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本禹，胶东威海人氏，明代抗倭名将戚继光族人后裔，为人倜傥大度。文革初，未及不惑，际会风云，人称“戚大帅”。及后，因“王关戚”案锒铛入狱，自此作别政坛。

　　近日，得友人介绍，与戚结识。甫一见面，余即谓之，少年时代，曾夜读其《袁崇焕》一书。时隔四十载，对其与罗尔纲等关于李秀成自述的论争文章，仍历历在目，恍如昨天。戚面露喜色，瞬即拉近彼此距离，此后谈话过程，基本上是有问必答，未有顾忌。
　　一、从十六级干部到中办代理主任
　　余笑问道：文革中，老兵讥讽你仅为十七级干部，然否？
　　戚答：非也。十六级，比彼等所言高一级（大笑）。
　　余又问道：外间有传你是山东大学历史系毕业？
　　戚答：否。本人仅为中学学历。历史，全凭自学。
　　戚随后爽快地谈及了早年的经历。称，1942年随父到上海（父为沪上报关行低级职员，属当今所谓“蓝领”）。未几，就读于据称是国人在上海创办的第一所中学－－南洋模范中学。在校期间，接受进步思想，投身地下学运，十七岁加入中共。上海解放后，被选送至北京中央团校的前身－－劳动大学学习，1950年5月4日－－戚对这个日子记得特别清楚──分配到中南海，时年仅十九岁。
　　戚报到处，为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主任师哲，副主任江青、田家英（戚着重说明，江的名字排在田前）。师哲离开后，未有任命正职，由田负责，重要问题与江青商量。
　　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属中央办公厅编制。“八大”以后，取消中央书记，称中办政治秘书室，其实，就是毛泽东本人的秘书室（在提及毛泽东及周恩来时，戚一般都循习惯用“主席”和“总理”的尊称。这里及后文引述戚的话时称毛、周，是余行文时所改）。其他中央书记，各自另有秘书班子。初时最重要的工作，是编《毛选》1－3卷，戚是田家英的助手，负责校对，一篇文章，逐字逐句读着校，要读五六十遍。
　　余问：劳动大学结业后，为何你能千里挑一，到毛处工作？
　　戚答：可能是成绩拔尖，理论水平高吧。
　　事后，余想起江青也是山东人，籍贯在这里是否起了些作用？可惜当日没有来得及问戚。
　　戚说，五十年代后期，秘书室有五个科，其为一科科长，级别定为十六级，此后再未曾调整过。
　　余问：一科是干什么的？
　　戚答：主要负责处理毛的来往信件，兼管来访接待。
　　余问：那你是否“一组”成员？
　　戚似乎觉得这个问题问得外行，称：不是。戚回答的语气给余的感觉更似乎是不大看得起“一组”的人。余后得知，“一组”属中办警卫局管，负责毛的随身警卫、饮食起居，与“政治”不沾边，与政治秘书室更是两码事。
　　戚继续说，评李秀成自述一文得毛褒扬后，1964年夏，陈伯达点名要其到《红旗》杂志负责历史组工作，毛首肯，但有言在先－－如有事须随传随到，故此，戚的中南海甲区出入证一直没有收缴。在《红旗》任历史组组长，也就一年多的时间，1966年春夏之交，组成文革文件起草小组，为成员，5月，起草小组正式定名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仍为成员，同时调回中央办公厅。夏天，被任命为中办秘书局副局长，局长是童小鹏。
　　中办秘书局是将政治秘书室、机要室这两个毛自己的秘书、机要班子，和习称“后楼”的中办研究室三合一而组成的新机构，与中办警卫局、机要局等同级。第二年夏天毛泽东南巡，汪东兴随卫，毛指定戚代理中办主任，为时很短，仅两三个月。
　　余说，读过戚写于近年的《毛泽东秘书田家英被暗杀？自杀？－－一宗至今未了的历史要案》（香港《明报月刊》2002年12月号），文章不长但说理充份，逻辑性很强。其中有一段话引起余的注意：“田家英的真正错误和他自杀的原因，也应给予实事求是的分析”。读后曾请教过知情者，大概猜到戚所指何事，这日，向戚求证，戚点头称是。
　　余又问：评李秀成自述，是否上头旨意？与当年重提《逸经》的瞿秋白狱中自白有无关联？
　　戚答：诚然，文章发表后，得毛击掌赞赏，并在一张刊有此文的报纸空白处批曰：“白纸黑字，铁案如山。忠王不忠，不足为训”（这张报纸后来不知所终），但该文写作完全是个人行为，绝非奉命文章，与对瞿秋白的再评价亦无丝毫关系。
　　二、毛、江不可分
　　戚至今仍认为，其1968年1月被毛、江所抛弃（“抛弃”是余的说法，戚没有用这个词），是由于对来自上海的一批有关江本人的材料处置失当所致。而在余看来，即使没有1968，也会有1976，戚的厄运，终究难逃。
　　从1950年到1968年，是戚人生高峰的十八年。而自1968年被关进秦城单独囚禁直到1986年出狱，戚的人生低谷，恰恰又是十八年。前十八年，戚将毛看作恩师，后十八年，毛就是他的ｗ星。戚以前曾对人说过，前后相抵，扯平。而今天的戚，心底似乎已平静如水，谈及往事，没有流露出一丝对毛的怨恨。
　　余问：记得文革三十年之际，《亚洲周刊》曾采访过你，那一期杂志，我至今还保留着。那一次，对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有关毛私生活的描述，你认为是随心所欲的编造，今天，你仍这样看吗？
　　戚答：对，我仍这样看。我在中南海十八年，虽非“一组”成员，也算是接近毛的人，怎么就一次也没有碰见过李志绥所说的那种情形？毛不是一般的领导人，他是天字第一号，随卫人员众多，一举一动，都逃不过警卫的眼睛（毛亦因此发过脾气，认为失却人生自由）。毛的房间有一特点，就是没有可以锁得上的门，房间门上只挂有布帘子，“一组”的人不用敲“门”也无从敲“门”就可进入，怎么会有与别的女孩子“大被同眠”的情形发生？
　　余问：你对江青总体印象如何？
　　戚答：她就是小心眼，好报复，当党和国家领导人，远不够格，但没有现今人们普遍所说的那么坏。毛、江的关系一直很好，感情甚笃，直到晚年，尚为如此。说毛对江没有感情，那是骗人的话。
　　以上有关毛、江个人品格的观点，戚声言为其本人近距离观感，余未予置评。而至于毛、江与世界潮流背道而驰的治国理念及因此给国人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余虽感同身受，惟因时间关系，未及与戚展开讨论。话题转入了一些戚当年经历过的事件。
　　三、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两个细节
　　据余所知，戚是1966年5月北京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列席者，当日求证于戚，戚说，他参加了。
　　余问：“5·16通知”是如何举手通过的？
　　戚答：先是主持会议的刘少奇请出席会议的政治局成员表决，未有反对意见。其后，刘少奇再向坐在后排的列席人员说，你们也表表态，这样，列席者也纷纷举手，算是出席、列席会议的人都“一致通过”，但后者应不计入票数。
　　余问：有著述提及会议过程批陆定一时，林彪写有一叶群的“处女证明书”，会议参加者人手一份，阅后收回，然否？
　　戚答：没有见过这么一个“证明书”。批陆时，发过一份材料，是陆夫人严慰冰写的匿名信。此事是严慰冰很不对，在严信之前，党内高层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不正常的事──党中央副主席的家庭受到了不断的来历不明的骚扰。
　　笔者认为，戚的回忆应与事实相符。以逻辑推理，既然是批陆的会议，不可能只发林的辨解而不发陆、严的“罪证”，不可能只有“果”而没有“因”，仅发林的“证明书”（即使假设是有的），能说明什么问题呢？而以上两个细节情况，笔者从另一位会议列席者处也得到了证实。
　　四、“5·18讲话”的整理者
　　论及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过程，戚说，这次会议，名义上是刘少奇主持，实际上，起核心作用的是周恩来，周比刘更能领会毛的意图。
　　林彪“5·18讲话”，是周恩来要他讲的，林彪说：“常委的其他同志要我先讲”，指的就是周。讲话记录稿先由中办的工作人员梁川作了初步整理，再交戚作进一步整理，因为林讲了很多历史上官廷政变的例子，这些刚好是戚熟悉不过的东西，可得心应手地加以史料上的核对和文字上的加工。戚基本是按记录稿整理，没有作任何大的增删。林彪看过整理稿后十分满意，说戚是高水平的整理。
　　余说：周也有讲话。
　　戚答：是。但周讲得比较零散，没有林系统。周讲话的主题是反修，讲话中对陆定一骂得最厉害。
　　戚又说，今天看来，林的讲话有点历史唯心主义。历史地看，林彪功劳很大（对林的这个评价，戚重复了几遍），在东北，面对蒋集团最强大的军事力量，战而胜之。
　　五、目睹毛给江的信被烧毁
　　余问：有关毛1966年7月8日给江青的信，外间有所质疑。你是当时的中办秘书局负责人，是否知道有这么一封信？为什么今天我们看不到这封非同寻常的重要信件的原件？
　　戚答：可以肯定地回答你，有这封信。你可以看看这封信的字里行间，完全是毛的风格，而毛的风格，是任何人都难以模仿得神似的。江青收到这封信后，觉得应该在党内最高层部份人中传阅，得毛同意。传阅过程中，周恩来抄了一份，陶铸亦抄了一份。
　　余问：毛的信，传阅者可以抄吗？
　　戚答：可以。据我所知，周处还有大量的毛其他批件的抄件。
　　余说：你的回忆，与官方解释有出入。官方的说法是，毛的信在发出前给周恩来、王任重看过，毛叫秘书抄了一份。1972年5月作为批林整风汇报会议文件印发的，是毛秘书的抄件。
　　戚答：当时，我负责毛的文件的保管，没有这样的印象。以后印发的，应该是根据周恩来的抄件。
　　余问：那么，在江青处的原件呢？
　　戚答：林彪知道毛有这么一封信（估计江青交党内最高层传阅时，林也是传阅人之一）。在林彪从大连回到北京后的一天，叶群到钓鱼台找江青谈这封信的事。叶群对江青说，林总不放心，为避免以后发生不好的影响，请示了主席，主席说，烧了吧。烧的时候，在江青的住处，江、叶在场，把我也叫去了（叫去的原因，戚推测是怕日后万一说不清楚，好有人作证），江青说了大致情况，我无意看信的内容，怕日后惹麻烦，待信完全烧光，叶才离开。
　　余问：有人怀疑，现在发表的抄件，与烧了的原信有出入。
　　戚说：我没有看过原信的内容，不好评论。但应该不会有大的出入，为什么要有出入呢？没有必要作改动。原信对林彪肯定是有些不利，否则，叶群不会那么紧张兮兮。
　　戚又说：今日我说的有关这封信的话，你可以公开。
　　余最后道：你说陶铸看过这封信，我相信。
　　笔者之所以相信陶铸看过这封信，是因数年前曾查阅过1966年8月初中共中央以中央文件形式转发的陶铸一封给中央及毛泽东的信（文件当年仅发至省军级并规定不得下传），信中有几段话，笔者作过摘录：
　　“七月二十八日上午，中央宣传部委托熊复、唐平铸两同志召集首都各报负责人，传达了主席七月二十五日关于今后不要用‘最高最活……’、‘顶峰’、‘最高指示’一类语言的指示，作了讨论。
　　大家肯定林彪同志提出的这些话是正确的，开始从解放军报宣传，以后逐渐成为全国普遍运用的语言，非常深入人心……”。
　　“主席指示：今后不用这类语言。大家认为这是伟大领袖的谦虚态度。我们应当按主席的指示办”。
　　“考虑到群众情绪和当前斗争的需要，不宜于突然全部停止使用这类语言，因此，大家建议采取如下的步骤：
　　一、在代表党政领导机关的发言和文件中，在报纸的社论、标题、按语和新闻导语中，都不用这类语言；在群众稿件中有这类语言的，还应当保留一个时期……”。
　　如果陶铸不知毛的底细，能有这封信、敢说这些话吗？
　　同月，林彪、陶铸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分别跃升为中共第二、第四号人物，毛的这种刻意安排，给人们留下了很大的想象空间。

　　戚本禹目前是一间高科技公司的副董事长。他的角色转换和言谈中流露出来的对当今社会的适应程度，令经历过文革的笔者多少有点出乎意料。据戚说，公司的效益不错。
 

毛、江的关系一直很好，感情甚笃，直到晚年，尚为如此。说毛对江没有感情，那是骗人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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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听说这话，可见人的卑微，即便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