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克木：“书读完了”
    文/金克木    ? 

     有人记下一条轶事，说，历史学家陈寅恪曾对人说，他幼年时去见历史学家夏曾佑，那位老人对他说：“你能读外国书，很好；我只能读中国书，读完了，没得读了。”他当时很惊讶，以为那位学者老糊涂了。等到自己也老了时，他才觉得那话有点道理：中国古书不过是那几十种，是读得完的。说这故事的人也是个老人，他卖了一个关子，说忘了问究竟是哪几十种。现在这些人都下世了无从问起了。

    中国古书浩如烟海，怎么能读得完呢？谁敢夸这海口？是说胡话还是打哑谜？

    我有个毛病是好猜谜，好看侦探小说或推理小说。这都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我却并不讳言。宇宙、社会、人生都是些大谜语，其中有层出不穷的大小案件；如果没有猜谜和破案的兴趣，缺乏好奇心，那就一切索然无味了。下棋也是猜心思，打仗也是破谜语和出谜语。平地盖房子，高山挖矿井远洋航行，登天观测，难道不都是有一股子猜谜、破案的劲头？科学技术发明创造怎么能说全是出于任务观点、雇佣观、利害观点？人老了，动弹不得，记不住新事，不能再猜“宇宙之谜”了，自然而然就会总结自己一生，也就是探索一下自己一生这个谜面的谜底是什么。一个读书人，比如上的两位史学家，老了会想想自己读过的书，不由自主地会贯穿起来，也许会后悔当年不早知道怎样读，也许会高兴究竟明白了这些书是怎么回事。所以我倒相信那条轶事是真的。我很想破一破这个谜，可惜没本领，读过的书太少。

    据说二十世纪的科学已不满足于发现事实和分类整理了，总要找寻规律。因为总向理论方面迈进。爱因斯坦在１９０５年和１９１５年放了第一炮，相对论。于是科学，无论其研究对象是自然还是社会，就向哲学靠拢了。哲学也在二十世纪视认识论，考察认识工具，即思维的逻辑和语言，而逻辑和数学又是拆不开的，于是哲学也向科学靠拢了。语言是思的表达，关于语言的研究在二十世纪大大发展，牵涉到许多方面，尤其是哲学。索绪尔在１９０６年到１９１１年的讲稿中放了第一炮。于是本世纪的前八十年间，科学、哲学、语言学“搅混”到一起，无论以自然或人类社会都仿佛“条条大路通罗马”，共同去探索规律，也就是破谜。大至无限的宙，小至基本粒子，全至整个人类社会，分至个人语言心理，越来越是对不能直接用感官觉察到的对象进行探索了。现在还有十几年便到本世纪尽头，看来越分越细和越来越综合的倾向殊同归，微观宏观相结合，二一世纪学术思想的桅尖似乎已经在望了。

    本文开始说的那两位老学者为什么说中国古书不过几十种，是读得完的呢？显然他们是看出了古书间的关系，发现了其中的头绪、结构、系统，也可以说是找到了密码本。只就书籍而言，总有些书是绝大部分的书的基础，离了这些书，其他书就无所依，因为书籍和文化一样总是累积起来的。因此，我想，有些不依附其他而为其他所依附的书应当是少不了的必读书或则说必备的知识基础。举例说，只读过《红楼梦》本书可以说是知道一点《红楼梦》，若只读“红学”著作，不论如何博大精深，说来头头是道，却没有读过《红楼梦》本书，那只能算是知道别人讲的《红楼梦》。读《楼梦》也不能只读“脂批”，不看本文。以《红楼梦》就是一切有关它的书的基础。

    如果这种看法还有点道理，我们就可以依此类推。举例说，想要了解西方文化，必须有《圣经》包括《旧约》、《新约》的知识，这是不依傍其他而其他都依傍它的。这是西方无论欧、美的小孩子和大人在不到一百年以前人人都读过的。没有《经》的知识几乎可以说是无法读懂西方公元以后的书，包括反宗教的和不涉及宗教的书，只有一些纯粹科学技术的书可以除外。古希腊和古罗马的书与《圣经无关，但也只有在《圣经》的对照之下才较易明白。许多古书都是在有了《圣经》以后才整理出来的。因此，《圣经》和古希腊、古罗马的一些基础书是必读书。对于西亚，第一重要的是《古兰经》。没有《古兰经》的知识就无法透彻理解伊斯兰教世界的书。又例如读西方哲学书，少不了的是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笛卡尔、狄德罗、培根、贝克莱、康德、黑格尔。不是要读全集，但必须读一点。有这些知识而不知其他，还可以说是知道一点西方哲学；若看了一大堆有关的书而没有读过这些人的任何一部著作，那不能算是学了西方哲学，事实上也读不明白别人的哲学书，无非是道听途说，靴搔痒。又比如说西方文学茫无边际，但作为现代人，有几个西方文学家的书是不能不读一点的，那就是荷马、但丁、莎士比亚、歌德、巴尔扎克、托尔斯泰、高尔基，再加上一部《堂·吉诃德》。这些都是常识了，学文学也不能不知道。文学作品是无可代替的，非读原书不可，译本也行，决不能满足于故事提要和评论。

若照这样来看中国古书，那就有头绪了。首先是所有写古书的人，或说古代读书人，几乎无人不读的书必须读，不然就不能读懂堆在那面的无数古书，包括小说、戏曲。那些必读书的作者都是没有前人书可替代的，准确些说是他们读的书我们无法知道。这样的书就是：《易》、《诗》、《书》、《春秋传》、《礼记》、《论语》、《孟子》、《荀子》、《老子》、《庄子》。这是从汉代以来的小孩子上学就背诵一大半的一直背诵到上一世纪末。这十部书若不知道，唐朝的韩愈、宋朝的朱熹、明朝的王守仁（阳明）的书都无法读。连《镜花缘》、《红楼梦》、《西厢记》、《牡丹亭》里许多地方的词句和用意也难于体会。这不是提倡复古、读经。为了扫荡封建残余非反对读经不可，但为理解封建文化又非读经不可。如果一点不知道“经”是什么，没有见过面，又怎能理解透鲁迅那么反对读经呢所谓“读经”是指“死灌”、“禁锢”、“神化”；那样，不论读什么书都会变成“读经”的。有分析批判地读书，那是可以化有害为有益的，不至于囫囵吞枣、人云亦云的。

    以上是算总账，再去，分类区别就比较容易了。举例来说，读史书，可先后齐读，最少要读《史记》、《资治通鉴》，加上《续资治通鉴》毕沅等的、《文献通考》。读文学书总要读第一部总集《文选》。如不大略读读《文选》，就不知道唐以前文学屈原《离骚》起是怎么回事，也就看不出以后的发展。

    这些书，除《易》、《老》和外国哲学书以外，大半是十岁的孩子所能懂得的，其中不乏故事性和趣味性。枯燥部分可以滑过去。我国古人并不喜欢“抽象思维”，说的道理常很切实，用语也往往有风趣，稍加注解即可阅读原文。一部书通读了，读通了，接下去越来越容易，并不那么可怕。从前的孩子们就是这样读的。主要还是要引起兴趣。孩子有他们的理解方式，不能照大人的方式去理解，特别是不能抠字，讲道理。大人难懂的地方孩子未必不能“懂”。孩子时期稍用一点时间照这样“程序”得到“输入”以后，长大了就可腾出时间专攻“四化”，这一“存储”会作为潜在力量发挥作用。错过时机，成了大人，记忆力减，理解力不同，而且“百忧感其心，万事劳其形”，再想补课，读这类基础书，就难得多了。

    以上举例的这些中外古书分量并不大。外国人的书不必读全集，也读不了，哪些是其主要著作是有定论的。哲学书难易不同；康德、黑格尔的书较难，主要是不懂他们论的是什么问题以及他们的数学式分析推理和表达方式。那就留在后面，选读一点原书。中国的也不必每人每书全读，例如《礼记》中有些篇，《史记》的《表》和《书》，《文献通考》中的资料，就不是供“读”的，可以溜”览过去。这样算，把这些书通看一遍，花不了多少时间，不用“皓首”即可“穷经”。依此类推，若想知道某一国的书本文化，例如印度、日本，也可以先读其本国人历来幼年受教育时的必读书，却不一定要用学校中为考试用的课本。孩子们和青少年看得，“正课”别压得太重，考试莫逼得太紧，给点“业余”时间，他们照这样多少了解一点中外一百年前的书本文化的大意并非难事。有这些作基础，和历史、哲学史、文学史之类的“简编”配合起来，就不是“空谈无根”，心中无把握了，也可以说是学到诸葛亮的“观其大略”的“法门”了。花费比“三冬”多一点的时间，就一般人而言大约是“文史足用”了。没有史和概论是不能入门的，但光有史和概论而未见原书，那好像是见蓝图而不见房子或看照片甚至漫画去想像本人了。本文开头说的那位老前辈说的“书读完了”的意思大概也就是说，“本人”都认识了，其他不过是肖像画而已，多看少看无关大体了。用现在话说就是，主要的信息已有了，其他是重复再加一点，每部书的信息量不多了。若用这种看法，连《资治通鉴》除了“臣光曰”以外也是“东抄西抄”了。无怪乎说中国书不多了。全信息量的是不多。若为找资料，作研究，或为了消遣时光，增长知识，书是看不完的；若为了求基础文化知识，有创见能独立的旧书就不多了。单纯资料性的可以送进计算机不必自己记忆了。不过计算机还不能消化《老子》，那就得自己读。这样的书越少越好。封建社会用“过去”进行教育，资本主义用“现在”，社会主义最有前途，应当是着重用“未来”进行教育，那么就更应当设法早些在少年时结束对过去的温习了。

一个大问题是，这浓缩维他命丸或和“太空食品”一样的书怎么消化？这些书好比宇宙中的白矮星，质量极高，又像堡垒，很难攻进去，也难得密码本。古时无论中外都是小时候背诵背《五经》，背《圣经》，十来岁就背完了，例如红与黑》中的于连。现在怎么能办到呢？看样子没有“二道贩子”不行。不要先单学语言，书本身就是语言课本。古人写诗文也同说话一样是让人懂的。读书要形式内容一网打起来，一把抓。这类书需要有个“一揽子”读法。要“不求甚解”，又要“探骊得珠”，就是要讲效率，不浪费时间。好比吃中药，有效成分不多，需要有“引子”。参观要有“指南”。入门向导和讲解员不能代替参观者自己看，但可以告诉他们怎么看和一眼看不出来的东西。我以为现在迫切需要的是生动活泼，篇幅不长，能让孩子和青少年看懂并发生兴趣的入门讲话，加上原书的编、选、注。原书要标点，不断的存疑，别硬断或去考证；不要句句译成白话去代替；不要注得太多；不要求处处都懂，那是办不到的，章太炎、王国维都自己说有一部分不懂；有问题更好，能启发读者，不必忙下结论。这种入讲解不是讲义、教科书，对考试得文凭毫无帮助，但对于文化的普及和提高，对于精神文明的建设，大概是不无小补的。这是给大学生和研究生作的前期准备，节省后来补常识的精力，也是给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放眼观世界今日文化全局的一点补剂。我很希望有学者继朱自清、叶圣陶先生以《经典常谈》介绍古典文学之后，不惜挥动如椽大笔，撰写万言小文，为青少年着想讲一讲古文和古书以及外国文和外国书的读法，立个指路牌。这不是《经典常谈》的现代化，而是引导直接读原书，了解其文化意义和历史作用，打下文化知识础。若不读原书，无直接印象，虽有“常谈”，听过了，看过了，考过了，随即就会忘的。“时不我与”，不要等到二十一世纪再补课了。那时只怕青年不要读这书，读书法也不同，更来不及了。
                                                      （一九八四年）

                                                      选自《书读完了》

为什么要读金克木
    文/李海华    

? 来源：南方都市报  

   金克木是著名的“燕园四老”之一(另三位是季羡林、张中行、邓广铭)。老固老矣，却是老当益壮老而弥坚，文章写得一发不可收，直到去世前一个多月还给出版社寄去了一篇《倒读历史》。据《读书》杂志前主编沈昌文记述，从金府辞出，老人送到门口，扶着门框还要说上半小时；《读书》每月只能发他一篇文章，但老人一寄就是四五篇——他有太多的话要说了。好在杂志发之不及，还可以编书刊行，因此我们也就有幸一本接一本地读到金先生的书。

　　金克木自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一共出了多少本书？据说多达三十余种。想来这三十余种当中还不包括别人的选本(金本人对此一向采取“不管主义”：不赞同，不反对，不提供资料，不写前言，不拟书名，不审书稿，一切听凭编者所为)。这类选本多以散文随笔为主，就笔者搜求所及有谢冕编的《金克木散文选集》、陈伟光编的《咫尺天颜应对难》、黄德海编的《书读完了》以及最近面世的《倒读历史》(张昌华编)。金克木的名字自然是有号召力的，但像这样为不同的选家编了又编，还是有点不同寻常。这类选本，有的偏重某一方面(比如治学、文化)，有的则是面面俱到，力求展现金克木的多维视野和兴趣。这里只谈别人的选本，实在是因为金先生的书太多了，而笔者又并非有志于“金学”(不知有没有？)，只能通过别人的眼光来打量一下这位“怪杰”(张昌华语，意指小学生出身的大学者)了。

　　何况谈论金克木的学问和成就实非笔者所能，就连陈平原这样的学问大家对此也颇为踌躇乃至最终放弃呢。据陈在《“〈读书〉时代”的精灵》一文中说，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收获》杂志准备集中发一批金克木的文章，另加万把字的评述，考虑到能兼及金氏的文与学的，陈平原比较能够胜任，但陈在拜读了金氏的二十余种著作后乃废书长叹，跑去跟金说不干了，原因是像《梵语文学史》、《印度文化论集》、《梵佛探》这类书，他“只能焚香拜读，根本无力评判”，而只把金克木作为一个“随笔作家”来看，又非他愿。陈是大家，他不愿为的事情，我等一般读书人若能勉力为之，也足以沾沾自喜了，因此这里就试着谈谈作为随笔作家的金克木，或者说金克木的随笔。

　　窃以为，同为“燕园四老”，同是研究印度文化，也同样爱写随笔，金克木的小文章要比季羡林写得好。无论就情怀、视野、趣味哪个方面来说，笔者都更喜欢金克木而不是季羡林。记得傅国涌先生曾说，季羡林先生在印度文化或者说东方文化研究方面的成就自非行外所能评判，但其见识与文章却实在说不上怎么高明，比如所谓21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就已成为笑谈。对此笔者亦有同感。当然本文意不在“拥金贬季”，在两位大学者中间制造不和谐(季先生强调“内心的和谐”)，虽然金先生早已归了道山，插说几句只是想说明金克木的随笔写得好，特别是在“学者之文”中更显得出类拔萃难能可贵。

　　金克木的散文到底好在哪里？这原本是个谁读谁知道的问题。笔者的体会有两点：一是金先生祛除了我们在读书上的焦虑，一是金先生的热中“猜谜”让人触摸到了他的家国情怀。前者是为解惑，后者是为传道，至于授业，以先生之“精骛八极，神游万仞”，而以笔者之愚陋实难受之，还是另择可造之材吧。

　　金克木看了多少书？这是一个近乎天问的问题，反正我们知道他“上知天文，下通地理”，整日“在中外古今的文化思想中旅行”，兴趣广泛到令人吃惊。以这样一种身份来谈读书，当然是能令人信服的。对于我辈读书人来说，最感惶惑的就是置身“信息爆炸”的时代，书如雪片般漫天飞舞，读不胜读，金先生却写了一篇《“书读完了”》，认为就文化经典来说，无须“皓首”即可“穷经”，只需选读最紧要的部分，再佐以大家的指导(这让笔者想起香港城市大学校长张信刚先生发起编写的《中国文化导论》)，也就算是“有文化”了。当然，金先生这里是就基本教育来说的，目的只在求得常识。一般来说，人们都是为了解决某个问题才去读书的，目标一旦明确，也就没有汗漫无归之忧了。如果有人立志成为博学鸿儒，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但读书不是目的，博学也不是目的，只有为着解惑的读书才有“求X得X”的幸福。有些为稻粱谋而读书或者说是“专业读书人”，自然难免把一本本未读的书当成是一双双讨债的眼睛(刘绍铭就写过一篇《一双双讨债的眼睛》)，但金先生又告诫要“转苦为乐，把包袱改成垫脚石”，因为“‘学而时习之’本来是‘不亦说乎’的”。事实上金先生读书完全是为了“猜谜”，而不是为读书而读书的，因此心态也就非常平和。他早年做过一段时间的图书管理员，出于对借书人所读书目的好奇，便按照借书人的“指引”去看书，但这么做的目的是“只想知道一点所不知道的，明白一点所不明白的，了解一下有学问的中国人、外国人、老年人、青年人是怎么想和怎么做的”，而“完全没有想到要去当学者或者文人”(《一点经历》)。说到解惑，还有一点不能不提。平日里笔者对一些文史大家乃至新起之秀的考据文字总是不明所以，不知其价值何在，待到看了金先生《刘教授文典》一文才恍然既而释然了。盖“学术界的新考证之风，照梁(启超)、胡(适)意见，仿佛是上承乾嘉学派，实际上这是接着道光年间的新风气。……照我看，近世学术思想应从道光元年(1821)算起，……清代有两个‘文达公’。……后一个是阮元(道光时去世)，可算新时期开山之人。他除印《经解》外，还著《畴人传》，倡天文、数学，并收外国人，是第一部新学术书。他辑古器物及铭文，说价值如‘九经’，又重视地理等学。从此‘经学’扩大，直到后来的章太炎、王国维、陈寅恪。他们都不是乾嘉‘小学’的继承人。”这是不是说，如今的所谓“经学”，乃是泛指对“基本事实”的钩沉辨正？若是，则现在的新考据之风自然来得正是时候，而且应该来得更猛烈些。

　　金克木读书无数，自然是乐在其中，但似乎不能说老人看书只是享受“老来乐”(所谓“七十岁开始可以诸事不做而拿退休金……要看书可以随便乱翻。金庸、梁羽生、克里斯蒂、松本清张，从前哪能拜读？现在可以了。随看随忘，便扔在一边。无忧无虑，无人打扰，不必出门而自有天地。”)，前文已说过他是为了“猜谜”。在金氏看来，“宇宙、社会、人生都是些大谜语，其中有日出不穷的大小案件；如果没有猜谜和破案的兴趣，缺乏好奇心，那就一切索然无味了”(《“书读完了”》)。“猜谜”不全然是娱乐自己考验智力，而毋宁有着深沉的情怀寄寓其间。“到七十年代末，我重新开始看书时，才回顾刚刚经历过的又一次‘大革命’。为什么这一次要标出‘文化’招牌呢？文化到底指什么？……‘文化’成为谜。这时我已有闲暇，于是从略有所知的文化人类学开头看外国书刊。……随手写下一些围绕这个问题的文章。自己知道不过是对文化猜谜。这样说不通，再换一条路子。”(《百年投影：1898－1997》)与其说金先生是在寻找文化的内涵外延，不如说他是在试图寻找历史“文化迷局”的根源？实际上，在金氏看似轻松的文字背面，往往都浸透着老人的深重忧思。针对中国历史编纂出现的断层现象，金先生指出：“假如中国历史断层总是由外国人来补，这只怕是不可不注意的。本世纪(20世纪)初，据说日本人预言过，中国人学中国学要到外国去，这不会成为事实吧？”(《历史的断层》)对于喜爱西学的康熙皇帝也未能开阔中国人的视野，金先生总结的教训是其得到的“信息不灵、不全、不准、不及时，只坐等人送来”(《什么是弧三角》)，读来犹让人为康熙一叹。即便是在今时今日，又怎能说我们接收的信息就没有假的、片面的和扭曲的？而这并非因为我们缺乏接收信息的愿望，而是没有接收信息的自由。几百年过去了，康熙皇帝的教训依然没有过时，这是不是一种悲哀？

　　不过，圣人有训“尽信书不如无书”，对金先生的个别想法，笔者也不能完全认同，至少金先生本该说得更明白些。比如在《“五四”一疑》(1990)一文中，金先生说：“‘德’、‘赛’若是药，也不能是一味‘独参汤’，可以起死回生，当场见效。大家还得学神农和李时珍，尝百草，辨性，编出《本草》。”这话是说民主和科学未必是中国所需吗？“编出《本草》”是指“坚持自己的文化主体性”、“绝不照搬西方模式”吗？参看《人苦不自知》一文，金先生的意思似乎是说要弄清自己的病根是什么从而对症下药，但老大中国的病根是什么不是已经很清楚了么？难道还对民主和学有什么疑问吗？祈望先生告我。

钱文忠也曾这样描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