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驻日公使章宗祥这次回国，有人告诉我，外边有传言说∶“你们与日本接洽，将要倒徐世昌拥段祺瑞，这次章公使回国，就是商谈如何进行的办法。”
    我说∶“这真是无稽之谈，不知从何说起。我们从来没有这种意思。”
    那人又说∶“你不知道吗？吴笈孙秘书长在半壁街有聚会之所，时常密商对付段祺瑞，大约这谣言即从那方面来的。”
    我听了他说的有实据，似信非信，不以为意。章宗祥这次回国，想多休息，避免应酬。故我以天津特一区的房子为其居停之所。
    二、
    章宗祥回来后的第三天，便是五月四日。徐世昌在总统府设午宴为章宗祥洗尘，有总理钱能训、杜闰生和我作陪。宴会中间，承宣官入告，警察总监吴炳湘来电话报告，天安门外有千余学生，指巴黎和会失败，攻击曹总长诸位，手执白色标语旗游行。请诸位暂留总统府，不要出府回家。
    当时巴黎和会上我国代表陆征祥拒绝签字的消息已经传到北京。我听了就向徐世昌总统说∶“这次和会，来电报告很少，不知总统府方面有无电告？学生既然归咎于我，总是我不孚众望，请总统即行罢免。”
    徐世昌总统一再挽留，且说“学生不明事情，不必介意”，即顾钱能训总理说∶“打电话令吴总监妥速解散，不许学生游行。”
    席散后，钱总理约到他公事室少坐，即拨电话向吴总监传达徐总统命令。杜闰生先回去了。少顷钱总理又电问吴炳湘总监∶“现在怎样了？”
    吴说正在劝说不许游行，但学生增加到约有二千人了。
    又等了一会儿，钱总理又电问吴总监∶“解散了没有？”
    吴答∶“人多嘴杂，颇不易为，恐他们定要游行示威。”
    钱说∶“请你多偏劳。”
    有顷，吴总监来电话说，他正在劝说解散之时，卫戍司令段芝贵忽然要出兵弹压。“如果段芝贵出兵，即由他去办，我不问了。”
    钱总理电请段芝贵说，“这是地方上的事，不到出兵时候不必出队伍，由吴总监去办，请你不必过问。”
    又等了一会儿，段芝贵来电话说，照吴总监办法，不能了事，非派队伍出来，吓唬吓唬他们不可。
    吴总监也来电话说，“段芝贵如定要派兵，我即将警察撤回，以后事情，由他负责吧，我不管了。”
    钱总理一面劝吴总监妥速解散学生，一面劝段司令不要出兵，地方上事，应由警察负责，不必派兵弹压。
    段芝贵则说，照吴总监办法，不但不能解散学生游行，恐事情扩大更麻烦。
    双方各执一辞，争辩不已。
    看着钱总理两面为难，没有办法。我和章宗祥说，“我们走吧。”遂告辞而出。
    三、
    回家路上，汽车不经过前门，我没有看见学生。到了家门，警察厅派来三四十名警察。队长向我请示，怎样保护法？
    我说，“这是你们的事，怎么反来问我？”
    队长说，“上头命令「文明对待」，故连警棍都没有带，怎么好呢？”
    我苦笑道，“你们看怎么好，就怎么办得咧！”
    警察即找木板石块之类去堵大门。我家向无警卫，墙不高，门又不坚，正在此时，丁士源大踏步进来，见我与章宗祥在客厅谈话，便说，“我刚路过东交民巷，学生游行队要进东交民巷，为守兵所阻，即向东而行，人数不少，看来即将到这里来了。”
    他见警察在堵门，他说∶“堵门有何用处？”
    我说，“他们奉的命令，是文明对待，故连警棍都没带。”
    丁士源听了大笑道∶“好个文明对待！”
    正说话间，听得呐喊叫嚣之声，渐渐清晰。丁士源说，“来了你们先躲避，不要吃眼前亏。”
    我即到东面去看我父亲，见我父呆坐在廊下，有一丫环一童仆陪侍着。
    顷刻之间，呐喊之声，越来越近。有顷，见白旗一簇一簇在墙外出现。父亲嘱咐我躲避，但我家房子的建筑是一排平列的西式房，无处可躲。正在这时，忽有一石朝我父亲飞掷过来。幸亏丫环用身子一挡，打中了她的背脊，肿痛了好几天。若打中我的病父，就不堪设想了。我赶紧扶我父亲进屋。
    四、
    我于仓猝间，避入一间小屋（箱子间）。章宗祥由仆人引到地下锅炉房（此房小而黑）。这间夹壁箱子间，一面通我妻子的卧室，一面通我两个女儿的卧室，都有门可通。我在里面，听了“砰”的一声，知道大门已经撞倒了，学生蜂拥而入，只听得一片喊声∶“找曹某打他，他到哪里去了？”
    后又听得砰砰蹦蹦玻璃碎声，知道门窗都打碎了。继又听得瓷器掷地声，知道客厅书房陈饰的花瓶等物件都摔地而破了。
    五、
    后来学生又打到我两个女儿的卧室。两女不在，他们便将铁床的杆柱零件拆下来作武器，走出我女儿房，转到我媳妇房中。
    我媳妇锁了房门，独在房中。学生即用铁杆撞开房门，问我在哪里。
    我媳妇答，“他到总统府吃饭，不知回来没有？”
    他们即将镜框物件等打得稀烂。我媳妇即说，“你们是文明学生，怎么这样野蛮？”
    我在小室，听得逼真，像很镇定。
    学生打开抽屉，像在检查信件，一时没有做声。后又倾箱倒箧，将一点首饰等类，用脚踩踏。
    我估计学生即将破门到夹壁箱子间来。岂知他们一齐乱嚷，都从窗口跳出去了。
    这真是奇迹。
    六、
    学生又到我父母卧室，将一切器皿打毁。对我的双亲，承他们没有惊动。
    学生打开橱门见有燕窝银耳之类，即取出了匣子摔了满地。我父亲跟他们说∶“这是人家送我的，我没舍得用，就送你们好了。何必暴殄天物？”
    学生们不理，还是践踏得粉碎而去。
    后来他们到汽车房，将我的乘用车捣毁，取了几筒汽油，到客厅书房等处浇上汽油，放火燃烧。顷刻之间，火势上升。丁士源即将我的老父母扶到院中角落坐下。
    七、
    章宗祥在锅炉房，听到上面放火，即跑出来，向后门急走，被学生包围攒打。他们见章宗祥穿了晨礼服，认为是我，便把他的西装撕破。有一学生，用铁杆朝他脑袋后打了一下，章宗祥即倒地。
    丁士源向警长说，“现在学生已放火伤人，成了现行犯，还能文明对待吗？”
    警长亦不理。正好日本友人中江丑吉闻讯赶到，见章宗祥倒在地上。他认识章，便推开学生，将章宗祥连抱带拖，出了后门，藏在对面油盐店。自己把门而立，用日本腔的中国话说，“这是我的朋友，你们要打即打我，我不怕！”
    中江虽知自卫之法，亦已被铁杆打伤多处，臂背红肿，经月余才愈。
    吴总监随即赶到，一声「拿人」令下。首要学生听说，早已逃得无影无踪了，只抓了跑不及的学生二十余人，送往警察厅。
    八、
    我仍在小室里。吴总监向我道歉，将我们全家送到六国饭店。消防队亦赶到，东院一排西式房已烧尽了，只剩了门房及西院中国式房一小部分，随即救灭。
    章宗祥亦由总监派车送入同仁医院。我赶到同仁医院，见章宗祥面色苍白，闭目而睡，其状疲惫狼狈。我没有惊动他。医生告我，章宗祥全身共受伤大小五十六处，幸没中要害。后脑震荡，故致晕倒，等静养两三天后再看。
    我又回到六国饭店，嘱电京奉局速开一专车到天津，接章宗祥夫人来京。
    傅增湘总长来慰问，他说，“我听得消息，即到北大劝说，但已预备出发，阻挡不住了。请你原谅。想不到学生竟如此大胆荒唐。”
    总统府秘书长亦来。我因不满于他，对他很不客气。
    他问我火烧情形。我说“我也不知道，你自己去看吧。”
    后警察总监吴炳湘来。我问他逮了几个学生？
    他说，“他们听了我汽车喇叭声，要紧的学生都已逃光了。等我下令拿人，只剩了二十余个跑不及的学生，我看他们不是重要的。”
    我说，“打人放火的都没抓到。这些盲从的学生不必为难他们，请都释放了吧，他答应而去。”
    九、
    后来我又到医院，因不知章宗祥伤势情况，便也住在医院。章宗祥夫人来时，已经在第二天凌晨了。
    我虽住医院，也不敢去看章宗祥，恐他感触，于伤不利。他夫人告我，“若无中江，仲和之命休矣！”
    我听了凄然，很感激中江丑吉的见义勇为。真够朋友的！
    章宗祥醒来后说，有一小记事本，和皮夹钥匙，都放在我家锅炉房里。后都果然在那里找到了。
    等章宗祥伤势渐愈，我才出医院。
    徐世昌把我安置于团城。团城前有玉佛殿，后有住房十余间，又有一斜廊通到一亭，下临北海。我即以住房住家眷。我父母已于翌晨送天津住友家。亭名沁春，我即以作书房起坐室，殿前两旁，各有群房十对间，其时部中秘书，恐我有事，每日必来，即于右侧群房为休息所。左侧群房，公府派一连兵护卫，跟我家仆役厨子等同住一起。
    十、
    我到团城的第二天，段祺瑞就来慰问。此老向来无虚伪的敷衍。他说∶“这次的事，他们本是对着我来的，竟连累了你们。我很不安。”他又问章宗祥伤势如何？并且说“你们不必辞职，看徐世昌如何处置？”说完老段即告辞出去。
    我本已预备辞呈，因段祺瑞嘱咐不必请辞，只好暂搁。
    后来章宗祥出院。徐世昌安置他住进北海北角的静心斋。当时北海尚未开放，静心斋也有亭榭楼阁，古松翠柏，风景宜人。外交部将其重新装修好，以备招待外宾之用。静心斋和团城有船可通，不必经由外面。徐世昌为我和章宗祥的安顿，倒是斟酌周到，煞费苦心。
    十一、
    我住进团城数天之后，徐世昌忽于傍晚驾一扁舟，由北海登团城而上。我适在沁春亭。他直入亭中。当时已夕阳西下，清风徐来。他说“这里很凉快”，又下亭同到前院，经过玉佛殿，说“玉佛还是泰国进贡的a”。见古[木舌]树有数十株，他说“这树俗名白皮松，只有北方有，团城特别多”。且走且说，“我留一小舟，在城下北海，可驾游北海。北海鱼种很多，亦可垂钓消遣。”
    他又问我“带书本来没有？”
    我答“没有。”
    他说，“可送些书来，供你解闷，你有所需，打电话给秘书厅好了。”
    走到北海边，他即乘小舟而去。
    他谈笑如常，对学生事，一字不提，避开现实，真老于世故者也。
    他随即送来一部「东三省政书」，是此老在东三省政绩奏折和很多军机处来往书电，木板大本十二册，诚洋洋大观也。
    后徐世昌总统又派秘书长吴笈孙送我和章宗祥各五万元。一为盖屋，一为养伤。
    我报告段祺瑞。老段说，“还了他，我们不是可以用金钱收买的。”
    我遂将赠款交还吴秘书长，并嘱咐他代我谢谢总统。
    后来徐世昌总统又要为我置买一宅。我也谢绝了。
    十二、
    我住进团城头几天，还见有学生，手执了白旗，三三五五的行走，后来就没有了。
    北大蔡元培校长有简单的谈话登在报上，记得有「民亦劳止，讫可小休」之语，也是劝学生停止的意思。
    我以为学潮已经结束了。岂知不多几天，有朋友来告，“学潮又起来了。这次似有背景，且像有组织，有名人在街头演说，不是学生。这些名人历数你们种种罪恶。其中有一人，你也认识（姑隐其名），竟抬了棺木在旁，大骂你为亲日派，甚至说你不但想出卖山东，连中国都要给你卖掉，说你签了二十一条还不够，将来必将与日本签中日合并条约呢。他说‘你们学生，怕还不知道’。还说‘曹汝霖有权力，可能杀我，我拼一条命，跟他斗到底’，故将棺木预备在此。”
    此人演说地点就在北大附近，顿时学生来听者数百人。学生大声说道，“我们也非跟他拼命不可。”
    于是这个人帮助学生，设立学生联合会，派学生到上海联络，且运动商会，要求罢市。
    上海学校亦同时响应，但商会不很听他们鼓动。上海有青年会会长朱某亦是好出风头的人，趁此机会帮助学生，向商会董事要求，且叫学生向商董磕头跪求，说得痛哭流涕。
    商董们无奈，答应开会商议。报馆亦附和鼓吹，说和会失败，全因我们三人对日外交失败之故。学生联合会又运动商会联名电政府，请求罢斥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人，以谢国人。
    政府接到此电，以为机会正好，即不等我们上呈辞职，竟下辞职照准之令矣。
    十三、
    以我的揣想，徐世昌本来打算借上海南北和会，抑制段祺瑞势力，故南方代表，最初提出陕西战事和参战的借款问题，都是针对段祺瑞的。如果段祺瑞不理，就以破坏和会的责任，罪段祺瑞，公之于世，诉诸舆论。
    段祺瑞明白徐世昌的用意，即命令陕西划界停战，参战案件报送和会。
    南方代表，提议裁撤参战军，同时提到国会问题。到此，反牵涉到徐世昌自己的地位问题。正好发生学潮，攻击我们，徐世昌即利用这个机会剪除段祺瑞羽翼，断其日援之路，本非初意，又不敢直接下令罢免，于是绕了大圈子，达成目的。
    可惜徐世昌百密一疏。他不先设法让我辞职，就直接下达了「辞职照准」之令，反授段祺瑞口实，斥之为“命令造谣”，成为政府笑话。
    十四、
    命令下达之日，段祺瑞就来团城气呼呼的说∶“你们没有辞职，而他徐世昌捏造「辞职照准」之令，命令亦造谎言，天下尚有公论是非吗！？徐世昌为人敦厚，以前举动，亦许不是出之他意，但这次命令，他还能推辞责任吗？这次学潮，本已平息。那班破靴党，以为没有达到目的，又利用街头演说，鼓动起来，扩大到各处，唯恐天下不乱。徐世昌明明知道却不加制止。尤其对你们，为他冒天下之大不韪，借成日债。徐世昌的这种举动，真所谓过河拆桥，以后还有何人肯跟他出力？他对我作难竟累及你们，良心何在？岂有此理！”
    说罢不等我答复，段祺瑞竟悻悻然而去，可见此老心中之忿懑，满腹牢骚。
    十五、
    后来政府下了一道命令，告诫学生，并且说我们几个都是公忠体国，为国家效力的，没有对不起国家之事，尔学生勿轻信谣言等语。
    这是官样文章，为我们洗刷，但与「免职令」又自相矛盾。
    接着钱能训辞总理职，徐世昌任命龚心湛为总理，以示钱能训的引咎。此举有和段祺瑞接近之意。
    徐世昌为北洋元老，素称德高望重，犹不免使用权术，可知政局之复杂阴阳。以我这等平凡且向来无机诈之人，如何能适应这种政治环境？我自愧无能，从此退出政界，未尝再问政治，自号觉庵，窃比古人年至五十，而知四十九之非。那时我已近五十矣。
    十六、
    五四这件事对我一生名誉，关系太大。学生运动，可分前后两段。前段纯系学生不明事实，出于爱国心，虽有暴行，尚可原谅。后段则学生被利用，为人工具。那位演说之人，尽其毒舌之所能，任意造谣毁谤。学生幼稚心理，以为名人演说，一定可靠，牢记在心。甚至我子女上学，亦受同学揶揄，可想中毒之深。
    俗语说，真金不怕火烧，话虽如此，然在此浇漓社会，子且不能信父，何况他人，我若不于此时表明真相，恐怕连我自己的后人，也会误会。故我写此事，不厌其详，但求真实，信不信由人。我总凭自己的记忆，将此事之真实性，尽量报告出来，也可使我良心稍安而已。
    十七、
    徐世昌不满段祺瑞是权力之争。然段祺瑞的权力并非从徐世昌处争夺而来。这是尽人皆知的。然居其位而无其权，总不免觖望。而以我之观察，段祺瑞对徐世昌，总算唯命是从，不失尊敬之意。
    即以此事而论，段祺瑞亦没有直斥徐世昌，足见段祺瑞之厚道。而徐世昌对我们三人，事前如何布置我不知道，事后之安排，亦可认为他确有内疚之心，故我仍事以师礼。至于街头演说之人，与我虽非至交，亦非泛泛。
    其人写作甚佳，唯器量太小。大凡器小之人，必多猜疑。我与章宗祥曾向徐世昌推荐他为秘书。徐世昌说，“我的秘书长，用不着磐磐大才”，即指此也。岂知他反怀疑徐世昌要用他，被我们破坏。
    又有一年，他向我借三千元过年。我也答应了，因急景凋年，一时忘了于年前送去。到了新年送去，他竟大怒拒而不受。
    我莫名其妙，后有他的同乡告我，“借钱过年，总是为穷，新年送穷，我乡最忌”，他以为我故意开玩笑，触他霉头。但我哪里知道？真是为好反成怨了。
    然因此细故，竟成大仇。他明知政务事实，故意颠倒是非，无中生有，以蛊惑青年，毁我名誉，至于此极，使青年信以为真，何乃太毒。
    然人心不古，天道犹存，此君热衷过度。段祺瑞执政时，他又入段系，派为参政，曾托云沛向我疏通。我说“事已过去，请不必介意”。
    后来他投入郭松龄部下。郭败，此君竟死于乱军之中，尸骨无存。自食其果，我亦为之惋惜。
    十八、
    其当时的友人都问我，“你为何不自辩？”
    我以为众怒难犯，众口铄金，辩亦无益。何况我父亲曾有“止谤莫如自修”之家训。若彼此呶呶不休，更增老父之虑，故从无一言辩白。
    岂知处此是非不明之时代，不自辩白，即认为默认；不表白真相，即目为不敢发表。久而久之，积非成是。故虽事成陈迹，不能不发其真实相也。
    后来北大有关此事的人，已将「五四」事件改称为文艺运动，使人将「五四」运动，淡然忘之，不意国民政府编辑教科书又将此事列入，并加以宣染，遂使全国学子，知有「五四」运动之事，即知有我之名。我之谤满天下，实拜国定教科书之赐也。
    我所写的，是凭我亲身经历之事，即捕了无关紧要的学生二十余人，是根据吴总监对我说的。我已请他释放。
    后有说北大学生亦有被捕，经名流保释，则非我所知矣。至于其他方面的事情，我不知者，亦无从写起，非故意从略也。
    十九、
    巴黎和会中国首席代表，外交总长陆征祥回国后，以夫人有病为名，申请出使瑞士，为夫人养病。徐世昌准其所请，派为出使瑞士公使，遂偕夫人出国。
    陆征祥在瑞士购置一别墅，为夫人养病。夫人病故后，陆征祥以夫人遗言，入天主教本笃会隐院修道，苦修十六年成为司铎。
    罗马教皇对陆征祥特别优待，本打算等陆氏成为司铎后，来华传教，这样可以和上流社会来往，广传教义。但又怕陆征祥身体孱弱，不胜繁剧，故先派南文院长来华观察。南文到南京后，已与当局接洽同意。
    南文临行时，陆征祥嘱咐他对徐世昌和我特别致意，故又到天津访问徐世昌。徐世昌为他设茶会，约我全家与会，并摄影，嘱咐南文氏携归，送与陆征祥作为纪念。
    陆氏自进本笃隐院后，与我常通信，告我本笃会情形，并赠我他与培德夫人新婚丽影。院中因他身弱，特设一小教堂，省他多步。他来信告诉我，说把我和许文肃公的照片并列摆在祭台上，每天做弥撒，为我祈祷，并附寄祭台照片，比起在国内时，倍觉亲切。
    陆征祥临终时，嘱咐陪他的司铎说，“我死以后告知在中国四位挚友，即颜惠庆、刘符诚、顾少川和我（据「陆征祥传」）”。我揣摩他的用意，好象于「五四」运动对我弥补他的歉疚之意。（陆征祥因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而成为民族英雄的同时，曹汝霖五四成了民族罪人）。此事距今四十余年，回想起来，陆征祥这样做，于己于人，都有好处。
    虽然于不明不白之中，牺牲了我们三人，却唤起了多数人的爱国心，总算得到代价。又听说与此事有关的青年，因此机缘，出国留学，为国家成就人才。
    在我呢，因此而脱离政界，得以侍奉老亲，还我初服。所惜者，此事变化，以爱国始，而以祸国终。盖学潮起始，由于学子不明事实真相，误听浮言，激于爱国心，以致有越轨行动，情有可原。
    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发表谈话，劝学生适可而止。学潮似已平息。然而反对者以尚未达到目的，又鼓动街头演说，加以背后有组织，有援助，遂扩大范围，游说至上海等处。导致我们三人下台，钱能训内阁引咎，蔡校长亦辞职南下，反对者已如愿以偿矣。
    哪知反对者所利用之工具，反为阴谋野心家渗入利用，遂使此风弥漫全国。以后遇事，动辄以学潮游行为武器，扰扰攘攘，永无停止。直至大陆变色，此风反嘎然而止。推原祸始，未始非「五四」运动肇衅开端者也。

此处说的是林长民，即林徽英之父。

楼上说得没错，的确是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

关于五四运动的幕后指使者或者说是唆使者，历来争议颇多，共产党一直坚持认为赞成十月革命的所谓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跃上历史舞台，成为运动的主导力量，实则未必，这次运动的矛头是指向日本政府的，而日本政府在事件发生后所召开的内阁会议上，恰恰认为，运动虽然是学生自发的，但背后却有政治人物的唆使，林长民正是其中的重要一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