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古代“天皇制”的象征意义及其批判
武心波

摘 要 公元7世纪到1868年明治维新的1260年间，日本的古代天皇制大致经历了形成、兴盛和衰退三个阶。祭祀性、象征性与身份认同性是古代天皇制诸多社会功能中的几大基本功能，维系着日本社会。天皇的“万世一系”与日本民族理性思辩能力贫弱有关。天皇不变的“氏神”地位经历史积淀已演变成一大传统的政治资源，常被后来的统治者所利用。
关键词 古代天皇制 天皇 氏神 氏族部落 宗教?
　　
　　根据我国学术界的普遍看法，以明治维新为界，大致可将日本的“天皇制”划分为此前的“古代天皇制”与此后的“近代（包括战后）天皇制”。而古代天皇制和近代天皇制作为两大完整的历史过程还可以细分为若干阶段。[1]受篇幅限制，本文只择古代“天皇制”进行论述，并从形而上的高度对之展开一定的批判，而对近代以及现代“天皇制”则不予论及。?
　　
　　一?
　　
　　根据日本的纪元年表，日本古代天皇从第一代神武天皇（前666—前585）开始到明治维新前的最后一位天皇孝明天皇（1846—1866）为止，共出现过121位天皇。不过，从第一代神武到第十四代仲哀这14位天皇虽然均在《古事记》中出现过，却无法得到历史的考证和到确认，多数人怀疑这是当时的人处于政治需要为完成从神代到人代的过渡而在编撰《古事记》及《日本书纪》时虚构出来的人物。同时，在仲哀天皇与应神天皇中间出现的那个在历史上延续了长达70年之久的神功皇后也很难说历史上确有其人。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真正有据可考的第十五代应神天皇应该是号称“万世一系”的日本天皇的真正祖先。?
　　但在日本历史上，“天皇”称谓的正式使用则是直到在7世纪初才开始的。第一个应用“天皇”这一称号的，应该是在推古朝摄政的圣德太子。他在遣小野妹子给隋炀帝的国书中写到“东天皇敬白西皇帝”，曾引起隋炀帝的怒火。而在此以前日本的统治者都是以“王”或“大王”来自称的。我国《宋书·蛮夷传》里所记载的“倭五王时代”中的“倭赞、珍、济、兴、武五王”，即是指自仁德天皇起至雄略天皇止（除履中天皇外）的五位日本统治者。因此，本文所要探讨的古代天皇制应该是从这一时期开始。总体上看，古代天皇制从7世纪到1868年明治维新的1260年间，大致经历了形成、兴盛和衰退三个阶段：[2]?
　　第一阶段，608年至672年（推古朝第二次遣使隋朝至壬申之乱）为古代天皇制的形成期。在古代天皇制的第一期间，皇族通过推古朝改革和大化改新，打击和抑制了豪族势力，确立了天皇的权威。推古二年（593年）至推古三十年（622年）由圣德太子摄政。圣德太子在儒家文化的熏陶下接受了中国的尊王大一统思想，试图建立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体制。603年-604年，推行了所谓的“推古朝改革”，颁布了 “冠位十二阶法”，又制定了《十七条宪法》。在孝德天皇统治的大化年间，以中大兄皇子（即后来的天智天皇）、中臣镰足等人为首的改革派发动了日本历史上从奴隶制到封建制过渡的大化革新，仿照唐代官制，全面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从中央到地方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律令官僚统治机构，世袭氏族被废除，高度中央集权的古代天皇制得以确立。?
　　第二阶段， 673年至866年（天武天皇即位至“应天门之乱”）为兴盛期；朝廷以封建的唐王朝为榜样，从政治制度、思想意识和法律等方面入手，树立了天皇的绝对权威，使日本成为法律完备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天武、持统跟文武三代天皇将大化革新未尽的事业又进一步加以巩固和完善。之后，日本进入了封建社会，日本天皇制也进入了在历史上为期不长的一段鼎盛时期。这一鼎盛时期贯穿了奈良时代，一直到平安时代中期。奈良时代（710-794年），可以说是女帝称雄的时代。这一时期，先后经历了元明、元正、圣武、孝谦、淳仁、称德、光仁、桓武八代天皇，其中元明、元正跟孝谦（重登基后改称称德）三位均为女皇，在位统治近30年。此外，圣武天皇在位的25年，完全由光明皇后在幕后操纵。而淳仁天皇在位的六年，则由已宣布退位的孝谦女皇掌握实权。因此，这一时代真正由男性掌握权力的只有14年，为光仁天皇跟桓武天皇。延历十三年（794年），桓武天皇将都城由平城京（即奈良）迁往平安京（即京都），平安时代开始。迁都的那一夜，火树银花，一派祥和的景象，似乎预示着新都平安京能够“万年平安”。 ?
　　第三阶段，866年至1868年为衰落期。第三期的时间长达1000年，出现过66位天皇，其间天皇制经历了曲折而复杂的嬗变。自平安时代中期开始，皇室颓废，实权外落到藤原氏手中。为了从外戚手中夺回王权，朝廷不得不借助于武士集团的力量，导致了平氏武士集团控制皇室的局面。号称“万世一系”的天皇家族从此走上了衰败的道路，被旁人所操纵。自藤原氏政权起，经历平氏政权、镰仓幕府、室町幕府、丰臣政权、江户幕府，天皇无权这一凄惨的状况一直持续了一千年左右。这一期间，天皇虽然仍是国家元首，但实权却在幕府手中。虽然自藤原氏以来，天皇皇权便已旁落到摄政关白或是幕府将军手中，但使天皇的政治地位跌落至谷底的，是日本历史上最后一个幕府——江户时代德川幕府。?
　　在江户时代，天皇在政治上不仅被剥夺了统治大权，而且还受幕府设置于京都的“所司代”的严密监视。天皇的领地只有3万石，加上其他皇族和公卿的领地也不过12或13万石，甚至还比不上一个中等的大名。1615年，幕府公布《禁中并公家诸法度》十七条，严格地限制了天皇和公卿贵族的权力和行动。《法度》明确地规定，天皇“以学问为第一”，无须过问国事；凡宫廷官员的任命、天皇公卿的服饰冠带、天皇的出巡等等均需征得幕府的同意。《法度》中唯一保留天皇权力的条文只有第八条：天皇有权按“本朝先规”决定年号。于是，无论是形式上还是实际上，皇室的权力完全被幕府所剥夺。但是，由于天皇被认为是创造日本国家的神的子孙，具有超人的身份，因此他在德川时代仍不失为整个封建秩序的最高精神权威，历任将军的“征夷大将军”称号也都是天皇授予的。直到十九世纪江户幕府灭亡，政权才被奉还于天皇。?
　　
　　二?
　　
　　从“某种意义上说，幕府统治的八百年时期，可以称为第一次‘象征天皇制’时期（第二次“象征天皇制”时期是在战后）”。[3]?
　　日本民族的进化受各种条件的制约，始终停留在功利层面而得不到提升。日本民族对功利的眷恋和对形而上的厌倦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利益与功利总是大于终极信仰。日本民族虽然通过对神以及由神转化而来的天皇的崇拜建立了自己的终极信仰体系和价值理念体系，但这样的信仰与功利崇拜相比依然是次要的。这就是为什么代表了神的天皇的世俗权力会被长期剥夺而人们却可以无动于衷的深层原因之所在。但“不论是贵族或是武士都不能无视皇权，虽然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拥有凌驾于皇室之上的实力，但‘君权神授’的观念始终是日本民族长期以来的传统观念”。[4]天皇虽然丧失了他在权力体系中的地位，但在终极信仰体系和观念价值体系中却从未丧失过其作为大和民族这一最高的氏族部落的精神“王者”的地位。?
　　祭祀是氏族政治的一大显著特点。日本原始宗教信仰经历了从自然崇拜、祖先崇拜到至上神崇拜的过程。日本民族自然崇拜的阶段较长，而形成祖先崇拜则是进入农耕社会以后的事。祖先崇拜是对氏族首领、部落首领灵魂的崇拜。日本是个部落群体林立的国度，各部落之间的关系呈现出金字塔式的结构，每个氏族部落内部都有自己的氏族神。日本自古就盛行祖先崇拜，具体表现为长期流行氏族神信仰，不同的血缘集团的人们通过对氏神的祭祀和追随来建立一种认同和身份，获得氏族内部在精神上的一致性与协调性。?
    宗教可以发挥一种强大的认同的功能，创造出一种凝聚力很强的信仰共同体，并能提供社会凝聚的基础。原始宗教祭祀似乎提供了某种社会秩序理论的钥匙，建构了社会组织和信仰体系。“在日本古代社会，祭祀是人们最重要的精神生活，有血缘关系的、有祖先与职业的大大小小的氏族，都有整个氏族共同崇拜的守护神，即氏神，氏神是氏人最高的精神权威。人们按照自己的民族宗教——古神道教的规矩一丝不苟地进行氏族之内的祭祀。在一些规定的日子里，由氏族首领率领着进行祭祀，感激神的恩惠，祈求神的祝福。”[5]?
　　日本天皇位居这一金字塔结构的顶端，占据着氏族部落联合体的最高首领的地位，其作为最高的宗教领袖的地位早在大和国时期就已得到了确认。大和国时期，伴随着将太阳神作为祖先神的天皇皇室势力逐渐统一日本列岛，散乱的神话也开始体系化。一些氏族贵族为提高自己的地位争相编造神话，让自己的祖先神与天照大神结为亲属或尊卑关系。?
　　在6世纪中期，根据皇室与豪族加强统治的需要，又进一步将说明各氏族来源的神话加以综合、整理，编写成《帝纪》和《本辞》。在《帝纪》和《本辞》的神话体系中，皇室的祖先神天照大神成为主神，其他各氏族神则与天照大神结成尊卑与亲缘关系。当时的统治者将《帝纪》和《本辞》视为“邦家之经纬，王化之鸿基”。[6] 天皇确定了自己在诸氏族部落中的首领的地位，成为得到历史神话支撑的岛内的最高最大的氏神。霍尔说：“他们是在这个血统的领导人之下以父系权威团结到一起的，他们形成了由上层阶级组成的特种单位。因为是上层阶级，氏人都有姓氏和尊称。他们信奉一个共同的监护神‘氏神’，常被认为是他们的祖先。……氏上被认为是氏神的直接后代，既是这父系氏族之长，也在拜神仪式中任主要祭司。他们的权力是世袭的，也是宗教的，并且有镜子、剑和宝石等类东西以为象征。”[7]这一历史定位从此一直得到了延续，从未中断，形成了日本天皇的“万世一系”。天皇事实上成了大和民族最大的氏神和氏族政治体系中最高的精神文化象征。?长期以来，天皇作为由大大小小部落组成的最大的氏族政治共同体的氏神，不仅具有精神文化上的巨大的象征性，而且也同时具有对氏族成员的身份和资格进行认同和确认的巨大的建构性。反过来，人们也通过对作为氏神天皇的认同来认同共同体组织，确认自己在共同体中的位置和身份，从而形成了日本的终极信仰体系和身份的自我认同体系。而这一体系又是建立在部落式的祖先崇拜与祭祀的基础上的。岛内的芸芸众生在氏神天皇的带领下，通过一套完整的神道仪式来祭拜天神和祖先，进行天人对话，祈求平安和风调雨顺，天皇的祭祀作用成为天皇尘世大权旁落后唯一有效的功能和价值所在，也是一种无形的精神权力。?
　　因此，天皇在日本历史上的作用大致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天皇作为最大的氏族部落共同体的精神首领具有带领岛内的芸芸众生一同进行祭祀、共同祈求上苍保佑的作用；二是天皇本身作为人神（最大的氏神）发挥着文化和精神上的统一作用，一种类似于原始部落图腾的符号性的象征作用。“起源于古代氏神崇拜的祭祀祖先的传统是日本文化中的重要内容。它不仅出于祈祷祖先亡灵赐福保佑的迷信观念，而且有着十分重要的文化价值，它反映出人们的信仰归属和文化、心理定势，反映出人们的意识趋向、内心追求和精神寄托。” [8] 这种传统自古坟时代延续下来，并形成了后来祭祀天皇家族的伊势神宫、祭祀藤原家族的春日神社等不同姓氏氏神并存的局面。三是以天皇为顶端而构筑起的岛国共同体，具有其内在完整的自我身份认同结构，这种建立在神话与传说基础上先验的认同体系是日本人民族身份得以确认的过滤器，尤其在与外界发生冲突出现对立的特殊环境中，通过对天皇的认同以及由此认同而确立起的身份自我，更具有时代的象征性，其意义也显得愈益重要起来。天皇的祭祀性、象征性与身份认同性是天皇制诸多社会功能中的几大基本功能之一，是日本社会得以维系的必要条件，也是其赖以生存的基础。?
　　
　　三?
　　
　　天皇之所以能在历史上“万世一系”原因有许多，如天皇的氏神地位的不可逾越性和替代性等，但如果从民族的理性素质角度看，从更高的哲学层面看，那么人们则不得不对日本民族的理性素养与哲学精神提出疑问了。?
　　笔者认为，日本民族因受孤岛地理环境的限制和其他因素的制约，始终未能在早期人类发展阶段凭借自身的努力去超越孤岛，唤起理性，与人类先进文明取得同步发展的水平，而是无奈地徘徊在世界文明的边缘，贪恋着孤岛的宁静和单一，天长日久便导致了日本民族在早期的发展阶段就患上了严重的“理性先天发育不良症”，从而造成日本民族理性思维能力贫弱，缺乏对事物的抽象和概括能力。这种贫弱的认识能力必然导致其对“理”的厌倦和疏远，思维逻辑的混乱，而喜欢用形象具体的思维来概述事物，由此而养成了日本民族习惯于固守旧事、维持现状，无法也无力超越现实的存在去获取抽象意义上的最大的精神满足，而是整日流连忘返于既有的世界秩序之中，享受着千古不变的“人文关怀”。?
　　日本的原始宗教意识虽也像中国一样经历了万物有灵（自然崇拜）—祖先神信仰—至上神信仰诸阶段，但祖先神信仰和至上神信仰的形成时间却较中国迟得多。至于理性的启蒙，在中国儒学传入日本的56世纪时尚未出现。在日本神话中，主神的出现是比较晚的。据《古事记》记载，太阳女神对其弟速须佐之男不听父命到天照大神统治的高天原胡作非为无力阻止而又恐惧不止，竟躲藏了起来，造成一片黑暗，灾祸齐降，在八百万众神的劝诱下才重现天地、光照万物，并将其弟重罚后赶出高天原。可见，当时天照大神还只是八百万众神中的平等一员。直到56世纪，才逐渐形成以太阳女神天照大神为主神的体系神话。而这则要比中国的“帝”这一至上神的出现晚两千年左右。?
　　从认知角度比较中国的皇帝与日本的天皇，其特点是十分明显的。中国的天子思想中的“天”，最初指的是“皇天”，乃泛指天上各神，但在中国的儒家思想中，“天”则是一个高度抽象虚幻的存在。与此相对应看日本，在日本“天”即“天照大神”，是一个具体的、相对实在的易于被感知的存在。前者抽象而后者具体，前者虚幻而后者实在，前者形上而后者形下，形成了两个不同的认知世界，一个是具有高度抽象能力的理性的民族，一个则是尚还处在感性阶段，尚未形成高度抽象能力的民族。这种认知的差别折射到宗教和祭祀上，就形成了中日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日本是静止不变的，万世一系的，而中国则相反，在历史上展现了丰富的理性魅力，不断地思考，不断地追求，不断地革命而又不断地提升自我，理性的高度自觉性和强大的自我进化能力均达到了惊人的历史高度。?
　　天皇的地位得到了确认和加强后，日本民族对天皇的精神指向和政治归依感却并没有因此而获得进一步的加强，而是受到具有强大分裂倾向的氏族政治的挑战。天皇的历史定位逐渐地发生偏移，由天人合一的威权政治向单一的氏族精神领袖的方向滑去。在政治理想与信仰上，日本民族只要有了天皇这一象征性的存在便不再有其他更多的政治奢望了，这与他们对物质、对经济、对功利的敏感与热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经济上日本民族对物质的占有欲望常常是惊人的，乃至今日被世人称为“经济动物”。这从另一个侧面其实也反映了一个民族的历史局限性，一个对抽象的精神世界没有过多的追求和期望，而对现实的物质世界则倾注了全部的激情与渴望、智慧与力量的民族，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说来看还是一个尚处在需求层次较低阶段的民族，这样的民族更多的是在全力追求着生存意义上的官能性物质满足，而没有也不可能自觉地上升或升华到更高的层次，进入精神或心智开化的阶段，进入到一个善于抽象思辩的哲学阶段。?
    为此，那时的人们只满足于天皇代天行道的一些形式上的祭祀活动，天皇存在的意义被符号化、工具化了，人们没有从天皇的崇高无比的存在中获取对终极理性更多的体验和认知，没有对“抽象的理性层面”进行开拓与追根问底，去问天问地。这反映了日本民族哲学精神的贫乏和理性自觉的幼稚。天皇之所以能够“万世一系”，是日本民族的理性能力的低弱而又长期得不到提升的结果。一个心智开化、敢于问天问地的民族，是不会被“天皇”的存在中断其思维进程的，相反，天皇本身也会成为被质疑的对象。天皇的存在，实际上是维持着氏族在精神上的最低需求，亦即与祭祀等宗教活动相关的一些景色怀念活动之需，而没有更多的精神上的超越和追求，民族的集体思维指向是达及“天皇”而终止。?
　　相比较而言，中华民族从整体上看实际上是较早地完成了需求层次的递进，即由官能阶段向更高一级的精神阶段的升华和转换。为此，不少哲人都说，中华民族是“早熟”的民族，中华民族的心智在世界上各民族中是属于那种开化较早的民族之一。[9]早在先秦时期中国的哲人就提出了“民贵君轻”，以及“替天行道”，并出现了推翻腐朽王朝的农民运动。中国人的理性指向早已超越了宗教符号，或神的化身（已经摆脱了早期幼稚的思维模式，走向了抽象），达到对茫茫宇宙、天理天则的无穷追问与怀疑，是穷万物的终极理性追求。为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理学在古代中国是十分的发达；也不难理解为什么早在战国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已经在问天问地了，为什么屈原会投汨罗江而自尽，他的那种“我将上下而求索”的天问精神的确是气贯长虹，显示了中华民族非凡的理性气概。而日本民族却没有这种形而上的抽象哲学能力，依然停留在器物层面，以天皇为宗教活动中的终极存在，并将之符号化、工具化。但即便是这样的需求也是微弱的，从而导致了天皇在世俗权力世界地位的不断式微。?
　　当然，天皇所以能“万世一系”，也从另一个方面反映出天皇在日本民族贫弱的终极价值体系中的神圣性和地位的不可动摇性，是一个无法被突破和超越的终极存在，也是不可替代与更换的“神”。古老的神话还在深深地影响并主宰着日本民族的精神。天皇不变的氏神地位经过历史的沉淀与演变已成为一大传统的政治资源，为后来的统治者即幕府统治提供了廉价而长期有效的最大的政治便利。?
　　“天皇”所以能存在下去，与日本历代统治者惯于“挟天子而令诸侯”这一治理与统治功能有关。凡新幕府上台后都会发现，仅靠武力是无法让各“大名”彻底臣服的，还必须借助“天皇”的威望，将之作为统一的精神象征来号令天下、文武并用，才能收到治理的最大效果。历代幕府为了维护统治，总是不遗余力地将天皇揽在怀中，充分地占有和享用着这一资源。幕府统治靠的是武力，缺乏精神力量的支撑，而天皇制则成了幕府统治的精神支柱。幕府在尘世的政治权力与天皇在天国的精神权力的高度结合，无疑于从有形与无形的两个层面将世上所有的权力都收归麾下，权力与权威的结合弥合了仅靠单一权力容易造成的疏漏。但在一个崇尚功利、恐惧权力而弱于思考与理想追求的人文环境中的天皇，其历史境遇或政治遭遇却是每况愈下、十分凄苦的。尽管在幕府统治下，表面上公家与武家政权长期并存，天皇在形式上仍然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但以将军为首的武士阶级却操纵了全国的政治实权，是实际的国家最高统治者，天皇并不能左右国政，经济地位也极度虚弱。天皇只剩下了象征性和符号性，而日本民族浅尝辄止的哲学追求却能在对这种有限的精神资源的百般体验中感受到最大的满足。??
　　
　　注释：?
　　［1］2005年11月7日，中国日本史学会名誉副会长王金林先生来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进行题为《日本天皇制及其精神结构》的讲座。王先生以时间为脉络，以日本天皇制的演变为主干，以日本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变迁为支脉,从天皇制的发展历程、日本政治史与天皇制的关系、日本文化史与天皇制的关系三个主要方面进行了论述,并在此基础上将天皇制的发展精辟地归纳为四个发展阶段,即：645年大化革新后中央集权制下天皇享有绝对权威的古代天皇制;1184年日本进入幕府时代后天皇和幕府双重政权时期的古代象征天皇制;1868年明治维新后神政式、家长式的近代天皇制;1945年日本战败后由于美国占领需要而保留天皇的战后象征天皇制。从此可以看出历史上天皇制经历了从绝对权威到象征性存在的两次反复过程。日本各方面的发展和变迁都可以从这个反复过程中找到原因。?
　　［2］王金林：《日本天皇制及其精神结构》，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8月，第6页。?
　　［3］王金林：《日本天皇制及其精神结构》，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8月，第7页。?
　　［4］李卓：《家族制度与日本的近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10月，第16页。?
　　［5］李卓：《略论日本古代的氏族政治及其历史影响》，载南开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编：《日本研究论集》1，南开大学出版社，1996年11月，第247-248页。?
　　［6］王家骅：《儒家思想与日本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3月第一版，第13-16页。?
　　［7］约翰·惠特尼·霍尔：《日本——从史前到现代》，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26页。?
　　［8］王家骅：《儒家思想与日本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3月第一版，第13-16页。?
　　［9］参见粱漱溟：《中国文化要义》，学林出版社，1987年6月版。
　　??
　　（作者简介：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外交事务研究院，法学博士，副研究员，上海，2000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