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3月在稽山中学讲

非常高兴跟同学们相会在稽山中学，这是我第三次来到绍兴，却是我第一次来到稽山中学的校园里，以前只是在稽山中学的校门口吃过面，吃过年糕，但没有进来过，没想到进来感觉这么好。据我所知，稽山中学是一个具有75年历史的老校，而且它的创始人之一邵力子先生跟我所研究的问题是有一定的关系的，他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做过上海《民国日报》的总编，跟我所研究的新闻史有一定的关联，这样一个人物是你们学校的创始人，我感到很亲切。你们学校的校歌第一句话是叫“千岩竞秀、万壑争流”，是非常漂亮、非常能打动人的校歌。校训叫“卧薪尝胆”，而且出自邵力子的手笔，今天我还看到那块碑了。这样的学校是一个有历史传承的学校，是一个有传统的学校。75年的历史虽然不算长，放在整个中国来说，百年的名校已经有好多，但是有75年的历史也不容易。一所学校能从“九一八”事变以后能够一直延续下来，到今天还是一所生龙活虎的学校，在绍兴也算是名列前茅的一所学校，我觉得特别不容易。你们能有机会在这样一所学校学习应该是非常荣幸的，我感觉比我读过的那些中学都要好。绍兴对于我个人来说，是一个怀有敬意的城市，踏上绍兴这块土地，每次都是来朝圣的，因为这里曾经诞生了许多近代史上的杰出人物，古代史上也有很多，比如卧薪尝胆的越王勾践，所以鲁迅说这是一个报仇雪恨之乡，是一个了不起的地方，这块土地也是天下文脉所系，是整个江南的重心所在，一个绍兴代表了一个中国，从绍兴出发的人物可以覆盖整个中国近代史。我今天讲的题目是“从绍兴出发寻找中国的现代之路”。

看到你们灿烂的面容，我确实特别开心。近20年前，我也曾经是中学的语文老师，但是离开中学将近20年了，跟你们这个年龄的孩子见面的机会非常少，接触的人年龄比较大一点，大学生、研究生更多一点，见到你们这个黄金年龄的孩子，我好像回到了20年前，我自己的青春时代。那个时代我只有20来岁，我在中学的时间非常短，只教了三个学期，没有带完一届学生，但给我的一生留下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所以我非常怀念我在中学教书的一段生活，所以我会在成年以后还编了一本《过去的中学》，实际上我的中学情结一直没有断。包括我现在给一些报纸写专栏，中国科学院有个报纸叫《科学时报》，我每个月给它写一篇评论，都是关注教育问题。这里有一本书叫《偶像的黄昏》收录了很多我在报纸上评论当前教育问题的一些短文。我的心中一直有一个教师梦，即使离开讲台近20年，我也始终没有忘怀这个梦。

现在我们还是回到我的题目绍兴上面来，绍兴历史上的人物，古代的我们不说了，王羲之、陆游这些不说了，我们讲近代，近代的主要人物，在我看来最重要的是秋瑾、鲁迅和蔡元培，这三个人物最有代表性，他们分别代表了三种不同价值层面的追求，三种不同精神侧面的追求，但他们追求的大方向是一致的，他们追求什么方向呢？这个一致的方向就是让中国走向现代之路，从古代走向现代。在他们之前的中国可以说是古代社会，是以农业文明为基础的蒙昧时代，中世纪的时代，从他们之后，开始向现代之路上走。那为什么说他们代表了三个不同的层面或者三种不同的侧面呢？在我看来，秋瑾代表了追求民主共和的理想，是追求一种政治制度，主要是在政治层面上；鲁迅代表的是思想文化的层面，它追求的是立人，人的现代化，改造国民性，让中国人变成现代人；蔡元培代表的是教育层面，他为中国现代的高等教育奠定了基础，开创了中国大学的传统。我们中国的大学以前是没有的，在北大前身京师大学堂之前，我们只有太学。太学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大学，它是古代书院的顶级的一种设置。近代的中国大学就是从北大开始的，在蔡元培手里，北大才成为真正意义的大学，现代意义的大学，在蔡元培之前，也有其他人当过北大的校长，像严复，但他们没有成功地把北京大学办成一所第一流的、国际承认的现代大学。只有到蔡元培的手里，北京大学才真正成为名副其实的第一流的现代大学。可以说蔡元培开创了一个新的学统。这样来说，这三个人分别代表了三种不同的价值追求。所以我觉得他们三个人最有代表性。然后，我想说明一点，这三个人不是孤立的，孤零零的，在秋瑾背后是一个追求着民主共和理想的群体，光是在绍兴，她的同志就有徐锡麟、陶成章，还有一批跟她一样的仁人志士在清朝末年追求民主共和理想。鲁迅，我们知道，别的不说，他还有一个弟弟周作人在现代文学史上也是贡献非常大，他的散文、他的文学批评、他的翻译都是很有贡献的。蔡元培就更是这样，他的背后有一个群体，一个知识分子群体。这些人我们不说远的，我们就说绍兴方圆百里以内，北京大学有三个校长是绍兴人，或者是绍兴方圆百里之内的。除了蔡元培之外，第二个是蒋梦麟先生，他当过17年的北大校长。第三个是马寅初，1949年以后第一任北大校长就是马寅初，他是嵊县人，离这里很近，都是属于绍兴周边的。第四个人是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他是个著名的科学家，气象学家、物候学家，是正宗的绍兴东关人，现在好像行政上划到上虞去了，但都是属于绍兴文化圈的。我们把绍兴周边的地区叫做绍兴文化圈，或者叫越文化圈。所以整体上来说都属于绍兴，即使在地域上跟绍兴相距也不到一百里地，都是这个地块的。如果还要加上一个人的话，还是一个大学校长，曾经当过清华大学校长、中央大学校长的罗家伦先生，他是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之一。罗先生的祖籍是绍兴。如果这样说的话，绍兴这块土地光是为中国奉献出来的第一流名牌大学校长就有五个，这些人在自己的学科上也都有卓越的建树。所以说蔡元培也不是孤立的，他背后光是绍兴就出了那么多大学校长。

鲁迅、秋瑾、蔡元培他们三个人一生所努力的方向，总体上是一致的，都是要把中国从古代带入现代。我举蔡元培为例，他17岁中秀才，23岁中举人，26岁中进士，28岁点翰林，从17岁到28岁，完成了中国科举时代的整个过程，在科举时代他能走的已经走到了顶点。一个人一生中，一个人在学历的追求上，头衔上，至高无上的就是翰林，没有更高的，没有什么好求的了。按他这样的一个人，像我们传统的古诗里面讲的，叫“一日看尽长安花”，就是人生最得意的那种，都已经达到了，这个境界，功名富贵都已成为囊中之物。但是他生的年头，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是中国开始变化的时代，是在甲午战争前后的那个时代，他面临着的中国是一个千疮百孔、忧患丛生、外国列强虎视眈眈、民族危机紧迫的年头。他不可能安心地在翰林院这个位置上呆下去，他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没有被革职，没有被牵连，但他放弃了得来不容易的、天下那么多读书人都追求的至高的职位，毅然地告别了朝廷，南下回到绍兴，开始走上了民间办学之路，做一个教育家。从绍兴再到了上海，一路过来办了很多的学校，包括女学，那是中国最早的女学之一。所以后来他当了北京大学校长，他就废除了女生不能入北大的禁令，开创了男女同校的先例。男女生可以在一个学校读书，这在中国以往是不可以想象的。现在当然很平常了。蔡元培不光是走了教育家的路，而且他选择了革命家的路，在办学的同时，他以翰林的尊贵身份开始学习造土制炸弹，目的就是要推倒当时的满洲族的统治，推倒那个腐朽的政权。他一边办学，一边造炸弹，也就是一手办学一手革命，到了辛亥革命，他这条革命道路居然走通了，大清王朝居然给推倒了，绵延了267年的清王朝被颠覆了，在中国绵延了2000年的帝王制度居然被送进了历史的博物馆。

蔡元培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成为中华民国的第一任教育总长，在孙中山辞职之后也跟着政府北迁，继续当袁世凯时代的教育总长。他一共当了将近半年的教育部长，时间不长，但是，我们今天的所有的中小学、大学的体制，实际上都是在蔡元培当教育总长的时代奠定基础的。他把外国的学制引入了中国，当时的教育次长是一个教育家叫范源濂，是梁启超的学生，他们俩有一个争论，范源濂说我们要先把小学办好，为什么呢？小学没有办好，怎么能把中学办好，中学没办好，大学不可能办好，所以应该先把小学办好。蔡元培说不对，应该先办好大学，没有办好大学，中学没有师资，如果中学没有办好，小学没有师资，所以小学也办不好。这是一个著名的争论，这个争论是个循环论，是个“鸡生蛋、蛋生鸡”的循环论，实际上不但小学要办好，大学也要办好，所有不同阶段的学校都要办好。两个人强调的合在一起就完整了。这只是代表了两个教育家不同的侧重面，范源濂更侧重中小学教育、基础教育，蔡元培更注重高等教育，所以他最适合当大学校长。过了几年，他真的就当了大学校长。相隔四年半以后，他有了一个机会，北洋政府要请他去做北京大学校长，所以他就去了，他在北京大学，从1916年冬天到1927年，前后有10年时间，但实际上在北京大学办事，名副其实当北京大学校长的时间一共不足五年，大部分时间他都不在校，在欧洲，或者其他地方，他曾到国外法国、德国去学习哲学、伦理学。在这10年中，不管他在不在校，其实都是按照他所确立的那一套办学方针在做，因为他不在时另外一个绍兴人蒋梦麟代理校长，蒋是北大的总务长，蔡元培不在的时候，他代理校长，蔡元培的方针在蒋手里得到了切实的执行。蔡元培的方针是什么呢？他的办学理念很简单，大家都知道，只要读过中学历史，里头有八个字，就是“兼容并包，思想自由”。思想自由就包括了学术自由、学习自由、教学自由，“兼容并包”就是讲不同的思想、不同的学派、不同的主义都可以在学校里进行公开的传播、公开的教学、公开的研究。所以他请人很特殊，他在北京大学既可以请赞同君主复辟的那些人，比如说大学问家刘师培是主张君主复辟的，比如说清朝垮台了脑后面还拖一根小辫子的辜鸿铭，很多人都有意见，就是说蔡先生你怎么可以请这些人来北大做教授呢？蔡元培是怎么反驳的呢？蔡元培说，同学们我不是叫你们学辜鸿铭的小辫子，而是让你们学他的英文，学英国诗歌。因为辜鸿铭的英文好得不得了，他能把中国最难的四书五经都用英文翻译到西方去，德国曾经把辜鸿铭翻译的四书五经当作大学生的参考书来使用。他的翻译的水平非常高，他自己不光是通英文，而且通七八国的文字，什么拉丁文、希腊文、法文、德文都通，在北京大学碰到其他的外教，如果是德国籍的教授，他就跟他说德文，碰到法国籍的，就跟他讲法文，他什么都会讲，在语言方面很有天分。他是个华侨，但是他又向往传统文化，自学中国的传统文化，他的国学根基很深，最后变成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专门捍卫中国的传统文化。他学成归来，回到中国来了，没有回到他的出生地去，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一生致力于捍卫中国传统文化的学者，所以他是一代文化怪杰，很有意思的一个人。这样的人，蔡元培可以容得下他。刘师培是一个国学大师，在国学上很有造诣，但是这个人人品不好，是个辛亥革命的叛徒，出卖过革命党人，而且他后来又成为臭名昭著的“筹安六君子”之一，捧袁世凯当皇帝。但是这个人他的学问的确好啊，学问好的话，蔡元培也可以接纳他。这是旧派的人，新派方面呢，他可以请谁来，他当然可以请胡适，胡适26岁，从美国回来，博士学位还没拿到，一回国，就被聘为正教授，每个月300大洋，那是当时顶级的工资。陈独秀没有学位，连学历都没有，陈独秀曾经几次到日本留学，但是都没有读完，都没有拿到毕业证书，但是蔡元培可以请陈独秀来当文科学长，北大的文科学长就相当于文学院院长或人文学院院长，整个文科都是他管。那个时候的体制，我们知道，一个校长并没有很多个副校长，下面就是两个院长，一个文科学长、一个理科学长，后来有工科学长。陈独秀连文凭都没有蔡先生就可以这样请他，为什么？因为陈独秀当时办一本杂志《新青年》，影响很大，文章很好，蔡先生发现陈独秀是一个有魄力，有创新意识的人，就敢用他。有魄力、有创新能力，有创造力的人他就敢用。这还不算什么，毕竟按年龄陈独秀已经37岁了。蔡先生还请了一个什么学历都没有，连外国都没有去过（陈独秀还去过日本呢）。就是说没有出过国，也没有任何学历的一个年轻人，24岁的梁漱溟。梁漱溟那个时候只写过一篇文章登在《东方》杂志上，蔡先生看到了觉得不错，就请他来做讲师，请他来讲印度哲学，印度哲学很深，梁漱溟诚惶诚恐，不敢去。蔡元培劝他说，你一定要去，为什么要去呢？你不去不行啊，印度哲学你不懂没关系，你可以跟学生一起学，边学边教。没想到这一去，梁漱溟倒成了中国的文化大师了。不光印度哲学，而且还搞了东西方文化的比较来，他的学问融会贯通了，成了大名鼎鼎的文化名流，跟那些在西方得过博士学位的人可以平起平坐，而且比他们还要有名。我们现在知道，梁漱溟号称中国最后一个儒家，最后一个大儒，是一个具有傲然独立人格是大知识分子。从用人上面，我们可以看出蔡元培办北大的方针，真正做到了“兼容并包”四个字。“兼容并包”也可以说是，什么人都可以用，只要你有真学问，不管你有没有学历、学位，什么都可以抛开。

另外他在推行学校的管理上也有两条非常了不起的东西，具有开创性的，一条叫“教授治校”，他让教授治理北京大学，教授自己选举出来一个教授会，重大的事情都让教授会拿意见，校长只是最后拍板而已。对学生怎么样呢？对学生推行“学生自治”，学生自己管理自己。学生自治到什么程度呢？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国库并不富裕，那个时候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财政有限，北大经费捉襟见肘，但他居然可以从中拿出两千快交给几个学生，一个就是前面我们说到的，后来做了清华大学校长的罗家伦，另外一个学生叫傅斯年，山东人，交给这些学生去办一份叫《新潮》的杂志。《新潮》杂志是一份学生刊物，仅次于《新青年》，是五四时期非常重要的一份刊物，这份刊物的经费就是蔡元培拨给学生的。他有这样的气度，他可以遵循这样的办学理想，所以你想这个北大能不办好吗？肯定能办好啊！

有了蔡元培办出了这样的北大，中国就开始有了一些新的起点，这个新的起点在以往中国两千年的社会中都没有出现过。我们知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它的文明也好，文化也好，它一定有一个原创性的时代，或者叫轴心时代。西方文化来自什么？西方文化的轴心时代是希腊时代，它的文化在各个层面，哲学的、文学的、艺术的、其他各个学科的，它的奠基时期都是希腊，希腊产生了西方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比如说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这些人物，都是这个时期产生的，他们奠定了整个西方文明的基础，或者整个西方文化史的起点。那么中国的起点在哪里呢？我们知道中国的起点在春秋战国时代，那是中国的文化轴心时代，或者叫诸子百家时代，简称“诸子”时代。就是诸子百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诸子百家包括以孔子、孟子、荀子代表的儒家学说，庄子、老子代表的道家学说，韩非子的法家，还有其他的林林总总的这个“子”、那个“子”，包括一些逻辑学的东西、诡辩术、兵法，写《孙子兵法》的孙子，这些“子”都是在我们的文化轴心时代产生的。那么在这个轴心时代结束之后，我们知道轴心时代又可以给它一个名称叫先秦时代。为什么叫“先秦”呢？秦以前啊，就叫先秦时代。到了秦始皇一统山河以后，中国的文化就再也没有创造能力了，就像被阉割的太监一样，从此再也没有创造能力了，一个民族的文化创造力一下子被阉掉了。秦始皇“焚书坑儒”，搞文字狱，从此之后，我们两千年的中国文化史实际上都在做一件相同的事，就是回过头去阐释诸子时代不同的“子”的经典，去注解他们就行了。所以我们知道整个中国古代文化史只有到了宋代才产生了一个比较大的人物叫朱熹。但朱熹做了什么事呢？它就是把四书五经解释了一遍，说他的注解注得好，所以他自成一家。朱熹之后，又是在绍兴文化圈出了一个杰出的人物——王阳明，他提出了一些新的东西，比如“知行合一”等等，但实际上还是停留在儒家文化的范畴里，还是在解释前人，没有多少新的创造，没有提供新的元素，没有新东西。

从诸子之后的中国文化，实际上都是古代文化。因为他们都是在解释春秋战国时代的原典，包括现在我们最火爆的《于丹〈论语〉心得》、《于丹〈庄子〉心得》，让于丹暴得大名，赚得盆满钵满，让于丹成了中国得超级文化明星，学术超女，成了中国 “最了不起”的人物，于丹吃的是什么饭？于丹吃的是诸子的饭，吃的是《论语》的饭。当然她并不懂多少《论语》，但她救凭“论语”二字就把中国人就给吃定了，有很多人如痴如醉啊。上个星期杭州《青年时报》请我去做嘉宾主持，他们搞了一个“阳光读书会”活动，谈于丹现象，其中有一个81岁的老人，居然一上来就说她是一个“于迷”，然后打开一本书，就是《于丹论语心得》，说“于丹亲笔为我签名了”。然后再拿出一个东西，是一个剪报本，她说报纸上所有于丹的报道我都剪帖成一本了。你看她81岁了，还这么追，中国这个现象也很独特。我举这个例子的意思不是在讲于丹，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还没有走出诸子的阴影，还没有走出我们的文化轴心时代的影子。

到蔡元培、鲁迅这些人，他们已经摆脱了诸子的影子。你要说精通四书五经，还比得过蔡元培吗？他从秀才到进士，是一路考上来的，考的都是四书五经，考的全是真功夫，他们那时候起题目是很难的，那是一个八股文的时代，他是在旧学中严格训练出来的。据说他在绍兴老家读书，夏天很热，蚊子很多，那怎么办？他就把脚放在坛子里头，是这样苦读出身的。你说他不懂四书五经吗？他最有资格谈四书五经了，他最有资格说《论语》了，他的儒家经典水平比于丹好多了。鲁迅从三味书屋起步，背了那么多的“之乎者也”、佶屈聱牙的东西，从典籍一路背过来，鲁迅对中国古典文化最内行、最精通了，他的文字里面有很多古文转化过来的句子。但是鲁迅也好，蔡元培也好，他们这些人在九十年前的中国通通都放弃了儒家文化的那一套，诸子百家的那一套，我们文化轴心时代覆盖了中华两千年的那些东西，他们全放弃了。为什么放弃？不是因为他们不懂，而是因为他们太懂。他们知道这些东西救不了中国，提升不了我们民族的品质，不可能让我们中国人走出死胡同，不可能让我们中国人过上幸福的生活，所以他们毅然决然地放弃了自己最熟悉的东西，去追求自己陌生的东西。鲁迅曾经留学日本，蔡元培曾经留学德国和法国，他们要通过异域的文明，来更新我们本民族的文明。用鲁迅的话说就是“拿来主义”，拿来一些新东西来重造中国的新文明。这个文明就是现代文明，也就是要跟西方的社会，要跟整个人类主流文明接轨，开始往现代之路上面走。

秋瑾也一样，她出身于一个读书人家，我们看过她绍兴的故居，这个家也是像样的，至少也是中上人家的家庭，在清代的时候，她的父亲也是做过官的，应该是官宦人家出身，她对中国典籍也是懂的，对传统文化也是懂的。她的诗写得很好，而且书法也不错。诗、书、画都懂的，又是豪气冲天的一个女性。这样的一个人，她为什么会去走一条新的路，而不是走传统女性相夫教子的路？按理说，她完全可以去走相夫教子的路，做一个贤妻良母，或者做花木兰式的古代英雄。但是秋瑾踏上的是一条现代女性的道路，一条通往现代的路，她要做一个现代人，她要追求的是共和理想，要把中国从一个皇帝一家统治的、垂拱而治的这么一个国家变成一个民国，民国的意思就是共和国，人民真正有选择权和监督权。秋瑾走的路是很直接的，她跟蔡元培、鲁迅不一样。如果说蔡元培走的是教育报国之路，鲁迅走的是文艺报国之路，那么秋瑾就是直截了当的政治报国、革命救国。今年是秋瑾被杀害一百周年，所以我这次来还希望到古轩亭口去拜祭秋瑾，我已经写了一篇《鉴湖女侠秋瑾百年祭》的文章纪念她。秋瑾确实是一个前无、后也无的人物，因为作为一个女性，她走上的这条路，前面肯定是没有榜样的，后面也没有人像她这样决绝地去追求。如果说有，现在我们知道的也只有一个林昭，已经被杀了，1968年在上海被枪毙了，在上海提篮桥监狱。一个大家不太熟悉的思想者。当年，秋瑾能够抛弃传统的束缚、家庭的包围，毅然地走上一条跟整个社会决裂的道路，去追求自己的理想。这也表明，一百年前的中国社会其实是我们今天的人难以想象的。我们今天的人无法想象一个女性可以做到这一步，而一百年前的中国，有一个女子，曾经在绍兴做出过这样的选择。她被杀害的那一年正当年华，只有32岁，那是一个多么好的年龄。她留下的几张照片，一张是男装的，一张是女装的，男装、拿刀的那张，飒爽英姿。女装的那张，温柔美丽。一百年前，有多少人曾经为秋瑾之死而伤心欲绝。我们大家都可能都读过一篇小说，鲁迅的《药》，这个《药》是鲁迅的小说，但是它有原形，夏瑜就是秋瑾，这个名字不是鲁迅创造的。因为我看到过一个史料，秋瑾死后不久，上海报纸上就有人写过一篇小说，这篇小说里面就有个人物叫夏瑜，用来影射秋瑾。所以鲁迅小说中的名字是有版本来源的，但是小说是他原创的。鲁迅这个小说主要是什么内容呢？它就是说秋瑾所生的那个年代，她的选择，她的行动不为她的家乡人理解，所以家乡还有人愚昧到吃人血馒头。旁观者都是些看客，很冷漠。她的牺牲实际上没有得到应有的回应。鲁迅提供的这个侧面也是对的，我不能说他是错的，但是我查阅过1907年，也就是一百年前的上海的报纸，因为那个时代上海是中国的文化中心、新闻中心，什么中心都在上海，因为上海还有租界，包括还有杭州的一些报纸，发现事实并不光是像鲁迅写的那样，还有另外的一面。当秋瑾被杀的消息传开以后，包括外国人办的报纸、中国人办的报纸、杂志、出版社，那些写戏曲的人，写小说的人都抗争过，都发出了公开的声音，有人写了文章，评论、报道这一惨剧，有人写了小说，有人编了剧本，当时整个中国，从1907年到1908年的一年当中就出了很多的文学作品，还有很多的报道在上海的报纸上都发表了，整个的社会其实是一片抗议声，并不是那么的冷漠。整个的社会其实已经在觉醒，这是另外一面，是鲁迅《药》里面没有反映出来的一面。社会总有多个侧面，我们只看到了一面，没看到另一面，掌握的信息还是不对称、不完整的。所以我觉得秋瑾虽然死了，我们为他的死感到悲伤，感到痛苦，都没有问题，但是她的死也并不是没有价值的，因为它催生了四年以后的辛亥革命，把皇帝给推倒了，催生了新的民国。尽管后来民国又不争气，又复辟，又出现很多问题，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至少在那个时代实现了一次改天换地，把中国从皇帝的统治下面一下子解放了出来。这是一个前无古人的大事。我们知道从秦始皇到努尔哈赤建立大清王朝，这期间经历了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至少十几次朝代更迭。但是我们知道这十几次改朝换代都是换汤不换药的，姓刘的倒掉了，姓曹、姓司马的人来干，姓杨的人不行了，姓李、姓赵的来干，姓朱的来干，姓朱的不行了，爱新觉罗来干，反正都是一家一姓的王朝统治中国。但是秋瑾之后的中国就开始变化、开始不同了。不管我们的社会还存在怎样的不足和缺陷，有一点改变不了了，再也没有人可以称王称帝了，谁来干都不行。袁世凯掌握了中国最强大的武力——北洋军，手里掌握了当时中国全部的财权、军权、政权，可以说天下都在他的口袋里，但是它要做皇帝，那就不行。只要蔡锷在云南边陲登高一呼，他的天下就土崩瓦解，83天皇帝梦就做完了，自己也一命呜呼了。另外一个人就是辫子军的统率张勋，他要拥溥仪出来复辟，仅仅12天，从那以后，再也没有人敢在中国人民头上拉屎拉尿了，说我要来做皇帝了，你们得跪下来，不可能了。也许他用可以一种变形的方式，就是说以别的现代变种的形式，但是他不可能称帝了。这一条路被堵死了。这就是最大的贡献，皇冠落地了。这是秋瑾这一代人付出包括生命在内的代价换来的一个果实。尽管这一条路很还没有走完，我们现在还没有走完，但是它是有结果的，还是有用的，她的死不是毫无价值的。

我们再来看鲁迅。鲁迅，我为什么说他代表了走向现代中国的一个价值体系之一呢？我认为在鲁迅的身上至少有两点体现了跟以往的写作者、作家、文学家完全不同的东西。第一是鲁迅的生存方式，跟以往的中国作家都不一样了。为什么这样说？比如说，我们知道蒲松龄中举中不上，一直都是个秀才，没有成为范进，是个永远的孔乙己，所以蒲松龄一辈子穷困潦倒。另外一个人曹雪芹，写下了名垂青史的《红楼梦》，全世界人都要看，据说中国研究红学，靠《红楼梦》吃饭的人至少有两万人，当然今天靠鲁迅吃饭的据说也有一万人。这个队伍够庞大的。中国反正人多，别的没有，人力资源丰富，13亿多人，可能还不止。《红楼梦》这么一部经典著作，可以说震古烁今，把全中国人民都镇住，把世界都镇住的一部经典作者，他生前可是连饭也没得吃，经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饿着肚子写红楼。我们知道绍兴也有这么一个人，以穷困潦倒终其一生的、富有才华的徐渭（徐文长）。这个人可以说诗、书、画、文、印五绝，当时在他生存的那个年代，他是最有才华的那种人，但是因为中举这条路走不通，考试不行，你这个人再有本事，考试不行就一切归零。就像我们现在大学考不上，人家就觉得你毫无价值。因为韩寒和丁俊晖毕竟是特例，你学不了的。那些体育明星拿了冠军之后，不都还要到大学去混文凭吗，巩俐还要去读北大呢，对不对？所以最后还要拿那个来给自己锦上添花。徐文长再有才华，没有功名，没有在科举这条路上走通，所以最后他在绍兴生活得很潦倒，曾经去给一些官员做过幕僚啊什么的，都不得志，郁郁而终，最后死得比较凄凉。归根结底一句话，也就是说中国的传统文人，古代的文人，一直倒曹雪芹和《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为止，甚至到写《儒林外史》的吴敬梓等人，他们都属于古代社会，他们还没有看到近代的曙光，也没有看到现代的路径。所以他们这些人最终都是过得很不好，生活上特别潦倒。如果说鲁迅有什么变化的话，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了现代的变化。鲁迅过得是很不错的。鲁迅的最后几年是在上海的亭子间里度过的，1927年到1936年，一共九年，这个九年当中，他没有工作，他是个无业者，或者说自由职业者。按照现在的新说辞，叫做自由从业的知识分子。这个是新名词，以前没有的，鲁迅那个时候还没有。鲁迅这样一个无业者，那时候在上海九年，居然每个月的收入有相当于现在的两万元，日常生活过得很不错，他可以去看戏、看电影啊、洗澡，租房子也租得还可以，有楼上楼下，还有保姆。而且他儿子周海婴幼时经常生病，要看日本医生，他自己有病也是看日本医生，要花很多钱。如果他像曹雪芹那样，这一切是不可能的。就是因为他通过独立的写作获取了生存立足资本，找到了生存资源，有了安身立命的本钱。他每个月在报纸上发表的专栏文章也好，结集出版的书也好，稿费、版税、翻译的钱，还有编杂志的钱，这些钱足以养活他自己和他的全家。所以鲁迅的生存方式在古代社会是不能想象的，是蒲松龄他们没有想过的，是徐文长他们那个时候所不可能想象的。假如徐文长生活在今天，他的画拿去画廊里卖卖，那是没问题的。那是社会生活方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种新变化完全可以在鲁迅身上看到，他的生存方式不依赖于科举体制，不依赖当时的权力体制，完全依赖他自己个人的努力就可以生存了。

第二，鲁迅身上体现出现代因素的还有他写作的方式，他的写作从形式到内容、乃至整个话语方式都已出现新的变化。他跟以往的传统写作者不一样，最简单地说，他已经不用文言文写作，而用白话文写作。我们知道中国近代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不是《狂人日记》，而是另外一个作者陈衡哲发表在美国留学生刊物上的一篇短篇小说，但是因为发表在美国，中国人很少看到，所以我们一般都认为鲁迅1918年发表的《狂人日记》是第一篇白话小说。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狂人日记》确实是第一篇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影响的白话小说。可以说鲁迅是一炮打响。他第一次使用“鲁迅”这个笔名也是在这篇小说，而且这篇小说是不挣稿费的，完全免费写的。因为《新青年》杂志是同人刊物，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凑钱办的，是不给稿费的。鲁迅这篇小说发表之后，实际上是为中国现代文学开辟了一条新的路线，这条路就是白话文写作的路。这条路在鲁迅之前有人走过，但是没有发扬光大，没有产生轰动效应，没有影响，没有铺开。但在鲁迅之后就有很多人沿着这条路往前了，所以就产生了第一代的白话文作家。在散文领域，我们知道朱自清这些人，在诗歌上有郭沫若这些人，后面是徐志摩这些人，在小说上就是鲁迅、郁达夫这些人，都产生出来了。这些人所提供的作品，就是新文学的实绩，硬邦邦地放在中国读者的面前。鲁迅他们的写作再也不是蒲松龄的那种写作方式了，不是《儒林外史》之前的那种写作方式了。他的写作方式完全是现代的，与世界接轨的，包括鲁迅，用西方的写作方式，比如说《狂人日记》吸收了屠格涅夫的一些东西，受到了俄罗斯文学的影响，受到了日本文学的影响。像郁达夫的文字整个受到德国、日本文学的影响，他们身上有很多来自西方的文学因子。这些新的因素的产生，新的文学的出现就把我们带入了一个现代生活方式，带入一个现代社会。

事实上，鲁迅他们就是往现代的路上大大地跨了一步，给我们中国大大地往前跨了一步。鲁迅的一生，他不是一个革命者，后面说他是个伟大的革命家，这个帽子是死后人家封的。他的一生实际上准确地说是个文学家，他是以文学为安身立命之本的。作为文学家，鲁迅所开创的新文学这个高峰到现在为止，从1918年到现在，89年了，还没有人超越。至少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作家可以说，我比鲁迅强。没有人敢说鲁迅过时了。至少目前还没有人把这个话公开地喊出来，能够得到广泛的认同。换言之，到今天为止，鲁迅还是一个不可跨越的高峰。将来能不能跨越，我不知道，那肯定是要被跨越的，但是他的历史地位是永恒的。所以绍兴有一个鲁迅可以吃千秋万代。我不知道现在绍兴财政收入跟鲁迅相关的占百分之几，但是绍兴人吃鲁迅的饭肯定还可以继续吃下去，肯定吃得很好，孔乙己、咸亨酒店、祥林嫂，中国人都很熟悉，这些商标里面都有含金量啊。另一方面，说鲁迅是个思想家也基本上没有问题。我认为鲁迅放在二十世纪的中国，至少在思想层面，在思想史上，他是两座高峰之一，可以用“两座高峰，二水分流”八个字，怎么说呢？两座高峰，一座叫鲁迅，另一座叫胡适。二水分流是指鲁迅和胡适是分流的两条水，他们走的不是同样道路。胡适有留学美国的背景，亲眼目睹过西方文明，鲁迅只到过日本，他不懂英文，懂一点德文，主要是懂日文，晚年学了点俄文。鲁迅翻译过很多作品，有很多都是通过日文转译的，他的英文不通，当时很多知识分子，留学欧美回来的人看不起鲁迅的翻译，认为他的翻译是硬译，是硬邦邦的翻译，其实是不通的，因为他本身不懂英文的，这个从某种意义上也限制了鲁迅。我们看鲁迅的学历，他的学历也很成问题。鲁迅在离开绍兴三味书屋以后，到南京读的两所学校，一所叫水师学堂，一所叫矿路学堂。然后到日本留学，读完了日语补习班之后，他读的是仙台医学专科学校，就是说，他是从工科到医科。鲁迅的学历背景也好，自学背景也好，他缺乏的东西是很多的，他对西方的文化其实是不熟悉的。他最精通的是中国古代文化，他读得最多的东西，据他弟弟周作人讲是野史笔记，他最喜欢看闲书，所以他能发现张献忠这个在明末跟李自成平起平坐的农民领袖是一个杀人狂。那就是在野史上发现的，李自成在西安称了帝，大顺皇帝。张献忠在四川恼火了，我把你的老百姓杀光，没有老百姓，看你怎么做皇帝，让你一个人在空地上出丑。所以他先杀读书人，再杀普通老百姓，再从自己部队里杀，四川籍的先杀，杀完了以后，大家都怕起来了，大家乱杀，最后他也土崩瓦解了。鲁迅老早就发现的一个秘密，这也是中国人不光彩的历史当中的一面。鲁迅非常熟悉。但他对西方文明，对欧美文明，是非常陌生的。鲁迅因为要走文艺报国的路，所以他医学专科学校也没有读完，在日本就已离开学校，自学了，租个房子在那里看书、编杂志、翻译小说。我们浙江有个银行家，浙江兴业银行的创始人叫蒋抑卮先生，也是个绍兴人，他俩是同乡，又是一起在日本留过学，蒋家很有钱，就是他赞助鲁迅三百大洋让他去干这些事儿。结果书都印出来了，但没有人要。鲁迅没名气，谁买他的书啊？鲁迅跟他弟弟辛辛苦苦翻译了两本小说，叫《域外小说集》，据说这个书的原本留下来，现在每一本要两万块，但是当时的人哪有这么好的眼光给子孙留下这个书。这个书第一本只印了一千，第二本只印了五百，因为卖不出去，所以第二本比第一本印得少，印出来以后每一本都只卖掉20来本，所以鲁迅非常失望。我们记得《呐喊》自序里那一句话吗？——我知道我不是一个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他怎么知道的，就是那样知道的。他办杂志办不成，印的书没人要，他知道自己不是英雄，因为没有人响应他。鲁迅后来转向走文学的路完全偶然，纯属偶然。因为他遭遇挫折后实际上已抛弃了文学这条路，他留学回来，就到现在的杭州高级中学，那个时候叫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去教生理课和植物课去了。后来又到绍兴来做过老师，绍兴中学府学堂，等到蔡元培先生做了教育总长把他给弄到南京，再到北京去做教育部的科员，后来做了小科长，他在北京做教育部的小科长，一直到1926年，做了十四年的公务员。在北大和其他大学兼课、写小说都是业余的。他在北京工作的早期，住在绍兴会馆，业余时间就是抄古碑、校古籍，他对文学确实已经失望、绝望了，根本没想到以后吃文学饭。但是情况在1918那一年，也就是九十年前发生了改变，他有一个叫钱玄同的老朋友促成他给《新青年》写文章，居然写成了，发表了，还一炮走红，最后文学变成了他的立足之本。现在看起来，这几乎是一个偶然事件。

回到现实当中来，我们现在的社会跟鲁迅的时代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我们知道，严格意义上的现代社会，至少要具有一些指标，人应该是现代人，制度应该是现代制度，这两条最根本的东西要具备。至于道路交通、通讯设施这些都没有问题，硬件的东西是很简单的，其实一个社会是不是现代社会，不取决于使用的东西是不是现代化。比如说中东有些国家、非洲有些国家，那些酋长、君主、总统，他们吃的东西都是从美国空运来的，他们用的东西都是现代化的、高级的、最新生产出来的，但是他们的那一套制度模式是中世纪的，甚至是原始社会的。比如说中东有些国家妇女出门还要蒙头巾的，那就是典型的古代的东西，它根本没有进入现代社会。我们讲中国也一样，要衡量我们是不是跨入了一个名副其实的现代社会，一个鲁迅、蔡元培、秋瑾他们所曾经追求的理想社会，至少有两大标准。这两个标准都是软件，而不是硬件。第一，就是我们的国民在多大程度上、多大的数量上已经成为现代人。第二，我们的制度是不是已经成为文明社会所完全可以信赖的一个现代制度。这两条要件如果还有缺陷、不足的话，应该说我们的社会还没有成为一个真正的现代社会，还是一个至少有缺陷，还需要继续努力的社会。

你们很快都要成为大学生了，就是高一的同学，也不过是两年后的事。我前段时间看到报纸上的报道说，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咨询中心在2006年，也就是去年，对新生进行了一个调查，这个调查是随机的、抽样的，调查了大概八百个人不到一点，好像是794人，数据不一定准确。调查是无记名的，可信性很强，抽样的方式是科学的，使用的方法是现代的，具体做这件事的人是学心理学专业的。调查的结果是触目惊心的。什么结果呢？它发现绝大多数的大学新生居然把“考上大学”当成了人生的终点，终极目标，就是说一生的所求就是“考上大学”四个字而已。这个是很可怕的。我为什么要讲这个事呢？因为我突然想起，鲁迅没有什么学历，它在仙台没有把医科的学位拿出来就离开了，走另一条路了。蔡元培是达到了顶尖，进士考出来了，点了翰林了，他放弃了，他还要去留学，去寻求新的学问，成为一个学贯中西的人。这些知识分子，我们现在知道他们肯定是巨人、文化上的伟人，但是他们能够毅然地选择这些道路，就表明他们内心是有支撑的，是有底气的。所以我就联想起来我们现在要做一个现代人至少要具备哪些东西。当然要具备的东西很多，比如你要从硬件方面说，你要懂英语啊，你要会开汽车啊，甚至会开直升机啊，你要会完玩电脑游戏啊，要不然你就落伍啦，要学会崇拜周杰伦啊，是不是？你不崇拜周杰伦，人家就说跟你有代沟，我儿子小学的时候说我跟他有代沟，现在初中了，昨天有人采访他，他的一个回答得让我惊讶，以前他一直崇拜周杰伦，包括他博客上的北京音乐都是周杰伦的歌，结果人家问他现在崇拜什么明星、歌星，他说我不崇拜歌星，我只是喜欢他们的歌。他做出了这么一个回答，让我大跌眼镜，他一直说自己有偶像的，就是周杰伦，现在居然不崇拜了，可能稍微成熟了一点，看了一点点书。我觉得特别欣慰，因为毕竟走出了明星崇拜。我觉得成为一个现代人要具备很多的条件，这些条件也许都是重要的，我不认为它们不重要，因为我不生在这个年代，因为我是六十年代后期出生的人，我的整个青少年时代这些东西都没有，中国大地一片空白，我只能看连环画，什么都没有，那时候电视也没有。我不认为现在的孩子追求的东西都是不可取的，因为我不理解，不理解就没有发言权。但是我知道什么东西不该有。所以我想提三个参考性的意见，要成为一个现代人，确立现代价值，至少要破除三大迷信。

第一，要破除权威崇拜。作为一个现代人要不崇拜任何的帝王将相，不崇拜任何的伟人、名人、巨人，不拜倒在任何人的脚下，自我是最高的价值，每一个个体生命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王国，每一个人的尊严都是不可亵渎的，每一个人的追求都是有价值的。哪怕就是追求吃饱三顿饭也是有价值的。我经常跟朋友讲，跟接近的人讲，我的人生理想特别简单，就是吃饱三顿饭以后，走走路、散散步、爬爬山，然后做一个真正的现代公民，能够为当下这个社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小事，这就是我的最高理想。但是要在中国社会要做到这一步也是非常非常的困难，实际上我们还没有公民社会，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公民，像一个真正的公民那样说话、做事是很难很难的。几乎是障碍重重，这个理想是很难实现的。

我说的破除权威崇拜就是找回自己。几千年来，我们中国人就是没有自己，只有孔子，只有皇帝，在思想上只有孔子，在政治上只有皇帝。我们不知道自己，我们不知道自我的价值，我们找不到个体的尊严。我们在观念上有一个很大的误区。比如说，我们往往认为国家的价值是至高的，认为国家是一个神圣的东西，爱国主义是个了不起的东西。我不认为爱国主义不好，但是我知道国家起源于什么。国家起源于个人啊，国家起源于每一个人，起源于每个具体的、活的生命，这个源头搞清楚了，一切都迎刃而解。我们就知道国家起源于每个个人，国家为了每个个人，个人高于国家，也就很简单，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其实这个问题不是我解决的。希腊的哲人苏格拉底、亚里斯多德老早就解决了，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老早就解决了。爱因斯坦老早就说过个人的创造力，个人的生命高于一切，至高无上，这是最重要的东西。但是我说的这个意思，并不是说，每个人要自私自利。比如说美国人，美国人他就知道个体是最高的，个人的人权是第一位的，但是美国每一次面临灾难的时候，或者他们的国会决策要跟某个国家开战的时候，我们知道美国青年报名是很踊跃的，是愿意去捍卫自己的国家的，捍卫自己的价值的。他们捍卫什么呢？难道他们真的是去捍卫那个摸不着的国家吗？国家是一个抽象概念，他是捍卫现在自己的生活方式，这个生活方式他认为很好，所以他要去捍卫，愿意用生命和鲜血去捍卫，所以他们愿意、乐意。这是破除第一个崇拜，就是权威崇拜，或者说权威迷信。

第二个要破除什么呢？我认为要破除明星迷信，或者明星崇拜。不迷信任何的歌星、影星、体育明星，什么星都不迷信，可以去看他们的作品，听他们的歌，可以欣赏他们，可以喜欢他们，但是不崇拜他们，不迷信他们。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要不以他们的是非为是非，不以他们的价值标准为价值标准，不以他们的判断为判断。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郭敬明肯定有很多粉丝吧。那比如说郭敬明有一本小说叫《梦里花落知多少》，那时抄来的，不光是一般的抄，是整个框架结构，这个故事本身不是原创的，是来自庄羽的《圈里圈外》，这个都是有定论的，但是他的很多读者、粉丝就不承认，认为抄也没关系，你能像郭敬明一样抄得好吗？这就没有是非了。到什么时候，是非还是要的。你可以喜欢某个人，可以喜欢他的作品，但是你还是要有是非，不以明星的意见为意见，要有自己的意见。归根结底一句话，就是要有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的能力。我觉得在大千世界当中有那么多的话，林林总总，足以把我们的思维搞乱，但是最根本的其实就是八个字，就是独立思考、独立判断。对于任何事，哪怕是中央电视台说得信誓旦旦的，新闻联播告诉我们这个东西是红的，我们也要看一下到底是不是红的，我这个纸杯子上“以人为本、科研为先”几个字，是有一点红的，但是大部分还是白的，还是要看一下。不能人家说这个杯子是红的，我们就认为它是红的，我们要有自己的判断，要有自己的思考，这是一切当中最重要的，最根本的东西。所以我们要破除明星迷信、明星崇拜。

第三个就是要破除唯学历崇拜，唯学位崇拜，就是只把学历、学位当作至高无上的东西，这种崇拜、这种迷信也要破除。为什么这么说呢？学历不是个坏东西，但它不是世上唯一的判断标准、衡量标准，衡量世上的很多东西可能有不同的价值标准。这条标准它不是唯一的。你比如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那可能是中国大陆的两所超级名校，每个学子都向往的地方，但是据我所知，年轻的学子先不说，因为他们还在学习阶段，就讲跟我同龄的，我今年四十岁了，人生的大半时光都已经耗费了。跟我这个年龄的人，基本上可以看到未来了，如果说到我这个年龄还看不到方向感的，基本上就没戏了。据我所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这些名校毕业的学生，就是六十年代后期出生的那些学生当中，真正有成就，能影响中国社会的人也是凤毛麟角，大部分人也是在小单位里勤勤恳恳、唯唯诺诺地看着领导的眼色做事，或者自己已经做了一个小领导，处一级的，或者是局一级的，也在那里做着一些无聊的事情，大体上是这样的人为主，占了绝对多数。所以说学历、学位是要的，但它不是绝对的。迷信是要破除的，大学教育是要去接受的，追求大学的方向就是去接受教育，教育是一个环节，读完中学就是读大学，很简单。读完大学，需要的话，还要读研究生，那都是自己人生的追求。但是，如果像华东师大调查的结果一样把考上大学当成人生终点，那是不可取的，万万要不得的。这样的话，你会发现你一旦实现这个目标之后很无趣，这个世上一点都没意思了，那就玩游戏吧，只有玩游戏一条路可选择了，除了电脑游戏世上还有什么乐趣呢？最多谈点恋爱而已，这个恋爱也是有终点的，最后就是结婚，结婚就是坟墓啊，进了坟墓怎么办呀，打麻将吧，最多就是在电脑上玩扑克牌，或者炒点股票而已。除了这些，你还能玩什么？没东西可玩了，玩到最后你会发现人生的虚无感，或者说出现一种真空，就是说这个世界没意思。所以说归根结底，我们还是要走一条现代的道路，做一个现代人，追求自己的东西，这个东西千差万别，有高有低，可以追求做一个最普通的人，也可以追求做一个有专业理想的人，要在某一方面有造就的人，什么都可以追求，按自己的兴趣、爱好，按自己的可能性、客观条件。归根结底一句话就是说，鲁迅、秋瑾、蔡元培所开创的，他们所曾经追求过的现代中国之路，我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都还要继续去走，要把这条路继续往下走下去，甚至包括我们的下一代，你们的下一代都还要继续在这条路上走下去。所以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东西不是你的财富、荣誉和荣耀，这些都是次要的，而是你的追求，你自己内心的追求，你的真实的追求。如果你具备创造能力，你就可以为世界创造出你的东西。如果你不具备创造能力，因为每个人的能力有大小，那么你就按自己的愿望过上一种你自己认为的最好的生活，一种合适的日常生活，朝朝暮暮，如同刀耕火种一般，过自己最适合的生活，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现代人的选择，不同的人可以选择不同的人生道路。今天我就说这些，谢谢同学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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