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宏业 税收政策为什么与中国经济为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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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年到了，我们在迎接新年的时候，也迎来了国家税收政策的调整信息，明年开始，只要从股市上获得收益是正数，都是征税范围，不管你以前亏进去多少，那是该你倒霉的事情。还有房产的二级市场征税，建设部和税务总局开征140平米　　以上房产保有税，存款利息收入在内达到12万，也属于纳税范围等措施。看来老百姓的钱包该小心了。

　　中国税收收入以远高于经济增长率和国民收入增长率的速度快速增长，将对经济与消费增长产生抑制作用。2003年，我国GDP增长8.5%，全国税收收入增长了20.3%；2004年，GDP增长9.5%，全国税收收入增长25.7%；2005年，GDP增长9.9%，全国税收收入增长20%。税收和各种收费快速增加，而公共福利和公众收入并未同步增长。在福布斯2005年全球税收负担排行榜上，中国高居第二。中国经济更是危险了！

　　中国经济严重依赖国外市场，为了刺激经济不惜严重压低人民币的币值，促进出口所造成的国际市场的恶化、国内资源与环境的破坏以及财富的大量流失，已经严重影响中国的可持续发展。谁都知道我们的出路是扩大内需。但中央政府在做什么呢？一直在做着杀鸡取卵、与民争利的事情，在严重高估民间储蓄数值的情况下，从利用垄断国有企业间接掠夺国民财富到直接加税掠夺，不但对社会的创业冲动造成扼杀，同时加大企业的运营压力，导致企业的运行困难，难以扩大发展，直接影响就业的提高和职工工资的增长，从而造成社会总财富的减少。

　　扩大内需需要的是国内居民敢于消费，但不论是教育改革，医疗养老制度改革还是住房制度，都让百姓感到没有一定的储蓄根本就没有安全感，虽然现在的存款利息已经低于物价上涨，已经是实质上的负数，并且国家还征收利息税，在这样的情况下，居民还是不敢打开自己的钱包消费，他们要为孩子和自己的未来准备。这样的情况下，不但居民的生活满意度严重下降，而且国内市场疲软的情况根本就没有办法解决，国家经济可持续发展受到极大的制约，在国际市场受到相关国家或企业的抵制后，靠人为压低币值的出口，不但损害被出口国家的产业，也损害我们自己的长远发展，是不可持续的。支持可持续发展的国内市场迟迟不能开启，我们的政府部门并没有忧心忡忡地采取措施，一手抓养老体系的建设和教育体制的改革，引导住房制度或习惯的改变，一手抓富民工程，藏富于民，培植大量的消费主力军和社会稳定力量——中产阶级阶层。我们今天的税收政策，不说其征收的严重不合理和欠公平，直接的目标似乎让人感到是迫使中产阶级破产，这样的政策让财富集中于中央，其实是由利益集团控制，大众越来越贫困的社会，绝对不是可持续发展的社会。

　　从前的李约瑟困惑有很多解读，除去文化因素外，如果当时明朝社会不是对社会财富进行掠夺，而是让社会财富有增值的冲动和空间，社会的分工体系也就能够在中国形成，中国也将能够产生工业革命。可惜那都是假想罢了。

　　中央政府收这些钱干什么呢？我们国家的福利制度与世界上最不发达国家一样缺乏，可几万亿的财政收入，挥霍下来还造成6000亿元的赤字。如果我们的政府象1999年那样花钱，每年就可少从民间收2万亿的税收，那么，我们的国内市场不但可以支撑我们这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还能以此换取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技术和管理，这个国家的繁荣就能成为长久。但这样的假设是不现实的，也是没有任何根据的遐想而已。

　　政府把钱收上来，由利益集团支配，不仅不能发挥财富的效益，而且大量制造腐败。同时，对敛财这样的事情，作为政府是有瘾的，一旦尝到甜头，很难善罢甘休！国外抑制政府敛税的是独立的立法机构和司法机构，没有充分的论证，增税或改变税制的法案是根本通不过的。我们没有立法的独立，人民对政府没有别的可依靠力量，只有依靠代表了自己的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但如果政府把党也收买，人民也就永远失去了依靠，也就永远失去了希望。

　　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已经来到一个十字路口，能不能持续发展，其实不在外部市场与外国政府，也不在于国内的企业和全国人民，主要还是看中国政府的选择！如果还这样恣意破坏市场资源，这样通过立法限制市场发育，还这样挤压社会公民空间，这样随意掠夺社会财富，那么，这种与中国经济为敌的行为，必将导致中国经济的迅速刹车！我们这样个不平衡的经济体，经济一旦放慢，想改变就来不及了。

　　藏于民间的财富，也是中华民族的财富，不但能富裕人民，更重要的能支撑可持续发展的国内市场，如果一旦没有了未来国内繁荣市场的预期，国际资本就没有理由不顾一切的来我们这里扎堆，世界工厂的雏形虽然已经显现，但毁掉不需要更多的推手，只要我们中央政府持续这种不节制自己的行为，继续这样妄为，中国经济垮掉，并不是遥远的事情。

　　庞大的政府如果用来管理人民，那人民的空间必然减少；如果用来管理经济，那经济的前景必然暗淡！庞大的政府开支如果用于市场，必然导致市场的不公平和市场原则的失灵；如果用于官员的消耗，那么腐败将成为我们民族的标记。那么与民争利为什么？如果不是利益集团的意愿，从执政角度和国家利益的角度都找不到合理的解释。所以，我欣赏我们的胡总书记兼主席的英明，一定要警惕利益集团劫持我们的国家。

    这里说的凯恩斯是指凯恩斯的政策。这个政策在当今中国实行的时候，被称为积极财政政策。现在，凯恩斯来中国已经五年，还没有离开的势头。这是因为，中国经济已经出现了凯恩斯依赖症。

    离了凯恩斯就不行

    经济常识告诉我们，积极财政政策（实际是扩张性财政政策）是在特殊时期内使用的特殊手段。道理很简单，因为积极财政政策是赤字财政，不能作为长期政策实施。

    在这个政策实行之初,政府也曾明确表示，这是一个短期政策，是一种救急的办法，不会长期实行。当时人们预计为，凯恩斯在中国能呆两到三年时间。

    凯恩斯政策就是用政府投资来拉动需求。政府投资的钱从哪里来？发行国债。1998年到2001年底，我国共发行长期国债5100亿元，安排国债项目8600项，投资总规模2.4万亿元，已完成投资额1.5万亿元。2002年，又发行了1500亿元的国债，又安排了一批项目。这一措施有效遏制了经济增速下滑的局面。据有关部门测算，国债投资对GDP增长率的拉动，1998年为1.5个百分点，1999年为2个百分点，2000年为1.7个百分点，2001年在1.67个百分点左右。按这个比例计算，1998－2001年间，国债投资拉动经济的作用，在GDP总量中的比重为：20％、28％、21％和20％。

    2000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与当年GDP的比例为36.81％，国债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58.63％。2001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GDP的比例增长到38.43％，而国债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高达65％左右。这组数据表明，最近几年GDP的增长主要是靠投资推动的，其中，国债投资又是主要推动力。

    因此，人们几乎一致地说，国债投资功不可没，没有它，经济增长速度一定大幅下滑。这句话可以换成另一种说法：国民经济的增长对国债投资存在着严重的依赖性。

    然而，经济增长不可永远倚仗财政扩张。2001年春天和2002年春天，财长项怀诚两次公开谈到积极财政政策要淡出。在一些公开场合他一再提到，作为一种非市场经济手段的积极的财政政策不是长久之计，从尊重经济规律出发，应该逐步淡出。

    但事实上难以淡出。因为国民经济对国债投资依赖太重了。一旦停止扩张性财政政策，经济增长速度就会下降，银行不良债权随之上升，失业问题更加严重，社会问题更加突出。这种离开凯恩斯政策就会出现危险的状况，我称之为“凯恩斯依赖症”。正如人体对某种药物的依赖症一样，是一种病态。

    当今所有主张继续实行凯恩斯政策的学者有一个共同的理由：离开了这个政策就要出危险。这种说法，实际是承认国民经济患上了凯恩斯依赖症。例如，对中国宏观经济颇有研究的余永定先生认为，“如果一旦停止当前扩张性财政政策，进而GDP增长趋缓，国债占GDP的比重就会上升，那才是真正危险的。”这位自称“非常支持当前的积极财政政策”的学者，明确道出了凯恩斯依赖的症状。但他用“收敛说”来回避凯恩斯依赖症的危险。实际上“收敛”的前提条件不存在，财政赤字已经超过了3％，这还不算隐性赤字。

    自主增长机能障碍

    凯恩斯依赖症是因为经济机体内部没有形成自主增长机制，只能靠外力推动其增长。外部供给一停止，就会出现停滞。这个“外部”就是通过国债方式吸收的民间资金。

    内部缺乏自主增长机制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国债投资对GDP的的拉动效应日益降低。上面列举的国债投资对GDP增长率的贡献数据可以明显看出，国债投资在总量上的持续增加并没有带来GDP的相应增长。国债投资所带动的GDP的增长幅度和国债投资本身的增长幅度相比，越来越小了。也就是说，同样的拉动效果，需要发行更多的国债，“瘾”越来越大了。

    国债投资的增加没有带动民间投资的增长。2001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2.1％，其中，国有经济的投资增长为12.8％，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71.55％；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的投资增长为8.1％和12.7％，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28.45％，政府投资是社会投资的主要来源。

    民间资本带动不起来，既说明国债投资的乘数不高，更说明资本收益率下降。投资者很难找到有可靠回报的投资领域。人们没有办法让大量闲置的生产要素为社会创造财富。这是因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被压抑。国债投资一旦退出，民间资本很难填补其留下的空缺。

    内需没有真正启动起来。积极财政政策的目标是启动内需，但事与愿违：有关单位对2002年上半年全国主要商品供求情况进行了排队分析，结果显示，600种主要商品中，供求基本平衡的有82种，占排队商品总数的13.7％，比2001年下半年减少了3.4个百分点；供大于求的有518种，占排队商品总数的86.3％，比2001年下半年增加了3.4个百分点。没有供不应求的商品。

    越依赖越不能自主增长

    2000年年初，我曾发表过一篇小文，题为《凯恩斯在中国水土不服》。说的是，凯恩斯当年在美国的条件和今天在中国的条件大不一样，在中国实行凯恩斯政策，可能出现“桔生淮北则为枳”的情况。美国的水土是民本经济，凯恩斯政策改善宏观环境，有助于民本经济的发展。中国的水土是国本经济，凯恩斯政策有可能助长政府行为的扩张，抑制民本经济的成长。

    在计划经济体制业已打破、市场经济体制还未建立的情况下，只有加速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国民经济自主增长的内在机制才能形成。可是，凯恩斯政策，是和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方向相悖的。越是依赖凯恩斯，配置资源的效率就越低；配置资源的效率越低，经济就难以自主增长，就越依赖凯恩斯。凯恩斯政策用的时间越长，对它的依赖性就越强。这种正反馈，才是凯恩斯依赖症最本质的表现。

    凯恩斯政策实施几年来，政府对资源配置的比例越来越提高，民间经济的活力相应减弱。在这种情况下，旧体制的某些方面乘机借尸还魂。凯恩斯政策的目的就是调动社会闲置资本用于生产和消费，而最近四五年，资金、设备、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闲置状况更加严重。其中，银行存差数就达数万亿元。这些资源不能为发展经济所用。

    1998年以来发行的6600亿元国债以及相应的配套贷款，大部分转化为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的资产。这些资产是民间资本转化来的。众所周知，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的效率，通常是低于民有经济的效率。大量资本从效率高的部门转向效率低的部门，国民经济就更难进入良性循环。

    广大群众消费不足是造成内需不足的根本原因。而消费不足与收入差距拉大有密切关系。富人有购买力，但其收入的消费比例低；穷人想消费，但没有钱。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却助长了收入差别的扩大。少数有钱人买走了国债的大部分，他们享受国债的利息。政府投资的项目大规模增加，某些主管官员们就有了更多的取得灰色收入和黑色收入的的机会。据国家计委对427个重点国债项目的稽查，共查出挤占建设资金的项目100多个，违规招投标项目107个，存在质量隐患的项目85个。“问题项目”比例之高令人震惊。在这些“问题项目”中，多少灰色和黑色收入流进了个人口袋？

    行政垄断加强，应当是实行凯恩斯政策的后果之一。目前，我国主要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部门几乎都被行政性垄断所控制。行政垄断造就了一个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如电力、通讯、铁路、民航、邮政等。这些利益集团，常以国家的名义进行经济资源的瓜分和占有，千方百计地阻止民间资本进入。他们划地为牢，排斥竞争，阻碍要素自由流动，妨碍市场力量配置资源。这些利益集团千方百计地谋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而不惜损害社会和大众的利益。正是这些利益集团阻碍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

    近几年来，舆论上天天喊反垄断，垄断反而更严重了。宣传报道说我国国有企业利润大增，有数字为证。但稍加分析后得知，我国企业利润绝大部分集中在少数处于垄断地位的大户，多数企业状况不好。去年11月末的数字是，企业盈利的82.6％集中在22家大户，其中，中国石油、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海油、国家电力公司五家企业的盈利合计占重点企业盈利总数的58％。

    计划经济的权力扩张，市场经济的利益冲动，二者结合就是行政垄断的加强。在中国这种条件下，凯恩斯政策的实行，有可能集中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二者的弊端。

    尽快医治凯恩斯依赖症

    凯恩斯依赖症使原来阻止经济下滑的应急政策变成了中长期政策。目前这个政策结束无期。如果不尽快医治凯恩斯依赖症，会带来极大的危险。

    凯恩斯依赖症将使财政赤字无限扩大。1997年，我国的财政赤字为582.42亿元，1998－2001年则分别达到922.23亿、1743.59亿、2491.27亿和2598亿元，年增长率分别为58.34％、89.06％、42.88％和4.28％。到了2001年，财政赤字已经是1997年的4.2倍。2002年的财政预算赤字更达到3098亿元，比上年增长19.25％，并首次突破占GDP3％的国际警戒线。如果让扩张性财政政策继续下去，财政赤字还会飚升。

    由于国债投资大多为基础设施建设，过长的回收周期和过低的投资效益，使得投资难以回收。中央财政不得不举债度日，债务依存度1998－2000年分别为60.4％、61.1％和53.5％。中央财政债务偿还压力越来越大，举债的规模也不得不越来越大。国家财政的债务连年上升，1995年1510亿元，1997年2400亿元，2000年4000亿元，2001年5000亿元。2000年底，内债余额达13000亿元人民币。外债余额1500亿美元。内外债加起来共25000亿元人民币。到2001和2002年，债务余额又持续增加。

    上述数字还只是显性债务，此外还有大量的隐性债务，如欠发工资、国家粮食经营亏损挂账、国有银行不良资产、养老保险欠账，等等。据世界银行的估计，中国所有的政府债务（包括显性债务和隐性债务）的积累，已经达到了GDP的100％。欧洲国家的经验数据是，积累的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不能超过60％，我国财政专家认为国债余额应当控制在30％以下，加上各类隐性债务应控制在70％以下，再加上种种或然债务应控制在100％以下。我们的债务也突破了国际警戒线。

    所幸的是，由于有丰厚的居民储蓄，财政赤字可以向老百姓卖国债来弥补，不必通过银行渠道来补财政窟窿，因而不必大量印钞票从而引发恶性通货膨胀。但是，金融风险还是加大。国债投资项目，通常需要地方向银行贷款作为配套资金，银行贷款是以财政作担保的。相当一部分项目收益低或者根本没有收益，因此，还贷难就成了问题，银行坏账势必增加。五年以前，戴相龙行长说国有银行的不良债权为20％，这几年，国有银行向四家资产管理公司转移了1万多亿不良债权以后，不良债权应当大幅度减少，但最近戴行长公布的不良债权的比例为26％，比几年以前还高出了6个百分点。

    看来，凯恩斯依赖症不根治不行。怎样根治呢？凯恩斯依赖症的病根是“以民补国”，即将民间财富为国家所用，从而抑制了民间经济，抑制了国民经济内在的自主增长力。医治凯恩斯依赖症必须反其道而行之：“以国扶民”，即政府大力扶持民间经济的发展，使民间经济能迅速填补国债撤走后的空间，成为真正的内在增长动力。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在产权制度、企业制度、银行制度、投融资制度和政府管理制度等多方面进行比较彻底的市场化改造。

    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凯恩斯依赖症的好转有待于内部自主增长机制的形成。扩张性财政政策也应是一个逐渐淡出的过程。但治疗措施上却不能从缓。

（这是2002年读到的杨继绳先生的一篇文章。自上届政府以来，对中央集权和行政垄断的迷信便甚嚣尘上，这当是造成目前经济与社会发展困境的一大根源。）

★★2007《现代**教育·文史研究》学术期刊征稿★★

《现代**教育》杂志（国际刊号：ISSN 1008-1496   国内刊号： 37-1285/G4）是中国成人教育核心期刊，全国企业培训权威性指导刊物。《现代**教育·文史研究》是《现代**教育》杂志社出版的文史类刊物，将致力于打造一个文史研究爱好者与专家、学者交流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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