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与"五七"干校

1969年，各民主党派成员几乎被连锅端到了湖北沙洋干校，老弱病残概不例外,只有党派的中央委员及候补委员留在北京。

有位父亲的熟人，是其它党派的老人，患有严重肺心病，离京前曾请求先去医院看病，待以后再赶往干校。但军代表强调是集体行动，不予准假。火车上又没有卧铺，全部硬席。老人勉强支撑到半路便病情加重，憋得脸都青了,到沙洋后，尚未安顿好，就断了气。

为“迎接”绝大多数幸存的被改造人士，在原址劳改农场的基础上新建了一批土砖砌就的平房。就当日的眼光看，房间不算小，每间大约30平米，能容纳八张单人床。当然，自住进八人后，屋子就满满当当了。所谓新建，也还是比较马虎。仅举一例，地面为砖地，但没用水泥勾缝儿，而因地制宜用了沙子。

干校为军事编制，分大、中、小队三级编制，队长由历史较为清白的担任，他们上面还有各级军代表领导。军代表最大的是团级，依次往下类推，为营级、连级、排级，但没有两个兜的战士。军代表的主要任务是监督他们劳动。

劳动改造，首要任务还是后者。对父亲他们来说，每次运动的例行公式都是查历史，这次当然也是拉出历史问题重新抖搂。

大会上，最高职务的军代表点名要父亲“老实交代历史”。

父亲一听就心知肚明，还是那桩老公案，铨叙“少将参议”之事。解放后，已经多次审查过，总怀疑他是搞特务工作的，要不干吗隐瞒呢。

既然老实交代，父亲觉得自己从没真正做过参议，当然就没有写。该军代表后来又两次不点名地批判，说有人没把问题交代出来。

人大、政协及统战部的人基本都在这儿，问题严重的大有人在。不久，也就不把他们民主党派的当盘儿菜了。当日的情形主要是党内的互整，极左那派整治所谓右派。

例如有个长征干部，身份曾是部级。59年时回乡探亲，回京后给上面写了份报告，实事求是地说出老乡们生活极苦。结果就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此地已经呆了七年。头脑受了刺激，表现极不正常。一天到晚写“我不是坏蛋”。他周围的烂纸破布甚至地面上都是这五个字，看得人眼花缭乱，惊心动魄。

要改造好，政治学习是头等大事。因此，每天早上必须天天读一个小时毛泽东语录。晚上不用天天学，一周能有几天洗洗涮涮的时间，可也几乎有三个晚上要学毛选。像老三篇等，他们分小组学，大家轮流念读。由于南腔北调，倒也给不知读过多少遍的文章增添了少许差别。若有新的最高指示来临，那就属于当天非传达不可的大事件了。

冬天农闲，基本无活可干，那就整日学习。除去学毛选，还学社论和有关文件。

至于讨论嘛，表态之外，就是互相揭发与批评。可以说刺刀见红，毫不留情，甚至上纲到反党反社会主义。都是死老虎了，反不反的，也还是在这里呆着，待遇大同小异。

除去动心忍性，更有劳其筋骨一项。

父亲当时已经六十多岁，但插秧、割麦、晒场和挑水等活儿都干。岂止他，就连七十岁的人也像青年人一样干，只有七十岁以上的才能干稍微轻些的活路。在霉雨季节抢收庄稼，更需通宵达旦。但扶犁翻地没让父亲他们这些年纪大的去，也算有所照顾了。父亲在干校干了三年，只允许他回北京探过一次亲。大家基本如此。

一到夏天，沙洋天气极热，特别是大伏天，干起农活更热。正是水稻收割季节，即使挥汗如雨，也还是叫这些被改造者顶着骄阳割稻子、晒场。中午回到没有阳光的房间，室内温度也相当高，但有一身臭汗不断蒸发，能感觉稍微舒服些。

南方的天气潮湿，冬天屋里的温度似乎比室外还低。这当口，方显出对他们的照顾，允许在屋内生一火炉。这些被改造者，过去几乎都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主儿，沦落到此，也不得不轮流学着生火。可以想见，在做学徒的摸索期间，劈柴点不着，房间里浓烟滚滚，大家鼻涕眼泪一块儿流的情景。许多时候，人的本事是被逼出来的。在失败，奋斗，奋斗，失败的过程中，大家伙总算逐渐掌握了炉子的规律。

比起农民，他们的优越性大了去了。照发工资，可以买饭票，吃食堂，供应的是大米白面，也不强迫他们吃窝头。但开始没有蔬菜供应，只有熬的大白菜清汤待遇。

父亲由于常年胃病，只吃馒头。而手头有钱也无东西可买，就着清汤寡水的菜汤馒头难以下咽。他于是到供销社买了几斤白糖，馒头蘸白糖是父亲回忆起干校来的美味佳肴。

一个多月后，运到了白菜、萝卜等，甚至还有鱼肉。油的供应不多，每人一月四两。从此，每星期吃一次荤菜，一人一份，不得多要，被改造者却都知足。

另外，还有拖家带口的，或配偶子女由别处调转到此地的。对这类人有所照顾，分给他们一间小房居住，可以自己弄饭吃。实际却相当困难，有火炉没饭碗，灶具好不容易搞全了，副食又难于弄到。所以，大多数的伙食还在大食堂解决。

军代表们的心情却和他们不同。跟这些被改造者同吃委屈尚在其次,而是居高临下的不平心态作怪.军营里都是革命战士，这污七八糟的都是些什么渣滓！

稍得安慰的是那些较年轻的资产阶级小姐，看着颇为养眼。皮肤比他们屋里的白，说话的声调也有味道，就连走路的姿势都好看许多。出乌泥不染又有几人能够做到？渐渐地，干校多出了一类新闻，不少团营级的军代表都与年轻女干部乱搞男女关系。开始，谁敢跟军代表作对，躲还来不及呢。资产阶级们惟有睁一眼闭一眼，只私下议论，过过嘴瘾。

比如父亲他们机关有位赵姓女士，一到天黑，便经常往军代表那儿跑。军代表起码是位营级干部，自然享受着单独住一间房的待遇，成就好事也就方便。

赵女士不到三十岁，毕业于复旦大学，刚生完孩子就被下放到了这里。她公公是国民党的军长，父亲则是某军阀下属，后来做过国民党的民政厅长。出身有问题，常年累月一人在外面，又惦记着北京不到一岁的孩子，估计军代表是掌握了她的心理，主动找上门的。而她以身许人，仅仅为了可以随便请假，多回几趟北京探望孩子。

臭事屡见不鲜，军代表的名声大受影响，许多人在心里瞧不起他们，但敢怒不感言。舆论却也逐渐沸腾，肥皂泡满天飞。一会儿泡泡在93学社的上空飘，军代表与某女干部不清不楚；再一阵泡泡又窜到全国人大，那里的军代表也闹出了桃色新闻……终于有不怕死的举竿而起，在干校贴出大字报揭发。干校的第二把手就这么卷铺走人了。

其实，军代表也不愿来，这鬼地方吃不好，睡不香，整天看着遗老遗少那一张张皮笑肉不笑的脸，谁愿意受这份罪！所以，大多情绪低落，取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态度，期盼这罪赶紧结束，有朝一日能打道回朝。

起初，军代表的动员报告是说大家要一辈子待在这里，不久的将来就能自给自足,早晚有一天会停发工资.实行起来却如天方夜谭。这些半老和衰老的部、司局及处级资产阶级们干起农活愚笨之极，劳动力简直比不上农村的半大孩子。

也不能说漆黑一团，全是负面因素。多年后，父亲对我讲，三年的劳动锻炼也有积极面，使他确实得到了锻炼。原来他什么都不会干，后来学会了洗衣服，钉扣子，连被里都能自己洗了。那时没有搓板，他就用手一点点搓。他甚至还学会了缝被子，虽然粗针大线很不美观，毕竟能自己动手了。他原先身体很差，经过三年的锻炼，筋骨确实比过去强健不少，恐怕高寿跟在干校的劳动也有关联。

我开玩笑地问他，那干校还是该办吧？父亲立即摇头，当然不该，对人对物都是种天大的浪费。人才浪费就不说了。当初建立干校国家投入不少，我们一走，那些投资就基本泡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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