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把事实写到了纸上
闵良臣
　　离王小波去世（1997.4.11）十周年的日子一天天近了，总想在键盘上能敲点什么。敲什么呢？小波是个温和的人，并不像我这样张牙舞爪——小说因为是虚构，你可以不说，你在他的杂文随笔集子中几乎看不到他的愤怒，更难看到他点名道姓批评人。可这样说，你也不要以为小波是个“老好好”。不是。他的文章几乎又篇篇都是在批评都是在批判，有不少文章的锋芒简直就是要朝着有些东西的骨髓里去，只是在字面上“嘻嘻哈哈”。发表在1995年第11期《读书》杂志上的那篇《智慧与国学》，字面上没有一句是批国学的，却把有些人所谓的“国学”批得狗屁不是。这当然与小波写作的“理念”——如果能叫理念的话——有关，而他的写作理念就是：不论你写什么，都不能写得无趣。甚至可以说自从小波懂得了人生的真谛之后，他想的就是如何能生活得有趣。这一点，只要读读离他去世前不过20天他为《我的精神家园——王小波杂文自选集》作的《自序》，就很清楚了。他在《自序》中说：“假如一个社会的宗旨就是反对有趣，那它比寒冰地狱又有不如。”遗憾的是，小波没能看到他这本自选集的出版。
　　也不知别人如何，可能是我爱说话的缘故，一读小波的文章，明知自己很浅薄，也还是总想写点什么或说几句什么。这也难怪，小波写的不仅有趣，也很丰富，不仅嘻嘻哈哈，也很深刻。还有，你读了他的那些文章，不仅知道王小波是个什么样的人，还顺带了解了李银河为何会是现在“这个样子”，为何会遭到那么多“口水”，甚至还让比她的领导要大得多的官员反感她。一些没有搞过性研究的人总是反对李银河的发言。这样说，也并非表明我认为搞性研究者在这方面的意见就完全正确，更不是说没搞过性研究的人就不能批评对性做研究的专家，而是要看大家都在说什么。如果说那些一张嘴对李银河就是破口大骂的东西可以忽略不计，那么，从众多批判李银河的文本来看，我觉得也还是只能说一些人无知，一些人封建，还有的人是因为自己“暧昧”。这些人如果读了至少比别人对李银河了解得要深得多的王小波的文章，不知是否会改变自己对李银河的某些看法。王小波在《另一种文化》中多处谈到妻子李银河，你可看到，连作为丈夫的王小波在李银河面前都感觉到了自己的虚伪自己的暧昧。我们不妨来看看是怎么说的。王小波告诉读者：“我老婆读过了博士，现在是社会学家，做过性方面的研究，熟悉这方面的文献——什么homo、S/M，各种乱七八糟，她全知道。这样她就自以为很有学问，所到之处，非要直着脖子嚷嚷不可。”这几句话说明什么呢？说明李银河不仅研究过性，确实可以称得上这方面的专家；另外就是，李银河喜欢“嚷嚷”——这是小波在追求文章要有趣——其实也就是有什么说什么。王小波还举了例子：有一次他们夫妇去看电影《霸王别姬》，那些虽然也“都是有文化的”观众，只因为都有暧昧心理，而电影也非常迎合这一点，于是大家一边激动，一边保持沉默，只有李银河“像个直肠子驴一样吼了出来”，“把整个电影院的文化气氛扫荡了个干净。所有的人都把异样的目光投向我们，我想找个地缝钻进去，但没有找到”。后来李银河又闹着要和丈夫王小波去看《红樱桃》，丈夫不干了，说是“在家里好好活着，有什么不好，非要到电影院里去找死……这些电影院利用了观众的暧昧心理，确实很成功。”可见，王小波也认为观众普遍都有暧昧心理，不能完全怪自己的妻子。读到这儿，我就想，那有些看起来“周武郑王”地批判李银河的文字，还有那比李银河的领导还要大的官员是否也像那电影一样利用了读者和社会一些人的暧昧心理呢？当然，说不定，那作者、还有那大官员自己原本也有一种暧昧心理，只是不自知罢了。俗话讲，不知不为怪，也就不好再说什么。
　　王小波写文章除了追求要写得有趣，还有，就是非常推崇“把事实写到了纸上”，并且写得越接近事实越好。他在《摆脱童稚状态》一文中说：“我在报刊上看到一些统计数字，指出有多少性犯罪的青少年看过‘不良’书刊或者黄色录相带，但是这样立论是错误的。实际上有效的立论应是指出有多少看过‘不良’书刊的青少年犯了罪。在概率论上这是两个不同的反验概率，没有确定的关系，也不能够互相替代。”为了证实他所说的这些，小波还做了令人信服的分析。比如有的家长抱怨就是因为孩子看了与性有关的书刊，才影响了学习。小波说有经验的社会学家都会同意，建立一个可靠的因果模型——即看某些书刊→影响学习——是非常困难的，也就是说，家长首先要证明你的孩子就是看了某些书刊成绩才下降，还应该证明没有一个因素既影响到孩子看那些书刊，也影响到孩子的学习。而王小波就认为，至少有一个因素影响到孩子这两点，这就是他们的性成熟，因此，对性知识的需求比他们的父母要早。小波不无幽默地说：“假如家长只给他们馒头和咸菜吃，倒可以解决问题（使其性成熟期晚些到来）。”紧接着，小波由此又谈到了色情，说现在“人们给所谓色情作品定下的罪名不仅是腐蚀青少年，而且是腐蚀社会。”小波不同意，从文章开篇提到的妻子李银河译的《约翰·盖格农》的《性社会学》中举出一个例子：
　　
　　就是六十年代的丹麦试验，1967年，丹麦开放了色情文学（真正的色情文学）作品，1969年开放了色情照片，规定色情作品可以生产，并出售给十六岁以上的公民。这项试验有了两项重要结果：其一是，丹麦人只是在初开禁时买了一些色情品，后来就不买或是很少买，以致在开禁几年后，所有的色情商店从哥本哈根居民区绝迹，目前只在两个小小的地区还在营业，而且只靠旅游者生存。本书作者对此的结论是：“人有多种兴趣，性只是其中的一种，色情品又只是其中一个小小的侧面。几乎没有人会把性当做自己的主要生活兴趣，把色情品当作自己的主要生活兴趣的人就更少见。”
　　丹麦试验的第二个重大发现是色情业的开放对某些类型的犯罪有重大影响。猥亵儿童发案率下降了百分之八十，露阴癖也有大幅度下降。暴力污辱罪（强奸，狠亵）也减少了。其它犯罪数没有改变。这个例子说明色情作品的开放会减少而不是增加性犯罪。
　　
　　看得出来，举这样的例子，小波也害怕，不仅害怕主流，估计也害怕读者的“口水”，还害怕受到什么人的批判乃至比较大的官员的指责，于是例子举了之后就赶紧跟着说：“笔者引述这个例子，并不是主张什么，只是说明有此一事实而已。”不知是不是已经预见到像后来有人批判他的妻子那样：“你主张一个人应有这些权利，不必讳言，就必然带有支持乃至鼓励的意味，就是为这些行为‘正名’，就是要社会承认其正当性”，云云。
　　小波之所以推崇“把事实写到了纸上”，估计也是受了费孝通先生《江村经济》的影响，这一点，从他的《诚实与浮嚣》这篇杂文中可以看出。他在念大学本科时，有一天问他哥哥：“依你之见，在中国人写的科学著作中，哪本最值得一读？”没想到他那学逻辑学的哥哥“毫不犹豫地答道：费孝通的《江村经济》。”我不知道是听他哥哥说了之后才去读的《江村经济》，还是在问他哥哥之前，王以波就已经读过这本大半个世纪前的“农村调查”。他说“现在假如有个年轻人问我这个问题，不管他是学什么的，我的回答还是《江村经济》”。但他又“觉得这本书的名字还是叫作‘中国农民的生活’为好”。很惭愧，笔者至今没有读过费孝通先生这本书。但看小波兄弟都是如此推崇，或许就是好吧。为什么要相信王氏兄弟呢？主要是小波下面还有这样几行文字：“中国的读书人有种毛病，总要把某些事实视而不见，这些事实里就包括了中国农民的生活。读书人喜欢做的事情是埋首于故纸堆里，好像故纸之中什么都有了。中国的典籍倒是浩若烟海，但假若没人把事实往纸上写，纸上还是什么都没有。《江村经济》的价值就在于它把事实写到了纸上，在中国这个地方，很少有人做这样的事。马林诺夫斯基给《江村经济》做序，也称赞了费先生的诚实。所以费先生这项研究中的诚实程度，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可以想象得出，《江村经济》对当时中国农民的生活记述得是多么真实。
　　现在不说，大约还在小波活着时，大家就都在嚷嚷我们这个社会缺少诚实，所以当小波知道《江村经济》这本书诚实得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那无疑要推崇了。然而你读了小波这篇文章，就会不是滋味。费孝通先生这本书本来写的全是“中国农民的生活”，可只有在海外发表时才叫“中国农民的生活”，在国内出版就只能叫《江村经济》。小波说，在国内这样叫，大概“更对中国文人的口味”。所以小波认为：“诚实就像金子一样，有成色的区别。”费先生的这本书在国内叫《江村经济》，虽然也算是诚实的，但“成色就差了一些”。为何不能在国内也“十足赤金式的诚实”呢？原因是“我们这里有种传统，对十足的诚实甚为不利”，有时在“一片光明下，十足的诚实倒显得可羞”。读了这些话，不能不让人有些气短。
　　这则文字一开头就说了，小波是个温和的人，但你从他的文章来看，他是多么地向往追求接近自己限度乃至超越人生的限度。他写过一篇对他而言我以为很有点光辉灿烂的杂文，题为《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在这篇文章中，小波积极向上的精神尽显读者眼前：“人类本身也有自己的限度，但是当人们一再把手伸到限度之外，这个限度就一天一天地扩大了。人类在与限度的斗争中成长。他们把飞船送上太空，他们也用简陋的渔具在加勒比海捕捉巨大的马林鱼。这些事情是同样伟大的。做这样不可思议的事情的人都是英雄。而那些永远不肯或不能越出自己限度的人是平庸的人。”当然，小波似乎永远是理性的，即使在坦露自己积极向上的光辉灿烂时，也清楚地意识到：“那些与命运斗争的人，那些做接近自己限度的斗争的人，却天生地接近这种失败。……一个常常在进行着接近自己限度的斗争的人总是会常常失败的，一个想探索自然奥秘的人也常常会失败，一个想改革社会的人更是会常常失败。只有那些安于自己限度之内的生活的人才总是‘胜利’，这种‘胜利者’之所以常胜不败，只是因为他的对手是早已降伏的，或者说，他根本没有投入斗争。”
　　在我看来，他这篇《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仿佛是为妻子李银河现在所写，君不见他妻子眼前的情形不也正如他这篇文章所说吗？不过，只要有小波这篇文章，李银河遭到再多的“口水”，受到再大的压力，也不会感到孤单，更不会气馁。既然选择的是与接近自己限度的斗争或说是“想改革社会”，又如何怕失败？
　　　　　　　　　　　　　　　　　　　　　　　　　　　　　                 2007-3-18

可能我百分之九十以上地同意王晓波的观点，可我却不很喜欢他的书写。

记得第一次接触他的文集，已经是十多年前了，正是他异常风靡的时候，我是站在书店读他文章的，读了十篇左右，放下了，再也不想去读了。相比李银河，我更喜欢李的书写，并不华丽，然而朴质。

对余秋雨也是这样，买他《文化苦旅》时还没有读过，但读过之后，再也不愿意去看他的文字了。

也许，按照王晓波的说法，每个人都很“暧昧”，而我觉得，他们“太暧昧”了。

我想，王小波喜欢把观点挑明。挑明了的观点，在中国总有点叫人不安，就像没穿裤衩似的，所以，有时就得借助语言的魔术，把观点柔化一下，目的还是为了让人接受自己的观点，同时不觉得有何不安。

反过来，作为随笔家的王小波，也可以行使随笔家的特权。西式随笔家与中式散文家的一大区别是，随笔家是那些最最反感“文以载道”的人，而中式散文家，偏偏有一个“文以载道”的传统。随笔家的内心也许充满正义，但随笔家的性情，往往是散漫不拘的。

我对王小波的“不喜欢”与对余秋雨的“不喜欢”颇有相似之处，倒不在于他们的观点如何鲜明，而是字里行间透着一点故弄玄虚的样子。说句实话，我以为，他不如李银河的朴质，也比不是上楼主闵先生的直率。当然，我赞成泽雄兄的“容忍”、感谢林泉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