了。逃港风潮不仅屡禁不止，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仅1979年与1980年的两年内，估计有20多万人成功地越过边境进入香港。

    港英政府不得不在1980年10月底取消“抵垒政策”，取而代之的是对非法入境者无论在香港何处被捕，即被送返中国大陆，也就是“随捕随解”政策。

    1979年5月6日，一则传言引爆了最严重的逃港风潮。传言说，在伊丽莎白女王登基当天，香港实行大赦——凡滞港人士可于三天内向政府申报香港永久居民。深圳还在当日 “大放河口”，允许群众自由进出香港。

    《1979-2000深圳重大决策与事件民间观察》一书描述，在5月6日这一天，来自惠阳、东莞、宝安三个县80多个乡镇的7万群众，像数十条凶猛的洪流，黑压压地扑向深圳，两个海防前哨不到半个小时就被人山人海吞噬了。

    第二天，毗邻香港的20公里海面上，漂浮着数百具尸体，景象惨不忍睹。

    时任深圳市委常委兼纪检会书记的刘波日后回忆说：“没有办法，老百姓冲破边防线，他不顾了。以后就是部队来管，县政府、民兵什么全动员起来了，抓逃亡，你也抓不了，就是要往香港冲。”

    据电视文献片《小平十章》披露，在70年代末，集体逃港被视为恶性政治事件，引起了中央领导的关注。1977年冬天，复出后的邓小平外出的第一站就选择了广东。在听取广东领导汇报逃港问题时，邓小平突然插话说：“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紧接着他又说：“这件事不是部队能够管得了的！”

    随后，广东省委专门派出了调查组赴深圳进行调查。结果，深圳河两边的两个“罗芳村”引起了调查组的注意：当时，深圳河这边的罗芳村，村里农民人均年收入是134元，而在河对岸香港那边的罗芳村，人均年收入是13000元。更让省委调查组感到惊讶的是，河对岸香港那边原本并没有一个罗芳村，居住在那里的人竟然全都是从深圳的罗芳村跑过去的。

    两年后的1979年4月，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广东的领导向邓小平做汇报，希望广东在经济改革中尝试着先行一步。正是在这次汇报后，邓小平做出了创办经济特区的重大决策。

    1980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颁发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对外宣布：“在深圳、珠海、汕头三市，分别划出一定区域，设置经济特区。”

    1980年代中期，延续近20年的逃港潮终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