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作《走出中世纪》的这部小书，初次出版到现在，已有二十年。

二十年前，在我正值所谓孔子行年五十而知五十非的年纪。不幸我从来就认为孔子早已属于历史，连同孔子生前总想复兴的古典儒学，也早就异化为中世纪的经学，况且中世纪经学诸形态的蜕变过程，同样早已成为历史争论的课题。所以，我从来不敢苟同孔子或儒学表征中国传统文化的说法，正如我从来不能相信所谓西方文化都属于基督教传统的说法一样。当然，我看自己与看别人，都不会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

也在二十年前，我重返中国史学从业者生涯，又近十年，一面教书，一面编书。任教的课程，主要是中世纪的经学史和史学史。而除了与友人合作编辑《中国文化》研究集刊、《中国文化史丛书》，以及主编有关传统文化的论文集等，尚有余力，便用于考察中国走出中世纪的历史过程，主要希望解答先前我在编校注释清末民初章太炎、梁启超等学术论著中所发现的积疑。于是，就有了本书初版。

本书出版问世不久，加拿大的许美德教授(Prof.Ruth　Hayhoe)，便选译大半篇章，编成英文版。那经过可见本书初次以中文发表的拙撰英文版序。令我有点意外的，是美、德几位汉学家就英文版发表的书评，注意的重点都在于本书有关十七世纪在华耶稣会士与明清上层社会关系的历史考察。也许由于上世纪八○年代末，一名中国学者竟不顾本土已成主流的所谓精神侵略论，而尝试从历史本身说明历史，在当时西方汉学界还较少闻见的缘故吧？

然而本书初版在国内的回应，更令我意外。初版甫出，我就应邀前往多伦多、印第安纳和慕尼黑三所大学，相继承乏客座讲席。在外转悠一年有半，归来发现案头堆积的读者来信，达数百通。除了已识未识的同行朋友，大半来自不同职业的读者，包括中小学教师、技术人员、医生、工人、农民、警察、基层干部等等，他们在来信中或述说读后感，或对拙著的某些说法提出质疑。不过使我惊异的，还是许多来信似乎不约而同，提出拙著没有讨论的一个问题:中国有没有“走出中世纪”？

这个问题，我当然无法作答。我的专业是史学，研究下限止于清末民初。生丁此世，想不关注现状也不可能。但对现状怎么看，是宪法保障的每个公民思想言论自由的权利，作为公民的历史学家自不例外。但我向来认为，如果坚持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就不能混淆历史与现状的区别，因而以古律今、以今律古或者借古讽今，都必然扭曲乃至背离历史实相。至于有人读史爱好对号入座，那是他的自由，也正如读小说《红楼梦》便自居林妹妹宝哥哥一样荒谬。但假如自己荒谬，却指斥不合己意的历史论著为荒谬，甚至动用权力，给历史作者加上种种莫须有的可怕罪名。这固然合于秦皇汉武以来禁锢历史思考的传统，可惜正是马克思早就谴责过的文化专制传统。

所以，我很赞成清末章太炎为批判康有为托古改制论所作的《征信论》、《信史》等文的见解，衡量历史作品的唯一尺度，就是实事求是，信而有征。做到很难，不仅需要抑制“古为今用”的冲动，而且需要抵制来自权势、金钱以及种种先入之见的干预。在这方面，假如真愿“以史为鉴”，那就首先不能忘记一九五八年陈伯达之流鼓动“史学革命”，一路革到“文革”十年，以“夺取资产阶级霸占的史学阵地”始，到舆论一律赞颂秦始皇终。

对于众多读者关注本书讨论的“走出中世纪”问题，我是很感动的。当年没有可能逐一作复。但我从中发现，读者们同我一样，都很关心中国的昨天和前天是怎样的，而不厘清那段历史“是什么”，我们就不明白自己的先辈是如何从中世纪走出来的。而回答“是什么”，正是史学从业者的职守所在。

这就是近二十年来，尽管务多而杂，我仍然时时回到这个课题的理由。继续本书开端的思路，我仍然力求征而后信，首先主持编校了《中国近代学术名著》(丛书，已出十种，北京、香港三联书店，1998)，《马相伯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利玛窦中文著译集》(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等。同时断续写了若干论文、札记、序跋等，论文已结集者有《音调未定的传统》(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求索真文明——晚清学术史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以及为纪念戊戌维新百周年而编著的《维新旧梦录》(与龙应台合著，北京三联书店，2000；台湾版题作《未完成的革命》，1998)，为纪念复旦大学百年校庆而编的《马相伯传略》(与几位小友合作的论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等。

比较地说，二十年前结成的这部《走出中世纪》，便显得单薄。没想到读者还记得这本小书，常有人询问重印与否。而直到去岁，欧美还有史家，据本书英文版评论我的历史见解。这促使我只能同意再出一版。

于是我就着手寻觅已刊未刊的零散文稿。因为历时多年，已刊者易寻，未刊者难觅。不过捡出未入前揭诸集者，七长八短，也近百篇。承复旦大学出版社惠允，将我自择诸稿，部分补入本书，名曰增订本；另一部分则重结一集，名曰《走出中世纪二集》。

现在呈现给读者的《走出中世纪》增订本，于初版已刊诸文，概存原貌，仅校正初版排误数处，并给几篇长文插入子题。增入的篇章，多为讨论晚明西学在华的历史轨迹，或可稍补初版头轻于腹的缺陷。全书的编次，也重作调整，旨在彰显历史的时空连续性。

至于另结的二集，容后再行说明。

不待说，这个增订本，倘得读者惠予批评指正，将令我深感荣幸。

from: 文汇读书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