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外资发展本国经济，是几乎所有后进国家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的通行做法。计划经济年代，中国的外资引进可谓少之又少。其原因固然与韩战后联合国对中国的封锁有关，但中国人“自力更生”的狭隘思维也自闭了自己。以史为鉴，新华社高级记者杨继绳在其《邓小平时代》（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12月出版）一书中披露的毛泽东在1950年代拒绝外资的一件小事，今天读起来，令人深思。

那是在1956年，毛泽东到广东视察。时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陶铸，带领中共港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饶彰风等，赶到毛下榻的小岛宾馆内，郑重其事地向毛汇报一件事。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1955年在印尼万隆召开了著名的亚非会议，有29个国家派了代表团参加。这是二战后亚非全部独立国家的首次盛会。这次会议显示出太平洋地区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会后，面对可能出现的侵犯私人财产的激进的暴力革命，亚非国家的资本家惊恐不安。于是，印尼、马来西亚、泰国等地的富商巨贾（其中不少是华人），急忙把资金转移到自由、法治和稳定的香港，以规避可能出现的风险。一时，资金陡然聚增的香港银行，不得不以极低的利率向外贷款。

能不能利用香港银行的低息贷款发展中国南方的工农业生产呢？一向比较开明的中共领导人陶铸觉得机不可失，就这一问题向毛作了汇报。在汇报过程中，毛没有讲话。汇报完了以后，毛嘱托陶铸写个报告，带回北京商量。广东的报告呈给毛后却如石沉大海，直到20年后毛逝世也没有得到任何的答复。而陶铸早在1969年“文革”高潮时被残酷迫害，并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后来的香港正是利用这些低息贷款建大楼、办工厂，从而实现了经济的起飞，一跃而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而中国内地则在毛的忽视下错失了这次良机，从而在国际竞争中被别的国家远远地抛在身后。“文革”期间，《人民日报》还发表文章，宣扬中国“既无外债，又无内债”，并引以为豪。从此，不借外债，特别是不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借债，就成了一条原则。

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国开始大规模引进外资，出现了骄人的经济增长。但是，对外资引进的政策也时常受到闭关自守的狭隘民族主义思潮的干扰。1989年的“洋浦风波”就是一起典型的例子。洋浦是海南岛沿海一个荒芜半岛中的贫瘠之地，但又是一个天然深水良港。早在20世纪初，孙中山在其《治国方略》里就提出兴建洋浦港的设想，因社会动乱、政局未稳而作罢。1988年海南建省，洋浦遇到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许世杰等开拓型的中共领导走马上任后，决定引进外资开发洋浦，最后通过商业谈判将它的30平方公里土地以70年的租期租给了日本熊谷组（香港）有限公司开发。

消息传来，敏感而又脆弱的极端民族主义者们马上联想到了1840年鸦片战争后英国对香港的割让和租借，何况这次租借的又是日本人。1989年3月，5名中国全国政协委员在全国政协七届二次大会上联合发言，公开指称“洋浦模式”是将大片国土送给外国人的新“国耻”，“何异引狼入室”、“出卖主权”、“丧权辱国”云云。随即，123名政协委员联名向全国政协递交了提案，在国内外激起强烈反响。一些被煽动起来的爱国愤青甚至喊出了“还我海南”、“还我国土”的口号。面对汹涌而来的反对，许世杰等海南省的领导人倍感压力，外商更是忧心忡忡。后来，是邓小平等中共领导人发话支持洋浦引进外资的模式，反对的声浪才暂时得到遏止。

今天，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外资引进国。在中国这近30年的飞速发展中，外资的引进毫无疑问地起到了重大的作用。它不但成为中国超高速发展所急需之资金的重要来源，而且把国外大量的先进技术、先进管理经验、乃至先进文化带进了中国。近年来，那些鼓吹外资进入中国后会掠夺我国的资源、挤占我国的市场、压垮我国的民族工业的左派经济学家，是不是再次想把中国拉回到“自力更生”的闭关锁国年代？中国自1792年英国使节马嘎尔尼来访始，就不断失去与世界接轨的机遇。中国还想继续游离于文明世界之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