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囚犯到人民代表━━我的人生片断

张兆太

　　纪念我的母亲，她的灵魂于1988年3月11日清晨回归天国，那里不再有“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也没有红色贵族和白色贱民之分，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

一

半个世纪以前，我出生在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据说上海曾经被称作是冒险家和投机家的乐园，可我对投机却是一窍不通，因为我生性愚钝。我的脑袋为什么像一块顽石不开窍？为什么我不会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去适应周围的环境和形势因而常常撞得头破血流呢？我在大学生物系学的是遗传学专业，便按图索冀追溯到我的生身父母，他们都是鸡蛋脑瓜 ，一辈子没有做过一件投机的事。
由于抗日战争，我曾和母亲分离过很长一段时间。我的童年是寂寞的，但我的小小脑子里却塞满了幻想。每当我独自一人，我就幻想自己是一名武士，和日本人进行着英勇的搏斗，或者是一位将军，统率着千军万马，为祖国开拓新的疆域。我曾经对着一片竹林胡思乱想，把那一棵棵挺直的毛竹想象成是由我调遣指挥的战士。我对身边的大人们说：“它们都是我的兵。”我的话立即引起了大人们哈哈大笑，并且成为日后取笑我的一项内容。
有时早晨醒来仰卧在床上之际，我依稀觉得自己是一头牛，正躺着等待屠宰，而从这种奇怪的幻想中，似乎品尝到了一种特殊的快感。虽然我不知道其原因，但直到今日，我还是记得这种心理体验。倘若弗洛伊德(Freud)还健在，我也许该去信向他请教。
同别的许许多多孩子一样，我又懒惰又好吃。我厌恶做功课，特别喜欢桔子，扬梅，香蕉，番薯和糖果，简言之，凡是甜的东西，没有我不喜欢吃的。
我在小学开始学习英语。我也去教堂做过礼拜，听到了一些奇怪的名词，诸如圣经、上帝、耶稣基督、亚当和夏娃、诺亚方舟、天堂、地狱、魔鬼撒旦，等等。可是我从来没有信仰过上帝。有一个星期天，牧师讲完道以后，我大胆地趋前向他提问：“既然上帝无所不为，他能造出一块他自己举不动的大石头吗？如果他能造得出来，他就举不动这块石头；如果他造不出来，也就不是无所不为的了。”这是我盘算了很多日子以后提出来的挑衅，以表示我对上帝的权威的怀疑和挑战。牧师并没有如我所预料的那样大发雷霆；相反，他微笑地伸出一只手抚摸着我的头，对我这个斗胆亵渎并否定上帝的迷途羔羊没有一丝一毫责备的意思。若干年后，当我踏入大学门槛，仅仅因为诚实地表达了内心一丁点儿的想法而历尽坎坷和磨难，再回想少年时代这一幕，不能不对这位牧师有所敬仰，虽然我今天仍旧不信仰任何上帝。宽容是美德，但不是人人都具备这种美德的，尤其是那些把权力死死地攥在自己手里不放的形形色色的独裁者。
我开始上中学是在中国大陆政权易帜以后。初中时代，我希望长大了当一名工程师，这也是当时上海大多数中学生的愿望，还流行着一句话，叫做：“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这句话反映了社会经过激烈的动荡和大变迁以后，不少上海人放弃了昔日对大富大贵的向往，转而萌生了求稳求实的心理，希望谋求一个比较牢靠、可以不受政治变迁影响的职业，说白了，就是凭技术、凭本事吃饭，以求终身维持一个小康的水平。马克思主义说得好，物质是第一性。毕竟，人们首先关心的是物质生活，在中国这样贫困的国家更是如此。那时，上海绝大多数工厂是私营企业，工程师的工资相对地比社会上其他人要高得多，而且在政治上不是打倒的对象，所以很自然地受到很多人羡慕。“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被许多中学生奉为金科玉律，成为鞭策和激励他们学习的动力，但也因此在平日的学习中出现了重理科轻文科的倾向。数十年过去了，随着时代的变迁，当执笔写本文的时候，我在东北的阜新市不止一次听到了一个崭新的说法：“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人们往往把青年人找不到好的出路归咎于“爹妈没出息，不是当官的。”
进入高中以后，我对文学发生了兴趣。我喜欢读拜伦、雪莱以及莎士比亚和普希金的作品，也喜欢海涅和哥德，虽然读的并不多。我迷恋上了文学，也正是文学教会了我热爱真理，憎恨邪恶。我是一个狂热的幻想家，我梦想有朝一日成为一名小说家。我把梦想付诸于行动，在高中时代就开始尝试小说习作，无非是胡思乱想编故事，谈不上有什么文学价值。我也写诗抒发内心的情怀。我还记得写过这样一首“诗”，内容仿佛是这样的：

我是一团烈火哟！
烈火燃烧着我的头。
烈火燃烧着我的心。
我无法平息下来啊！
我只能永无止息地奔跑。
我只能声嘶力竭地呼号。

我奔跑，我呼号。
请听我骨髓吱吱作响。
我要食我的肉，
我要喝我的血。
我无法平息下来啊，
我是一团烈火哟！

我奔跑，我呼号。
请听我骨髓吱吱作响。
我要钻进寒冷的冰箱，
冰一冰白热化了的神经。
我无法平息下来啊，
我是一团烈火哟！

不难看出，这首诗模仿郭沫若的《女神》里的一首诗，应该说是十分拙劣的抄袭之作，但它确实反映了我内心狂飙的青春风暴。似乎每个人都要经历这样的青春风暴，但体现在我身上好像特别强烈和凶猛。
因为用脑过度，我得了神经衰弱。但我没有悬崖勒马，继续疯狂地胡思乱想下去，为小说也为我自己编故事——我幻想将来写出如何伟大的小说，如何受到人们的欢迎和尊敬，我每到一地都有鲜花和掌声迎接。我的神经衰弱愈来愈严重，最后发展成为终生不治的顽疾，给我带来了很多痛苦。今天回想起来，实在是太愚蠢太可笑也太不值得了。这是我的文学梦的第一个直接后果，也是我的人生中的一个大大的败笔。我想起了已故苏联作家伊里亚•爱伦堡的话：“学跳舞越早越好，搞写作这一行要晚。”

1955年，神州大地忽然兴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揭露和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政治运动。在运动大规模“揭幕”之前夕，我在校图书馆读过随《文艺报》附发的胡风上书党中央的关于文艺问题的意见书，据说有三十万字。我虽然不懂文艺，但因为爱好文艺，我也对胡风的“意见书”颇感兴趣，一字不漏地读下去，觉得似乎很有道理。我也读了小说家路翎因为自己的作品受到不公正批判而写的辩护文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批评？》。这篇文章长达四万字左右，也就在附发胡风《意见书》的同时，开始在《文艺报》分期连载。我以前就喜欢路翎的小说，因为他的小说深入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现在我对他的自我辩护文章也不乏欣赏，认为有理有据，令人心服口服。孰料随之而来的是全国各大小报刊的一篇声讨声，调门愈来愈高，最后把胡风和他的朋友们定为钻入革命阵营内部的“反革命集团”。我对此极为反感。我认为胡风上书党中央是忠于党的表现，即使他的意见全部都是错的，他也有这个权利。光凭报纸上披露的几批私人书信材料就把他们定性为“反革命”是站不住脚的，而且明显地违背了不久前刚刚向全国人民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但我不敢把内心的想法暴露给周围的同学。在这以前，我曾经因为口无遮拦，心里想啥就说啥而被“要求进步”的同学汇报给班级团支部，我为此受过不止一次的批评，被认为是思想落后的人。然而，心里有话憋着不说出来是难受的，我最后还是对黄任轲说了。
黄任轲和我是同一届，但不同班。我们是在图书馆阅览室相识相熟的。作为一个中学，当时上海中学的图书馆应该说是很不错的。它有不少藏书，还有单独一栋楼。二楼是两个大阅览室，西边那个陈列报刊杂志，东边那个则开架摆放着一些世界文学名著。我不是一个读书用功的学生，不肯把时间都投入所学的那几门功课上，喜欢光顾图书馆那两个阅览室。黄任轲很少去报刊阅览室，但却是东边那个阅览室的常客。我们都喜欢莎士比亚。对巴尔扎克似乎也都很感兴趣。我读过好几部巴尔扎克的小说，如《邦斯舅舅》、《葛朗台•欧琴尼》、《贝姨》等。直到今天，我还记得黄任轲曾经用手势向我绘声绘色地描绘巴尔扎克深夜卷起袖子伏案写作的情景——不知道他是从哪本书上看到的，还是单凭自己的想象。
我向黄任轲坦陈对胡风问题的看法，原以为会得到一个知音。不料事与愿违。双方各执一词，争得面红耳赤。我发现他的论点全是照搬报刊上的话，原来不喜欢看报的他，这些日子每天必读《解放日报》（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我后来猜想可能和他母亲有关。他却认为我很糊涂，受了胡风及其党羽的欺骗。他当然没有认为我也是胡风分子。他要我一定要相信党，学好报纸上公布的材料和相关文章，积极投入到声讨胡风反革命集团罪行的伟大运动里去。我们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也就不了了之。这以后，我们继续交往，谁也不提胡风的事。毕竟，我们除了喜欢文学，还有另外一个共同点。我们两人都不是团员（当时叫“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后来改名为“共产主义青年团”），也没有递交过入团申请书或表示过入团的愿望（连内心深处都没有），更没有为了入团而积极表现自己。两人都喜欢我行我素，自由散漫，不愿受集体管束。因此，在周围某些“要求进步”、积极争取入团的同学眼里，我们两人都是不要求进步的“落后分子”。黄任轲不但和集体主义格格不入，甚至还有些孤芳自赏——这是我个人的感觉，难怪还有人把他视为一个“怪物”。
和黄任轲争论过以后大约半个月，有一天我下晚自习回到宿舍（上海中学地处郊区，学生都是住宿），发现枕头明显被人挪动过的迹象，枕头底下那本书不翼而飞。这本书叫《蚁垤集》，是许杰写的一部文学评论集，出版于抗日战争期间，纸张质量很差。我以为有谁借去看了，过几天就会还回来，所以没有吱声。过了两天，班主任孙（云鸿）老师把我领到教导处一位“老师”面前。这位“老师”大约三十来岁，我不认识。他正在浏览《蚁垤集》，速度非常快，简直可以说是一目十行。见我们来了，他把书合拢，在我面前掂了掂，问道：
“这本书你看完了吗？”
“还没有。”
“许杰没有问题。”孙老师说话了，“他是进步作家，鲁迅的学生。他现在是华东师大中文系主任，还是市人大代表。他不会有问题的。”
看来孙老师好像对许杰这位作家很了解，竭力为他打保票。教导处的“老师”向我笑笑，问道：
“你最近还看过一些什么书？”
“《高老头》。”
“是谁写的？什么样的书？”
“法国大作家巴尔扎克的长篇小说。”
教导处的“老师”把《蚁垤集》递还给我。他没有再说什么话，微微地合拢眼睛望着天花板。孙老师把我领出了教导处。我们没有说一句话就分手了。事情似乎到此为止。我那时年轻无知，并没有多往心里去想，也没有和任何人去说。
中学毕业后，因为再也没有功课压力，在家闲着没事，我和黄任轲的交往比住宿在校时更为密切。他家住在常熟路209弄瑞华公寓，离我家不是很近，但也不是很远——特别是对我们年轻人来说，走这点路简直是小菜一碟。我们顶着上海的盛夏酷暑，你来我往，一个星期总要见好几次面，但彼此从来没有在对方家里吃过饭。我由此认识了黄任轲的母亲，并知道了他的家庭背景。黄任轲的父亲是被国民党杀害的烈士，他母亲属于中共地方高干系列。——但那时我头脑很单纯，没有什么高干低干的概念，只知道他母亲叫黄惟，是延安时代的老革命老干部。他母亲和我说话很随便，从来没有摆出过马列主义老太太的面孔。许多年以后，我读了美籍华裔女企业家兼女作家周励的著作《曼哈顿的中国女人》，方知瑞华公寓是专供中共高干住的公寓，周励在上海就住在该公寓。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瑞华公寓确实门卫森严。因为我第一次去那里是由黄任轲领着的，机灵的门卫很快就记住了我，以后尽管我单独前往，从来没有盘问和阻拦过，而且态度总是很客气。
随着反胡风运动的深入，在全国范围开展了“肃清反革命分子”的运动。1955届上海中学毕业生参加高考，有一些人名落孙山。——具体有多少我不清楚，光我们五班就有好几个。这在上海中学的历史上可以说是破天荒的。五班有一个毕业生叫赵祥安，是大家公认全班最优秀的几名学习尖子之一，居然也成了落榜生，这就令人感到奇怪了。后来听说他的哥哥加入过国民党的三青团，而且是上线的三青团小头头。还有一位女同学海外关系非常复杂，也就不难理解了。此外，还包括我在内的其他几个人。
我读书不用功，把许多时间和精力花在看小说和写小说上，考不上大学应该说是咎由自取。但我一点也不气馁，因为我的志愿是想当作家。许多作家都没有大学学历。狄更斯，杰克•伦敦，海明威……我可以举出不少没有上过大学的著名作家的名字。巴金两次报考北京大学中文系都没有被录取，后来不是照样成了大作家？我美滋滋地在家里写小说，认为考不上大学倒是为我提供了写小说的好机会，是“坏事变好事”。我用了四、五个月的时间完成了一部中篇小说，叫做《变异记》，大约有十四万字左右。这是1955年秋、冬的事。二十多年以后，法院刑事判决书这样写道：“张犯自右受反动家庭影响，资产阶级思想严重，早在高中读书时就写过‘变异记’、‘爱情与罪恶’等所胃（系“谓”字之误）的小说，从中散布一些资产阶级观点。”包括判决书作者在内的办案人员，显然是从抄家物资中得到这两部小说手稿的，它们竟然也成了我的罪状。审讯人员曾经就《变异记》中的一个人物（大概叫高落，如果我没有记错），说我恶毒攻击劳动人民出身的班级团支部书记。
《变异记》描写中学生的生活，里面的人物和故事情节都是我虚构出来的。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我内心对批判胡风极为反感，但在《变异记》的结尾部分，也出现了几句貌似反对胡风分子的话，借用当时已被定为胡风分子的诗人绿原的话，我学会了“阴暗的聪明”。
我没有誊抄小说手稿，而是迫不及待地把它亲自送到了《新文艺出版社》。这家出版社可能是那时上海唯一可以出版小说的出版社，位于康平路，离我家不远，我完全可以走着去的。但我勒紧裤腰带，掏钱雇了一辆三轮车，当时上海没有出租汽车。经过申报，编辑部出来一位工作人员从我手里接过了手稿，和我谈了几分钟的话，然后热情地和我握手道别。我一路轻飘飘的回到了家，当然没有再雇三轮车，因为我没有分文收入，零花钱全是母亲给的。
我在家里等待出版社的好消息。我等呀等的等了两个月左右，忽然等来了班主任孙云鸿老师的叩门声。这是孙老师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来我家家访，他一见到我就劈头盖脑地连说了两句：
“你没有问题了！你没有问题了！”
“没有什么问题？”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抬起头反问道，见他脸上喜气洋洋，连眉毛梢子似乎都在笑。
“你不是胡风分子。”孙老师直截了当地说，见我没有反应过来，又补充说：“组织上下了结论，你不是胡风分子。”
胡风和他的朋友们，已经定性为反革命分子，但在我的心目中，他们都是作家、诗人和文艺理论家，一个个都是很了不起的人物，是我心仪的对象。我虽然刚写完一个中篇小说，但还不知能不能出版，即使出版了，也不敢和他们相提并论啊！说我是胡风分子，岂不是太抬高了我？我心里感到很好笑。
孙老师要我写一篇检讨，送到学校交给他。
“既然我不是胡风分子，没有问题了，还写什么检讨？我有什么可检讨的？”
“检讨你当初对胡风的错误认识啊！”
孙老师看出我不愿意写检讨，就对在一边的我母亲强调：“一定要他写检讨。”还说：“检讨交给我就没事了，下一次就可以考上大学了。”他临走时又叮嘱我尽快找人学习俄语，说照目前的趋势看，下一次高考可能要考俄语，现在学校的外语课都改成俄语了，英语教师都改了行，而我在学校里学的是英语，我这一届（指1955届）是学校里（指上海中学）最后一届学英语的学生，而55年高考根本就没有考外语，据他看，这是不正常的。
我实在不愿意写检讨。可是在孙老师家访后的第二天，出版社把小说手稿退回来了。这对我的文学梦是一个不小的打击。在母亲苦口婆心的一再劝说下，我不得不写出违心的检讨，表示现在我已经认识到胡风是“反革命”。我特意引用了鲁迅文章里的不少话，这篇文章叫做《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公开信》。我说自己之所以犯错误，是因为没有全面正确理解鲁迅的话。我抬出鲁迅，既为自己辩护，也有隐隐不服反胡风运动的内涵，因为鲁迅在那篇文章里赞扬了胡风，批驳周扬、夏衍、田汉和阳翰生“四条汉子”诬蔑胡风是“内奸”。我知道，鲁迅仍然是响当当的革命作家，他的话几乎被奉为金科玉律。
三十多年过去了。当历史终于翻过了那沉重的一页，我这才知道，当年受胡风事件牵连的，远远不止报纸上点名批判的那些“胡风分子”。全国各地都在深挖“胡风分子”。许多人，包括不少青年学生，因为读过胡风分子的书，或者说过他们好话的，都被打入政治另册，一辈子抬不起头来。我陆陆续续读到相关报道。他们的痛苦遭遇，匪夷所思。
但我的“屁股”却擦得很干净。无论是在反右中对我的历次批判，或是1976年6月的刑事判决书，都没有提到我在1955年曾经为反革命分子胡风喊冤叫屈。显然，我前面提到的那份“检讨”没有列入档案像影子似地跟着我一辈子。这当然和我在高三时的班主任孙云鸿老师不无关系。
我母亲有一个经常往来的女朋友叫张蕴，在我考入上海中学后对我说，她有一个中央大学的同学在该校任教，我若有什么事可找他帮忙。我入学后，张蕴交给我一封信，这封信是封了口的，要我面交孙云鸿老师，并代她向孙老师问好。当时上海中学的老师绝大部分都住在校内，我按照信封上的地址顺利地找到了孙老师的家。孙老师是一个高个子，四十多岁，两颊凹陷，但眼睛很有神，一看就知道是一个精明的人。他接过了信并没有立即拆开，而是询问我和张蕴是什么关系。我完成了任务就告退了，以后从来没有再去找过他。到了高三，我吃惊地发现班主任老师就是孙云鸿。他讲授从五四运动开始的中国现代革命史。他在课堂上开口闭口都是革命，声嘶力竭地宣传马列主义，“左”得令人讨厌。我很不愿意听他的课，觉得除了抽象的革命口号毫无收获。同班还有几个“落后分子”也在私下议论他，说他言不由衷。因为他表现非常“左”，倒是受到了学校当局的信任，担任高中历史教研组组长。我高中毕业以后过了若干年，有一次从一名同学那里获悉，孙云鸿老师被当作“历史反革命”送去劳改了。
我在高中三年的历史课，其实并没有学到多少真正的历史。三年的历史课，都是围绕着“无产阶级革命”。一年级学的是世界近代革命史，好像是从巴黎公社开始的，老师姓张，络腮胡子。二年级是苏联历史，老师叫金岂凡。三位历史老师都显得很“左”，工作都很积极，但最后都没有逃脱“无产阶级专政”的惩处。最早“落网”的是张老师，经过内查外调，他原来是“历史反革命”，当过一年“伪乡长”。不过对他的处分比较轻，既没有开除公职，更没有送去劳改，而是在学校内“监督改造”，在图书馆里干些勤杂工作。继张老师之后是金岂凡老师，他被逮捕，是在我读高三的时候，原因没有公开宣布。除了上述三位历史老师，还有好几位教过我的老师，也是我在高中求学时代被逮捕的。例如教几何的厉乃骥老师，据说在1949年以前担任过某中学的校长，开除过要求革命的进步学生。再如，高二的化学老师，原是中共地下党员，被国民党逮捕后招供了，按“革命叛徒”逮捕的。还有一位数学老师，也是因为“历史反革命”被逮捕。除了孙云鸿老师，以上几位老师都是在1955年全国肃反运动以前离开了教师岗位。他们后来的命运我就不知道了。

黄任轲考入了复旦大学中文系。他并没有因为我是“落榜生”而看不起我。我们的交往没有中断，但远不如暑假频繁。他住在校内，周末才回家。我一般都是在星期六吃过晚饭以后去他家。我每次去他都在家。尽管瑞华公寓地处上海繁荣地段，他母亲告诉我，黄任轲从来不溜马路、逛商店，也很少去电影院，整天埋头看书。我发现他的兴趣有所改变，不再侈谈莎士比亚和巴尔扎克。他谈的都是中国古典文学，还买了几部线装书。我把班主任老师家访的事告诉他。他先是大吃一惊，然后神情严肃地看着我，说道：
“是我害了你。”
原来，他和我就胡风是不是“反革命”进行争论的时候，他正在写一篇声讨胡风的文章，顺便把我也拉扯上了，说受胡风毒害的青年不知有多少，“我们这里也有一个同学至今执迷不悟，看不清胡风的反革命本质。”他把文章寄给了《解放日报》，收到了《解放日报》一封简函，询问这个同学叫什么名字。黄任轲作了回复，也就把这事忘了。他现在认为，一定是《解放日报》把我的名字告诉了上海中学党组织。他母亲知悉后，主动要给我介绍工作，说年轻人不工作在家里呆久了不好。
我把黄任轲的话和他母亲的意思统统讲给我母亲听。我母亲反对我去工作，坚决要我考大学。她不许我再和黄任轲交往，认为他是“踩着别人脖子往上爬”的小人。
“踩着别人脖子往上爬”，是指那些为了入团入党而出卖自己的人格，向党、团组织打“小报告”的人。当时社会上确实有这种人，他们的行为类似小特务、告密者，专门搜集和整理周围人们的思想言行向上汇报。黄任轲当然不是这种人。凭着他的“红色”家庭背景，他如果想要入团入党是很容易的，他不需要踩着我的脖子当垫被，问题是他根本就没有入团入党“向上爬”的愿望。我母亲之所以对他产生误解，是因为我没有把黄任轲母亲的官职告诉她。可能是受文学作品的感染，在我的脑子里，当官的和老百姓一样都是由细胞组成的人，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如果说有什么区别的话，我倒是记住孙中山先生的话：“官是民众的公仆。”
黄任轲被卷进了1957年的政治风暴，成为复旦大学学生中的著名“大右派”，大会批、小会斗的重点对象之一。这时，他母亲通过《解放日报》发表了写给他的公开信。当时在复旦大学的一位上中老同学给我寄来了这份报纸。他母亲黄惟先是作了“自我检讨”，说自从丈夫为革命捐躯以后，她因为工作忙，长期放松了对儿子的教育和思想改造，以致儿子迷失了政治方向，铸成了今天的大错。然后，她恳求儿子认真检查自己的错误，深刻挖掘犯错误的思想根源，老老实实地向人民低头认罪，争取党和人民的宽大处理，不要辜负为母的期望和一片心意。黄惟曾经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学习过绘画，文字也很有功底，信写得凄婉动人。《解放日报》把这封信标题为《慈母心》，刊载在显要的位置，并且加了“编者按语”，号召所有犯有严重错误的“右派”大学生体恤“可怜天下父母心”，老老实实向人民“缴枪投降”，不要再顽抗下去了，这才是他们唯一的出路。
黄任轲尽管有革命烈士的爸爸，老革命的妈妈和刊载在《解放日报》上的那封公开信，复旦大学党组织并没有对他“手下留情”（顺便提一下，当时复旦大学党委书记杨西光 就住在瑞华公寓，而且和黄惟只相隔着一层地板。），最后还是被定性为妄想“让劳动人民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受到和我一样的第二类处分：“保留学籍，劳动察看。”不过，他没有和别的“右派”集中在一起劳动，因而避免了“右派”之间的“内耗”，少吃了不少苦头，这
是他的幸运之处。
1959年国庆十周年。中共公布了首批国民党战犯的特赦名单，并宣布摘掉“确实已经改造好了”的“右派分子”的“帽子”。不少国民党著名将领，如杜聿明、宋希濂、王耀武等将军，还有伪满洲国“皇帝”溥仪先生，都被特赦释放了，并为他们安排了比较优厚的生活待遇。但这次对“右派”的“摘帽”是象征性的，南开大学全校数百名“右派”，一共“摘”了四个人的“帽子”。复旦大学“摘”了多少？我不知道。但我敢肯定和南开大学一样：寥若晨星。
黄任轲就是复旦大学首批“摘帽”的“右派分子”。他结束了“劳动察看”的生涯，回校继续他的学业。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安徽省某师范专科学校任教。——对于一个“摘帽右派”来说，这已经是很不错的出路了，也可以说是对他很照顾了。
黄任轲当然没有躲过“文化大革命”的劫难。但在“文革”中受苦受难的大陆中国人实在太多了，也就不足为奇，不值一提了。
“四人帮”垮台以后，黄任轲以“照顾年老独居的母亲”为由，很快被调回上海，安排在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作研究工作。——这是不少书呆子羡慕和向往的工作岗位，我想，一定符合黄任轲本人的心愿。他母亲还没有离休。他没有和母亲一起住在瑞华公寓。因为他全家五口人的户口都迁到了上海，有关方面给他单独分配了房子，住在“愚谷邨”，位于南京西路和愚园路之间。这是上海的繁华地段，靠近静安寺。据说，“愚谷邨”曾经居住过不少名人，因此，在上海滩也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名宅。
我出狱平反以后不久就当了教师，每年寒假都要回上海探望父母，和两位老人共度新春佳节。每次来沪，我都要去拜访黄任轲，还在他家吃过饭。经历了“反右”和“文革”两次风暴，黄任轲现在看上去很老，头发也花白了不少，不过还没有秃顶。但他还是和年轻时候一样：谈锋很健。今天，他仍然是马克思主义坚定不移的信仰者。他把苏联和中国的很多政治事件统统归咎于违背了马克思主义。他多次反复向我强调：“这不是马克思主义。”
黄任轲的妻子家在安徽当地农村。她告诉我，她娘家一个亲戚都没有了，都是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饿死的。她和她母亲是那个家族剩下的最后两个人，逃到了县城，因为树皮草根都吃光了，一度靠吃泥土为生。终于，她母亲也坚持不下去了，撒手人寰。她因为很年轻，最后挺过来了，但成了举目无亲的孤女。后来，经人介绍，嫁给了有一份固定工资收入的“摘帽右派”，在生活里终算找到了一个依靠和归宿。
黄任轲的妻子大约有小学文化，随夫迁到上海后，被安排在离“愚谷邨”不远的中山公园工作，成了有固定工资有劳保的国家园林工人。她工作很努力，也很出色。
黄任轲夫妇有三个儿子，但没有女儿。
此外，黄任轲每月享有革命烈士子弟抚恤金。
公正地说，对复旦大学昔日著名“右派学生”黄任轲的“落实政策”工作，是做得很不错的。

可能受苏共二十大的影响，1956年中国大陆的政治氛围比较宽松。也就在这一年，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代表中共中央向全国人民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还是在这一年，上海中学1955届的大学“落榜生”，以我们五班为例，除了那个海外关系非常复杂的女同学因为已经参加工作不再报考以外，其他人一个个都考上了大学，而且都是名牌大学。前面提到的“学习尖子”赵祥安，考上了清华大学。
1956年，我考入南开大学生物系。和当时中国的其他大学生一样，我在大学里学过一点俄语。与此同时，我开始写作一部中篇小说，叫做《爱情和罪恶》。这是因为在入大学前夕，我刚读过一本介绍佛洛伊德学说的书，意图用一个悲剧故事的形式来表达他的理论。这部小说因为后来的政治风暴而未能按计划完成。因为“判决书”里提到了它，我在这里顺便带一笔。我对功课不太在乎，干着自己所喜爱的事。
我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一个热血动物，我想，也许这正是我不幸的原因之一。1957年，我被错划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当时，我仅仅是一年级学生。我受到“保留学籍，劳动察看”的处分，在农场劳动了将近四年。谢天谢地，我最后终于完成了全部学业。二十多年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影响下，南开大学党委撤销了原来的结论。我实际上是1965年毕业的，五年制的大学念了九年。但为了表示“改正”，根据中共55号文件（为落实右派新政策制定的文件）的精神，后来又发文承认我是1961届毕业生，并补发了1961届的文凭。在当时的中国，凡是评定工资（及后来开始的评定技术职称），往往首先看毕业的年限即工龄的长短而不是看本人的实际水平，所以这个“改正”不是无的放失，反映了文件制定者的一片诚意。
我直到1969年冬天才离开南开大学，在该校度过了十三年多的时光。“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干过各种各样的活计，如拔草，扫马路，打扫厕所，掏大粪，等等。当然，我是没有工资的，每月领取十多元的生活费。我“见缝插针”，利用每一个可能的机会，向一位“历史反革命分子”学习过英语，他叫庞秉钧，是英语系公认的优秀的教师之一，因为在中学生时代加入过“三青团”而被戴上“历史反革命”的帽子。庞先生成了“老运动员”，几乎每一次政治运动都不会放过他，但运动过后又照样被起用。改革开放不久，英国牛津大学邀请他去任教。为此，当时中共天津市委统战部部长亲自召见了他。他爱人洪碧华女士告诉我，部长态度很亲切，对他说了很多嘉勉的话，这是庞先生以前做梦都不敢想的。庞先生后来又在美国斯福坦大学和香港大学任过教，最后定居澳大利亚。
1969年1月，我被宣布摘掉“右派帽子”。在当时还留在南开大学的“右派分子”中，我是最年轻的一个。也许就是这个原因吧，《天津日报》还特意作了报道，无非是毛主席派来的工宣队执行毛主席“给出路”政策，在短短的时间内把我从“坏人”改造成“好人”，云云。我似乎从此有了出路。这一年冬天，在“林副主席指示第一号令”下达以后，京津高校呈现一派战备大疏散景象，彷佛战祸就要临头。就在这个时候，我被工宣队打发到河北省衡水地区插队当农民。这就是给我的出路。我领了“报到证”和路费，办了离校手续，从此和南开大学没有任何关系了。临行前，工宣队扣留了我的大学毕业文凭，因为那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文凭，我必须到贫下中农中间去领取“毕业文凭”。——工宣队如是说。
尽管“报到证”上写明是“插队当农民”，衡水地区有关干部还是拒绝接受。原来，这个“农民”是按月领工资的，并且过一段时间以后还要抽调上来在该地区工作。我被撂在地区革委会招待处将近半年。后来让我到阜城县杨庙公社赛马庄大队当农民，但不按照当时的政策发给我工资。我已经三十岁出头了，还一直依靠母亲的接济才能勉强维持最低标准生活（我摘帽后也没有发给工资），而我母亲并没有经济收入，她是勒紧裤腰带来帮助远方的儿子少挨点饿，少受点冻的。为了不再剥削我那年迈可怜的母亲，我不顾一切地筹措路费，怀里揣着又干又硬的凉窝头，一次再次地返回大学求援，并且还去河北省首府石家庄上访过三次，要求给以生活出路，我的理由是：“我的右派帽子已经摘掉了，是人民内部的人了。”可是，学校工宣队借口当时已发给了我“报到证”和路费，也就是给了我“出路”，况且又换了负责人，因而就不再过问我的事了。在历时两年多的奔波中，我认识了徐明先生，这是我不幸中的大幸。
徐先生青年时代毅然投笔从戎，从东北一直打到海南岛，从一名普通战士晋升为军官，后来又随志愿军赴朝鲜作战。他十分同情我的遭遇，尽他之可能给了我许多可贵的帮助，并且主动借给我路费。经他介绍，当时南开大学招待所对我免费开放，每次都给我优先安排床位，愿住多久就住多久，从来分文不收。
当时，徐明先生在学校政工组负责人事工作。他曾多次致函衡水地区有关部门，要求对我按政策接受。由于衡水坚决拒绝，致使徐先生不得不两次亲自领我去省政府反映情况。那时省政府叫省“革命委员会”。因为徐明是代表南开大学的，第二次我们见到了主管文教卫生的省革委会政治部副主任崔哲。衡水这才不得不接受。与此同时，徐明又代表学校先后去函和唐山，秦皇岛，大连，锦州，鞍山，辽阳等地有关部门联系，希望为我找到一份小差事，使我在生活上好有个着落。尽管当时听说辽宁很缺人，终因我是“右派”（虽然名义上已经摘帽），没有一个地方愿意要。一封又一封冷若冰霜的复函，使徐先生和我的心情都很沮丧。正在山穷水尽疑无路之际，忽然接到阜新复函同意接受，不过附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我本人必须同意当教师。这大概因为当时教师待遇差，地位低，很多人不愿干的缘故吧？
我于1972年3月初来阜新报到。市革委会教育组见了我的档案，又把我退回市人事局。幸好人事局有一位叫刘玉章的干部，是个有同情心的人，经过他的努力，我终于在阜新留了下来，被安排在机床厂工作。
据档案记载，我是该厂的技术员，噢，上帝，这简直是笑话！事实上，我只不过是把各种型号的钢材搬运到锯床上的一名苦力。但我还是很高兴，因为我干活开始有工资了。当我第一次领到工资时，心情是何等的激动！我每月的工资是五十五元，五十五元啊！从此我不但能养活自己，而且还能帮助父母。我每月给父母寄上将近一半的工资。
不久以前发生了林彪事件，人们开始认真地思考了。我肩上扛着很沉的钢材，脑子里却在做梦。我坚信黑暗终究要被光明所取代，只不过时间早点晚点罢了。因此，我每天很早就起来读英文，为的是将来好为我的祖国尽一份绵薄之力。倒是没有人干涉我。相反，人们都称赞我的毅力。然而，却也没有人真正理解我。

二

1975年3月2日是星期天。这一天上海天气阴沉，春寒料峭。黄浦江两岸的上空盘旋着一团团压得很低的乌云。上午时断时续地掉了几颗稀稀拉拉的小雨滴，灰蒙蒙的苍穹彷佛憋着满肚子的苦水而又无法向人间尽情倾吐似的。下午雨滴是没有了，但是天空依然阴霾笼罩，见不到一丝阳光。在这样阴郁的天气，我应约会见了一位中学时代的老同学。回到家里坐下来刚点着一支香烟，忽然听见楼梯上响起一阵急促的、杂乱的、异乎寻常的脚步声。我站起来向门口走去，惊奇地探出头张望。民警向我出示了拘留证，然后立即掏出手铐。
父母给我起的名字叫“张肇泰”，后面那两个字不但笔划繁多，而且“肇”字有时还被人误读。我不像有些头脑守旧的中国人，对自己的名字很讲究。在我的心目中，名字只不过是有别于其他人的一个符号而已，为了书写方便，也为了避免别人误读，我在向阜新市报到的时候，把自己的名字简化成了“张兆太”，读音相同但笔划少多了，也不会被人读错。虽然没有通过公安局，但我的做法事实上被人们认可了，从此我就告别了笔划繁多的“肇泰”。但现在拘留证上又恢复了已经不用了的“肇泰”，我一见了就知道事情发生在天津，立时心里一切都明白了。
“请问这是为什么？”我泰然自若，一字一板，故意挑衅地问道。
“你自己干的事自己还不知道？”民警恶狠狠地反问，同时刻不容缓地把我的两只手扭到背后，“喀嚓”一声锁上了手铐。
还没有来得及吸完而被扔在地上的香烟，微弱地冒着袅袅青烟……
我的母亲，七十四岁了，长期患有严重的心脏病，这时赶过来为我披上一件棉衣。我回过头向她笑一笑，说道：
“姆妈，你放心好了，我不是坏人。”
这就是我告别慈母的话，也是对她含辛茹苦在我身上倾注了数十年心血所表示的感谢。我故意提高嗓门说得很响，让簇拥在民警周围的那一大帮人（她们都是居民委员会的干部和街道积极分子）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记得有一个故事，讲述一个王子离开了皇宫在社会底层流浪。那个王子饱尝了人间的辛酸，过着叫花子的生活，但始终不肯暴露自己的真实身分，因为他醒悟了一个道理，再也不愿回到皇宫过那舒适的生活了。
我不是王子。我是平民，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但此刻我昂起头,挺着胸，心甘情愿地在我自己所选择的道路上大步走着。我知道前面等待着我的是什么。没有恐惧，没有悔恨，我心中充满了自豪和鄙夷……
“文化大革命”伊始，我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对象的“右派分子”，理所当然是首当其冲的第一批受害者。尽管我的肉体备受折磨，但是我的心始终不甘屈服于暴力的淫威。我从来没有失去过信心。相反，我从眼前的民族大灾难中看到了希望的曙光，坚信中华民族必有复兴的一天，而且时间不会太远了。这就是辩证法所揭示的“物极必反”的道理。
曾被誉为文化大革命“旗手”的江青之流，是法西斯头子戈培尔的徒子徒孙。他们垄断全国的宣传工具，一百遍一千遍地重复谎言，用大量的谎言淹没了历史真相，使很多青年人上当受骗而成为他们的忠实打手，即狂热的“红卫兵小将”。这是我感到最痛心的。我相信，这些无知的年轻人——他们的无知应当归咎于极左路线长期推行的愚民政策——一旦了解事实真相，绝大多数是会醒悟过来的。正是这个想法，点燃了我内心的创作欲火。在“红卫兵小将”的呵斥声中，我的躯体在从事惩罚性的劳役，但我的脑子却时断时续地构思着小说：我决定用我所熟悉的“右派大学生”（我是其中的一个）的生活作为素材，写出十篇系列小说，从一个侧面揭示出我们时代的一部分鲜为人知的事实真相，作为历史资料奉献给后人。也就是说，我不是为了艺术，而是为了历史才写作的。我写小说并不是为了取悦于任何人，仅仅是为了对我的同胞和祖国的历史负责。真实——这是我给自己规定的最高创作准则，也是我所追求的美学原则。
1967年秋天，南开大学的两大派红卫兵为了今后政治前途的需要（即证明自己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展开了你死我活的斗争，这就暂时放松了对我们这些“阶级敌人”的监督。就是在这个缝隙里，在晚上规定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时间里，我装作在认真做学习笔记的样子，首先写成了《雪》。这是我拟定中的十篇系列小说中的最后一篇。这年冬天似乎特别冷，但我的心却很热。我在同样的背景下完成了系列小说中的第一篇，即《信》，现易名为《一个共产党员的命运》。正当我准备继续写作系列小说的第二篇时，情况发生了变化，我被迫辍笔。严酷的现实终于使我未能实现当初的写作计划。
应该提一下，我在写作上述两篇小说的时候，头脑完全是清醒的。也就是说，我很清楚它们可能会给我带来什么后果。我成功地躲过了红卫兵的监视和搜查，把手稿转移出去。但是，最后由于我本人的轻信和愚蠢，上了一个口蜜腹剑的“朋友”的当 ，这就是我在一九七五年三月二日下午被迫离别七十四岁高龄老母、当天傍晚跨进阴森森的提篮桥新居——上海市看守所第十二号牢房的缘由。

三

我在上海被提审过两三次。担任主审的是一位四十多岁的胖子，穿着漂亮的警服。在他左右两侧，各坐着一名穿便服的人。一个是瓜子脸，细高个子，后来我知道他是阜新市公安局的一名科长，叫丁志良。另一个显然是上海本地公安局的人，他沉默寡言，说的是带着浓重上海腔的普通话。那胖子一会儿笑容可掬，劝说我坦白交代，还有出路；一会儿又吹胡子瞪眼珠，骂我不老实。丁志良动不动就暴跳如雷，拍着桌子破口大骂。但是，不管他们如何粗暴，那位负责押送我的年轻狱警却很斯文。他三十岁左右，身材修长，穿着一身干净整齐的的确良中山装，对我说话很有礼貌。每次打开牢门提审我，他总是伸出右手，做出一个漂亮潇洒、表示“请”的姿势，彷佛是请我去赴宴似的。审讯完了送我回牢房，他也是同样用这个优美的“请”的姿势，好像我不是犯人而是一位贵宾。天哪！他对我是怎么想的呢？
提篮桥监狱历史悠久，中外闻名。早在孩提时代，我就听说过了，知道那里是专门关押“坏人”的地方。汪精卫的夫人陈璧君就曾经是这里的长客。想不到如今我也成了“坏人”，有机会亲自体尝一番这里的铁窗风味。但我毕竟不是这里的长客。约莫过了一个星期，我被押送到天津，关在和平区看守所（外面挂着“公安和平分局”的牌子）第五牢房。其时正值张春桥《论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出笼之际。全国各地都要学习他的文章，连犯人也不例外。牢房里的犯人头子——由监狱当局任命的学习小组长，天天领着我们念《全面专政》，还要讨论，据说这篇文章是改造所有犯人的最锐利武器。
这个第五牢房，包括里面一个小小厕所在内，不过20平米光景,却关押着四十多名犯人，其拥挤程度可以想象。白天，我们分成三排蹲坐着，互相你挤我，我挤你。全体犯人一律只准用两种坐姿，由犯人头子隔一段时间下令变换——我这才体会了“蹲班房”的“蹲”字的滋味。夜晚伸不开身子，只好你的头靠着我的脚，我的头依着他的脚，首尾相接。平卧是根本不可能的，我们侧立身子互相挤叠着睡觉，如果有谁起来解手（晚上解手用不着举手喊报告请示同室犯人头子恩准，这大概是监狱当局对犯人所施的仁政），他原来的位置（由犯人头子指定的）立即就会被左邻右舍填挤掉了，他必须使出浑身解数从两位邻居中间猛插进去。犯人们常常为了几厘米的空间而互相厮打。这些犯人，绝大多数是刑事犯，而且以“文化大革命”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居多，其中有流氓、小偷、惯盗、诈骗犯、抢劫犯、杀人犯、强奸犯、奸污幼女犯……还有一名据说是因为奸污女尸被家属发现而被捕入狱的火葬场工人，后来又关进了一个教唆妻子卖淫的中年人，真是形形色色，丰富多彩。我和他们在一起，感到深受侮辱。而且，我还受他们的欺负和殴打。监狱也是一个小小的社会，这个社会的成员也是分等级的，其中以政治犯地位最低，不但监狱当局对他们最狠，而且还要受到刑事犯的歧视和欺负。刑事犯们常常拍着胸脯，趾高气扬地说：“毛主席说了，我们犯罪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你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是敌我矛盾，和我们不一样。”
这几句话，我在不同的监狱里，从不同的刑事犯的嘴里，听到过无数次。原来，这几句话正是反映了监狱管教人员的思想（少数文化水平较高的例外），也是管教人员有意向刑事犯们灌输的。
我读过一些外国，主要是俄国政治犯的回忆录，知道国际上有公认的准则，政治犯和刑事犯在待遇上是有区别的，即使被认为是最残酷的沙皇俄国，也是如此。因此，在天津接受第一次提审的时候，我首先提出了抗议，声明自己是政治犯，决不能和流氓、小偷这些乌七八糟的刑事犯关在一起，否则我拒绝接受审讯。
“放屁！”丁志良咆哮着冲过来，向我背部猛揍一拳。“我们国家没有政治犯，大家都拥护共产党。你是反革命，不是政治犯。”
那个胖子（这次他改穿便服）也过来帮忙，用穿着大皮鞋的脚踢我的大腿，他边踢边嚷道：
“你这个反革命还敢不老实！今天就让你知道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看你还老实不老实！”
“我们无产阶级专政不是吃素的。”——这是丁志良的声音，他又向我的脸上送来一拳。
我的鼻子和牙齿被打出了血，他们终于住了手。这时，一个穿呢子衣服的高个子用心平气和的语气说道：
“你是一切流氓、小偷等的社会基础，是他们的政治代表，你比流氓、小偷还要坏。”
回到牢房后，我宣布绝食以作为继续抗议。然而，我再次遭到了毒打。不过，这次是犯人头子授意他的左右手——叫做“愿意接受改造的犯人”打我的。我的抗议失败了，或者也可以说，我变得成熟了些，终于明白：在张春桥式的“全面专政”下，是没有什么道理可讲的。我必须面对现实。
而现实是严峻的。对我的审讯由三方面人员组成：前面提到过的那位胖子，是代表天津市公安局的，可惜我不知道他的官阶，也不知道他的名字。南开大学保卫处派出一名因搞“阶级斗争”有功而新提拔的科长，他也曾去上海参加对我的捕捉，从上海西法华派出所到提篮桥监狱的吉普车上，他一直猛按着我的头不许我张望；在押送我来天津的火车上，他洋洋得意地问我：“你在南开大学那么多年，认识我吗？我也是南大的。”阜新方面以新提拔的市公安局副局长李彦为首，成员包括两名科长（丁志良和那位穿呢子衣服的高个子，可能姓刘），以及一名姓金的干警。这个“联合阵线”是在漫长的审讯过程中渐渐被我摸清底细的。看来他们的第一个目标是想通过我的招供，在南开大学打出一个“反革命集团”，这也是把我押送天津审讯的原因。因此，在对我进行审讯的过程中，也就同时在南开大学到处调查和我有联系的人。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一个正直、富于同情心的人，常常要为他的善良行为付出高昂的代价，即使是在战争年代流过血、出过力的老干部也不例外。那个我不愿意再提他名字的“朋友”，在捧着双手献上我的小说手稿以后，又转而揭发徐明所给过我的难能可贵的帮助。当时徐明正在住院，被工宣队从医院里拉出来质问，在全校大会上指责徐明“丧失共产党员立场”，和“反革命分子”关系密切。徐明被撤销原职务，从人事处调到体育教研室，干着勤杂工的工作，连工资也受到影响。他的大女儿中学毕业后，也为此不能分到正式工作，只好去干临时工。
在南开大学，因为我而受株连被审查者，远远不止徐明一个人。限于篇幅，恕我不能逐个点名了，希望这些朋友谅解。但是，这里我不能不提一下清史学者陈生玺教授。陈原是我国史学界老前辈、著名学者郑天挺教授的副博士研究生。1956年，在中共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口号以后，我国首次设立了副博士研究生制度。南开大学历史系总共有三个副博士研究生。经过“伟大的反右斗争”，两个被打成了“右派”，陈就是其中一个；剩下的那一个则成为“内定右派”（即不向群众公开宣布，由党组织内部掌握的“右派”），被取消研究生资格，打发到边远的黑龙江去工作。顺便提一下，当年南开大学副博士研究生最多的是物理系，该系的全部副博士研究生百分之一百都被打成了“右派”，一个不剩，干净利索。
我和陈是在“右派分子”劳改队认识的，我们两个人同属劳改队的基建组，白天一起劳动，晚上则在一起念同一本“右派分子劳改经”。
陈教授出身农村（陕西省乾县人），衣着朴素，治学严谨，我总觉得他的生活有点近乎“苦行僧”。他为人厚道，乐于助人，平时言语不多，但思想敏锐，见地深刻。劳改队免费为我们两人的友谊铺设了一座坚固的桥梁，我们的友谊经受了三十多年风风雨雨的考验，直到今日，他每出版一部著作都要赠送我一册以寄托情谊。陈教授在清史领域的造诣，使得远在澳大利亚、日本和美国的同行们，也不时写信与他切磋。以他的《明清易代史独见》为例，出版以后，短短一年光景的时间内，《光明日报》、《清史研究》等报章杂志，竟然先后发表了九篇专家评论，一致予以高度评价。据我所知，他对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内的西方哲学，也有一定的研究，虽然他从未撰写过这方面的论文。就是这么一位清心寡欲、除了埋头学术研究、别无他求的学者，在极左路线的干扰下，被打发到图书馆长期当一名借书还书的小职员（当然,他并没有因此意志消沉，而是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以超人的意志悄悄地做学问，每天晚上和灯光做伴到十二时以后，他的日历从来就没有星期日这一天），直到1978年以后,一个偶然的机遇，他邂逅前天津市市长胡昭衡，在胡的亲自干预下，加上当时还在世的郑天挺老先生大力举荐，前南开大学党委书记臧伯平（后来调到北京当过高教部副部长）这才萌发了慈悲之心，陈终于在将近知天命之年，结束了长达十八年的图书馆小职员生涯，那时他的鬓发早已斑白了。当然，这是后话。
我1969年冬天离开南开以后，和陈的交往并没有中断，每次来天津，不管时间多么紧迫，我都要去他那里吃顿便饭，有时就干脆在他的宿舍里挤一挤住下来。他也总要到我下榻处看望我。我除了向他请教学问上的事，还利用他在图书馆工作的便利条件，常常开列书名托他代为借阅，其中有些书在当时是只限于“内部”的，如赫鲁晓夫的两部《回忆录》。当我因写小说而“东窗事发”，老陈他当然也就“在劫难逃”了。天津市公安局伙同南开大学保卫处和工宣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然抄了他的家。令这伙人失望的是，什么反革命证据也没有抄到。更令他们吃惊的是，倒抄出了一本又一本学习马克思哲学的札记，一共有厚厚的十二本。除此之外，别无所获。提起这些笔记本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也曾抄过他的家，当时有人检举他每天伏案书写到深夜，认为他一定是写“变天帐”和“反动日记”。他们组织了专门的班子进行审查。很奇怪的是，他们在字里行间找不到他们希望找到的“反动思想”的证据。这次也是如此。尽管逐字逐句审查，还是没有找到可以给他定罪的“反革命”罪证。于是他们便对陈进行了多次审问。他们诈称我因为投敌叛国未遂而落入了法网，为了争取宽大处理，我每天都在监狱里痛哭流涕，把什么都坦白了，还揭发了包括陈在内的许多别人的问题。他们声色俱厉，责令陈交代自己的一切问题，尤其是和我的“特殊反革命关系”。与此同时，当时的校党委副书记××迫不及待地在一次全校干部、教师大会上公然宣布：在南开大学挖出了一个“隐藏很深的反革命右派集团”，这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又一次伟大胜利。也就在这段时间里，图书馆《世界文库》中的《金瓶梅》一部分被人撕走了。《金瓶梅》这部古典文学名著，只有天晓得犯了什么罪孽，在我们这个讲究文明的国家里，向来被列为禁书，书店里买不到，校内师生员工一般来说也是不准借阅的，只有少数领导才有资格阅读。例如，××大学前党委副书记××，在称病不上班期间，就曾差人持介绍信长期借阅过。因为她的父亲，在北京工作的一位资深老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畏罪自杀”，消息传来，作女儿的受到牵连，成了众矢之的，于是借阅《金瓶梅》便成了她一条见不得人的“罪行”被揭发出来。正因为这是一部只供少数领导阅读的书，名为“禁书”，实为“珍书”也。而今被人撕走，岂能等闲视之？这一点，图书馆里的人心里都明白，一时间沸沸扬扬，陈便成了最大的嫌疑犯。虽然在他家里并没有抄出《金瓶梅》，但很有可能是他里勾外连弄走的。图书馆为此专门组织人马进行调查。陈为人谨慎小心，严于律己，他当然不可能做出这种事来，调查的结果反而替他洗清了不白之冤。尽管如此，陈的日子还是不好过，他的命运依然飘忽不定。不久，在“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一片喧嚣中，陈又成了“重点人”，遭到批判和围攻，说他凭借手中的“借书大权”，将大量的封、资、修内容的毒草书籍借给学生们看，有意对青年学生进行思想腐蚀，这是同党和无产阶级争夺青年一代。呜呼！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由于受我的株连，陈犹如被卷入波峰浪尖的一叶小舟，颠簸在翻腾着“阶级斗争”波涛的汪洋大海里，随时都有覆灭的危险，直到“四人帮”垮台，中国的天空开始逐步转向晴朗，他才松了一口气，有了安全感。若干年后，当我们再次相逢，他向我回首这段往事，声音是缓慢的，语调是平静的，就好象在叙述一个和他自己毫不相干的古老的故事。我凝视他那瘦削而又略显苍老的面庞，我又一次看到了面前这位老友单薄、中小身材内部蕴藏着一种坚毅人格的伟大力量。——这才是从黑夜里走过来的真正中国牌号的知识分子，我对自己说。
我在天津市和平区公安局看守所蹲了五十五天左右，大约受审十七八次。但我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好汉做事好汉当。我没有受“立功赎罪，立大功受奖”的诱惑，去揭发别的“坏人”，更没有如南开大学保卫处那位新上任的科长所希望的那样去招供出一个虚构的反革命集团。在“清理阶级队伍”的时候，南开大学忽然冒出一个庞大的“国民党潜伏特务网”，这个特务网是前中共南开大学化学系书记W因受不了“立功赎罪、立大功受奖”的诱惑（他曾经是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文化革命中也成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在工宣队的“协作”下炮制出来的，一时间为国民党免费“招收”了数十名“特务”，这些“特务”个个受审查乃至被囚禁。我不是W，因而皮肉之苦也就没有少受。
尽管始终审讯不出一个假想中的反革命集团，但是，某些人一心一意所盼望的这个“反革命集团”却已经在我的原工作单位诞生了。我平反出狱后，阜新机床厂不少工人告诉我，当时上级已向全厂职工宣布：张兆太是南开大学一个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正是这个反革命集团派遣他来东北开展反革命工作的，并且还要他和苏修取得联系。他将携带“反动小说”去投奔苏修。无独有偶。就在我被捕不久，上海市长宁区西法华派出所隶属的“人民里弄居委会”召集全体居民开会，首先学习了张春桥的《全面专政》，然后宣布：“38弄（——我家住38弄、属于该居委会）最近抓住了一名香港特务。现在阶级斗争非常紧张，大家要提高警惕，擦亮眼睛，注意一切形迹可疑的人，随时向居委会报告。”这是1979年回到老家后，母亲告诉我的。呜呼！原来我既是要去投奔苏修的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又是香港特务，怪不得我出门都有专用吉普车。从上海到天津，从天津到锦州，再从锦州到阜新，每当我一下火车，就有吉普车在那儿恭候了。啊哈，我可是个重要的人物哪！
既然审不出什么反革命集团，那就转而对小说本身进行审讯。办案人员抓住我的身份，以及经历和小说里的人物有相似之处作为“真凭实据”，武断地认为小说写的就是我自己，是“自我暴露”，“自我写照”，因而小说里人物的思想言行也就是作者我的思想言行，并且根据小说里人物的思想言行来给我定罪。姑且不说小说里的人物的思想言行是否就是“反动”、“反革命”，这种做法本身便是十分荒谬的。——按照办案人员的这种逻辑推论下去，如果小说里的人物杀了人，那么作者岂不是要被当做杀人犯来定罪吗？通过审讯，我发现办案人员不但主观武断，而且也缺乏必要的文艺常识，甚至文化水平也很低，有些地方连字面上的意思都搞不清。例如，《雪》里有这么几句话：“这个时候的北国风光，恰如一位空前绝后的风流人物所描叙的：‘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办案人员紧紧抓住“绝后”这两个字而不顾前面还有“空前”另两个字，硬说我咒骂伟大领袖毛主席“绝后”，即绝子绝孙。——这是中国人最狠毒的咒语。还有些问题提得很荒谬，真叫人啼笑皆非。例如，某某某（小说里的人物）是谁？某某某又是谁？等等。当时我为了少受皮肉之苦，也就将计就计，似真又假地应付着。
既没有人授意或暗示我写作“反动小说”，也没有人为我提供素材或协助我写作，南开大学更不存在一个写作“反动小说”的反革命集团，我只不过是一个单干户。于是，天津方面，特别是南开大学保卫处那位新上任的科长，对我的兴趣就不像刚开始那么大了。我被押送回阜新，途中曾在锦州看守所寄押。该看守所的管教人员先是踢了我一脚，然后恶狠狠地说：
“低头！你是反革命分子，在牢房里必须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你若乱说乱动，打断你的腿！”
以市公安局副局长李彦为首的四人专案小组，在阜新又对我的小说重新进行审讯，方式和在天津大同小异，常常对小说中的一句话，甚至一个用词进行审讯，要我交待其中的“反动思想”。如果我的回答不符合他们的意图，除了打骂，还常常拿出绳子来捆我，或用手铐勒我。用绳子捆或手铐勒，这是当时公安人员审讯被他们认为是不老实的犯人的惯用手段，比起拳打脚踢，既可以减少公安人员自身的体力消耗，而且对犯人的折磨也更大。还有好几次，干脆按着我的头往墙上撞，这是和审讯别的犯人不同之处，大概是为了改造我的“反动思想”吧？在整个审讯过程中，丁志良一贯是个黑脸，嘴上常常挂着一句口头禅：“我们无产阶级专政不是吃素的。”李彦则自始至终扮演白脸角色，既不打，也不骂，而且还常常劝阻丁志良的过激行为。他身材中小，穿一身半旧的便服和一双布鞋，每次审讯都是他提着热水瓶，模样象一个忠厚老实的工人，说话不多，没有咄咄逼人的官气或傲气，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上海、天津和阜新，我受过的审讯累计数十次。1976年1月的一天，天气凛冽，滴水成冰，气温至少在摄氏零下20度以下。我被反绑着双手，胸前挂着一块大牌，牌上写着“现行反革命犯”这几个醒目大字，和刑事犯一起拉出去游街。在游街之前，我们先要在广场主席台前接受全市革命群众的批斗。到达主席台附近，我因为两脚冻麻了，自己下不了车，便被民兵从卡车上扔下来，头部立时一阵麻木，但并没有感到疼，只觉得身体发软，模模糊糊地好像看见有一个穿白大褂的女人在我面前晃动。……我似醒非醒地迷迷糊糊了三天，终于完全清醒过来了。
“没事了，你终算命大。”同室的一名犯人对我说，拎着一顶帽子在我面前幌了一幌。这顶帽子是我在游街前向他借来御寒用的，现在它沾满了血垢。原来，当我被民兵从卡车上扔下来以后，头部受了重伤，右边离太阳穴不远的地方直冒鲜血，大概是碰着了一块尖石子。从医院召来了一名女医务工作者为我包扎受伤的头部。我被免去了批斗。但后来又被架上卡车，和别的犯人一起游街示众。不知道是伤势过重还是那位女医务工作者的包扎技术不够高明，或者是她“阶级觉悟”高，不愿给“现行反革命犯”认真包扎，总之，我的伤口继续往外渗血，渐渐染红了大半个帽子。当游街的车队到达东梁矿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了。一位押车的警察命令停车。几个人七手八脚地把我架到东梁矿医院重新进行包扎，据说还给我打了针。这一切，都是和我站在同一辆车上游街的同室犯人告诉我的。我虽是当事人，但我自己当时倒并不清楚。
我头部的伤势一天比一天减轻而终于痊愈了，记忆力也跟着一天天恢复过来。然而，不久我又患了牙病。牙病死不了人，我是犯人，当然不会给我治疗，我也不敢向当局提出治疗的要求。但从此吃饭变成了活受罪，有时疼得真想叫起来。这个痛苦，一直延续到1979年出狱，拔掉了七颗蛀牙，换上了假牙才告结束。
我的身体变得非常虚弱。为了坚持活下去，我每天都要到牢房内的小厕所里做很多次蹲下和站立的动作以活动身体。这是违反监规的。按照监狱的规定，犯人必须整天坐着反省自己的罪恶，上厕所必须事先大声报告，经在走廊背着枪巡逻的解放军（我们犯人管他们叫“队长”）批准才允许进去。因此，每次查牢的时候，我都少不了要挨一顿打。我被“队长”看成是最不老实的犯人。
可以想象，我所经历的生活，和人们通常所熟悉的是多么地不同。获悉“天安门广场事件”，我非常高兴。啊哈！这事千真万确地就发生在上帝的鼻子底下，多么了不起啊！我信心大增，得出了结论：中国人民的苦难再也不会持续很久了。毕竟，创造历史的不是上帝而是人民。我对自己说：“虽然我不是英雄，但却是一个诚实的人。我不是孤立的，我是千千万万正在受压迫的中国人民中间的一员。我必须活下去，我必须见到正义战胜邪恶的那一天。”我的耳边荡漾着雪莱的诗句：“假如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正是这个信念，给了我巨大的力量来克服囹圄生活所遇到的一切困难。
1976年6月21日，我收到了法院的判决书，现全文抄录于下：

阜新市海州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75）刑字第65号

罪犯张兆太、男、四十岁、汉族、家庭出身未划成分、本人成分学生、大学文化、原籍上海市长宁区蕃禹［番禺］路，捕前住阜新市第一机床厂独身宿舍，系阜新市第一机床厂技术员。（现职下料工）
上列罪犯因现行反革命一案，业经本院审理完结。查明：
张犯自幼受反动家庭影响，资产阶级思想严重，早在高中读书时就写过“变异记”“爱情与罪恶”等所胃［谓］的小说，从中散布一些资产阶级观点。于一九五八年在天津南开大学读书时被定为右派分子后：又写了“玛丽路易斯小姐的悲喜剧”，并给苏联驻上海领事馆写信讯[询]问莫斯科电影制片厂的地址没得逞。于一九六五年代[戴]帽毕业后在南开大学农场劳动期间，写了极为反动的黑书，“雪”和“信”用以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攻击领袖，攻击我党对右派分子改造政策。以及书写什么“在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用弹弓打路灯”的情节等等。写后长期保存他处，上述犯罪事实张犯捕后，供认不讳，并有亲笔字迹原稿在卷，属实无疑。
查张犯出身于反动家庭，虽经多年的无产阶级教育，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在高中读书时就写过资产阶级方面小说，尤其是上大学被定为右派后，在农场劳动不满，书写极其反动的小说，攻击我党对资产阶级专政。其语言非常恶毒，气焰十分嚣张。核其所为，已构成现行反革命犯罪，应予惩处。但念捕后尚能坦白交代。本院为保卫文化大革命胜利成果，保卫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取得更大胜利，保卫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顺利进行，严厉打击一切阶级敌人的反革命活动，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根据广大群众意见要求，按照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及罪犯认罪表现。依法判决如下：
罪犯张兆太因现行反革命犯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刑期：自一九七五年三月二日起至一九八二年三月一日止。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接到判决书第二天起十天内向本院提出上诉状，上诉于辽宁省阜新市中级人民法院。

一九七六年六月二十一日
　　　　　　　　　　　　　　　阜新市海州区人民法院（印戳）

四

上述判决书里有这么一行文字：“又写了‘玛丽•路易斯小姐的悲喜剧’，并给苏联驻上海领事馆写信讯（系“询”字之误）问莫斯科电影制片厂的地址没得逞。”
这是怎么回事？看来，我应该费点笔墨作一番解释。
1960年秋天，我正在南开大学农场“劳动察看”。当时集中在这个小小农场“劳动察看”的右派有几十名，分成若干个小组。我们白天劳动，晚上则是开小组会，不是“政治学习”，就是批评和自我批评之类的“右派劳改经”，天天如此。有一天晚上“政治学习”，“右派”们正在争先恐后地发言，我却在小组会上冷场，在一边偷偷地浏览杂志。右派小组长发现后，立刻从我手中夺走那本杂志。不看不要紧，一看吓一跳。原来，我刚才手不释卷正在看的是丘吉尔的一则佚事。丘吉尔是英国前首相，叫嚣要把苏联扼杀在摇篮里的帝国主义头子。我小组会上不发言，却去欣赏帝国主义的头面人物，这无异于“罪上加罪”。组长立刻脸红脖子粗地对我严加训斥。我为自己声辩了几句。这更引起了他的大怒，似乎损害了他在“右派”组员中间的“威信”。他立即命令我到另外一个房间去写检讨，而他则在小组会上周密布置对我的“讨伐”，说是要坚决打击“抗拒改造”的顽固分子的反动气焰。那天晚上的“政治学习”因为我而临时终止了。第二天，墙头上贴满了声讨我的大字报，通栏横标题是“斩断心怀叵测的张兆太的魔手”。两侧竖标题则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和“苦海无边，回头是岸”。那些大字报的作者都是同一小组的“右派”，除了少数几个“要求改造”的积极分子，大部分都是奉组长之命行事，“顺应潮流”罢了，否则，就有可能“引火烧身”，自身难保。大字报越贴越多。在“右派”小组长的指挥棒下，上纲上线的调门也越来越高。我有些沉不住气了，以为这一回可能要对我加重处分，把我送去劳动教养。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右派”得到了“改正”，一度出现在银幕上的“改正右派”似乎个个都是追求真理的硬汉子，简直就是不食人间烟火的活神仙。但我这个后来居然也“改正”了的“右派”是一个平凡而又平凡的普通人。我已经“劳动察看”了好几年，希望将来有机会回校学习，所以害怕对我的处分会升级，于是暗暗琢磨对策，结果想出了一个非常幼稚而又奇特的“妙计”。
我以前曾经在报刊上读到过一篇真实的报道。好莱坞有一位已退休的著名女影星遭人绑架，一时间在市井传得沸沸扬扬，因为她人老珠黄而多年来一直把她拒之于门外的好莱坞制片商，这时又对她笑脸相迎，请她担任女主角，出演她自己如何被绑架的故事，想从这个影片里大赚一笔钱。但后来经警方调查证实，这则“绑架”案就是女影星自导自演的。原来，她不甘寂寞，想通过自己设计的“绑架”引起公众的注意而重返影坛。这则不是笑话的笑话，在我的大脑皮层留下了印记，现在，正当我苦思冥想如何摆脱当前的困境而逃脱可能被劳动教养的命运，它忽然从我的记忆里冒了出来。我好像受到了“启发”，心头涌上了一计。我决定以这则笑料作为蓝本，编成一个电影剧本，但首先必须使其具有明显的政治倾向。所谓“明显的政治倾向”说白了，就是用这个剧本攻击资本主义的美国，向共产党表明自己拥护社会主义的心迹，以此求得对自己的宽大，甚至改变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命运。现在回想起来，这不但暴露了我当时的幼稚无知，而且也是内心阴暗的流露，也可以说是“狗急跳墙”，或者叫“饥不择食”。我再说一遍：我这个“右派”不是铁骨铮铮的好汉，我是一个平凡而又渺小的普通人。中国知识分子的恐惧症和工具欲，在我这么一个贱如尘埃的无名小辈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今天回想起来，我不但感到脸红，而且内心隐隐作痛。当然，我也可以为自己声辩几句：出此下策，实在出于迫不得已的无奈。错误是人性，但愿上帝原谅我！至少，我可不像那位右派小组长，为了自己早日“摘帽”，拿别的“右派”当垫被向上讨功。人啊，人！你活在世上，一辈子要干出多少错事、蠢事和违心之事！
我在田间机械地劳动，心里很快就把剧本的框架勾勒出来了。但要把脑子里构思的东西落实到白纸上变成一个个黑字，是需要时间的。我白天劳动，晚上开会（这些天都在开批判我的小组会，要我交代“抗拒改造的罪恶”。），哪里有时间坐下来一笔一划地写啊？于是，我又心生一计，悄悄去信上海向母亲告急求援。
我虽然是在“劳动察看”，但通信还是自由的，这应该感谢毛泽东的宽大，对“敌我矛盾”的“右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母亲接到我的信立即就从上海赶来了。她已是六十岁的老妇人了，见到墙上还没有撕去、也没有自然剥落的大字报，心情非常沉重，再加上旅途劳顿，脸色十分憔悴。她应我的要求，第二天就“病倒”起不来了。
大学党委派到农场管理“右派”的干部恩准我的假，让我送母亲回家。我母亲是坐火车硬座来的，那名干部提醒我说：“给你母亲买一张卧铺票，她年纪大坐硬座受不了。”——经过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经过了“文化大革命”和六个监狱的磨难，这句话我至今仍然记在心里，而且心怀感激。这句话是超越了“阶级斗争”的人性的自然流露，说明这名共产党女政工干部也是一个人，而且是富有同情心的女人。但我的心却比女政工干部的心“冷酷”。我每月只有十多元的生活费，连吃饭穿衣（干农业劳动特别磨损衣服）都顾不上，我哪有钱给母亲买卧铺票！母子两人往返的四张火车票，都是母亲从平日有限的生活费里克扣节省下来的。她怀抱着“解救”儿子的一线希望，不顾自己年老体衰，从上海坐硬座长途跋涉到了天津，又几乎“马不停蹄”地从天津坐硬座返回上海。可怜天下慈母心！我今天回想起来，觉得自己做事鲁莽，实在是太愧对母亲了。
母亲对儿子是不求回报的。如果说她此行有什么回报的话，那就是自从我开始“劳动察看”以来，将近三年了，这是我们母子两人第一次见面，而且还能在一起住上半个月左右。
我在上海用了不到两个星期的时间就把电影剧本写出来了，定名为《玛丽•路易斯小姐的悲喜剧》。玛丽是名，路易斯是姓，按汉语的格式，在外国人的名和姓之间有一个小黑点。判决书的作者没有用小黑点把名和姓隔开，显然是一个纰漏。
影星路易斯遭到三名强盗的绑架。她新结识不久的男友普罗斯特律师从电话中获悉后，立即向当地警察局报案，并多次催促警察局尽快破案。后来路易斯露面了，普罗斯特律师一口咬定是“红党”绑架的，大肆宣扬莫斯科的阴谋，说美国正在遭到苏俄和红色中国的严重威胁，人类的历史走到了十字路口的紧要关头。此事在全国上下闹得沸沸扬扬。好莱坞制片商曼内（英文“钱”字money的谐音）让编剧麦克风（英文“传声筒”microphone的谐音）编成电影剧本，请路易斯主演，取名为《红党劫艳记》，在全国各地上演。《红党劫艳记》既为曼内赚了很多钱，又为普罗斯特律师掀起的反苏反共歇斯底里推波助澜。但好景不长。大侦探特维斯特公布了事实真相。所谓“红党”的绑架，纯属无稽之谈。这一切都是路易斯为了在影坛复出而自编自导自演的一则笑话。警察局长史帝姆为人正直，一怒之下把路易斯告到了法庭，罪名是欺骗舆论和美国人民。普洛斯特律师出庭为露易丝作无罪辩护。他对前来采访的记者们说：你们要采访世界上最大的欺骗案走错了地方，你们应该到白宫和国务院去，那里上演着当代世界第一流的欺骗艺术，国务卿杜勒斯先生正在努力要全世界相信：拥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不存在，他只存在于月球上，存在于共产党人的概念和幻想里。普洛斯特律师又说，审判露易丝是错误的、荒唐的，如果她应该受到审判，那么我们的总统和国务卿更有一千倍一万倍的理由受到审判。还有，诸位记者先生！你们也应该受到审判。你们天天都在欺骗读者，你们的职业就是欺骗。你们的欺骗艺术绝不亚于玛丽•露易丝小姐。
以上是剧本的故事梗概。当然，还穿插了一些其他人物和我自以为比较风趣的对话。所谓“风趣的对话”，是我过去喜欢阅读文学作品无意中的积累。如今回想起来，我自己都几乎难以相信，我何以这么快就写出了一个电影剧本？但仔细一想，也没什么好奇怪的。故事里的人物、情节和对话，我是一边在田间劳动一边构思的，就好像1967年我一边劳动一边酝酿小说一样。这叫“手脑并用”。此外，电影剧本主要是对话，不像写小说那么细腻、吃力。我以前读过介绍电影剧本创作的书，还琢磨过电影里的“蒙太奇”（montage）。
天意助人。我有一个表哥，叫姚牟海，又叫牟心海，是石家庄某中学语文教师，这时正在我家长期养病。他的中文字写得很好。我请他帮我誊清手稿。我一边写，他一边誊清，等我写好了，他誊清稿也出来了。
我知道，在国内发表作品，哪怕只是一篇小小的文章，都要首先征求作者所在单位党组织的意见，没有党组织盖章同意，你休想发表一个字。因此，只能把脑子动到国外。况且，剧本里的人物都是大鼻子、碧眼睛的美国人，在中国也无法拍成电影。我当然只有打苏联的主意。这是我事先就想好了的。苏联是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这个剧本实际上就是美苏两大阵营互相攻击的冷战产物，我相信“老大哥”是不会拒绝自己主动送上门来为他宣传服务的剧本的。只要“老大哥”肯接受，并把它拍成电影，学校党委知道了也会对我另眼相看、“高抬贵手”了。这是我当时的如意算盘，或者叫“白日梦”。我到上海后，给苏联驻沪领事馆去了一封信，询问莫斯科电影制片厂的地址，表示我想投寄一个电影剧本。但苏联领事馆没有回复。我在上海不能久等，便在装着稿子的大信封上用俄文写上“莫斯科电影制片厂”。我知道，这是苏联最大的电影制片厂，不怕收不到。我亲自把稿件送到静安寺附近一家比较大的邮局，并且挂了号以防邮途丢失和便于今后查询。稿件送寄后，我到上海“人民公园”徘徊了一会儿，对自己的未来心里是一片迷茫。我在公园照了一个相留作日后纪念。
我如期回到农场，主动向管理“右派”的干部汇报投寄剧本的事，并解释说这个剧本是抨击万恶的美帝国主义的。对方冷冷地听我汇报，不作任何表态，这使我有点吃惊。但我心中暗暗窃喜：你不批我不处分我就好了，今后就等着看“老大哥”方面的反应了。但我始终没有收到莫斯科电影制片厂的回音。我母亲应我去信要求，拿着挂号函件收据多次去邮局查询，也没有任何结果。将近十六年以后，终算盼来了结果，这个结果出现在阜新市海州区人民法院的刑事判决书上，也就是前面提到的判决书里那行令人多少有点费解的文字。原来，我写给苏联驻沪领事馆的信，还有向莫斯科电影制片厂投寄的剧本誊写稿，对方根本就没有收到。看来，他们都被公安局“接收”了，最后归入到法院我的刑事档案里。其实，1960年秋天，中苏两党关系已经严重恶化，但还没有演变到后来的公开决裂，我天天在农场“劳动察看”，当然就不知道了。不过还好，没有把我当成“投敌叛国分子”投入监狱。我后来在审讯过程中明白，“右派”们的档案，除了同平常人一样，有一份如影随形跟着本人走，另外还有一份存放在公安局。——这份档案更详尽，材料更丰富。比如，我在1959年写的一份例行的“思想检查”，里面涉及的内容竟然被1975年的审讯人员所引用，我着实大吃一惊。
我出狱平反后，屡经周折，最后不得不上诉到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终于在1979年8月9日，从阜新市海州区人民法院的刑事档案室里索回我的全部文稿，这里还包括表哥姚牟海为我誊抄的电影剧本：《玛丽•露易丝小姐的悲喜剧》。这份誊抄稿我现在仍保留着，因为它是一段心酸、痛苦的回忆。
1960年的秋天，中国大陆开始了三年的“自然灾害”。对我个人来说，这是一个多事之秋。我侥幸没有受到惩罚，因而也就没有从中接受教训。
我在1961年12月28日复学后的三年半里，除了完成学业，还用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写作小说《梦城尘嚣》。梦城，是好莱坞的别名，在这里也泛指美国。这是根据前面那个电影剧本扩充改写成的长篇小说，分两部。第一部《魇》，叙述影星露易丝自编、自导、自演的“绑架”，约占不到三分之一的篇幅。第二部《魔》，描写普洛斯特律师如何借“绑架”案掀起反苏反共的歇斯底里，因而受到某些权势的青睐，打算资助他竞选下一届的国会议员，而他本人则暗暗觊觎着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的职位。就在这时，“绑架”真相浮出水面。小说的结尾是普洛斯特律师在法庭对记者们的谈话，也就是前面提到过的那些话。为了深入露易丝的内心世界，我在校图书馆翻寻到了好几本介绍好莱坞及其女影星们的书借来阅读，也算开了眼界、开了“洋荤”。
我在1965年大学毕业前夕写完了小说手稿上的最后一个字。我没有时间，也找不到人帮忙誊抄，迫不及待地通过生物系党总支把手稿呈交给当时南开大学党委书记臧伯平。臧伯平先生曾出版过一部长篇小说，叫做《破晓风云》，这是我对他心存幻想的主要原因。惺惺惜惺惺。我故伎重演，幻想小说受到臧伯平的欣赏因而摘掉我的“右派帽子”。我还是不能摆脱中国读书人自古就有的工具欲。我耐心等待臧伯平的反应。等了不少日子，等来了“文化大革命”。
臧伯平在“文革”中被打成“托派”、“叛徒”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他是全校被整得最惨的几个人之一（他的前任，担任过西北高级党校校长的高仰云，因为和薄一波、安子文等人一起蹲过北平国民党陆军监狱而被定为叛徒，被迫偷偷溜到邻校天津大学跳湖自杀。）。最后，别人都“落实政策解放了”，他却还和因口无遮拦而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的生物系工友张长荫师傅在一起“监督劳动”，有一天筛石灰因风大伤了一只眼，因为得不到及时治疗而变瞎了。他后来落实政策复出后装了一只假眼睛。
臧伯平的家不知被抄过多少回。“革命群众”还跑到他的河北老家，把他写给长女的信，还有许多年前写信与父亲谈论家里具体琐事的私信，都抄走了，一封封贴出来“示众”。邻校天津大学党委书记苏庄年轻时写给女友的情书也被抄出来贴在墙上接受“革命群众”的批判。在抄家风鼎盛的那些日子，我真担心自己的小说手稿被抄出来。如果这样的话，我这个当时不被人注目的“小右派”，就有可能和全校第一号走资派挂上了钩，少不了要挨斗和挨揍。幸好这样的事没有发生。后来，臧伯平的秘书逄诵丰为躲避“革命群众”，逃到农场和我们这些“右派”混在一起。他知道，真正的“革命造反派”是不会到农场和我们这些“右派”学生过不去的。（到农场批斗我们的属于忠于党委的“保”字号“造反派”。）逄诵丰很会适应形势的变化。他放下架子，没几天就和我们混熟了，几乎到了无话不谈的地步。我向逄诵丰打听小说手稿的下落。他说确实见到过手稿，放在臧书记的办公桌上，有那么一大摞——他用手比划了一下，意思是很多很多。其实，我是写在八开的白纸上，一个个字又大又草，一页最多就四、五百个字，估计也就二十万字左右，或许稍微出点头。臧伯平没有让自己的秘书插手过这部稿子的事，后来哪儿去了他也不知道。我暗自揣摩，臧伯平有可能把稿子交给作家梁斌去审阅。梁斌和臧伯平是保定二师的同学，他们和林铁、刘子厚等人在二师闹学潮，后来参加了革命，被人戏称为“河北帮”。后来梁斌弃政从文，一心一意搞创作，写出了《红旗谱》等小说。臧伯平也喜欢舞文弄墨。听说《破晓风云》最后定稿就是请梁斌代为润色的。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揣测。不管怎么说，《梦城尘嚣》这部小说手稿没有受到揭发和批判。我的日子因此也就太平多了。
雨过天晴。臧伯平熬过了“文革”活了下来，后来担任过主管成人教育的高教部副部长。《人民日报》记者李新彦采访过我。他是南开大学化学系1969届毕业生。我们谈起了臧伯平。李说自己老家是河北，和臧伯平有亲戚关系。我于是给臧伯平写了一封信，询问小说手稿的下落，请李新彦转给他。但臧伯平没有答复。当年和臧伯平一起筛石灰的难兄难弟、工友张长荫去北京找过臧伯平。张师傅说，臧伯平住在部长楼，是个很讲交情的人，对他招待得很周到，他没有白交这个朋友。张师傅还主动把臧伯平在北京的住址写给我，说有事可以去找他。但我没有去。既然臧伯平没有回复我的信，说明小说手稿早已在人间“蒸发”掉了，去了也是白去。此事到此打上了一个休止号。

五

犯人判刑以后，待凑满一个数，便被押送监狱或劳改队服刑。但我却例外地继续留在看守所，什么原因我不知道。直到1976年8月上旬，我这才离开阜新市看守所来到了锦州南山监狱入监队，在那里关押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期间发生了举世震惊的唐山大地震，监狱当局似乎有些紧张，采取了一些措施防止万一发生地震犯人趁机逃跑。
辽宁省各地犯人判刑以后，都要到南山监狱“入监队”集中，一边对他们进行“入监教育”，一边等待“分配”（即发送到各劳改单位）。后面将要提到，南山监狱各方面条件都比较好，我内心希望留在这里服刑可以少吃些苦头。但我的刑期不够长（当时要求九年以上），因而被转押到盘锦劳改队。我在盘锦劳改队服刑到1979年1月。
“假如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在毛泽东逝世以后不久，一九七六年十月，以江青为首的超级封建法西斯小集团被党内进步力量一举击溃，从而为一九七八年冬天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铺平了道路，这次会议是当代中国历史上一个重大的转折点，结束了自一九五七年开始的党内极左路线的统治，停止了对知识分子蓄意的大规模迫害，并且在不同程度上改变了大陆上几乎每一个中国人的命运。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我于一九七九年一月以胜利者的姿态，挺着胸脯走出了监狱，而在不到四年以前，我是怀着自豪和鄙夷的心情挺着胸膛跨进监狱的。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我出狱前后，大名鼎鼎的张铁生先生被押送到曾经关押过我的南山监狱服徒刑。张铁生原是在农村劳动的知识青年，在一次选拔工农兵大学生的考试中，他因为答不出题交了白卷。但他内心不服，在试卷中涂写了许多牢骚话，抨击当时刚开始试行的考试制度。这事被在辽宁坐镇的毛泽东侄子毛远新知悉后，便把张铁生树为反击“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英雄”，一时间，张铁生的名字红遍了整个中国大陆。他被钦定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张铁生伶牙利嘴，能说会道，到处演讲作报告，并出访过日本。张铁生访日归来，杨丽兰老师聆听过他的讲话。杨老师是我挚友贾庆华的妻子，她后来告诉我，张铁生自鸣得意地对听众说：“我考日本教授：‘一头老母猪一窝下几个小猪崽？’他们一个个都傻了眼，谁也答不上来。我一下子就把这些资产阶级教授考倒了。”尽管张铁生被日本报刊耻笑为“白卷英雄”，也有的把他叫作“白卷状元”，但他却备受国内当权者的青睐，把他内定为未来的教育部长。可惜好景不长。不久毛泽东去世，“四人帮”随即垮台，毛远新也被逮捕了。张铁生把“四人帮”的垮台和毛远新的被捕看成是“反革命政变”、“修正主义路线复辟”。他到农村知识青年中间去串联，号召他们挺身而出，“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以无产阶级革命派自居的张铁生先生，这时被定性为“现行反革命犯”，被判处十五年徒刑。
自由！自由！我应当感谢人民，感谢历史，感谢真理，阿门！
我出狱不久，便去上海探望父母。往事如烟，历历在目。那天下午，我背着手被扣上手铐告别母亲的时候，我的心里没有一丁点儿伤感的成分，有的只是愤怒、鄙夷和自豪。然而，傍晚踏进提篮桥监狱第十二号牢房，当牢房的铁门咔嚓一声上了锁，我的第一个思想便是：我再也见不到母亲了。她已经七十四岁了，而且又有严重的心脏病，哪里能够承受得住这么大的打击呢？当我从十二号牢房被叫出来，扣上手铐，押解着就要离开上海的时候，我曾要求他们从人道主义考虑，让我和母亲见一次面。
“快走！谁叫你当反革命啊？”丁志良狞笑着，把我推进了吉普车。那位穿着漂亮警服的胖子，却在一旁笑咪咪地说：“只要你坦白交待，揭发别的牛鬼蛇神的罪恶，就可以把你放了，让你回家。你认识很多牛鬼蛇神，知道的事很多，你可以立功赎罪嘛！”
犯人判刑以前关押的地方叫看守所，在看守所是不允许和外界有任何接触的，只有在判了刑、到了监狱或劳改队服刑以后，才准许和家属通信甚至见面。我到了盘锦劳改队，给家里发出了第一封信。我母亲还在人世吗？她现在怎么样了？我父亲虽然也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但每天锻炼，身体很结实，饭量比我大得多，而且一向比较豁达，很少为儿女的事愁心，我相信他一定还活着。我忐忑不安地等待着家里的复信。我的心情是矛盾的，既满含疑惧，也怀抱希望——但，说到底，我还是相信母亲已经去世了。我希望快快地收到家里的复信，又希望这封信永远也不要到达我的手里，好让我心中永远怀有一线希望。寄给劳改队犯人的信，不是一寄到就交给犯人的，必须汇集到一定数量，由管教人员统一审查过后，才发到各个犯人手里。因此，这段等待的时间，要比正常情况下长好几倍。过了大约一个多月，我终于见到了家里的信。是母亲写来的，我一看信封就知道了。她还活着——我高兴得心脏几乎要蹦出胸膛。
母亲在信中对我没有一句责备的话，只是限于当时的形势和我所处的具体环境，带上一笔希望我“努力劳动，好好改造”的话。她表示很想来看望我，实在因为年龄太大，腿脚不灵，加上交通又不便，没法来了，希望我原谅。最后，她又问我需要一些什么东西。
一个陷在危险境地的人，在发出求生呼唤的时候，大概是考虑不到“羞耻”二字的。尽管我母亲经济很困难，我还是去信向她要东西。由于长期关押，备受虐待，我当时体重不到八十斤，走路摇晃，小便失禁，生命依然岌岌可危。我迫切需要营养品。但劳改队有规定，不许犯人向家属诉苦要吃的东西，这类信件一概不给发。怎么办呢？我想了一下，在信中说，因小便失禁，并且牙疼，需要一些药物治疗。什么药物呢？我用英文写上“牛奶”和“蜂蜜”，冒充药物的名称。劳改队的管教人员当然不懂英语，但大概也听说过有些药物是用外国字写的，因而我的信便顺利地蒙混过去了。母亲给我寄来了一个大包裹，内有四袋奶粉，两个用大塑料瓶改装的蜂蜜，还有蜂乳片、白糖、药物牙膏，以及内衣裤、手套、毛巾、牙刷等不少衣物和生活用品。此外，包裹里还有一支崭新的、带有精致盒子的高级钢笔和两双漂亮的尼龙袜子。
一九七四年秋天，也就是我被捕前的半年，经好心人介绍，我认识了F，一位外科女医生。那时我三十多岁，脸上皱纹当然没有现在这么多，除了个子略微矮一些，长得也不比别的男人难看。也许，更可能是我的坦率和谈吐使她感到吃惊和新鲜，总之，这位长得虽然并不漂亮、但性格有些孤芳自赏、不入俗套、说话喜欢带点幽默的女医生，常常打电话邀我去看戏，看电影，逛公园，每次戏票、电影票都是她提供的，而且都是上好位置。她还主动把自己的自行车借给我，希望我在她值夜班的时候骑自行车去和她多聊聊天。她的父亲知道了，焦急得夜夜睡不好觉，血压上升了。她的妹妹已先她结婚，而且有了孩子；妹夫是政工小干部，惟恐攀上右派亲戚影响他的前程，天天到岳母面前挑拨。她的弟弟快要中学毕业了，希望毕业后去参军，因此也用诚惶诚恐的眼睛注视着他的大姐。唯独她的母亲力排众议，坚持邀请我去吃饭，居然摆上丰盛的酒菜，看来是想承认这位大家都反对的未来的准女婿，因为在她作母亲的眼睛里，她的大女儿早就该结婚了。
一位堂堂的外科女医生，竟然和卖臭力气抬钢材的工人搞对象，特别还因为这个工人是被打入另册、永远抬不起头的右派，这件事，难免引起部分知情人的轰动和议论，流言蜚语自然少不了。F终于经受不住内外的压力，不到三个月就和我分手了。分手之后，她又悄悄托人送给我钢笔和袜子留作纪念，还表示她想一个人过一辈子，永远不结婚了。我1975年回家，向母亲谈起这件事的始末，现在母亲把我从未动用过的钢笔和袜子寄到劳改队，显然是想唤起我对生活的美好回忆，从中汲取安慰和力量。啊，母亲的心！
一个月以后，母亲又给我寄来了第二个邮包。此后，平均每隔两到三个月，我总能收到母亲的邮包，里面都是昂贵的高级营养品和衣物、生活用品。母亲知道我在劳改队要挑担，怕我肩膀受不了，还特地寄来了垫肩。我怕英语荒疏了，请她寄《毛泽东选集》的英文译本。母亲心领神会，又给我寄来了。但事实上，我在劳改队并没有时间看书。我们是种水稻的，每天天不亮就起来，傍晚才归监号，星期天也很少休息。至于晚上，时间也不是由自己支配的。同样是服徒刑的犯人，农业劳改队（尤其是种水稻的）和监狱工厂有天壤之别。例如，我在锦州南山监狱呆过，那是一座监狱工厂，有模范监狱之称，赫鲁晓夫曾去那里参观过。赫鲁晓夫建议政治犯和刑事犯有所区别，应该分开关押。根据他的建议，南山监狱一度成为专门关押政治犯的监狱。但后来不知什么原因又把政治犯和刑事犯混在一起了，这和北京秦城监狱始终关押清一色的政治犯不同。南山监狱可以看成是一个独立的小社会，犯人的物质生活水平（包括文化娱乐和卫生条件），据我客观比较，实际上优于当时阜新市大多数居民。这是外人很难相信的。如果我不是身历其境的囚犯，也许会被人误认为是替共产党作宣传。犯人们的痛苦主要是精神上的压抑，也包括性的苦闷。
在母亲的大力接济下，我的健康渐渐地恢复了，一年多以后，不但小便能够自我控制，而且还能挑动一百多斤的担子。我是全中队一百多人中收到邮包最多的一个，不但犯人们羡慕不已，连管教人员也对我另眼相看了。根据狱中不成文的“内部规定”，每次收到邮包以后，我都分给犯人头子一些实惠，头子也就在他权力许可的范围内给我一些照顾。我也送一些给生活确有困难的普通犯人。他们当然很感激，问我：“你母亲是干什么的？她一定很有钱吧？”
其实，我母亲并没有钱。她出身书香门第，是杭州法政专科学校毕业生，当过小学校长，中学教师，后来在上海铁路局工作，就是从来没有从事过她的本行法律工作。上海沦陷于日寇后，她辞去铁路局工作，从此成为名副其实的家庭妇女，以照顾丈夫、抚养孩子为己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那时她已经七十七岁了，突然精神抖擞地捡起年轻时学过的的老本行，根据我提供的一份材料（是托刑满释放出狱的犯人捎出去的），逐级向法院写了一份又一份的申诉，直到给当时的最高法院院长江华本人写信。她还写信向《人民日报》和文化部反映我的情况。这些信最后都转到了阜新法院，这也是我之所以较早出狱的原因。当时，盘锦劳改队的政治犯，即所谓的反革命分子，大部分仍在关押劳改。法院派人把我从劳改队接回阜新，旅途中谈到我的母亲，不无敬畏地说：“你的母亲可不简单啊！写了那么多信，这老太太笔头真厉害。”
现在，我就要和母亲见面了。从哈尔滨三棵树开往上海的55次列车，一向是人满为患。我挤缩在通往洗脸池的过道上，从锦州一直站到苏州，站了将近三十个小时，一点儿都不感到疲劳。我的脑海中交替浮现上了母亲在不同时期的形象。啊，母亲！母亲！世界上最伟大的是母亲！
母亲见到从囹圄中返回的儿子，既没有哭，也没有笑，只是轻轻地说了一声：“你回来了。”她用爱抚的目光仔细地看着我，目光从我的头部慢慢下移，一直移到我的两只脚上，然后，又从我的两只脚徐徐向上移动……半晌，才说出第二句话：“身体还好吧？”
母亲比四年前衰老多了，头发全白了。她步履艰难，上下楼梯都很吃力。那天下午，我被扣上手铐带走以后不久，就来了一帮人抄家，抄得非常仔细，连每个空火柴盒都要打开看了又看，细细研究一番。母亲没有喝一口水，吃一粒饭。第二天，她同平时一样起床，并且若无其事地在家门口转了几圈，这是故意让周围邻居看的。母亲是一个坚强、自尊的女性，她不愿意表现出自己的悲痛，她在邻里面前镇定自如，仿佛没有发生过什么事似的，这也是显示她的坚定信念，相信她的儿子不是坏人，终有水落石出、真相大白的一天。她当然更不会相信我是香港特务。但是，一个星期以后，她倒下了。她发着低烧，眼睛淌着泪水。她神志不清，迷糊中一遍又一遍地呼唤着我的乳名。父亲在恐惧中给我哥哥发去了电报。哥哥请了假，从大西北赶回来，在病榻前伺候了四十多天，母亲才神志清醒过来……后来，为了接济我，她又节衣缩食，克扣自己和我父亲，生活过得非常贫苦。她寄给我的那许多高级营养品，有时是瞒着父亲的，因为经济拮据，她怕父亲知道了不高兴。
1979年春节，我们全家团聚了。这是自1957年反右斗争以后，我们全家第一次团聚。多么欢畅、多么可贵的团聚啊！历史已经掀开了新的一页，母亲对我又有什么期望呢？
她没有什么更大的期望了，只期望我从此不再关心国家大事，更不要再写什么小说了，做一个安于本份的老百姓，娶妻成家，生一个白白胖胖的儿子。
这个期望是多么渺小啊！但这个期望又是何等的伟大啊！这是从辛亥革命以来，阅尽半个多世纪政治风云的一位中国女性对政治所感到的失望和恐惧，也是她心灵深处人性的流露啊！个体的生命是有限的，但个体的生命却通过自己的子女一代又一代地延续下去。一棵本来应当长一尺高的青草，一旦遇到干旱恶劣的气候环境，它宁可牺牲自己，那怕只长三寸高，也要努力把能量积蓄下来留传给下一代。我国有一句俗话，叫“寸草结子”，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这，大概也是上帝创造生命以后，整个生物界的通性吧，它尤其体现在母性身上。
母亲还记得送过我钢笔和袜子的F，甚至痴情地幻想她也许还会等着我。母亲说：
“人是有感情的，尤其是女人。有的女人一生只能爱一个人。如果她当初对你真的有意思，说不定还会等着你的。她若不负你，你也不能负她。”
一个饱经沧桑、年近八十的母亲，竟然还那么罗曼蒂克！多么善良多么天真的女性罗曼蒂克！母亲啊母亲！在毛泽东极左路线统治下，人性是怎样地受压抑、被扭曲啊！在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风暴冲击下，有多少善良的中国女性，为了躲避风暴的摧残，被迫违背自己的意愿、违背人性和我国妇女传统的美德，离开了自己的丈夫，有的甚至还抛弃了自己的子女。这是时代的悲剧，这是历史的恶作剧。这样的事我见得太多了。F和我交往还不满三个月，况且在入狱前就已经和我分道扬镳，她怎么会等我呢？
其实，我的内心也是充满罗曼蒂克的，也许是母亲的遗传吧。可惜，现实生活却缺少罗曼蒂克。F和我分手以后，经人介绍，又认识了一个男的。她接受了上次的教训，这回特别重视政治条件而不再书生气十足了。对方是响当当的共产党员，而且还是交通局所属某运输队的党书记，真正的第一把手，政治条件确实是好得无可挑剔了吧？F不久便失身了，失身之后，这才发现对方是有妇之夫。F没有控告他，倒是他自己先坦白了。原来，这个人犯有严重的贪污罪，又是情场老手，被捕后据他本人交代，总共和七名女性发生过不正当的性关系。他因贪污被判了七年徒刑，也被送到盘锦劳改队服刑，只是和我不在一个大队。这是我离开劳改队之前半年，由一个新入狱的犯人M告诉我的。M是从解放军转业的汽车司机，在部队认识了一位女医生，这位女医生后来成了军分区某领导的妻子。M转业以后，竟然和领导的妻子发生了暧昧关系。那位领导知道了，但并不想离婚，M则以破坏军婚罪被判处七年徒刑。因为M的情人也是医务界的，所以对F的事知道得很清楚。世界是那么大，又是那么小。M只从情人口中听说F其人其事，想不到竟在劳改队却又碰上了因写小说被判了七年徒刑的我。
我在上海买了很多礼物，母亲听说是送给F的，心里着实高兴。母亲是欣赏罗曼蒂克和忠诚品格的，她并不知道F后来的事。为了怕她难过，我实在不忍心把M的话转告她。不管怎么说，我在劳改队那个残酷的环境里见到那支镶嵌在精致盒子里的钢笔和那两双漂亮闪光的袜子，顿时心头确实荡起几丝清凉甜蜜的涟漪，再一次坚强了活下去的信心和勇气。礼尚往来，这是中国的一句古训。我想，我是应该回送她一些礼物的。我希望我的礼物多少也能给她带来一点安慰，因为我已经知道了她的不幸。
可是，当我回到阜新，把自己的想法吐露给我的朋友贾庆华，他却大不以为然。贾庆华说：“你还送她什么礼物！F不是东西。她对别人说，你是坏人，说她自己上了当。她后来还和别人乱搞，在医务界名声臭得不得了。——我的一位在医院工作的亲戚告诉我的。”
贾庆华当然不会骗我，我和他至今仍然保持着友谊。但贾庆华毕业于工学院，虽然懂得各种机器性能，却未必理解另一类具有高级神经活动的机器——人。F和我交往时间虽然不长，但晚上一起看电影看戏倒也不是一次两次，我连她的手都没有碰过一下，对于我是否坏人的问题，她心里当然明白。在中华民族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为了保护自己不受或少受伤害而说违心话的，实在大有人在啊！至于“乱搞”，正因为对方是共产党的书记，我凭着对生活的直觉，倒怀疑这里面恐怕还有我这个“右派”的几分罪孽：人是往往容易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
事情非常凑巧。听说我从上海回来了，有一位叫做Q的，忽然登门拜访，说是要给我介绍对象，是她的同事，一个三十刚出头的大姑娘，品行绝对端正，只因出身不好，所以一直未搞对象。我并不认识Q，经她自我介绍，方知她和F是同学，而且还是要好的同学，两个人至今还有往来。我对大姑娘并不感兴趣，倒很想听到一些F的近况。
F不但失身，而且有了身孕。她不得不堕胎。这种事情是很难瞒住人的，传开之后，她受到周围人们的议论和鄙视，她自己也觉得抬不起头来。有一次，因为搬宿舍发生纠葛，对方随手拿起锁头向她扔去，碰巧扔在右眼角上，视觉神经受了伤。虽然医院曾送她到外地治疗，终因床位紧张，还没有等到彻底治愈就出院了。现在她的右眼失去了视力，不再当外科医生了。
Q喝了一口水，继续说道：
“她毕竟是个医生啊！如果不是那桩事，谁敢随便拿锁头扔她呢？这分明是看不起她，欺侮她。不过，她终算找到了一个对象。瞎了一只眼，又是那么大的年纪，找个对象也不容易。虽然是个工人，但工资很高，是个独生子，家里经济条件也很好，答应结婚后帮助她把眼睛治好。”
Q答应代我把礼物转交给F，临走时又邀请我去她家玩，说她丈夫也是个医务工作者，听说过我这个人，很愿意和我认识。但Q又叮嘱我，在她丈夫面前不要提F，因为她丈夫也认为F是堕落下贱的女人，唯恐F把自己的妻子带坏了，Q是瞒着丈夫继续和F来往的，而且也是首先从F的嘴里知道我的。
Q是热心人，第二天便兴冲冲地赶来告诉我，F快要结婚了，收到我的礼物非常激动，说：“想不到还能见到他！”F还向Q打听我的情况，问得很仔细，并且希望我成个家，好有人照顾。
“你想和她见面吗？”Q笑嘻嘻地扬起头，盯着我的眼睛狡猾地问道。“这是第二次握手啊！”
《第二次握手》，是当时正在上演的一部话剧的名字，后来还拍成了电影：描写一个赴美留学的女科学家，因为战争动乱和情人分隔在大洋两岸，等她终于回到国内，昔日的情人已经结了婚。三个人都很痛苦，但三个人都处理好了彼此的关系。这是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原作者因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写作这部小说而坐了牢，是“四人帮”掌管文权的姚文元亲自下的逮捕令。
“她快要结婚了，一定很忙,我不应该去打扰。如果她不嫌弃，我倒很愿意在她结婚那天去喝她的喜酒，请你带我去，我要衷心祝愿她幸福。你愿意带我去吗？”
“没问题，我带你去。”Q一口承诺，那种斩钉截铁的口气，很像是个男子汉。
过了一天，Q又来了，手里拎着一个装得涨鼓鼓的黑色人造革手提包，还没有来得及坐下，就气喘吁吁地说道：
“她退回来了。F的爱人知道东西是你送的，大发脾气，又是拍桌子，又是摔暖壶，硬是拉着她到我家把东西退回来了。F过去有短处，她爱人什么都知道。而且，F还希望爱人带她到北京治眼睛——她还想当个外科医生呗！F不敢得罪她爱人哪！”
大约一年半以后，我去医院检查身体，遇到了Q。Q告诉我，F的视力是没有希望恢复了。Q多少带点悻悻然地说：“她爱人舍不得花钱，结婚后没有带她到北京治眼睛。”
阜新这个城市并不大，但我没有再见到过F。这是我入狱前出狱后的一个真实故事，在我们这个政治压倒一切而罗曼蒂克却很缺少的国家，也许勉强还可以算做一段罗曼史吧，它现在已经沉淀在我的记忆里了。

六

我在上海家里收到了法院的通知，要我速回阜新：“本院对你宣判。”落款日期是1979年3月15日。但法院的判决书事实上早已制作好，下面的落款日期是1979年2月21日。判决书上说，我因被定为右派分子不满，“而用写‘小说’发泄对党和无产阶级专政不满，虽属于思想反动，但尚构不成现行反革命犯罪。”尽管撤销了75年的刑事判决，对我“无罪释放”，但却给我留了一条“思想反动”的尾巴，这实际上也是一个不轻的政治帽子，将来如果再搞什么政治运动，我免不了因“思想反动”而成为活靶子。我在法院读完了这张判决书后，立即提出了抗议，并声明要上诉。法官傅政新先生苦苦劝说，要我息事宁人，说“无罪释放”就是彻底平反了。我和他辩论，他也很尴尬，最后不得不向我摊出底牌：当初判我七年是市政法委书记定的，现在这张平反判决书也是他亲自拟定的。傅先生坦言，他虽然名为审判员，实际上只不过是块橡皮图章。傅先生还告诉我，他是从军队转业到地方，在工厂担任保管班班长，后来被上级抽调到法院担任审判员（即法官），他本人并没有在正规学校学过法律。应该指出，像傅先生这样的法官，在当时的大陆中国比比皆是，没有什么好奇怪的。我理解傅先生的难处，但也没有接受他的劝说，而是向市中级法院提出了上诉。
我的上诉状写得很长，大约有一万多字（具体数字我记不清了，因为不是写在带格的稿纸上，也无法准确计数），从方方面面论证了我的小说不“属于思想反动”，而应归入现实主义文学创作。我的字既难看，又潦草，如同龙飞凤舞。幸好有朋友贾庆华不辞辛劳帮我誊清。老贾因为家庭经济困难，在大学时代曾经为学校刻蜡版，因而练出了一笔好字 ：一个个既端正，又美观。这时，有一位好心的同事悄悄提醒他，我是有问题的人，暗示他不要引火烧身。说这话的是一名大学毕业生。当时在有些人的心目中，我虽然从监狱里回来了，那是因为党对我的宽大，我不是没有问题的，不然，当初怎么会坐牢呢？而且还当过右派！我是右派兼反革命，双料反动！在毛泽东极左路线的长期统治下，中国大陆不少知识分子已经丧失了独立思考和辨别是非的能力，有的精神上都已经麻木不仁，更多的则画地为牢，整天龟缩在恐惧症的阴影下。贾庆华虽然也是中国牌号的知识分子，但和上述带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烙印的知识分子显然不同，在当时极左思潮仍然不弱的形势下，他热情地为我誊清上诉状是需要有政治勇气的，老贾既体现了对我有困难就帮忙的真诚友谊，也显示出了他与众不同的政治智慧。
我把上诉状亲自送到市中级法院。法院虽然收下了，但一直拖着不开庭，我去查询也是爱理不理的。在中国大陆要想解决什么大问题，往往需要党政领导出面干预。于是我去找市委第一书记邱新野。阜新地方不算大，他的家我很快就打听出来了。当时已经开始平反冤假错案，在老百姓中间传说邱书记家门前有许多警察严加把守，谁如果要想去他家申诉案情，立即就被警察架走。这个消息激怒了我。我非去他家找他不可。我暗自下了决心：如果他竟然无理地让警察把我架走，我一定要写信向《人民日报》反映，我已经觉察出政治风向对平反冤假错案有利。我第一次去他家是在傍晚。我脱下了在厂里穿的工作服，换上了我用补发的工资在上海买的一身呢制服。我把贾庆华为我誊写的上诉状（当时阜新好像还没有复印机，老贾特意用复写纸誊写，一式四份）装在一个牛皮纸大信封里，来到了邱新野的家。他家并没有警察把守，看来老百姓的传说并不属实。我叩门后，出来了一个二十来岁的漂亮女孩子。我把大信封递给她，说：“这份材料请邱书记看一下。过几天我再来。”她接过信封，很有礼貌地说了声“谢谢！”我后来琢磨，她根据我的衣着和年龄，可能把我误当成是市里一个中层领导干部，所以态度比较客气。几天之后是星期天。上午我再次去叩邱新野家的门。出来开门的还是那个漂亮的女孩。我问她邱书记在家吗？她认出我就是上次送材料的人，冷冷地答了一声不在家，并且想关门，态度和前一次判若两人。我立即把一只脚伸到了大门里面，非要进去不可。我们发生了争执。邱新野的夫人刘助民出来接待了我，让我进了一个小房间，还沏了茶。我和刘助民谈了不少时间，说话很费劲。刘助民告诉我，她在海州区人民政府工作，她的耳朵有些背，我的话有许多她不是听不懂就是听不清楚。我无果而返。又是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我第三次去叩邱新野家的大门。这次开门的是邱新野的儿子。我通报了自己的姓名和来意，他立即把我请进了他自己的房间。看来他似乎已看过我的上诉状，对我的态度颇为热情，并且做了自我介绍：他是沈阳鲁迅艺术学院的学生，学的专业是舞台美术设计。他对我的事好像有些兴趣。他告诉我,他父亲只抓矿上的生产，常常在矿上过夜不回家。即便他父亲今天在家，也不会亲自管我的事，最多把我的材料交给他的秘书于晓生。他建议我去找市委书记处书记张英华，说张书记负责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如果张书记找不到，不妨去找于晓生，说他多少也起点作用。
我在机床厂有一位女同事叫王凤琴，一直像老大姐一样关心着我，还常常把我请到她家吃饭。她爱人叫王克奇，是矿务局教育处的科长，对我也很好。王姐认识张英华的爱人，便把我领到了她家。我把复写的上诉状交给了张英华的爱人。第二天早晨，王姐又领我去张英华家。张英华刚从家里出来，立即有一个老头儿从旁边窜出来跪在他的面前大叫：“张青天！我冤枉哪！我冤枉哪！”张英华慌忙弯下身子要把他扶起来。但他硬是不肯起来，跪着用两只胳膊紧紧抱住张英华的一条大腿号啕大哭，边哭边嚷：“我儿子是个好会计，他不肯作假帐被撤职。他是因为向省领导写信揭发工厂书记贪污公款才入狱的啊！他不是反革命哟！张青天你救救他。”王姐见状和我一商量，我们两人便打道回府。后来通过王姐的穿针引线，张英华约好了和我在办公室见面的时间。到了约定时间，我去市委找到张英华的办公室，接待我的是他的秘书。这是一个长得很英俊的高个子青年，他对我说：“英华书记和我两个人对你的申诉材料研究了整整一个上午。你的问题解决了。”我问：怎么解决法？他说，英华书记在申诉材料上签了自己的名字，把它转给了法院。
几天以后，我收到了市中级法院的二审刑事裁定书：“取消海州区人民法院（1978）刑申字第二号判决书中‘而用写“小说”发泄对党和无产阶级专政不满，属于思想反动’之论述，维持原判结果（即无罪释放——作者注）。
此裁定书的最后一行是：“本裁定为终审，不准上诉。”
我后来就这一行文字请教我的父亲，他说：不准上诉是对我有利，不然，区法院也可以不服市中级法院的裁定而向更高一级法院提出上诉，要求维持原来“属于思想反动”的结论。
至此，我终于算割掉了“尾巴”，彻底平反了。
似乎有必要指出：被平反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几乎人人都在判决书上留了一条“尾巴”。“改正”的右派也是如此。很多右派为此提出申诉，但都没有结果。后来根据胡耀邦任总书记的中共中央指示精神，几乎每个右派的“尾巴”都在1984年的复查中彻底割掉了，这就为在“右派”中提拔干部扫清了障碍。
这里附带提一下，傅政新先生曾经向我透漏，市政法委处理我的问题很慎重，曾专门找了市文联两位搞文艺创作的人审读了我的小说，征求他们的意见。他们两人一致认为：小说《雪》确实有问题。我曾要求和他们两人面对面辩论有什么问题，希望他们收回自己的意见。但市文联的这两位先生始终避而不见。
今天回想起来，当年被阜新市各个法院判过刑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何其多也！但因为写小说而判刑，我是第一个，可能也是最后一个。在当时的国家形势下，判我七年徒刑应该说是很轻的，连我自己都感到意外。例如，曾和我在同一个入监队的陈俊，因“现行反革命犯罪”被判了十五年徒刑，判决书上列出的罪名是分裂党中央。陈俊是阜新平安煤矿的一名普通矿工，党中央在北京，难道陈俊分身有术，一面在阜新采煤，一面又在北京进行分裂党中央的活动？我看了这张判决书后感到莫名其妙。后经他解释，我才恍然大悟。原来，陈俊海阔天空地和朋友们大侃海派和京派的矛盾，都是道听途说从小道得来的，海派的海，指的是上海，海派就是后来被叫做“四人帮”的那伙人；京派可能是指北京以叶剑英为代表的军队将领。当时正值“反击右倾翻案风”之际，加在邓小平头上的罪名之一就是“分裂党中央”。判决书的作者赶潮流照搬报纸上的话，把这个罪名按到了陈俊的头上。其实，陈俊是因言获罪，议论国家大事被判刑的。再有，阜新矿山机械厂（文革期间改名为东方红机械厂）的高级电工贾树元师傅，有一次修理好了一台电动机，但不久这台电动机又出了故障，有一个中专毕业、但技术不如他、工资又比他低的的技术员（恕我不提他的名字了）出于嫉妒，借机诬陷他故意搞破坏，贾师傅以“破坏生产”被安上了“现行反革命”罪名，判刑十五年。还是这个东方红机械厂，有一名调皮的青年工人，悄悄地把车间的时钟从下午四点拨到五点，工人们以为时间到了就下班，结果也是以破坏生产的“反革命分子”判刑十五年。在我的记忆里，被判处十五年徒刑的“反革命分子”为数不少，有的我认识，也有的我不认识。只要按上“现行反革命”的罪名，十五年徒刑好像是家常便饭。相比之下，我这个“反革命”只判了七年的确是太轻了，也许是因为像我这样的案情在阜新是第一次遇到的缘故吧？在看守所，我从陆陆续续收监的新犯人嘴里渐渐获悉，我被捕的事在阜新不但传开了，而且传得很广，人们都感到很新奇，私下议论纷纷。传说有真有假。有些工厂的工人还在车间里就写小说该不该判罪展开了大胆热烈的争论，虽然他们并不认识我本人。不过，说老实话，我一点也没有因为轻判而高兴。我在南山监狱入监队对陈俊说，我愿意用我的七年换他的十五年。他不信，以为我是在和他开玩笑。但我说的确实是真心话。为什么？因为那时在上帝的眼皮底下已经发生过“天安门事件”，虽然被镇压了，但我知道后来被称为“四人帮”的那批家伙江山坐不稳了。对于政治犯来说，重要的不是刑期的长短而是政治形势。政治形势一旦发生变化，一切都跟着改变了。反之，如果依然是这帮极左分子坐天下，我即便刑期满了，也不会有什么本质的变化。我的老家是上海。上海是大都市，在当时的情况下是绝对回不去的。我原先的工作单位在阜新，但我不是阜新人，在当地也没有一个亲属，阜新当然不会接纳我这个刑满释放的“反革命分子”。我唯一的出路只能是留在劳改单位当“二劳改”。与其刑期短去农业劳改队受苦一辈子，还不如刑期长留在监狱工厂（如眼前的南山监狱）少遭罪。这就是我当时的真实想法。
在市文联按月领工资搞“文艺创作”的那两位先生一致认为，小说《雪》确实有问题。我今天冷静地分析，他们的意见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当时“四人帮”虽然已经下台，但极左路线的影响仍然像阴魂一样驱之不散。在不少人的心目中，毛泽东仍然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神。如果毛泽东确实是天上的神而不是地上的人，那么，《雪》胆大包天批评神的错误怎么能说就没有问题呢？诚然，问题的核心并不是《雪》有没有问题？作者该不该判刑？问题的真正核心是：毛泽东到底是人还是神？如果是人，为什么对他的错误提出批评就应该受到欧洲中世纪式的宗教审判？
熟读《资治通鉴》但对经济规律却一窍不通、也缺乏最起码的现代科学常识（如搞密植，把几十亩庄稼挤插到一亩地里放“高产卫星”；填湖造田,在长江流域兼有天然蓄水和抗洪双重作用的洞庭湖、鄱阳湖等大湖里填土种水稻 ；到处砍伐树木，在全国各地用“土高炉”大炼钢铁；等等，等等）的毛泽东，他在1949年中共建政以后的种种“政绩”，我相信历史肯定会做出公正的评价。——这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在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的1967年秋天，我在被“无产阶级”专政的环境里，在白天干着原始的体力劳动、晚上必须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缝隙”里，用长满老茧的手握着一支破钢笔，勇敢地写出了小说《雪》，直言不讳地对毛泽东策划的一次又一次整人的政治运动表示了异议：“伟大的风流人物哟！当你风流地赋诗作词，欢呼雪下得越大越好，你那天才的头脑可曾想过，在漫天大雪中冻死的不全是苍蝇哟！这里面还有多少苍生啊——说不定还有东方摇篮里的贝多芬和爱因斯坦呢！”虽然后来我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不但蹲过六个大牢，而且在1976年1月的一次游街里差一点丧命，但我始终没有后悔过。我为此感到自豪。我个人认为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光荣。我这一生没有白活。我对得起祖国，对得起人民，对得起历史。虽然后来手稿被我索要回来了，但我知道，阜新市海州区人民法院刑事档案室里还保存着小说《雪》的打字稿，是该法院院长在发还手稿前夕下令匆匆打字赶出来的，目的是为了有朝一日政治形势变了，可以和我有再次算帐的真凭实据。我应当感谢这位敬业的法院院长：他为我保存的那份打字稿，恰恰成了历史最好的见证，见证了即便在当时中国历史上最最黑暗的岁月里，大陆上的中国人并非人人都是没有头脑的白痴，也不是个个都是逆来顺受甘心当奴仆。——这可以看成是中国人的自豪。

七

我是在1979年3月从上海回到阜新的，回到了原来的单位——机床厂。厂里的领导早就研究了我的工作，把我安排在技术科搞情报翻译。阜新机床厂生产的各种磨床，其所使用的图纸实际上还是英国三十年代磨床的翻版，离国内先进水平还有一大段距离，何至于要研究外国的情报呢？事出有因。厂里有一位技术人员是华侨，在“四人帮”垮台后，带着共产党员的丈夫去印尼“探亲”，印尼拒绝签发入境签证，只好在香港滞留了。在香港落脚伊始，便给厂里寄来两本关于机床的小册子，图文并茂，是日本厂商为了推销其产品用英文写的。这是本厂第一次收到的外国资料，全厂数十名大学毕业生，没有一个人看得懂，这两本小册子躺在技术科办公室的抽屉里快两年了。我被捕前在厂里当工人，一个人睡在厂内下料室的锯床旁，不管春秋寒暑，每天五点一过就起床读英文，当时厂里除了我，没有第二个人早晨起来读英文的，因而在全厂出了名。现在领导把翻译的任务交给了我。我虽然还认得几个A、B、C，但不懂机床技术，而英语语法又很灵活，不懂专业而搞专业翻译是有一定困难的。幸好我的朋友贾庆华也调到了技术科（他原来搞过设计工作，因家庭出身不好，当了不少年采购员），主动担任我的技术顾问。我又买了一本机床专用辞典，终算顺利完成了任务。
还没等我把两本小册子翻译完，机械局组织科就来了调令。原来，机床厂的副厂长荣升为职工大学的书记（当时叫七二一大学），是他点名要我去当英语教师的，这实在也是当时阜新英语教师严重短缺之故。我并不想去职大当教师。有人介绍我去矿务局科技处当翻译，说那里待遇好，工作又轻闲。工厂技术科也有几位同事真心挽留，希望我留下来教他们英语。但是上级机关三令五申，有一天组织科竟然来了三次电话。职大新书记也亲自找我面谈，盛情难却，我只好在翻译完两本小册子以后，于1979年6月走马上任,去了机械局职工大学（即现在的阜新市职工大学前身）当上了英语教师。
机械局职工大学位于阜新东部，靠近高德集市。有一个星期天，我去高德集市买东西，在马路上邂逅当年四人专案小组成员之一——高个子的刘科长。刘科长显然也看到了我，但装作没有看见想回避。我疾步向他走去，主动伸出了手。他握住我伸过去的手，开始显得有点不好意思的样子。几句寒暄之后，他的态度也变了。他住的地方离这儿不远，邀请我有空去坐坐。
在“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天天大抓阶级斗争”的年代，人们互相提防，互相猜疑，你揪我，我斗你。在那个发疯的岁月里，天幕下伸出一只无形的巨掌在悄悄地、不断地拨弄着人们，友谊失去了光泽，爱情之河干涸了，斗争和仇恨代替了人类一切美好善良的感情。现在该是冰融雪化、反其道而行之的时候了，让过去了的黑暗年代永远不再回来吧！我们每个人都是爱情的产物，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在大地上培植爱情的鲜花而不是播种仇恨的种子，因为，归根结蒂，各个阶级只不过是构成全人类的一个组成部分，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应该高于各个阶级的利益，否则，在当今这个热核时代，我们所居住的地球必将毁灭。时代不同了，人们的思想也应该跟上变化了的时代。
两天以后，我决定抽出一个晚上的时间去拜访刘科长。刘科长对我的到来似乎有点意外，但从他的脸上，特别是眼睛里可以看出，他的内心是高兴的，甚至还有点激动。他把我介绍给自己的爱人，称我为他的一位“老朋友”，要他爱人沏最好的茶招待我。我们一边品茶，一边交谈。谈话的内容是即兴的，无拘无束，想到哪里就谈到哪里，真是有点像老朋友了。可是，双方都有意回避了一个事实：我们是怎样认识的？监狱里的那一段似乎没有在彼此心里罩上阴影，至少在我这一方确实如此。看来刘科长是知道我在职大教书的，因为他有一个亲戚现在就是我的学生。他还向我了解那个亲戚的学习情况。我如实告诉他，他那个亲戚英语学得并不好，主要是年龄大，基础差，倒不是不用功。这也是当时大部分职大学生的共同特点。我起身告辞，刘科长把我送到门外很远很远，久久握住我的手说：
“你一个人单身生活不方便，以后可以常到家里吃饭。”
他没有在“家里”前面加上一个定语，这大概是为了表示亲热，似乎他的家就是我的家。那天晚上我很愉快。我相信，刘科长心里是不会再有芥蒂了，以后在马路上遇到我再也不会装作看不见而避开了。我没有再上他家去过，主要还是忙的缘故。我那份工作并不轻松，又被别的单位请去当兼职教师。而且，我还要抓紧时间学习，因为我失去的时间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翌年春节回家探亲，我告诉母亲F已经结婚，并且把她的右眼失去视力的经过说了出来，但隐瞒了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即她上当受骗的悲剧，这也是怕母亲伤心，我不愿刺痛母亲那颗仍然年轻浪漫的心，我希望她尽可能少知道一些生活的阴暗面。母亲为F伤了右眼难过，也为她找到爱人而欣慰，并且认为她的爱人不嫌弃瞎了一只眼的人，一定是个很善良的人。
我的哥哥也在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改正”后分到西北工业大学任教，一年以后就被评上了讲师。相比之下，我的情况就差远了。于是母亲又提笔写信，申请把我调回上海，理由是照顾年迈的父母。但她真正的本意还是为了我。在我母亲看来，职工大学不是正规的大学，在那里教书是没有前途的。上海有关部门接到我母亲的申请，打破惯例主动要求调档。阜新拖延了将近一年，才寄出我的档案。上海接到我的档案以后不到三个月就发出了调令。那是1981年6月的事。以后上海又多次发出催令，要我尽快去报到。
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城市，控制人口也最严。在外地工作的上海人很多，调回故乡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据我所知，上海有关人事当局曾就调我回沪发出过内部通报，意思是像我这样长期遭受极左路线政治迫害的普通人，应该给予关怀和必要的照顾，并且把这一点归结为落实党的政策。但是令上海有关人事部门感到惊讶和失望的(这也是我深感歉意的)是：我最后并没有回上海报到。我是无名之辈，当然不会效仿卢梭去写《忏悔录》，但这不等于我一生没有什么可忏悔的。我的父母现在还活着，但一天比一天衰老了。我没有回到父母身边去尽到做儿子的责任，作为一个中国人，这是我首先要忏悔的，尤其是对于我的母亲。我确实是有负于母亲啊！虽然她当初调我回上海的本意是为了我的前途。
我放弃回上海的机会，首先是因为前阜新市长林声真诚挽留的结果。当然还有第二个原因，就是希望成全我的哥哥。他在右派改正以后，当初是很想回上海的，只是没有找到合适的接受单位，而这时他的爱人经过多年努力已先于我回到了上海。
林声的夫人叫李云，当时在阜新市科协工作。我是科协所属科技进修学院聘请的兼职教师。李云听人说过我的经历，对我是同情的，一度还曾想给我介绍对象，是个美术工作者。我虽然崇拜艺术，但无意当艺术家的丈夫，婉言谢绝了。不过她的美意我还是领受了。李云把我领到家里和林声认识。林声为人热情、坦率而且有魄力，一度曾被错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还下矿井劳动过。听说上海要调我回去，他的第一个反应便是恼火。按照他的逻辑，我是阜新的人，上海没有权利调走我。我把他挡回去，告诉他，这是经阜新市人事局研究同意了的，我的档案现在就在上海。这里应该提一下，按照阜新当时的土政策，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大学本科毕业生，是不准随便放走的。但我有一个学生叫肖和平，他的父亲是阜新市委副书记，他的母亲是人事局长，是他母亲帮助我开的绿灯。林声没有往下追问，一面请我吃西瓜，一面劝我留下。他说：“什么困难都可以谈，只是人要留下，因为阜新实在缺人。”应该说，他打开的那个西瓜虽然很大，但既不甜也无味，我是出于礼貌才慢慢吃完他递过来的那块西瓜的。但林声自己却大口大口地吞下他手中的西瓜，热情洋溢地向我介绍阜新的近景和远景，还谈他自己的抱负，并且不时用手势和拳头来加重语气。他是真心希望我留下来,我确实有些感动，便含含糊糊地答应了下来。回想离开大学走向社会以后，在我走投无路、快要绝望之际，唯一愿意收留我，并且实际上给了我生活出路的就是阜新，我是在阜新第一次正式领到工资的，这当然是我难以忘怀的，这也正是我接受林声挽留的重要内在感情因素。
一个共产党的市级领导干部，亲自出马挽留一个曾经既是“右派分子”又是“现行反革命犯”的双料“反动家伙”，这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即使市长职务不被撤掉，也要说他严重丧失政治立场而受批判。但是，中国的历史毕竟艰难地向前迈出了一步。林声受到上级赞赏。后来，《辽宁日报》还就此事派记者来采访。1984年3月28日，这家辽宁省委机关报以整整一大版的篇幅表彰阜新市的领导干部善于做知识分子工作，列举了不少事实，文章最后以林声对我的挽留作为结尾，甚至把李云后来在我女儿出生后送了一套童装也写了进去。不久，《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记者也闻讯赶来采访。1984年4月18日，中国最权威的报纸——中共喉舌《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右上角，就是当年天天刊载“最高指示”（“林彪事件”后改称“毛主席语录”）的那个位置，表扬了阜新领导干部对知识分子的工作做得好，它举出两个例子，其中一个就是林声对我的挽留。就在这同一天早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还把它作为第二条新闻向全国各地广播。这么一件在西方国家看来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居然会受到中国官方宣传媒介如此重视，这似乎反映出当时胡耀邦任总书记的共产党中央的意图，那就是鼓励和表扬各级干部争取和团结尽可能更多的知识分子，包括过去遭受极左路线迫害的人在内。但反过来也衬托出另一个事实，即：并不是所有共产党的干部都是重视并且团结知识分子的。经验告诉我，阅读报纸必须从正反两个方面去理解。

李定鑫的母亲虽然因子宫癌开过刀，仍在人世，不过身体比较虚弱，而且后来患了老年性白内障。
但是，他的姑母、我的老师李访梅女士，却已谢世。
李老师亲眼见到了“四人帮”的覆灭，据说心情非常激动。
如果她多活些日子，见到我出狱平反、当了教师，而且还娶妻生女，她一定会很高兴的。
我只知道李老师肾脏有病，没想到她会死于肺癌。她从不抽烟。她自己也没料到会得肺癌，待到发现的时候已经到了晚期。
李老师是1977年5月15日在华山医院仙逝的，那时我还在盘锦劳改队服徒刑。
我从劳改队出来后就当资料翻译，不久又走上讲坛执教英语，这里面当然凝聚着李老师的一片心血。
李老师没有女儿，只有一个儿子，叫董元良。董元良大约在60年或61年毕业于上海市西中学。市西中学在上海是一个历史悠久的重点中学，教学质量是不错的，而董元良历年学习成绩在班上都是名列前茅，但没有考上大学。许多学习成绩不如他的同学都考上了大学，有的甚至还是名牌大学，但他却迈不进大学的门槛。我想，这大概和他的家庭背景有关。董元良的父亲，也就是李访梅女士的丈夫董其鸣先生，也是一位教师，从来没有涉足过政治，但他在香港任教，这在中国叫海外关系。这层海外关系无疑加重了董元良考不上大学的砝码。因为家庭背景（包括海外关系）而考不上大学（请原谅我用了一个“考”字，因为他们在形式上确实参加了大学统一的入学考试），在当时的中国，比比皆是，绝大部分人都是认了命，想方设法尽快找到一个小差使（多半是体力活），以便今后可以活命。但董元良缺乏自知之明，他不是一次次跑到居委会和街道办事处，请求他们恩施一个工作机会，而是在家埋头苦读，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啃书本，直到深夜才上床睡觉，除了一日三餐和大小便，他几乎不肯离开那张小小的书桌，连头发长了都舍不得花时间去理发店，当然就更谈不上娱乐和运动了。好在年纪轻，正是生命力最旺盛的季节，他倒没得什么病。冬去春又来，董元良参加了第二次大学入学考试。谁也没有禁止他进入考场，他和别的考生一样领到了试卷，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是当他轻松自如地答完试题走出考场的时候，绝大部分考生或者在试卷上奋笔疾书，或者对着试题搔首抓耳、苦思冥想。
董元良开始扳着手指头数日子，在难熬而又满怀希望的等待中打发日子。
日出复日落，漫长的白天象蜗牛爬行似地一天天过去了，终于盼来了发榜的日子。
他，依然是名落孙山。
这一次对他的打击非常大，他的心刹那间似乎停止了跳动。
董元良号啕大哭，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

董元良执迷不悟，还是梦想着上大学，想得都快要发疯了，人不人鬼不鬼的，天天大清早背着书包对母亲说：“我要上大学，我要上大学！我上大学去了。我要去北大，我要去清华，我要去南开和复旦……”
董其鸣清华时代的老同学冀朝鼎先生获悉后，雪里送炭，很快给董元良办好了出国护照和签证。冀先生之所以有那么大能耐，是因为多年来他一直是周恩来的英语口语翻译，“朝里有人好办事”。冀先生很了解董其鸣夫妇，知道他们以教书为生，一生清清白白，没有任何政治问题。
父母都是教师的董元良，在他热爱并且愿意为之献身的自己的祖国上不了大学，只好跑出国门去圆他的大学梦。从此母子天各一方，只好借助书信互寄思念。我每次在李老师家里上完课以后，她最喜欢和我谈的话题就是她的儿子。她的儿子在美国学医，当时正在医院当实习医生。她不止一次对我说，医院里有一位美国籍的医生是犹太人，对她的儿子要求非常严，严到近乎苛刻的地步，叫她儿子有时候觉得有点吃不消。“四人帮”垮台以后，母子相见在即。李访梅女士希望自己先去美国以便了解儿子的工作环境和生活情况，然后再让儿子送她回国住些日子。但护照和签证还没有办好。当儿子惊悉母亲病危乘飞机赶到上海，母亲已经闭上了双眼。
李访梅女士，或者按照退休证上的称呼，李蕴同志，在弥留之际没有亲眼见到她朝思慕想了将近十五年之久的唯一的儿子，当时是如何的心情？董元良那时已入美国籍。他的英文名字叫Robert Tung，也就是首先保留了他的中国姓“董”（Tung），再加上一个“Robert”的名，所以即使在美国，人们仍然称呼他董先生或董医生。董先生虽然见到了的生母遗容，但没有能够和她说上一句话，心里又是什么滋味？此情此景，只好留给读者自己去想象去体会了。生离死别，原是人间常事，但李访梅母子的生离死别，明显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真正把母子两人隔开、使骨肉不能团聚的，不是烟波浩淼的太平洋。
不知出于什么原因，董元良执意要把母亲的遗体运到美国。经过一番周折，最后通过当时北京美国驻华联络处的帮助，他的愿望实现了。董元良虽然已经成了美国公民，但那时只不过是一名住院医生，是医院中级别最低的医生，而美国驻华联络处（实质上就是美国驻华大使馆），居然伸出热情的手，帮助这么一个毫不起眼的平民百姓排忧解难，这倒使我感到有些不可思议。我是在中共建国后开始上中学的，“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我们这一代人曾被告知自己是“生活在蜜糖里”，党团组织谆谆教导我们：“全世界还有三分之二的人生活在水深火热的万恶的资本主义社会”，叮嘱我们要记住毛主席和共产党的恩情，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我后来虽然当了“右派”，又当了“现行反革命”，但共产党的许多教导我还是牢记在心里。我知道，美国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美国政府是资产阶级的御用工具，对广大美国人民进行残酷的压迫和剥削。这也是我们这一代人，即五十年代成长起来的中国人，对美国政府的共同认识。但代表美国政府的驻华联络处不但不压迫董元良，还出力帮他办理纯属个人的私事，这是我很不理解的。我还记得党团组织的教导：“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我想，美国驻华联络处大概是一个人浮于事的机构，人人没正经事可干闲得发慌。——我只能这么向自己解释。
李访梅女士的遗体安葬在大洋彼岸，在她儿子工作的纽约。
董元良没有再回过中国，没有回到他度过童年、少年和部分青年时代的上海。
国内名牌大学毕业后在沈阳整天没完没了砸石子的戴忠，后来在美国成了一名杰出的桥梁设计专家兼企业家，被上海市长朱熔基先生视为贵宾，接见后新闻媒体立即有专文报导。同样，被祖国大学两次拒之于大门之外的董元良先生，当我执笔写此文的时候，已是唐斯医疗中心（Down State Medical Center）一位出色的外科医生，声名与日俱增。在纽约市，董元良受到了医务界同行们的尊敬。冀朝鼎先生做了一件好事，使这个世界少了一个疯子，多了一个治病救人的外科医生。当然，董元良医生是在美国医院拿柳叶刀，但他毕竟还是在我们这个地球村上为人类服务。在纽约，唐斯是颇有名气的医疗中心，在董元良医生的病人中，很可能还有炎黄子孙的后代。

前面李定鑫提到的《解放日报》，是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在我的老家上海，可以说是权威性的报纸了。得悉自己的名字上了这家报纸，我没有“受宠若惊”，原因之一是事过境迁，已经过去不少日子了。《解放日报》从来没有派记者采访我，采访过我的是《辽宁日报》、《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记者，如果不是李定鑫告诉我，我根本就不可能知道。从他的叙述里，我知道没有什么新内容。其实，像我这么一个平常而又平常的普通老百姓，在中国不知道有多少，又有什么新内容可值得报导的？说来说去，无非是当过右派坐过牢，是共产党给我落实了政策，把我从苦难中拯救了出来。这确实是事实。但我的心胸很狭窄，我没有拜可爱的曲啸同志为师，去写文章作报告，说我当年在监狱里受罪的时候，我在心里是如何热爱毛主席、热爱共产党，骗人又骗己。李定鑫记不得是哪年哪月哪日的《解放日报》，我也没有刨根问底去图书馆翻寻，反正知道有这么回事就行了。我曾经问过自己：我的故事是不是和哪几个曾经风靡一时的电影有点雷同、异曲同工？
《天云山传奇》和《牧马人》（根据张贤良的短篇小说《灵和肉》改编），这两部描写右派的电影，都在社会上引起了轰动，打动过很多观众的心，赢得了不少善良人们的一掬同情泪。但是，我作为一个身陷其境、先后在各种不同场合和气氛里劳改的“过来人”，看了之后不但没有落泪，反而感到十分失望。我想，右派在整个人口中毕竟是极少数，而且有为数不少的右派怀着他们的爱和恨已经长眠在地下，现在艺术家拿右派题材编造故事，尽管匠心独运，故事编造得十分巧妙动人，但内容似乎有点欠缺，好象有意无意地回避了生活里一些最本质的东西。电影不是貌似真实，就是羞羞答答地只有部分真实（例如，《牧马人》中涉及四川逃荒的描写，非常逼真）。这类电影，还包括我读过的某些描写右派的小说，它们的结尾都有一个共同的公式：花好月圆，党的阳光普照大地，过去的磨难和痛苦从此一笔勾销，前面繁花似锦。这些作品里的右派个个热爱毛主席、热爱共产党，在受难时无怨无恨，有不少在“改正”以后都升了官，受到了党的重用（如《天云山传奇》）。本来是一出悲剧，有的文艺家把它精心杜撰成喜剧搬上银幕献给观众看。大概，这就是所谓的艺术真实吧？艺术要高于生活嘛。我口出不恭之辞，是因为我是一个门外汉，不懂文学艺术。
其实，我倒是真心实意希望包括自己在内的所有从浩劫中幸存下来的知名的和不知名的大小右派从此不再演悲剧，我更希望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大地上今后永远杜绝大规模的政治性悲剧。扣除了不懂事的童年和无所作为的老年，请问：人生还有几个二十多年？
喜剧比悲剧好。
但是，为了上演喜剧、避免悲剧再度出现，就必须勇敢地揭示生活里滋生悲剧的土壤，唤醒人们坚决地加以铲除，难道这不是作家、编导们神圣的职责？
十六世纪中叶的英格兰，内忧外患，生灵涂炭。女皇伊丽莎白一世恰好就是在国家摇摇欲坠、皇室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加冕登基的。她虚心接受改革派的睿智意见，对内安抚民心，励精图治，粉碎了宫廷内部一次又一次的篡权阴谋和谋杀企图；对外依靠人民力量击溃了法国和西班牙的大举进攻。她把反对进步、不顾人民死活的贵族中那些腐朽没落的顽固分子统统排除出朝廷，只有罗勃脱•特维利是唯一的例外。女皇为了国家的利益牺牲了自己的爱情，终身未婚，自称是嫁给了国家。女皇在位四十年，英格兰国泰民安，成了欧洲最强大最富有的国家，在英国历史上被称为“黄金时代”。伊丽沙白一世恩准特维利留下，也许不能排除童年时代的一曲恋情，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愫。但是，她至少在理智上认识到特维利是想要开历史倒车的老顽固，留下他主要还是为了时时提醒自己：危险近在咫尺！警钟长鸣，永远保持忧患意识，无疑是伊丽沙白一世取得辉煌政绩的重要原因之一。但不知道这个故事有无现实意义？因为，这是人家英国人的历史，我们中国有自己的国情，不能照搬外国，全盘西化嘛。这里需要顺便点一下，正是那些反对“全盘西化”口号喊得最响亮的达官显贵，他们的家里正在更新换代、悄悄地“全盘西化”。
1986年春节，我和李定鑫见面的时候，我的心情非常舒畅，我这个不会喝酒的人在他的新寓所喝了好几盅白酒。从中央到省市，至少有四家党报不惜用宝贵的篇幅报导了我个人的小故事，尽管没有受宠若惊，我内心还是按捺不住的有几分快意。我现在认为，党报有意挑选我这个无声无息的小右派作个现成的例子，是为了鼓励党的各级干部：既要关注大人物比如老干部和知名的专家学者，也要对为数更多的小人物落实好政策，这体现了以胡耀邦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对底层小人物命运的关怀。
虽然1986年春节上海的天气并不温暖，但我内心却感受到了暖融融的春意。我想，我的希望是可以实现的，中国今后不会再有左祸了。

九

胡耀邦也来阜新视察过。他悄悄地来，悄悄地走。报纸没有作任何报导。更没有让人组织成千上万的群众去夹道欢迎，狂呼万岁，万岁，再万岁！就在胡耀邦走后的第二天，我在新华书店邂逅李云。她要给爱人买一部《辞海》。林声虽然当市长工作很忙，但仍然在文学上下功夫，需要一部较好的工具书。我从李云那里知悉胡耀邦视察了阜新。据她说，胡耀邦对海州矿在乌拉毛头新建的一批住宅看得很仔细，并且十分满意，希望将来有一天，阜新所有的知识分子和工人都能住上这样的房子。这大概是林声告诉她的。
胡耀邦关心人民群众的生活，希望他们有一个较好的居住环境。
毛泽东认为“人多热气大”，“人多好办事”，批判马寅初提出的节制生育的建议，中国的人口一度无限制地膨胀，有人称之为“批错一个人，多生三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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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我所知，在57年“大鸣大放”期间，确实也有工人说话的，他们向各级党组织提了意见，说出了自己心里郁结已久的话，而不是根据导演的意图背台词。这些工人的话当然不会被《人民日报》那篇社论所引用。毛泽东的高明之处是他不在工人中间划右派，但他也没有轻易饶过这些敢提意见敢说真话的工人：他们统统戴上了“坏分子”的帽子，而且绝大部分都被送去劳动教养，处分比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还要重。这些因为提过意见说过真话而被戴上“坏分子”帽子的工人，今天似乎被人们淡忘了，显然没有被统计到右派群体的数字中去。不过，据我所知，在胡耀邦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时期，也对他们中的大部分落实了政策，重新安置了工作。我在阜新矿务局总医院就认识一个“坏分子”的工人，叫宋季安，他原来是北京地质部所属单位的一名技工。
我和宋季安的认识纯属偶然。1984年12月，我调到了现在的工作单位，开始是住在学校院内的房子，当时医专和矿务局总医院在同一个大院里。离我住处不远，是矿总医院的水泵房，我有时散步要经过那里。我见到了宋季安，他在看水泵。一回生，二回熟，我们很快就打开话匣子互相聊了起来。但不久，他被调到了矿总医院的洗衣房。矿总医院是当地最大的医院，有一千多张病床，一千多名职工（几乎有一半是非医护人员，这大概是中国社会主义的特色吧？）。洗衣房有十多名女工，宋季安成了她们的领导，不需要自己动手洗濯，比起看水泵，似乎是升迁了，但仍然是工人编制。宋季安告诉我，他当过“右派”，受到“劳动教养”处分，因为落实政策最近才回来的，阜新是他的老家。他五十出头了，还没有结婚，家里有一个七十多岁的老母亲。
我和宋季安来往后，不止一个“好心人”悄悄提醒我：“他不是右派。他的问题和你不一样。他是坏分子。”
我向矿总医院党委书记金宝臣打听宋季安的底细。金宝臣告诉我，宋季安确实戴过“坏分子”的帽子，“但我仔细翻阅了他的全部档案，我找不到任何干坏事的记载。”金宝臣又说：“他是一名技术工人，本来可以回原单位。但他执意要回阜新。上面落实政策，把他分到了矿务局。局里就让我们总（医）院来落实他的问题。”
金宝臣是一位出色的内科主任医师，尽管在学校里没有学过遗传学，（过去我国医学院校不开设遗传课，受苏联影响，认为孟德尔－摩儿根遗传学是反动的“伪科学”。）但他对遗传学颇感兴趣，挂了一个市遗传学会主席的空名。我到医专任教，是他做了很多努力的结果，他的初衷是让我教生物遗传，再成立一个实验室搞点科研。金宝臣参加过“抗美援朝”，在朝鲜战俘营为美国战俘看病，见到过被俘的前美国第24师师长迪安少将，可以说是有阅历、见过世面的人。他爱看书爱思考，知识面比较宽，虽然已经由院长升为医院党委书记，但知识分子气质还是很浓，喜欢和别人探讨各种问题。他虔诚信仰马列主义。我和他常常各执一词，争得面红耳赤，但仍然很谈得拢。我们就宋季安交换了意见，这次两个人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宋季安是“右派”，但戴的却是“坏分子”的帽子。金宝臣还补充说：“如果宋季安是坏分子，谈不上对他落实政策，我也不会同意他去洗衣房，因为那里都是女的。”
宋季安分到了房子。这是很不容易的，当时矿总医院有很多人争着伸手要房子。他还结了婚，妻子比他年轻十多岁，是一个快往四十奔的大姑娘。他们生了一个胖胖的儿子。宋季安现在有了房子，有了妻子，还有了儿子，应该说是临老有福了。但是，在某些人的心目中，他背着一个“坏分子”的恶名，因为1957年没有给他戴上“右派”的帽子。
我在上海的老家位于番禺路的起始，和延安西路交界，弄堂斜对面就是上海第三制药厂。药厂总务科曾长期租用我家楼下的三间不大的房间作为本厂职工的宿舍（每月租金三十多元，一度成为我家唯一的经济来源，直到“文革”取消房租。）。因为有了这层关系，我从母亲那里听说，在1957年号召“大鸣大放”的那段时间，第三制药厂有几名工人贴大字报向党组织提意见，结果都被戴上“坏分子”的帽子送去“劳动教养”——他们现在的命运我就无法知道了。
1957年，是中国现代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一年。在这一年，工人提意见要戴“坏分子”的帽子。那么，农民呢？有无类似情况？
在我涉足过的河北省农村那几个有限的村子里，我见到过农民“坏分子”，无非是吃不饱肚子偷生产队尚未收割的庄稼，再不就是未经许可溜到城里做点小买卖（被称为投机倒把）。如此而已。我还没有听说过因为向共产党提意见而被戴上“坏分子”帽子的农民。但我也不能据此就一口否定这种可能性——中国之大，无奇不有。也许，这个问题有待未来的历史学家去研究和揭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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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在中国大陆，城市的区级人民代表是按差额选举、由选民直接无记名投票产生的。我被同事们推选为候选人，在本选区以压倒多数的选票一举当选为阜新市太平区第十届人民代表，而其他两位当选代表却要艰难地经过第二轮投票才获得足够的票数。我心里很清楚，这不是我个人有什么了不起。因为选民们在投票前已经知道了五位候选人的简历，这是他们对过去长期遭受政治迫害的“右派分子”兼“现行反革命犯”所表示的同情和由此而来的信任。同情，这个人类共有的美德，在中国大陆曾经长期遭贬抑受批判。极左分子如江青之流公开宣扬野兽的哲学，要求每一个中国人必须“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否则就是“没有站稳无产阶级的立场”。他们在电台和报纸上一再歇斯底里地狂叫：“把他们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这个“他们”，就是被江青之流以“莫须有”的罪名加以迫害的一批又一批无辜的中国人，其中有一些还是共产党自己的元老和功臣。例如，彭德怀和贺龙，这两位屡立战功、驰名中外的元帅，他们不是牺牲在壮烈的战场上，而是在他们亲手创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竟然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监狱里被慢慢地折磨致死。彭德怀被打断了肋骨。贺龙也备受虐待，听说连水都不给喝。奉命执行“无产阶级专政”任务的打手们，确实做到了“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文化大革命”的最终目的，就是要使大陆上的全体中国人都堕落成为没有人性、没有思想、没有文化的衣冠禽兽，以便心甘情愿、服服贴贴地供一小撮野心家任意驱使。当时有不少青年人曾经身受其害，一度成为——如邓小平所指出的：“文盲加流氓。”但是，大多数中国人的内心却仍然保留着数千年文明的传统美德，包括“同情”在内。我感到高兴的正是这一点。此外，从所得的票数可以知道，选民中有许多当年的红卫兵也投了我的票。诚然，建立在刺刀、谎言和香灰上的“威信”是不可能持久的，要不，今天的中国岂不应当是焚书坑儒的秦始皇的家天下？如果江青敢于走到昔日的红卫兵群众中去，我敢断言，这些当年被她愚弄而今绝大多数已经觉醒了的人们，是绝对不会轻易饶过她的。
我于1982年“五一”节结婚，按中国人的传统说法，我已经四十六岁了。我的妻子是一位妇产科医生，比我小八岁。第二年，我们生了一个女儿。尽管我对妻子是忠诚的，但我不是一个体贴的丈夫。我也不是一个好父亲。我的大部分时间都用于工作和学习。有一天，我的妻子对我抱怨说：
“你的家到底在哪儿？我看你的家是在图书馆，不在这儿。你应该去那儿过夜。”
原谅我吧，亲爱的！你的丈夫是一个曾经被命运遗弃多年的人，他必须加倍地努力，尽量弥补失去的时光。哦，我可怜的女儿：你是不幸的，因为你母亲在医院值夜班的时候，你的父亲不能陪着你玩。
我在1984年冬天调到阜新煤炭职工医学专科学校，即现在的工作单位。1986年8月我去南开大学进修一年。这一年是紧张的，也是充实的。每天六时起床，晚上有时候熬到十二点。我听了很多门课，甚至慕名到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班去旁听，因而认识了当代美国著名社会学家Richard Hall和他的夫人。Hall教授是来华作短期讲学的，在第一次正式开讲之前，首先赠送每人一支刻有标记的圆珠笔作为纪念。听他课的一共有十三人，其中以我年纪最大，遥遥领先于未来的博士们。我坐的位置也离他的讲坛最近。Hall环视他的听众，首先走到我的面前赠送纪念品。Hall夫人也上讲台给我们讲授“怎样写论文？”我去宾馆拜访过Hall夫妇，赠送Hall夫人一张我女儿的照片。Hall夫人向我道谢，说她很喜欢这张照片。后来，他们归国前夕，她又对我说她很喜欢我女儿的照片，还对我谈起自己的孩子，并出示照片。她有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女儿当时正在法国求学。我指着照片说她的女儿漂亮得象电影明星，她听了很高兴。看来天下的妇女是不分国籍的，她们的名字都叫女人——具有母爱天性的女人。
Hall夫人和我同岁，但看上去远比我年轻。我问Hall夫人：“你看我有多大？”她看出我的心理，并略知我的经历，便说：“我看你有一百岁。”我对她说：“虽然我看起来比你老得多，但我人老心不老。”
我的话确实是我心声的反映。
社会学系的江山河先生见我和Hall夫人谈得拢，便建议我陪他一起送教授夫妇到北京机场。因为是头天晚上临时决定下来的，负责送行的江博士事先没有为我定好车票，但他要我一百个放心。博士的话果然没有错。车站剪票员见我陪一对洋人夫妇，未及查票便放行了。我们登上车厢刚坐下不久，列车员就过来沏茶，茶杯和茶叶都是车厢免费提供的。我声明要补票。但列车员却看来满不在乎。后来我又招呼了好几次，这才为我办了补票手续。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坐软席。我没有买票而剪票员却给我开绿灯，当时我心里确实是高兴的，但事后回想起来，作为一个中国人，心头漾起一缕恬淡的悲哀……
1984年夏天我去过天津，见到了徐明。他那时已经离休两年多了，但仍然工作着。他现在还在工作，不计报酬，天天去上班，风雨无阻。他对我说：“在家里闲不住，还不如干点好。”——没有夸张的革命辞藻，但像老黄牛一样实实在在地干着，这正是徐明的特点。
徐明对我依然如故，没有一点隔阂。他全家对我也都很亲切。逢到节日，徐明常常邀请我去他家吃饭。1975年那场轩然大波，现在回忆起来，倒好像是一个笑话。但这是一个令人心酸的笑话。当年下令把徐明从医院里拖出来盘问，并且在全校大会上指责徐明“丧失共产党员立场”的是工宣队头头S。据知情人花匠老张师傅说：S曾在天津水上公园的桥洞里和某系总支书记的妻子干着伤风败俗的事，当场被人发现扭送到派出所。他那时是工宣队头头，有着显赫的头衔和权力，红得发紫，有关方面还竭力替他“保密”，深怕群众知晓。后来回到原单位，又和食堂的一名女青年勾搭。唐山大地震波及天津，当此国难之际，对S来说，无疑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他在临时搭建的地震棚里奸污了一个又一个少女。他终于被送去劳动改造了。
顺便提一下，当年新提拔的阜新市公安局副局长，即阜新市公安局审讯我的专案小组组长，也随着“四人帮”的覆灭而下台了。他确实是从工人中提拔上来的，直觉告诉我他不象是一个干坏事的人，看来命运和他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那位声称“我们无产阶级专政不是吃素的”的丁志良，则因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打人又多又狠，再加上其他违法乱纪的事，终于也被撤掉了科长的职务而当工人去了。毛泽东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文化大革命”，还是借用他自己的话来概括最为恰当：“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由留校同学发起，经过一段时间筹备，我们这些1956年踏进南开生物系门槛的学子,终于在1987年7月26日从全国各地回到母校聚首了。这是同学们走出校门阔别了二十六个年头之后的第一次见面，凡是能来的几乎都来了，一共二十六位。不能来的则各有各的原因，其中有一位半身不遂呻吟在病榻上的老同学，还嘱咐家人执笔寄来了祝贺信。五十年代的知识分子是在不平坦的道路上成长起来的，在经过了这么多年的风风雨雨之后，我们有十位同学已经过早地辞别了人世。死者在地下永久安息，生者肩上正担负重任。在座的这二十六位中，绝大多数都是副教授副研究员了，还有几位是高级工程师。相比之下，我似乎是矮了一截。但我这些年也没有白活。我走过了一条坎坷曲折的道路，历尽人间的辛酸苦辣。我希望今后再也没有一个同胞会重复我这样的经历——也许这就是我现在生存的全部意义，这也是我这颗心仍然年轻、发热的原因。
当我还是一名青年的时候，就被贴上了“人民的敌人”这块标签，从此成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后来，又相继在六个监狱度着铁窗生涯。正是那种对祖国对人民深沉默默的爱，帮助我跨越了人生道路上一个又一个的艰难险阻而坚强地活了下来。1987年5月23日，我在南开大学幼儿园的孩子们中间度过了一个非常愉快的下午。孩子们脸上天真甜蜜的微笑，是对我这个先后在该校生活了几乎十五年之久的老校友最大的慰藉。此时此地，我心潮澎湃，百感交集。为了这些孩子美好的明天，我愿意默默地奉献出身上每一滴热血。
我已经五十岁了。学海无涯，但人生短促，非常非常短促。我必须争分夺秒，只争朝夕。
1987年深秋

小记
为了评定英语教师职称，我除了递交论文，还用英语写了一篇文章：AStory-writer’sRomance（《一名小说习作者的传奇》）副标题是：From a Prisoner to a People’s Deputy（《从囚犯到人民代表》）。那是1987年秋天的事。专家（也就是推荐人）鉴定意见，把此文说成是“英文自传体小说”，实在是太冤枉人了。里面说的都是我亲身经历过的事，没有半点虚构或杜撰。我把它译成了汉语给朋友们看，都说太简单了。我自己也觉得有不少重要事实遗漏了，或者语焉不详，不深不透。后来我作了些补充，但又因房子拆迁停顿了下来，此后就一直搁浅着。2006年5月，当我确知生命之火即将熄灭，乃扶病把补充材料续写完，连同以前写的勉强缀成一文，并重新命名。
从1987年秋到2006年春，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都发生了许多重大历史事件。但本文只是我个人的人生片断，主要是环绕入狱出狱前后的这段历史，所以发生在1987年秋天以后的大小事件，一概不涉及，以保持写作的初衷。

张兆太又及
2006年5月24日

附录：从判刑到平反——法院历次判决书和裁定书

判决书一
阜新市海州区人民法院
刑事判决书
（75）刑字第65号

罪犯张兆太、男、四十岁、汉族、家庭出身未划成分、本人成分学生、大学文化、原籍上海市长宁区蕃禹［番禺］路，捕前住阜新市第一机床厂独身宿舍，系阜新市第一机床厂技术员。（现职下料工）
上列罪犯因现行反革命一案，业经本院审理完结。查明：
张犯自幼受反动家庭影响，资产阶级思想严重，早在高中读书时就写过“变异记”“爱情与罪恶”等所胃［谓］的小说，从中散布一些资产阶级观点。于一九五八年在天津南开大学读书时被定为右派分子后：又写了“玛丽路易斯小姐的悲喜剧”，并给苏联驻上海领事馆写信讯[询]问莫斯科电影制片厂的地址没得逞。于一九六五年代[戴]帽毕业后在南开大学农场劳动期间，写了极为反动的黑书，“雪”和“信”用以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攻击领袖，攻击我党对右派分子改造政策。以及书写什么“在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用弹弓打路灯”的情节等等。写后长期保存他处，上述犯罪事实张犯捕后，供认不讳，并有亲笔字迹原稿在卷，属实无疑。
查张犯出身于反动家庭，虽经多年的无产阶级教育，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在高中读书时就写过资产阶级方面小说，尤其是上大学被定为右派后，在农场劳动不满，书写极其反动的小说，攻击我党对资产阶级专政。其语言非常恶毒，气焰十分嚣张。核其所为，已构成现行反革命犯罪，应予惩处。但念捕后尚能坦白交代。本院为保卫文化大革命胜利成果，保卫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取得更大胜利，保卫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顺利进行，严厉打击一切阶级敌人的反革命活动，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根据广大群众意见要求，按照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及罪犯认罪表现。依法判决如下：
罪犯张兆太因现行反革命犯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刑期：自一九七五年三月二日起至一九八二年三月一日止。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接到判决书第二天起十天内向本院提出上诉状，上诉于辽宁省阜新市中级人民法院。

一九七六年六月二十一日
　　　　　　　　　　　　　　　(阜新市海州区人民法院印戳）

裁定书一
辽宁省阜新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
（1978）刑复字第96号

张兆太，男，四十三岁，汉族，捕前住阜新市第一机床厂独身宿舍，系一机床厂技术员。现押于盘锦劳改队。
张兆太于一九七五年六月二十一日经阜新市海州区人民法院以（75）刑字第65号判决，按现行反革命犯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执行在案。其母牟宝铨提出申诉，经本院审查认为，原判适用法律失当，特裁定如下：
一、撤销阜新市海州区人民法院（75）刑字第65号判决书。由原法院进行再审。
二、将张兆太释放候审。
本裁定为终审，不准上诉。

审判长：孔繁魁
代理审判员：刘庆春
代理审判员：吉树林
书记员：李玉民

一九七九年一月四日
(辽宁省阜新市中级人民法院印戳）

（法院通知）

张兆太：

速来阜新，本院对你宣判。

法院
（阜新市海州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印戳）
79.3.15

判决书二
阜新市海州区人民法院
判决书
　　　　　　　　　　　　　　（78）刑申字第2号

申诉人牟宝铨、女、七十四岁、住上海市长宁区番禹路弄四十二号，（系原判被告张兆太母亲）
申诉人对我院（75）刑字第65号判决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张兆太有期徒刑七年不服提出申诉。我院再次审理认为：原判认定张兆太因被定为右派分子不满。而用写“小说”发泄对党和无产阶级专政不满，虽属于思想反动，但尚构不成现行反革命犯罪。故改判决如下：
一、 撤销本院（75）刑字第65号判决，对张兆太无罪释放。

审判员：傅政新
书记员：彭德全

一九七九年二月二十一日
（阜新市海州区人民法院印戳）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接到判决书第二天起十天内向本院提出，上诉到辽宁省阜新市中级人民法院。

裁定书二

辽宁省阜新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审刑事裁定书
（1979）刑上字第18号

上诉人张兆太，男，四十三岁，汉族，系阜新市第一机床厂技术员。
上诉人不服海州区人民法院（1978）刑申字第二号判决书，以所写“小说”不属于思想反动为由，上诉到本院。
经本院审查认为：一审判决书中认定上诉人因被定为右派分子不满，而用写“小说”发泄对党和无产阶级专政不满，属于思想反动。此种论述不当，应予取消。但原审判决无罪的结果是正确的。特此裁定如下：
取消海州区人民法院（1978）刑申字第二号判决书中“而用写‘小说’发泄对党和无产阶级专政不满，属于思想发动”之论述；维持原审判决结果。
本裁定为终审，不准上诉。

审判长：孔繁魁
审判员：段纪元
代理审判员：吉树林

一九七九年七月九日
（辽宁省阜新市中级人民法院印戳）

书记员：罗翠萍

原发“往复论坛/艺文类纂”。

转载时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进行了若干的删节。

当时实际上是没有刑法的，所以枪毙的罪也可以不援引法律来做出判决。也没有诉讼法，一个案件可以这样经年累月拖下去。

被抓的人必须自己证明自己是无罪的，不能洗刷就是有罪。指控你是什么罪名你却是不知道的。照过去我们单位一个老搞专案的人的话：你干的事，你自己清楚，我们组织上更清楚，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也有一本帐，我们今天就是来和你对一对这三本帐。于是你就要无穷无尽的思索自己什么时候做过、想过反动念头。几个月下来，除了像遇罗克那样硬汉，绝大多数人都精神崩溃，你就会承认一切他们想象的和你自己想象的出来的滔天大罪。

张兆太的运气非常好，关在一个正统的劳改监狱里，有活干，有饭吃，保持正常的思维。

判决书这种写法是很常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