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天没做亏心事,夜里不怕鬼敲门。”这是人所皆知的俗语,因为这本是日常生活中最平常不过的道理。但是,这种“常理”、“常识”只适用于寻常年代,而不适用于非常时期。在那种“非常”的日子里,白天没做亏心事,晚上也怕敲门声,而且这种敲门声有时甚至能置人于死地。
从1956年起,斯大林、斯大林时代的真实情况便被不断揭露。最近解密的大量原苏联秘密档案,使人们有可能对这一“现象”有更深入、更细致的了解和研究。俄罗斯作家拉津斯基1996年出版的《斯大林》(中译本已由新华出版社1997年出版)一书,便是利用这批档案,其中包括斯大林个人档案、十月革命档案、苏共中央党务档案,写出的力作。利用最新解密档案,能使“重大事件”彻底曝光,使许多“细节”更加丰富。引人注目的“重大事件”的确令人惊心动魄,而一些易为人忽略的“细节”,如果细细体味,则更使人毛骨悚然。
在三十年代恐怖无比的“大清洗”中,滥捕无辜的行动大都在深夜进行,人人自危,风声鹤唳,神经高度紧张,生怕夜间有人敲自己家门。许多住在高楼上的人为免遭被捕后的严刑拷打和侮辱,在秘密警察敲门时,便纵身跳下,以死相抗。
一天晚上,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在斯大林别墅的花园中夜宴闲谈时,为天上一个星座的名称小有争论。莫洛托夫说是猎户星座,卡冈诺维奇说是仙后星座。由于二人争执不下,在一旁笑听争论的斯大林认为此事容易,给天文馆打个电话就可搞清,便吩咐秘书给天文馆打个电话。谁知原天文馆长、一位天文学家已与其他几位著名的天文学家一起被“清洗”,而新上任的天文馆长并非天文学家,原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军官,也回答不了这个问题。对斯大林秘书的电话,这位新馆长当然不敢怠慢,急忙派车去找一位尚未被“清洗”的天文学家。这位天文学家自许多同行好友被捕后一直惶惶不可终日,此时见一辆汽车半夜突停在自家门口,门铃又按得很急,以为末日已到,在开门时突发心脏病死在门口。汽车只得急驰去找另一位天文学家,而这位天文学家与新近被“清洗”的那些天文学家亦是好友,也因此而惴惴不安。他家住楼上,在夜里两点半突然被急促的门铃声惊醒,见一辆小汽车停在楼下,也以为自己的大限已到,这位年已60的老人不愿再受凌辱,便纵身从窗口跃向夜空,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几经周折后,这位天文馆长终于在清晨5点钟打听清楚了星座的名称,急忙给斯大林的别墅挂电话:“请转告莫洛托夫同志和卡冈诺维奇同志……”但值班人员回答说:“没人可以转告,他们早就睡觉去了。”
最能反映一个时代和社会特点的,其实并不是这个时代和社会中那些轰轰烈烈的重大事件,不是那些政治领袖、英雄豪杰的升降浮沉,而是无数平民百姓日常生活中的“细节”。因为那些“重大事件”毕竟只与少数人关系密切,而那些许许多多的“细节”,却与社会绝大多数人日复一日的“日子”息息相关。当这些“细节”都常常充满恐怖的时候,这种“日子”便是难过的、最可怕的。的确,在经历过十年浩劫那样严酷的“日子”后,我们才感到“没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寻常人家这种平平淡淡但也平平安安的生活,的确来之不易。
嗯,这个细节确实恐怖。
不过,《古拉格群岛》第一章“逮捕”里,类似的描述也有不少,补充一些在此:
在逮捕机车司机英诺申的时候,房间里停放着一具他刚死去的婴儿的小棺材。司法人员把婴儿从棺材里扔了出来,他们在那儿也进行了搜索。……
并且,令人惊异不置的是,遭难者本人同行动人员总是协调配合,尽可能显得气度雍容,为的是不使别的活着的人们察觉出这个大限已到的人的灭亡。……
你直接从手术台上、在做胃溃疡手术时被抓走(H•M•沃罗比尧夫)……
我国几十年政治逮捕的一个特点,恰恰在于被抓起来的人是清白无辜的,因此也就不准备作任何抵抗的……在逮捕流行病蔓延的时期,人们每次上班,甚至都先向家里人告别,因为不知道晚上还能不能回来——在那个时候,他们都几乎没有人逃跑(只有少数人自杀)。……
逮什么人,不碰什么人,机关往往没有切实的选择依据,而是为了完成控制数字,凑齐数字可能有一定规律,也可能带有完全偶然的性质。一九三七年有一名妇女到新切尔卡斯克的内务人民委员部接待站去,询问如何处理她被捕邻居的没有奶吃的乳儿。那儿的人对她说:“请等一等,我们查一下。”她坐等了两个小时光景——就从接待站被抓走送进了牢房:正急需凑满数字,可是又派不出那么多工作人员到全城去抓,而这一位已经自己送上门来!……
有时,被捕的主要感觉是如释重负,甚至……高兴,但这是发生在大逮捕流行时期:当四周围正在把像你那样的人一个个抓起来的时候,而不知为了什么缘故却老不来抓你,不知为什么老是拖延——须知这种困扰,这种煎熬要比任何逮捕都叫人受罪,而且这不仅对软弱的人是这样。……
神父被这种提心吊胆的生活折磨得筋疲力尽,所以当一九四二年终于被抓起来的时候,他竟高兴地给上帝唱起赞美诗来。……女社会革命党人叶卡捷琳娜•奥利茨卡娅在一九四二年甚至认为自己没有资格进监狱,因为进去的都是俄国最优秀的人物,而她却还没有为俄国做什么事。
…………
作者以大量鲜见的史料记述了斯大林的活动、家庭、个人生活及许多亲密战友、亲属的命运。作者还挖掘了许多历史见证人的回忆录、日记和书信,并采访了至今健在的关键人物。他们的叙述反映了斯大林当政时期的社会气氛、人们的心理状态和许许多多悲惨遭遇。
本书读来引人入胜,作者爱德华·拉津斯基不仅是史学家,而且是剧作家,他的剧作在俄罗斯上演率很高。他花二十五年创作的小说《末代沙皇》,畅销世界。
《密闻》有助于我们认识到,前苏联悲剧不能简单归之于斯大林的暴君和独裁者性格。与其说是斯大林缔造了苏联历史,还不如说是苏共在十月革命前后争夺、巩固政权的斗争中需要这样一位残暴的领袖。书中所述种种「故事」,发人深省。透过这些材料,我们在熟悉斯大林一生的过程中,也更理智更清醒地理解了苏共及苏联的历史。
俄国自彼得大帝起就力图改革,以摆脱落后困境。但彼得大帝的改革,类似中国清末船坚炮利的改革,未能从根本上改变俄国面貌,许多方面甚至加大了同西方的距离。受法国大革命雅各宾主义影响的俄国知识分子和某些贵族,因对政府失望,接受了民粹主义思潮。民粹主义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是主张只要目的崇高,可以不择手段;二是主张以暴力夺取政权;三是主张夺权后利用农奴服从成性的弱点,强迫他们走进新社会。有人甚至主张干脆消灭过于落后、不能走进新社会的农民。
列宁缔造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将这三点全继承下来。唯一不同的是,列宁将民粹主义者个人式恐怖活动改造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组织化集体化的恐怖活动。这是列宁吸取他哥哥教训的结果(列宁的哥哥是个民粹主义恐怖分子。因试图谋杀沙皇事败被处绞刑)。列宁不仅将恐怖活动组织化、扩大化,在继承民粹主义“只要目的崇高,可以不择手段”方面更是达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他不仅不择手段地对付沙皇政府,也用来对付党内斗争。列宁定斯大林为其接班人,主要就因看重他在“不择手段”方面,对“列宁主义" 的心领神会。
列宁没看错。在党内原名“科巴”的斯大林,确实是个“钢铁般的人”(俄语斯大林原意)。任何有碍苏共“崇高目标”实现的人,他都无情消灭,哪怕这人是他的亲骨肉。
俄罗斯由知识分子领导的,旨在推进俄国现代化的政治运动,以民粹主义开始,演变到最后,却是有独立性的知识分子几乎全被消灭。这一过程值得深思。
斯大林对党内的大清洗,长期以来一直被归结为斯大林个人性格的残暴、刚愎自用、猜忌。但读了《密闻》后,使我看到,斯大林的个性只是加重了大清洗残暴的程度,而就极权制度的本质来说,经常性的大清洗,有其内在的必然性。
海耶克在终结极权社会时说:“将社会利益归结为单一化目标,要求全社会为这单一目标作出牺牲,是极权社会的普遍特征。”(《通往奴役之路》)
建设社会主义工业化强国,是十月革命后苏联社会的单一化目标。在一个原来落后的国家,要迅速走上工业化道路,苏联的方法就是无情掠夺工人农民。他们一方面开动宣传机器,煽动共产主义道德狂热,诱骗人民作奉献;另一方面以高压恐怖手段消灭反抗者,强迫所有人顺从这一目标。因此,在全社会,尤其是在党内保持恐怖气氛,是保证全党象机器般运转的必须手段。不时的大清洗,既可以换下“松动的螺丝”,使党内保持恐怖气氛,又可以使顶替者成为拥护苏共的新生力量,为党的新一轮阶段性目标出力。因此,阶段性大清洗是极权体制将全社会利益归结为单一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不择手段的必然结局。
“只要目的正当,可以不择手段”这种机会主义的思想方法并没有随着苏共的垮台消失,在今天依然有市场。有些人,口头上鼓吹民主自由,所作所为却是不择手段,这是值得我们警惕的。(原载《香港书评》98年创刊号,本文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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