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名片

　　刘道玉
　　1933年11月生于湖北枣阳蔡阳铺北大刘坡，著名教育家、化学家。1977年任国家教委高教司司长，对恢复高考起到了很大推动作用。1981-1988年担任武汉大学校长，是国内高等院校中最年轻的校长。在任期间，他在武汉大学率先推行了学分制、插班生制、导师制、取消政治辅导员等一系列改革措施。

　　1 组织召开科教座谈会
　　1977年4月初，我在武汉大学襄阳分校蹲点，和分校党委一起开展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有一天，我突然接到学校党委书记的电话，要我立即返回总校，说接到教育部的通知，要借调我去参加筹备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时间多长没有说明。4月15日，我到教育部报到。
　　大约一个多月以后，我突然被任命为教育部党组成员、高等教育司司长。
　　1977年8月2日，邓小平在北京召开了科教座谈会，这是他复出以后第一次公开参加的重要活动。邓小平要求从科学院系统和教育部所属大学，各挑选15名科学家参加会议。会议于8月2日至5日，在人民大会堂四川厅举行，会议代表们住在北京饭店。参加会议的科学院系统的科学家有钱三强、邹承鲁等；教育系统有周培源、苏步青等。这30个人的名单都是我确定的。科学院的吴明瑜和我，分别代表科学院和教育部组成了会议的秘书组，负责会议的记录、简报和会议代表的生活问题。
　　会议已进行三天了，来自武汉大学的一位代表一直没有发言。他找到我说，会议开了三天了，听了其他人的发言很受启发，但是我本打算讲的，别人都已讲了。你看我讲点什么为好？我作为会议的工作人员，对会议的进程很关心，通过简报把会议的内容陆续地报送到中央政治局。出于我的职责，连日以来，我一直在思考“自愿报名，基层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十六字”招生方针，如果不推倒这个方针，大学招生质量就得不到保证，也不能在广大青少年中造成良好的读书风尚。于是，我向这位代表建议说：“代表们的确讲了很多意见，但是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没有讲，那就是由迟群一伙在北京两校推行的‘十六字’招生方针。会前，我在天津、顺义县做过调查，广大群众一致认为这是一个开后门的方针，强烈要求推倒‘十六字’方针，恢复统一高考，而且广大工农子弟说，他们不怕考。因此，希望你明天就集中讲这个问题，明确提出推倒‘十六字’方针。”他听后表示同意。
　　6日下午，这位代表的发言引起了邓小平的高度重视。会后，教育部立即重新召开1977年度招生工作会议，组织恢复高考的命题班子。就这样，高考在1977年恢复了。
　　2 四处“挖”人的大学校长
　　1981年8月，48岁的我被任命为武汉大学校长，8月22日的《人民日报》称我是解放后自己培养的大学生中第一个担任大学校长的人，也是全国重点大学中最年轻的校长。
　　我决定改革创新，励精图治。
　　当我还在教育部任高教司司长时，曾看到北京大学著名数学学术大师许宝騄教授的高足张尧庭的一封信。他毕业后本留在北京大学任教，做许宝騄先生的助手，从事数理统计研究，颇有成就。他在信中，要求编辑出版已去世的许宝騄先生的文集，以防止该学科的断绝。对于他的建议，我是支持的，并转告北京大学研究落实，同时从收到信的那一刻起，我就准备把他调入武汉大学，填补武汉大学统计数学研究的空白。从教育部回到武汉大学后，我念念不忘在贵州山沟里埋藏的那块“璞玉”。于是，我立即派人到贵州张尧庭所在的工作单位，通过协商很快把他“挖”到了武汉大学。
　　张尧庭调入武汉大学以后，很快晋升为数学教授，评定为博士导师，接着被派往美国进修和合作研究两年。回校后，他担任了新成立的统计学系系主任，后来又担任了管理学院的院长，在科学研究中，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与全国气象局、石化部和交通部等部门合作，在统计学应用方面，获得多项成果，成为著名的统计学学者，被国内许多著名大学聘为兼职教授。
　　我还从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挖来了郑克鲁。
　　他出生于书香门第，是清朝实业家、维新改良主义者郑观应之孙。他是北京大学法语研究生毕业，在法国进修多年，译著颇丰。由于他和叶汝琏的调入，大大地加强了我校法语系力量，获得了法国方面的称赞，使武汉大学成了当时国内法国综合研究的学术中心。
　　除了引进多位人才，恢复法律系等多项改革措施外，我还改革了教学制度，1982年秋季在全校实行了学分制，这在全国是最早的。我们还冲破了另一个禁区，就是取消了政治辅导员制度，而以导师制代替它。
　　3 推行“学习解放运动”
　　1981年起，我在武大施行了校内转学制度。转学制度推出后，立即得到广大学生们的拥护，他们把它称作是学习的解放运动。
　　当时，生物系1979级的学生田贞见给我写了封信，说“我自幼喜爱文学，做梦都想当一名作家。然而，乔太守乱点鸳鸯谱，却把我录取到了生物系，尽管生命科学是当前的热门，可是我对它却没有一点兴趣。每当我学习解剖课时，我想我也是一只兔子，现在不也是被放在手术台上，被人用手术刀一刀一刀地宰割吗？校长，请你救救我，不要把我再当作兔子……”看了这封信，我的心情难受极了，难道我们的教育就这样的残忍吗？为什么要强迫学生学习他们不喜欢的专业，又为什么不允许学生选学他们喜爱的专业呢？我切身体会到，不尊重学习者志趣的教育是屠宰心灵的教育。这状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禁区一定要打破。于是，我批准田贞见转入中文系学习。
　　另一个转学的学生王小村，原是历史系77级学生，不安心本专业学习，却执著地对神农架的野人感兴趣，他要求转到生物系学习。经过生物系教授对他的考察，他的确掌握了生物学方面的基础知识，于是同意他转入了生物系。但是，他不太重视课堂学习，主要精力放在野外考察和业余科学研究上，到了毕业时，他有两门必修课不及格，按学籍管理规定，只能发给他大学结业文凭，而不能颁发毕业文任，更不能授予学士学位。对此，他并不服气，拿着一大摞调查报告，研究论文找我。说自己有能力，请求特批，准予给他颁发合格的毕业文凭和学士学位证书。我很欣赏他的才华，就批准了。这也是我任校长8年中惟一一次破例。毕业后，他被分配到湖北省肿瘤医院工作，两年后带着发表的论文找我，要求调回学校。但是，生物系领导一致拒绝接收。
　　由于我的坚持，王小村于1984年调回到武汉大学生物工程研究中心工作。1985年，他参加了国际第14届肿瘤学术大会，宣读的学术论文，获得较好的评价，会后还被聘请为英国皇家化学会的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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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谈刘道玉

　　易中天在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刘道玉是一个非常爱惜人才的校长，“而且，恢复高考的建议最早也是由时任教育部高教司司长的刘道玉提出来，后来由邓小平同志拍板的”。

    刘道玉在恢复高考中的作用
　　1977年在邓小平召开的科教座谈会上，来自武汉大学的代表查全性先生勇敢地成为恢复统一高考的首倡者，而查全性的幕后策划人就是刘道玉。
　　当时座谈会已经进行了三天，查全性却一直没有发言。他向时为教育部高教司司长的刘道玉征询发言内容，刘道玉说自己作为这次会议的工作人员，发现代表们的确讲了很多意见，但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没有讲，那就是由迟群一伙在北京两校推行的“十六字”招生方针。
　　他建议查全性的发言可以集中讲述推倒“十六字”方针的重要性。
　　查的发言引起了邓小平的高度重视，他说：“‘十六字’方针必须推倒，恢复统一高考从今年开始。”有人表示当年的招生工作会议已经开过了，恢复高考来不及了。邓小平却坚定地说：“今年就改，看准了的，不能等，重新再召开一次招生会议就是了。”
　　后来教育部立即重新召开了1977年度招生工作会议，组织恢复高考的命题班子。
　　1977级新生也因此推迟到第二年春季入学。

　　资料来源：《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刘道玉著。

　　口述：刘道玉采写：本报记者张弘

查全性：我发了言，邓小平拍了板

恢复高考三十年

　　■人物名片

　　查全性 著名电化学家，中国科学院化学部院士。
　　1925年生于江苏南京。1950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化学系，1957年至1959年在前苏联电化学创始人A.H.弗罗姆院士指导下从事电极过程研究。1977年“科教工作座谈会”参与者之一。

　　1 突如其来的参会
　　我父亲查谦上世纪30年代在武汉大学任教，我的小学、中学都是在武汉上的，1938年跟着武汉大学到四川乐山去了。父亲到那边不久就患了地方病，病得很厉害，后来就离开了武汉大学。先后到了重庆、上海、南京。1947年，武汉大学把我父亲从上海请回来，我也经过统考转学到武汉大学。毕业后，我被留在武汉大学化学系任教，1957年我到苏联进修过几年。回国后，仍然回到了武汉大学。
　　1977年7月底，学校领导（记得是蒋蒲和崔建瑞）通知我，让我八月初到北京开会。
　　我当时既不知道开会的内容，也不知道有哪些人参会，会议日期有多长。8月1日傍晚，我坐飞机来到了武汉。原武汉大学化学系教师刘道玉此时被借调到教育部工作，他专门到机场来接了我。此前，他已经被任命为教育部党组成员兼高教司司长。前不久，我看了刘道玉的回忆文章才知道，他参加了这次会议的筹备工作，参加这次会议的高校代表15人的名单是刘道玉确定的。
　　我们被安排住在北京饭店的老楼，与唐敖庆教授同住一室。之后我才知道，此次的会议名叫“科教工作座谈会”，具体安排这次座谈会的人是方毅。他说是邓小平同志让他来组织这个会议的，主要是来听听大家对于科学、教育事业的意见。
　　2 大部分教师对招生不满
　　由于一直在高校工作，对于大学实际情况我是比较了解的。
　　在参会前，我和大部分大学老师一样，对于大学招生现状是不满的。倒不是说大家对工农兵上大学有意见，只是普遍觉得，政府让工农兵上大学的初衷虽不坏，但是由于入学没有考试，学生的文化程度就没有办法控制。有的学生各个方面还强，有的又差得很。由于没有一个分类、分级，同一班学生文化水平参差不齐。而当时又有另外一个口号：“不让一个阶级弟兄掉队”。这个口号本身可能没有大错，但是，把招生情况和这个口号合并起来，在教学中就变成了“就低不就高”———所有的教学工作都是按照文化水平最差的学生来进行的。这样，教育水平就非常低了。而且你没有办法控制，你不知道他什么会，什么不会。有些学生甚至连小学的东西都不会，你要让他不掉队，大家都得等他，大学就变成中学、小学了。因此，要真正在工农兵中培养出大学生来，也不能用这个办法。长此以往，对国家民族的发展将造成多大的危害？
　　大家都忧心忡忡，而又无可奈何。
　　存在的另一个问题是：大学教师都是知识分子，他们的社会关系也大都在知识圈。知识分子当时虽然不是敌人，但被称为“臭老九”。所以，知识分子子弟中能够上大学的就很少很少了。这一批人在自己的家里，以及在其周围的社会关系所接触到的一些青年，极少有上大学的。大家对于这个现象，也是很不满意的。
　　我的大儿子初中毕业后下农村3年，回城当工人5年，当时在武重车间工作；女儿1976年高中毕业后，下乡到钟祥劳动；而小儿子还在读初中。因此，大家对家属和亲友中青年人前途的关注也是不可避免的。
　　3 发言建议恢复高考
　　8月2日，座谈会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还是台湾厅不记得了）开幕。参加座谈会的大学代表有北京大学的周培源、沈克琦，清华大学的何东昌，以及复旦大学苏步青，南开大学杨石先，吉林大学唐敖庆等人，来自中国科学院的代表则有金善宝、张文佑、吴文俊、王大珩、周培源、钱人元、邹承鲁、郝柏林等人，共有四十多人。那次座谈会开始时，我们以为，像邓小平这种身份的高级领导人，能够听一下秘书对会议的汇报，在开始和结束时各来一次，顶多再讲几句话，就很不错了。但是出乎我们的意料，从我们头一天开始讨论起，邓小平就每天准时到会，并和大家一起离开。在五六天会议期间，只有一个半天因为有外事活动，他非得走不可，就给大家放了半天假。其他时间，小平同志都全程参加，认真地听代表们发言，但是很少插话。
　　由于参会的大都是非常著名的学者，所以头两天我基本没有发言，只是听他们说。
　　后来我看到小平同志这么认真，认为这个机会很难得，也很有可能会解决一些问题，我就在6日下午开始发言。
　　在发言中，我提出，招生是保证大学教育质量的第一关，它的作用，就像工厂原材料的检验一样，不合格的原材料，就不可能生产出合格的产品。当前新生的质量没有保证，部分原因是因为中小学的教育质量不高，而主要矛盾还是招生制度。不是没有合格的人才可以招收，而是现行制度招不到合格的人才。如果我们改进了招生制度，每年从600多万高中毕业生和大量的知识青年、青年工人中招收20多万合格的学生是完全可能的。现行招生制度的弊端首先是埋没人才，一些热爱科学、有前途的青年选不上来，一些不想读书、文化程度又不高的人占据了招生名额。其次是败坏社会风气，助长了不正之风，而且越演越烈。今年的招生还没有开始，已经有人在开始请客送礼，走后门。另外还影响了中小学学生和教师的积极性，连小学生都知道：“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
　　接着，我提出建议，大学招生名额不要下放到基层，改成由省、市、自治区掌握。按照高中文化程度统一考试，并要严防泄露试题。考试要从实际出发，重点考语文和数学，其次是物理，化学和外文则可以暂时要求低一点。从语文和数学的成绩，可以看出学生文化程度和抽象思维能力。另外，要真正做到广大青年有机会报考和自愿选择专业。应届高中毕业生、社会青年，没有上过高中但实际达到高中文化水平的人都可以报考。我的发言结束后，吴文俊、汪猷等人都发言表示支持。
　　小平同志问了一下当时的教育部长刘西尧，今年改恐怕已经来不及了吧？我赶紧插话说，还来得及，今年的招生宁可晚两个月，不然又招20多万不合格的，浪费可就大了。
　　小平同志又问刘西尧，还来不来得及？刘西尧说，还来得及。
　　小平同志随即一锤定音，决定当年恢复高考。
　　发言之前，我没有和任何人商量讲什么，也没有任何人建议我怎么讲。我估计，虽然个人有点风险，但风险也不大。其实，我知道大家心里对这些事的看法基本是一样的。我讲的这些内容其实也并没有什么新奇，大家都是这么想。果然，我的建议得到了几乎是所有人的赞成。当年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根据邓小平指示制定的《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文件规定：废除推荐制度，恢复文化考试，择优录取。1977年冬天，570万学生报名参加高考。加上1978年夏季的考生，两季考生达到了1160万人。
　　1977年年底，我的大儿子、女儿同时参加了冬季高考，一个考上了武大物理系，一个考上了武大化学系。我家与著名历史学家吴于廑教授同住一楼，他家有3个子女同时考上大学。捷报传来，我爱人张畹蕙（也是武大化学系教师）在楼下见到吴教授，致贺说，恭喜你们家连中三元！
　　吴于廑也喜不自禁地说，同喜同喜！我们两家五星高照！

　　口述：查全性采写：本报记者张弘

　　■编辑提示

　　两位参与者的不同回忆

　　3月13日，《高考恢复三十年》系列个人史刊出第一期，当时的高教司司长刘道玉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回忆：“会议已进行三天了，来自武汉大学的一位代表一直没有发言。他找到我说，会议开了三天了，听了其他人的发言很受启发，但是我本打算讲的，别人都已讲了。你看我讲点什么为好？……我向这位代表建议说：“代表们的确讲了很多意见，但是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没有讲，那就是由迟群一伙在北京两校推行的‘十六字’招生方针。会前，我在天津、顺义县作过调查，广大群众一致认为这是一个开后门的方针，强烈要求推倒‘十六字’方针，恢复统一高考，而且广大工农子弟说，他们不怕考。因此，希望你明天就集中讲这个问题，明确提出推倒‘十六字’方针。”他听后表示同意。

　　刘道玉提到的那位“来自武汉大学的一位代表”就是查全性。而查全性对此的回忆与刘道玉有所不同，他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对于当年那一重大事件的回忆如下：“发言之前，我没有和任何人商量讲什么，也没有任何人建议我怎么讲。我估计，虽然个人有点风险，但风险也不大。其实，我知道大家心里对这些事的看法基本是一样的。我讲的这些内容其实也并没有什么新奇，大家都是这么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