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独立书评的空间

2007年03月26日

来源：中华读书报

文/徐鲁（湖北海豚传媒企划总监）

    书有自己的命运，书评又何尝没有自己的十字架。诗人奥登论书评家：“一般说来，当我们阅读一个有学问的批评家的书评，我们从他的引文里获得的教益，要比从他的评论中获得的教益为多。”这个说法虽然不免刻薄，但也确实道出了书评写作的某种真相。

    奥登还曾有言，一个书 评家刻意去攻击一本劣书，不但是浪费时间，而且对书评人自身的品格也可能造成伤害。因此，大多数时候他对劣书都会保持沉默和不屑的姿态，如果一定要对劣书发言，“那么诱发我写篇文章抨击它的那种冲动只能是源于我自身，源于那种挖空心思的卖弄，卖弄学识、才智和戏谑的念头”。他说，一个人无法在评论一本劣书的时候不去炫耀和卖弄。

    奥登的说法难免使我对书评写作感到“英雄气短”。也许因为自己是搞创作出身的，所以书评文字写得再多，甚至自以为对书评文字所投入的感情和智力超过了创作，但是，最终距离做一个“独立书评人”的梦想，还是那么遥远。黄艾艾小姐在一篇谈论我的书评写作与文学创作的“印象比较”时，引用过我的一句牢骚话：“我本来期待你们能欣赏我的领带，可是你们却只盯着我的衬衣。”这说的也是实情。

    事实正是如此，在目前我们所面对的媒体环境下，做一个真正的“独立书评人”的可能性，其实是非常小的。布尔迪厄在他那本可敬的小书《关于电视》里说到，追求所谓的“收视率”，是电视受制于商业利益操纵后的必然结果，他认为，随着电视的影响力不断扩大，以及商业因素对电视的控制不断加强，迅速地造成了另外一个“更加难以控制”的后果，那就是电视从它所采取的一种文化行动策略转向了某种自发主义的“蛊惑术”，这也就是所谓“通俗化的力量”。在他看来，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电视，为了尽可能地招徕、取悦、迎合、甚至利用公众趣味，而全然放弃了自己的立场与责任感。这一点，也正好与著名媒体文化研究学者和批评家尼尔·波兹曼对当下文化生态所作的“娱乐至死”的概括相吻合。在这里，我们只要把“收视率”替换成“畅销榜”，把电视替换成出版，把观众替换成读者，那么布尔迪厄和波兹曼所描述的状况，也同样是当下每一个书评人所面临的最真实的阅读环境和媒体环境。那么，要想从这样的环境下突围出来，保持住自己的独立、冷静与体面，至少在我看来，暂时是非常不容易的。什么样的社会背景和读书环境，就产生什么样的出版界和畅销书；同样，有什么样的出版界和畅销书，就造就什么样的读者和书评人。这就是我的“悲观论”。

    那么，在这样的环境下，书评何为？就我个人而言，我感到只有一种比较省事的和“独善其身”的方式可供我选择，那就是奥登所指引的：我只愿意向自己心仪的好书致敬，而一般不肯为一本劣书浪费时间。我希望，在我的书评文字里，熠熠闪耀的都是好书的光芒，而不是堂·吉诃德孤独的长矛的舞动。在劣书和平庸之书面前，我宁愿选择缺席或者保持沉默。沉默与拒绝，即是我唯一的批评。

    关于批评方式，我希望自己的书评能介于蒂博代在《批评生理学》里所说的“自发的批评”和“职业的批评”之间。那就是，尽力讲究阅读的趣味，具备比较准确和深邃的洞察力与鉴赏力，却决不故作高深，更不刻意追求所谓宏观和深刻，同时也不要让自己陷入一种繁琐的趣味主义。我希望在自己的书评中，首先要有“阅读”，进而有阅读与阅世的感觉与理解的抒发与呈现；然后能够做到，用准确、有力和雅洁的文字，让隐藏在好书里的那些光亮放射出来，让读者眼前一亮。

    发现并揭示书评对象潜藏的美质，提醒读者并使他承认，由于自己的错失或者没有很好地阅读，而忽略和低估了某一本书或某一个作家，也应该是一个优秀的书评人的职责之一。我希望，在我的书评里能看到自己对这一职责的遵循与履行——直到有一天，也许我将发现，有一些好书，竟然被自己冤枉地遗漏和失敬过，但是所幸的是，没有哪本劣书，被自己无原则地奉承过。

    一篇好的书评，还应该不乏学理和逻辑的力量。但我更倾向于散文化和感性化的表述。我希望自己的书评文字具有知性散文的品质，既能摇曳多姿，而又根蒂牢固。据说，追求文字漂亮的人通常会有这样的危险：要么自恋，要么滥情。我希望，自己在这两方面都能有清醒的警惕和节制。

    很有可能，在茫茫书海中我得首先越过一千本劣书，才能抵达一本好书的身边，但是我相信，好书依然还是存在的。它们需要付出精力和时间去寻找。那么这样一来，你花在别人书上的时间会比花在自己书上的时间多得多。但是，正如卡尔维诺所说，“我并不介意。任何消耗在有益于以文明的方式生活在一起的事务上的精力，都是适得其所的”。在寻找好书的同时，我其实也在寻找做一个“独立书评人”的空间。那是我的梦想。

好书评之才、识、胆

2007年03月21日

来源：中华读书报

文/雷天（《国际先驱导报》编辑）

    什么样的书评算得上好书评？

    由读书爱书而进入书评行业已有五、六年，一直以来，在与同行、作者、书友交流时，都会碰到这个问题。而随着经验的增加和相关知识的些许积累，虽然私心仍赞同纽约文人哈得维克“有新意、有难度、有长度、有立场，但首先能吸引人”的好书 评标准，但也不免对此问题有些自己的认知。

    衡量一篇书评的好坏，首先必须看刊发它的书评专版（刊）的风格，此书评专版（刊）与其依附的报纸、期刊之关系——是独立运作，还是必须和其依附的刊物定位合拍？书评刊物的广告源、发行渠道的结构如何？不同刊物的书评有不同的诉求，同一类型的书评专刊在不同地域诉求也有不同。这些都是判断单篇书评好坏不得不考量的前提。

    但如果虑及上述因素，那么判断书评好坏的标准就不仅仅是根据文章本身来衡量，更涉及到书评刊物的编辑方向与编辑的执行力问题。鉴于篇幅有限，这里只能以一个理想状态下——独立且面向“大众”的纯粹书评刊物为例，来谈点关于书评文章的个人见解。

    个人以为，单纯只就书评而言，一篇好书评必须具备最起码的内涵：书写的是什么（述）？书的水准如何（评）？至于有人认为应该结合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热点来选书作书评的观点，我并不太认可。其一，国内并不具备办类似《纽约书评》这样的言论刊物，能借书评发表指点江山之宏论的条件，《读书》的转型似乎有此愿望，但效果并不佳，一个原因便是条件所限；其二，书能承载的东西有限，套接现实要么不靠谱，即便套对了又难免为有些好书以及书评刊物带来不必要的负面影响。靠结合“热点”来做书评刊物的“创意”（已被艾柯戏谑过）不过是“噱头”的变体而已，与其做这种图一时热闹的不痛不痒的评论（不可能尖锐），不如脚踏实地把书和书所承载的内容评论清楚——当然，“书里”未必不能“书外”，个人所否定的无非是“噱头”或“影射”型书评而已。

    在此基础上，再谈个人总结的好书评之才、识、胆。其实陈平原先生在去年讨论《读书》文体之时所言，“以学识为根基，以阅历、心境为两翼，再配上适宜的文笔，迹浅而意深，言近而旨远”，已经说得颇为透彻，我不过是从一个书评编辑的角度，再借此言具体阐发一下对书评的个人见解。

    所谓“才”无非是“适宜之文笔”，“能吸引人”的文才。当然这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散文式读后感，必须有一定信息量——要把与书相关的文化资讯组合于书评中，仅有个人经历的展示难免流于抒情化。文能动人更能予读者以会心一笑之启发，比如唐诺、恺蒂、小宝等人之书评文字，便以才情见长。

    而所谓“识”则必“以学识为根基”。上世纪50年代，美国报阀鲁斯意图办一个包罗哲学、历史、科学、文学等领域的高格调刊物，找管理学大师德鲁克问计。德鲁克经过分析后得出结论，刊物定位的受过教育、有教养的读者群确实存在，但这些读者已经不仅仅满足于浅尝一点各门领域的基础知识（做“知道分子”），而是希望借助阅读能使知识之广度和深度得以贯通、提升——鲁斯所期望办的刊物方向落后于时代，且编辑无法有效执行。后来，鲁斯放弃了这个计划。鲁斯所碰到的问题，今日国内之办专门书评刊物的人也需要面对，书评刊物同样是包罗各门知识领域的媒介，一样面临的是学科分野和读者求专、精、通的问题，但有两点使得国内书评刊物的环境优于鲁斯所处难局：国内根本还没有类似方向的优秀刊物，竞争并不激烈；读者群（即有一定独立判断力的读书人）在国内数量庞大。好的读书刊物不但有其市场，而且通过整合其读者群，也能创造更好的读书风气。

    那么，要做这样一个被读者所接受并认可的书评刊物，就书评文章而言，考虑到目前国内的优秀书籍仍以外版引进书为主，评论者的“识”尤不可缺——该书所表达的问题意识以及相关讨论放置于中国语境下该如何解读？与同类书比较，该书有独创新见抑或乏善可陈？对读者而言，“述”可介绍书中所含之新观念，“评”可澄清刻意炒作。迹浅意深，言近旨远——国内甘阳、冯克利、陆建德、缪哲等人之书评文字虽各有风格，但均有此气象。

    “胆”对于一个书评刊物而言，是有无胆略发批评性的评论——以现实而论，一篇书评还未到能左右一本书之兴亡的地步，而刊物无胆刊登批评，既获得不了读者之尊重，也让出版商看轻。所以“胆”更多地是对于书评人而言——不是有胆什么书都敢评，亦非哗众取宠挑刺，而是书评人是否能在才、识之基础上有胆略对自己的师友提出批评。记得甘阳先生回忆1980年代时提起，他们那一代人得退出历史舞台，因为恩怨纠葛太多。“纠葛太多”会令彼此对学术成果的评论掺有情感的因素。“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写书评需要这种精神。另外，挖掘和培养更多优秀的年轻一辈读书人参与到书评事业中，也有助于激活书评界之“一潭死水”。

    以上所谈好书评之才、识、胆彼此交集，不能割裂。至于“文人书评”和“专家书评”之优劣如何？“虚构类”和“非虚构类”书籍的评论是否应有不同的撰写方式？书评篇幅长短如何协调？在英语文化、引进书为出版主流之时，是否应该对汉语写作有所推举奖掖？书评编辑和读者之间如何取得良性互动？很多问题都需另外再作详细讨论。

    最后我想强调的是：一个书评刊物的兴亡有其外在条件，比方《纽约时报书评》是应运而火；更有其内在条件——领袖灵魂、编辑能力。而《中华读书报》为如此广大的“小众”读书人服务，能不幸哉！又岂可不慎乎？

进退维谷的书评写作 2007年03月22日

来源：中华读书报

文/唐小兵（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

    书评作为一种介绍、推荐、评论新书的文体，活跃在华文世界的大小报刊的版面上，一批年轻的“职业”书评人的姓名频频出现在读者的视野里，书评也受到了读者的广泛欢迎。欢喜于书评生产量大幅增长的同时，我们不禁要追问一句：书评的质量是否也有大幅度的提升？仔细 检阅当下的各种报刊书评版面，就知道情形并不乐观。

    笔者课业之余也常常为一些报刊写些书评，深知个中甘苦。写书评表面上看是一种最容易习得的“文字工夫”，其实要把书评写得让自己、编者、读者乃至书的原作者满意并非易事。例如，我就一直拿捏不准书评写作的“主体性尺度”，也就是说书评作者到底应该以怎样的方式和程度介入所评论的书。有的书评作者把所评论的书纳入自己一贯的言说、思维模式里，依据习惯的问题意识和轻车熟路的表述方式，将新书的内容作随意随性的拆卸和偷梁换柱式的嫁接，这种书评整体上圆融自足，看起来漂亮，但往往容易喧宾夺主，最后所介绍的书的灵魂显现不出，书评字里行间弥漫的是书评人按捺不住的膨胀的主观意识。这样的书评写法，最后就会导致一个书评作者只能写一种风格或模式的书评，其实就是在不断老调重弹地重复自己的见解与经验。

    与前述书评模式相对应的是走到另一个极端的书评。这种书评的作者遵奉谦虚谨慎的教条，抱着与人为善、虚心学习的态度，尽可能在书评中隐匿自己的“主体性”，生怕个人的成见污染了所推荐图书的品质和形貌，如此，这种书评往往以忠实地复述原书中的精彩语句或段落为要务，可以概括为“寻章摘句式的书评”，从原书里把材料找好以后，用一些起承转合的句子像丝线一样把引用的文字贯穿起来，偶尔来一点点画龙点睛式的评论。这种书评来得快，省事省心，所以很受一些书评人的喜爱。这种书评貌似客观，但往往流于轻薄，甚至有点不负责任地把书评写成了书摘，这只能说明作者写书评的态度不够严谨，并没有认真地体会原书的言外之意，也无耐心聆听书作者的弦外之音，最后鼓捣出来的只能是急就章式的挂一漏万的皮相。这种书评以其昏昏，欲人昭昭，自然是非分之想了。

    说老实话，我平素所写的书评往往就是在这两个极端间摆动，也经常因此而受到师友的当头棒喝和善意提醒。所写的书评，不是显得主体意识太强烈，以至于把书评弄成了随感；就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不敢妄下评议，当然也可能是觉得所介绍之书实在是字字珠玑，所以只能是纳头便拜，恨不得把它捣弄成一个袖珍本推荐给读者。真正好的书评自然是应该在这两个极端间寻找平衡点，能够做到长袖善舞、收放自如，这自然并非年轻如我辈者可轻易到达的境界，它需要广泛的阅读、思考、观察与写作经验的支持，所以好的书评往往出自德高望重的学者、文人之手，其道理也就在这里。他们随意而就的书评，往往能够得原书之精髓和神采，既能开掘原书的玄机，又能借由对书中材料、论点甚至思考方式的评述，上穷碧落下黄泉，生发开去，辟幽径而见洞府，既而为读者呈现一汪洋恣肆之文化世界与精神家园，那就不仅仅是简单的书评，而是以书评为载体，熔铸文化与历史、自然与社会，得一妙趣横生、识见非凡的好文章。

    我感觉，这种书评在20世纪上半叶的文化界尚不难遇，而在今日却难觅踪迹。原因何在？我想最关键的原因也许在于，一大批最优秀的学者已经很难有闲情雅致来为报刊杂志写这种费力不讨好的文字。学术体制的挤压是一个方面——书评文章并未被纳入学术评价体系，不受重视是自然的。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专业主义的兴起，让很多学者或许忘记了他们还有作为知识分子的文化使命（这自然包括了向广大读者推荐好书的社会责任），而他们自身也不太能娴熟地摆弄像书评这种“雕虫小技”，太“坚硬”甚至“晦涩”的语言也让编辑和读者望而却步。在今日中国的文化界，各方对书评的接受尺度也让一些尝试书评写作的学者感到困惑，表扬式的写法或批评式的写法都可能动辄得咎，要么是所评图书的作者不开心，要么是编辑觉得不够火爆和出彩，要么是读者觉得太像马屁文章，要么是同行觉得大失学术水准，甚至认为书评人是江郎才尽胜任不了研究工作后，才转行弄这些小玩意。——我不知道我对问题的分析是否切中肯綮，更不知道这些问题该如何解决，姑且提出来俟诸高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