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朝鲜半岛研究，自建国以来的前三十年和后二十余年有很大的不同。
　　70年代末之前的大约三十年间，整个国际问题研究处于不发达和发展迟缓的状态，朝鲜半岛研究也不例外，只有一些零星的研究成果。当时，由于国家在政治上重视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上海的有关大学在相关系科开展过一些工作，例如在历史系里设立过亚洲史方向，其中包括朝鲜史，曾经涉及“三一运动”之类的问题；在国际政治系里则在讲授“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和“战后国际关系史”等课程时涉及朝鲜战争和日内瓦会议关于朝鲜问题的讨论等。那一时期，上海的有关国际问题研究机构也曾设立过“亚洲组”之类的部门，积累过一些资料，不过总体而言相当有限。
　　上海朝鲜半岛研究的真正发展，应该说起于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本文着重叙述的就是这一时期的情形。
　　这一时期的上海朝鲜半岛研究，又可以1992年8月中国与大韩民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为界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研究工作起步和对朝鲜半岛的了解逐渐增长的阶段；后一阶段是半岛研究迅速发展和繁荣的阶段。
　　
　　一
　　
　　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后的80年代，是中国人重新“睁眼看世界”的年月。但在当时，中国与韩国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往来，只有个别突发事件迫使双方发生了一点接触。直至1992年8月建交前后，情况才发生重大变化。
　　80年代，有两个重大问题上的研究和讨论推动了上海的朝鲜半岛研究，一是太平洋经济合作问题，二是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通称“四小龙”)的发展经验问题。显然，正如中国作为一个国家的很多发展变化一样，研究工作的变化也是从经济领域开始的。
　　太平洋经济合作设想，是由日本、澳大利亚等国提出和发起的。1980年1月，日本首相的私人咨询机构“环太平洋合作研究小组”向大平正芳首相提交了“环太平洋合作构想”的报告。此后，日本把“环太平洋合作构想”作为一项重要战略提了出来，并得到了澳大利亚的积极响应。在澳大利亚政府的支持下，1980年9月在堪培拉举行了关于太平洋合作问题的讨论会。讨论会建议成立一个非官方但有政府支持的常设委员会——太平洋合作委员会，并于次年举行首次会议。环太平洋经济合作的研究和行动由此发展起来。
　　当时，中国刚开始改革开放不久，迫切需要了解也渴望掌握国际形势发展趋势，近在咫尺的环太平洋经济合作问题及其与中国的关系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关注和重视。在这一背景下，上海作为经济中心城市显然与此有密切联系，于是有关单位开始了对这方面问题的探讨，而对韩国尤其是其经济的关注和研究就成为了其中的一部分。
　　1984年12月，在上海召开了“太平洋地区发展前景和中国的现代化”学术讨论会。会议由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世界经济导报》社、上海国际关系学会和上海世界经济学会共同发起召开，主要来自京沪两地的代表共93人出席了会议，国务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总干事宦乡作为高级顾问出席了会议。会议主要讨论了亚太地区当前形势和发展趋势、环太平洋合作的可能性及我方对此的政策、太平洋地区的崛起对中国现代化以及上海振兴和改革的影响等问题。根据会议组织委员会的看法，在环太平洋地区经济合作这样重要的问题上，我们应积极加强研究，改变 “我知人甚少，人知我甚少”的局面，并旗帜鲜明地提出我们自己的主张。宦乡在此次会议上提出，我们应该而且能够在亚太经济合作问题上起作用，并且“要争取在国际问题上就亚太问题有发言权”。
　　以上这些，基本反映了当时的中国对太平洋经济合作问题的政策态度。据此，韩国(因当时还未建交，还只能称“南朝鲜”)作为其中的组成部分，也就必然要涉及和予以关注。实际上，后来的发展证明，亚太经济合作的进程在中韩建交过程中发挥了特殊的作用。中韩关系中的实际发展，对于研究工作提出了更为紧迫的需要，成为重要的推动力。
　　80年代的另一个重要研究课题是对亚洲“四小龙”发展经验的关注和研究，“四小龙” 的学名为“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NICs)”，但“四小龙”一语以其直观和形象而被人们广泛使用。当时的中国实行改革开放还不久，迫切需要学习国际经验，而包括韩国在内的四个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很自然地引起了人们强烈的兴趣，受到极大关注。与“四小龙”的研究相联系，是80年代与韩国有关的研究一个重要的特点。
　　当时，上海的《世界经济导报》在全国范围内具有广泛的影响，经常刊登有关“亚洲四小”和“南朝鲜”经济发展方面的文章，也即把“亚洲四小”并提，并常将其作为中国大陆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参照系。“‘四小’能，中国是否也能”、“‘四小’能为中国提供什么样的借鉴”，这在当时是一种普遍的思维方式。在此情况下，经常可以有“南朝鲜经济起飞的奥秘” 或类似题目的文章见诸报端，或请韩国相关人士如前中央银行行长谈韩国的经验等。对亚洲“四小龙”的注意在起因上是经济的，但研究并不限于经济，而涉及政治、外交、文化、社会等诸多方面。1987年，上海的学林出版社出版了上海学者林汉隽撰写的专著《太平洋挑战——亚太经济及其文化背景》。80年代后期轰动一时的“新权威主义”问题论争与如何看待韩国走过的道路关系密切，均属其中的例子。
　　这一时期上海进行朝鲜半岛问题研究的学术机构，主要是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和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1989年，处于筹备阶段的上海社科院亚太研究所开始不定期地编发资料性内刊《亚太研究》。1990年11月，上海社科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正式成立，并于1991年创办了学术双月刊《亚太论坛》。刊发的论文、译文涉及东北亚安全、朝鲜半岛形势、韩国对东南亚的投资、韩国投资法、山东省同韩国的经贸关系等多方面的问题。另外该所还在1990年10月国际会议的基础上编辑了《90年代亚太经济合作讨论会论文集》，其中中国学者的论文涉及90年代亚太经济面临的挑战、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与发展中国家(地区)的经济关系等课题。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则在过去内部编印《国际问题资料》的基础上，于1983年对其进行改版，试刊第一期就有“外刊对南朝鲜当局在处理劫机事件中意图的评述”和“我国政府对‘交叉承认’南北朝鲜的立场如何”等涉及朝鲜半岛的内容。1987年1月，《国际问题资料》改名为《国际展望》，仍为半月刊，时有关于朝鲜半岛局势的文章刊发，这些文章主要是围绕国际时事、韩国政局、南北朝鲜关系、韩国经济腾飞的奥秘等问题撰写的。在此前后，韩国国际关系研究所(KIIS)、庆熙大学等单位的学者、专家应邀出席了该所举办的国际学术会议。该所曾通过内参建议我国早日与韩国正式建交。由于两国关系的逐渐解冻和趋暖，以及两国或迟或早都将建交这一前景，该所其时已开始注意和重视对中韩关系的探讨。
　　这一时期，由上海的和平与发展研究所东亚室主任朱建荣撰写、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0年12月出版的专著《升龙的奥秘——南朝鲜面面观》，可能是上海学者出版的有关朝鲜半岛研究的最早一本书。此外，在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攻读博士学位的青年学者以韩国为对象选题和研究，并于1992年6月完成了以《南朝鲜经济发展的政治分析》为题的博士学位论文，可以说是90年代以朝鲜半岛为选题对象的硕士、博士论文的先声。
　　值得一提的是，80年代上海曾经成立过民间的亚洲研究所(Asialnstitute)，动员社会力量开展研究工作，参与人员来自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上海社科院等。曾任上海市市长的汪道涵为该所题写了所名并任顾问。该所的工作重点之一是探讨亚洲“四小”的发展经验，为此还组织拍摄了以东亚腾飞为主题的有关亚洲“四小龙”的电视片，并得到了上海市委宣传部的支持。其中涉及对韩国以及对朴正熙其人的研究，为此，该所所长、华东师范大学的陈琦伟等翻译了朴正熙《我们国家的道路》(华夏出版社，1988年)一书。此外，该所曾接待了多批来自韩国外交安保研究院、韩国发展研究院(KDI)、大宇集团的韩方人士，在中韩尚未建交的条件下，进行了推动与韩国实质性交流的工作。该所还曾由上海三联书店用书号出版《新亚洲》丛刊，创刊号登载的文章包括樊勇明的“南朝鲜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和日本的直接投资”及姚为群的“民族自救一振兴的通衢——读朴正熙《我们国家的道路》”等。可惜仅出了两期(原拟每年出版四本)，即告停顿。
　　对这一阶段的研究产生了促进作用、同时也最具有上海特点的是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上海办公遗址的寻访和确定。随着中韩关系的趋暖，寻访、考察和确定临时政府曾数度更换的在上海的办公地点，并确定一处为纪念性遗址便提上了议事日程。1990年2月19日，位于马当路306弄4号的韩国临时政府旧址被上海市确定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4月22日，上海市建立了卢湾区嵩山路街道文物保护管理所，并以此为韩国临时政府旧址的管理部门。自1991年1月起，该保护管理所开始编印《简报》，每月一期，内部发行。从此，来此地参观访问的韩国人士上至总统下至韩国普通民众，络绎不绝。这对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和韩国独立运动的学术研究，也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大约在此前后，为适应社会的需求，上海外国语学院通过其所设的对外文化交流研究中心韩国文化研究室已开始进行韩国语的教学培训工作。
　　
　　二
　　
　　1992年8月2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大韩民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以此为标志，上海的朝鲜半岛研究也进入了第二阶段。这是一个以韩国研究为中心的半岛研究异常活跃和繁荣，成果也堪称丰硕的时期。中韩政治关系的突破，为两国学术研究和交流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前提，也对朝鲜半岛研究有了新的巨大需求。1993年7月，韩国在上海设立了总领事馆。韩国国际交流财团、韩国学术振兴财团等基金会开始资助上海新建立的韩国研究学术机构。
　　1．研究机构的建立
　　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是：复旦大学1992年10月成立韩国研究中心，协调和联络该校历史系、国际政治系(2000年11月起为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美国研究中心、国际文化交流学院等院系的研究教学人员，积极开展各种学术活动。从1995年起，开始编辑出版“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丛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996年起编辑《韩国研究中心通讯》，用于国内有关单位间的交流，除1996年出了6期外，其他年份均为每年4期。
　　上海社会科学院于1993年5月依托其亚太研究所成立了韩国研究中心，以致力韩国研究、推进中韩学术交流、促进双方全面合作为宗旨，接待来访的韩国专家学者和其他方面人士，组织有关韩国政治经济和国际关系方面的研究，并进行了若干次出访。每年均举办朝鲜半岛局势研讨会。
　　随着时间的推移，高校间体制、学科的划分一步步地被打破，一些理工科大学开始建立包括国际关系在内的社会科学院系或研究机构，成为朝鲜半岛研究界的新军。2001年5月，同济大学成立亚太研究中心，并设专人负责朝鲜半岛研究。两年多以后，上海交通大学也成立了环太研究中心，兼及半岛研究。
　　2．举办国际国内会议
　　这方面以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和复旦大学最为频繁和活跃。比较有代表性的包括：2000年12月和2001年1月先后在复旦大学召开的“两岸三地东北亚国际关系学术研讨会”和“冷战以来的朝鲜半岛问题国际学术会议”。2005年3月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与美国外交政策分析研究所(IFPA)共同举办的“多方努力共建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朝鲜半岛”国际会议，出席会议的人士包括美国六方会谈特使狄长礼和日本外务省亚大局审议官斋木昭隆(分别为第四轮六方会谈美日代表团副团长)在内的中外人士50人。还有2004年10月由上海市对外文化交流协会和同济大学亚太研究中心举办的“朝鲜半岛局势与东北亚区域合作”国际学术研讨会等。上海社会科学院亚太研究所与韩国外交安保研究院则定期举行会议，自1994年非正式开始，后中断，又于1999年恢复，轮流在上海和汉城举行讨论会。
　　3．出版成果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应是先后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推出的“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丛书”，截至2005年，已出版专著10数种，包括《韩国独立运动与中国》(石源华编著，1995年)、《韩国独立运动血史新论》(石源华主编，1996年)、《韩国反日独立运动史论》(石源华著，1998年)、《韩国经济发展的政治分析》(任晓著，1995年3月版，系该丛书的第一本专著)、《韩国产业政策研究》(朴昌根等著，1997年)、《韩国近代外交与中国》(王明星著，1998年)、《韩国政治转型研究》(郭定平著，2000年)，同时出版了《韩国研究论丛》第 1—12辑。此外，该中心还交韩国出版机构出版国际讨论会论文集，包括由石源华主编的《冷战以来的朝鲜半岛问题》(高句丽出版社，2001年)、石源华和方秀玉主编的《缓和与合作：东北亚国际关系30年》(大旺社，2003年)、石源华主编的《韩国传统文化的反思与探索》(大旺社，2002年)。值得一提的是，由于语言、材料等各种条件的限制，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研究困难较大，成果不多。而李春虎在复旦大学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充实后出版的《战后朝鲜的抉择1945—1995》(大旺社，2003年)是一个难得的例外。该书对战后朝鲜50余年的发展历程进行了综合考察，试图从中勾画出以“自主”为特征的朝鲜式社会主义发展战略的形成、发展和演变的全过程，探讨了其形成因素、发展特征、存在的问题、改革举措及未来走势。该书指出，朝鲜的“自主型发展战略”有其难以克服的局限性，它基本上适应于把战争和革命作为时代主题的一种战备模式，它也只能适合于依靠本国的劳动力和资源投入的外延式增长阶段。如何在确保民族“自主”的前提下解决“发展”滞后问题，将继续成为今后朝鲜社会的主要矛盾。
　　上海社会科学院韩国研究中心则先后于1994年10月和1995年12月出版了《亚太论坛》的朝鲜半岛问题论文专辑，涉及朝鲜半岛核问题、朝韩关系、中韩关系、韩日关系、韩国经济发展、地方自治等颇为广泛的问题。2000年，该院崔志鹰副研究员出版了《大国与朝鲜半岛》(香港卓越出版社，2000年5月)。该院还于2003年起出版《中国国际地位报告》，每年一本，其中也反映该院研究人员关于上一年朝鲜半岛形势的研究成果。
　　在中韩建交形势的推动下，上海人民出版社于1992年11月出版了沐涛、孙科志合著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中国》一书。此书实际成稿于1990年，作者查阅了大量的档案、报章杂志和回忆录，是建国以来第一部研究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专著。它也主要反映了在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艾周昌教授主持下所取得的工作成果。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于1995年创办了《国际问题论坛》季刊，刊发有关朝鲜半岛研究方面的论文。该所一年一度的《国际形势年鉴》也定期反映过去一年发生在朝鲜半岛的重要事件及其分析。上海外国语大学主办的《国际观察》双月刊(1993年创刊)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内学者对朝鲜半岛问题的研究成果。
　　在研究成果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以内参形式产生和使用的，主要是政策研究和动态研究，成为上海的朝鲜半岛研究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些研究尤其是围绕90年代以来的朝核危机，以及到2005年9月为止已举行的共四轮六方会谈的主轴进行。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沈丁立负责并承担了中国军控与裁军协会立项的朝核问题研究项目，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也设立了专门项目“朝核问题与东北亚安全框架”。上海社会科学院刘鸣研究员目前负责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一般项目“朝鲜核问题和中美关系”以及福特基金会资助项目“朝鲜核危机与中美韩合作”等。
　　4．人才培养
　　在韩国国际交流财团的支持下，复旦大学自1995年起设立韩国学奖学金，奖励从事韩国学研究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鼓励国际政治系、历史系、哲学系、国际文化交流学院等院系攻读硕士、博士学位的研究生选择与朝鲜半岛有关的问题进行研究并撰写论文。其后七年间，该校向211人次的博士生和硕士生颁发了韩国学奖学金，完成博士学位论文11篇，硕士学位论文17篇。学校自2003年起向国内外正式招收朝鲜半岛研究方向的博士研究生。
　　1995年，复旦大学还在外语系设立了韩国语言文学专业，首批学生16人，隔年招生。该专业后成为外语学院朝鲜语言文学系，自2003年起每年招生，招生人数为16—18人。 2002年开始还招收硕士研究生，2005年起招收博士研究生。此外该校也接受和培养韩国留学生，来自该国的留学生已成为最大的外国留学生群体。
　　上海外国语大学则在1994年建立了韩语系，属东方语学院，每年招收本科生24人。截至2005年，有教师6人，聘请外籍教师1人，还将招收硕士研究生。由于中韩关系的广度和深度不断加宽加深，韩语专业毕业生供不应求。
　　这一时期朝鲜半岛研究的繁荣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来自政府部门的需求和推动。韩国是中国的一个重要邻国，建交后，中韩经济政治关系发展极为迅速。但相对来说韩国又是一个较陌生的国度，对它的政治、经济、外交等各方面的研究需要跟上形势的发展。政府部门从实际工作需要出发，对与韩国及朝鲜半岛有关的研究工作给予了重要支持和推动，也是这一阶段的一个重要特点。
　　中韩建交前后，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第一期修复工程于1992年9月完工。次年3 月，旧址第二期修复工程完工。伴随着旧址的修复、开放接待和管理，对临时政府和独立运动的研究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1996年，在管理处下成立了研究室。次年12月，管理处与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联合编撰出版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上海》一书。1999年，在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创立80周年之际，旧址管理处和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联合编辑出版了研究性的纪念论文集《二十七年血与火的战斗——纪念韩国临时政府成立80周年论文集》 (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3月)。全书由六个部分组成，以韩国临时政府在上海的活动为重点，兼及其他地区。此书是在《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中国》和《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上海》两书基础上进一步探究所收获的成果，该书还收有工具性质、可供研究者查考的“韩国独立运动研究中文论著目录(1949—1998)”。
　　
　　三
　　
　　上海作为全国的经济中心城市，学术文化和科学教育事业较发达，对内对外的各种交流频繁活跃，人流往来密集。在过去二十年左右的时间里，上海的朝鲜半岛研究有了很大的发展，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一些特色，显现出某些较有专长的强项。这表现在韩国独立运动研究、韩国政治研究和以朝鲜半岛为中心的东北亚国际关系研究方面。
　　1．韩国独立运动研究
　　这方面的研究以复旦大学石源华教授为代表，包括华东师范大学、上海档案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遗址管理处等在内的单位和学者也参与其中，他们的韩国独立运动研究，在十余年间成果丰硕，成为国内与吉林社会科学院并列的关于独立运动研究的中心之一，就出版的成果而言也是首屈一指的。石源华的韩国独立运动研究开始于1980年代末，1989年撰成这方面的第一篇论文“韩国独立运动与中国南北政府”，此后不断有论著问世。1995年4月出版了《韩国独立运动与中国》，这是一本编年体性质的书，对中国与韩国独立运动之间的种种关系、事件、活动等逐年进行了疏理。之后出版的又有《中国共产党与韩国独立运动关系纪事》(韩国高句丽出版社，1997年)、《韩国反日独立运动史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和《韩国独立运动政党与社团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等。经过这样一个深入研究和论著发表的过程，独立运动研究成为上海朝鲜半岛研究的一大亮点。加上上海其他有关单位和学者的研究工作及其成果，使得这一领域的研究取得了颇为可喜的成绩。
　　2．对韩国政治的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政治学作为社会科学的一门重要学科在上海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政治学科出身的学者对朝鲜半岛所进行的研究更多地侧重韩国政治，他们或分析韩国的政治变迁，或探究韩国经济发展的政治背景，或描述韩国政治制度，有代表性的成果包括郭定平的《韩国政治转型研究》、任晓的《韩国经济发展的政治分析》和《韩国政治体制》(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此外，有关大学的硕士和博士论文中以韩国政治或政治经济相结合为选题的也为数不少，例如“政府与私人市场——韩国现代化模式的利弊”、“朴正熙政权时期韩国农村开发”、“美国军政府下的南韩警察制度研究”等。当然，韩国政治还可以分出许多子课题，例如总统制、政党、国会、选举、行政管理、地方自治、公务员制度等等，而这些方面的各种问题，都还研究得不够，有待于进行更多的、深入细致的探究。即使从全国范围看，对韩国政治的研究也还是不够的。
　　3．以朝鲜半岛为中心的东北亚国际关系研究
　　国际关系研究在上海有多年的基础，在上海社会科学界称之为“显学”也不为过。从时间上说，远的且不提，即自1960年代初以来，复旦大学和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就差不多同时建立了国际关系学科和机构，上海社会科学院和华东师大则继其后而起。有此颇为雄厚的基础，东北亚国际关系研究自改革开放以来很自然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尤其是，从1990年代初第一次朝核危机爆发后到进入21世纪后的第二次朝鲜半岛核危机以及数轮六方会谈这一整个过程中，上海的国际关系学者对这一进程中的重大问题表现出了浓厚的研究兴趣，也投入了很大的力量。有关工作包括举办国际国内会议，出版了论文集，如《冷战以来的朝鲜半岛问题》、《缓和与合作：东北亚国际关系30年》，同时积极参加国际上的学术会议及其他活动，出访韩国和朝鲜。这一课题由于跟我国外交政策直接有关，上海学者所做的工作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以内参形式产生的，还有一部分是用英文写成在海外发表的。来自各种媒体的需求也刺激了这方面的研究工作，除电视、广播外，上海的《文汇报》、《解放日报》、《东方早报》、《新闻晨报》等都经常反映上海的朝鲜半岛研究学者对有关问题的看法和见解。
　　除此之外，上海学者对韩国儒学和传统文化、中韩关系等方面问题的研究也有一定收获。从发展趋势上看，把朝鲜、韩国或整个朝鲜半岛放在地区性问题的架构中来审视和研究，无论是经济的、政治的或安全的，在未来很可能会有进一步的发展和深入，产生出新的增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