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台湾问题与蒙古问题一脉相承，是中华民族在近五十年内遇到的两个同样的分裂挑战。虽然台湾仍然没有承认蒙古独立，中华民国宪法上也没有放弃对外蒙古的主权，版图上至今还把蒙古包括在内，但台湾有些人正在寻求从中国独立……在中国大陆，50年代后成长起来的人们，只知道现在这只被人砍去脊背似的卧牛，根本不知道北方还有那么一片广阔的蒙古草原曾经属于中国。而蒙古独立只不过刚刚发生了50多年，对我们这个健忘的民族竟然已如此陌生了，那么台湾问题50年后又当如何呢？这不能不令人想起蒙古与中国的那段沧桑历史。
　　
　　蒙古与中国：千丝万缕的历史渊源
　　
　　公元前3世纪，在荒僻的中国北方活跃着几支游牧民族，其中主要的一支是匈奴族。他们在大漠南北、叶尼塞河上游和贝加尔湖（古称北海）等寒冷粗犷的广大地区放牧、劳作、繁衍生息。春秋战国时期，他们被称为“胡人”，并曾被北方的燕国收容。到秦汉时代，匈奴族一分为二，北匈奴被远驱到阿尔泰山、高加索山脉以西，进入欧洲（即现在的土耳其人）；南匈奴则降汉。公元47年，匈奴正式成为汉朝的属国。阿尔泰山以东、贝加尔湖以南、额尔古纳河以西的大片地区成为中国的土地。中国皇帝允许各种不同的游牧民族继续在那里繁衍生息。那里也相继出现了很多兴盛一时的民族，如高车、鲜卑、柔然、突厥等，这就是蒙古的祖先。但那时，蒙古作为一个民族还没有形成。
　　唐代，中国开始在那里置府设州，实行直接的有效管辖。到了12世纪末、13世纪初的宋代时，北方游牧部落的一支开始兴起。因部落名字的缘故他们被称做蒙古人，其发祥地在中国东北地区。
　　1162年，铁木真降生在一个尚武、并时常陷于部族仇杀的蒙古部落里。1206年他44岁时，平定了多数蒙古部族，在斡难河畔建立蒙古汗国，当上了全蒙古的领袖——“成吉思汗”。蒙古部落曾是与南宋并列的控制华北和西北某些地方的金朝的地盘。蒙古建国之初，曾向金进贡，要求金朝承认其汗国地位。金朝断然否定“蒙独”要求，成吉思汗不满，在羞辱金朝使臣和金朝皇帝后，兴兵讨伐。
　　从那以后的半个世纪中，蒙古骑兵成为横跨欧亚、天下无敌的一支劲旅，不断南征北战。马蹄到处，百姓命断，城头换旗，生灵涂炭。当时的文明还没有制约野蛮武力的办法，“文明”的民族反而显得苍白。
　　从1211年开始，成吉思汗大举南侵西进。先后灭了西辽（今属新疆）、花剌子模（今俄国境内）以及西夏（甘肃等地）。成吉思汗的长子术赤率领右手军征战“林木中百姓”，将斡亦剌部（明代的瓦剌），贝加尔湖的不里牙惕（今俄国布里亚特）和牙忽惕（今俄国牙库特）等地归属于蒙古。
　　成吉思汗于1227年死于侵略征途上，他的儿子们接下他的大旗继续征战南北。1234年，蒙军在宋军配合下灭了金，然后加大了向东、西、南三个方向的扩张。1238年破莫斯科，1240年陷波兰，1241年灭高丽，1258年又占了黑衣大食的首都巴格达。蒙军所到之处，到处烧杀劫掠，世界各族无不闻风丧胆。可汗曾规定，蒙古大军到处，开城请降可免死，若有抵抗，破城后一律屠城。蒙古继续向中亚、西亚及欧洲进军，横扫高加索地区、里海、波罗的海沿岸，占领了大片土地，建立了前无古人的丰功伟绩。
　　经过70年的南进西征，蒙古于1271年建立元朝。1279年打败南宋，统一全中国，建立了一个横跨欧亚的超级大国。
　　元朝的建立，为中国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和相互融合提供了丰厚的土壤。蒙古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开始更进一步与内地融合，并成为中华民族的重要成员。后来蒙古人失去天朝政权，但是明清以来，蒙古人做为中华民族的一员从未与中国隔离开来。
　　历史进行至元末，汉族农民起义军首领朱元璋率领明军，将蒙古人逐出中原，但蒙古实力犹在，不停寇边。明成祖朱棣把京城从南京移至北京，不仅仅是因为他是燕王，在夺取皇位后要回老家，另一方面也是要巩固北方边防。因为蒙古人不断犯边，明朝重修长城。至明末，蒙古族内部分裂成几支，彼此争战不已，一部分蒙古人得到明政府允许，在长城以北与汉人和睦相处，游牧而居。另一部分被逐至“漠北苦寒之地”，从此逐渐开始有内外蒙古之分。
　　明末，当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摧毁明朝时，盘踞在中国东北部的另一个少数民族——女真族早已对中原虎视眈眈，趁农民起义军立足未稳，勾结吴三贵杀入关内，建立了满清。从清初开始，先是努尔哈赤，后是皇太极，逐渐征服蒙古诸部，皇太极灭“后元”后，得到了“元传玉玺”，并据此立国。从清朝以后，内外蒙古皆正式纳入中国版图，受中央政府管辖。
　　至清晚期，西方兴起，腐朽堕落的满清朝廷逐渐衰微，外强入侵中国。北方的沙俄先后占去黑龙江以北、新疆以西的大片领土，累计吞并中国15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接着更把魔爪伸向中亚大陆内这块地广人稀的大草原。
　　清朝解体，中原混乱，蒙古趁机独立
　　鸦片战争后，西方文明更加突飞猛进，而大清帝国仍然封闭在一个腐败无能的酱缸内，闭关锁国，死硬地拒绝对外开放，于是中国开始衰落凋敝，江河日下。到了晚清，西方先进的民主与科学给封闭的中国带来更强烈震撼冲击，愚昧保守的满清朝庭除了搞些空洞形式外，仍顽固拒绝真正改革，终于把人民逼上梁山，引起破坏性的“暴力革命”。
　　1911年，武昌爆发武装起义，引发了“多米诺骨牌”效应。中国各省纷纷响应，宣布独立，摆脱清政府的统治。外蒙古同中国其它各省一样，在王公贵族的带领下宣布独立。从混乱和废墟上通过暴力革命建立起来的中华民国，不久就进入了混乱的军阀割据时代。蒙古的独立运动就是在这一时期开始的。
　　当武昌起义后宣布独立的中国各省开始为重新统一、建立“中华民国”而开展各种政治活动的时候，外蒙古脱离了这一进程，开始酝酿“独立建国”。外蒙与其它省份不同，当时北方那个处心积虑妄图瓜分中国的沙俄，经过多年的经营、分化、瓦解，已在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完全操纵了外蒙古。事实上，外蒙古已经变成了沙俄的保护国。民国统计：整个蒙古族共有近240旗，其中外蒙占108旗。外蒙古独立将拉走近一半的旗，和150多万平方公里辽阔土地，形成一个世界最大的内陆“国家”。由于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它的分裂形同把中国拦腰斩断。
　　中华民国的政权由孙中山转到袁世凯的手中后，开始了与沙俄的艰苦谈判。俗话说：弱国无外交。刚刚建国不久的中华民国，国力之弱可想而知。但中国的外交官们做出了极大努力，终于迫使沙俄做出让步，承认外蒙是中国的领土，条件是在外蒙古实行“自治”。也就是说外蒙古在名义上仍属中国，实际上外蒙古的内政与外交还是掌握在沙俄的手中。不管怎样，在当时的情况下得到这种结果已实属不易。以卖国复辟著称于世的袁世凯总算没有丢掉外蒙古。
　　1918年，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沙俄政府被苏俄推翻。这时的“自治蒙古”也就失去了主子。苏俄红军不断向西伯利亚挺进，使“自治蒙古”感到危胁日益临近，坐卧不安。于是他们开始与中国进行取消“自治蒙古”、重新回到中国怀抱的谈判，不过谈判进程缓慢而艰难。
　　1919年，主掌中国政局的段祺瑞政府派出得力干将徐树铮，率兵进入外蒙古，接替了当时正与外蒙古进行和平谈判的陈毅将军（当时和平谈判已近成功），立即用铁腕政策迫使外蒙古放弃自治，外蒙古重新回归中国。但是，这种毫不留情的铁腕政策却使中国失去了外蒙古上层王公的人心，为蒙古后来的分离埋下了祸根。
    到了1920年，皖系军阀段祺瑞下台，外蒙古也进入混乱状态。被苏俄红军赶到外蒙古的沙俄恩琴白匪勾结外蒙古上层王公，向中国驻军发难。中国驻军寡不敌众，被迫撤离库伦（今乌兰巴托），一部分返回内地，一部分转移到买卖城，准备再战。
　　俄国的十月革命，也传染到外蒙古大草原。在苏俄的支持下，牧民出身的苏黑巴托尔和乔巴山组建了蒙古人民党。1921年，蒙古人民党的军队在苏俄的大量武器装备援助下，开始向买卖城的中国军队进攻。中国军队内外交困，无心恋战，节节战败，被迫撤出买卖城。从此中国军队再没有进入外蒙古。
　　1921年3月19日，蒙古人民党领导的“蒙古临时人民政府”宣布成立。这与在库伦的蒙古上层王公和恩琴俄国“白匪”形成了对立，并展开战斗。由于实力相差悬殊，蒙古人民党邀请苏联红军入蒙参战。1921年5月，苏联红军进入外蒙古，在买卖城外打败了恩琴的军队，挽救了危在旦夕的蒙古人民军。随即于7月占领了库伦。7月10日，蒙古上层王公与蒙古人民党共同组建了“蒙古人民革命政府”。
　　
　　苏俄操纵外蒙古，武力阻碍中国统一
　　
　　在俄国的怂恿下，外蒙古再次宣布“独立”和建立“蒙古国”。消息传到中国内地，一时间舆论大哗，国内各民间团体、民主党派纷纷发表宣言，反对蒙古王公贵族分裂祖国的倒行逆施，谴责苏俄对中国外蒙古的武装占领。
　　北京政府的实权人物曹锟和吴佩孚，迫于人民的压力，以中国政府名义发布措词严厉的声明，谴责外蒙古企图分裂中华民国的行径，不承认外蒙古的“独立”。东北的张作霖也通电谴责俄国，对外蒙古的“独立”异常愤慨。他不顾被其他军阀吞并的危险，独自发兵外蒙，与外蒙和俄军作战，试图以武力解决外蒙纠纷。然而，由于内战原因，张作霖害怕曹锟、吴佩孚借机出兵东北，夺回部分失地（这些失地至今还在中国辖区），就不敢再冒然行事。而北京的曹、吴在北边要对付张作霖，南边要对付其他各省军阀，生怕出兵外蒙会丧失自己在北京政府中的实权，因此只有隔岸观火，除了口头谴责蒙独外，无可奈何。
　　自那时起，苏联红军就一直留在外蒙古。这期间，那些在苏俄控制下、被剥夺了权力的蒙古上层王公开始醒悟，后悔分裂中国的行为，纷纷逃到中国要求发兵收回蒙古主权，赶走俄国人。但是苏联不断增加驻蒙军队规模，阻挠中国收回外蒙古主权的行动。
　　1921年外蒙的苏赫巴托在俄国帮助下，成立君主立宪政府，1924年又废除君主立宪，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这位苏赫巴托也如列宁一样，建“国”后不久就死去了。蒙古以苏联为宗主，不管苏联做什么，蒙古都跟着学。在苏赫巴托后又出了一位跟斯大林相似的狂搞个人崇拜的人物——乔巴山。苏赫巴托和乔巴山的名字都用来给城市命名，在蒙古地图可以找得到（后来乔巴山死后亦像斯大林一样，被到处批判）。
　　二三十年代一直到四十年代，中国除了内乱混战，便是抗日战争。长期陷于内乱的中国，一次次地丧失了收回蒙古主权的机会，使蒙古独立的生米逐步变成熟饭。
　　俄国的列宁在世时曾经说，要把沙皇掠夺的亚洲土地还给亚洲人民，他承诺，当中国革命取得成功后，蒙古将自然成为中国的一部分。但在列宁死后，斯大林完全背弃了列宁的诺言，他杀掉了曾经对列宁的讲话有过记载的一位国防部副部长，然后拒不承认列宁说过的话。从此在苏联再也听不到要归还蒙古的声音。苏联军队就这样还一直赖在外蒙古。
　　
　　美英苏“雅尔塔会议”出卖中国蒙古
　　
　　1945年2月关于结束二战的雅尔塔会议，是外国列强操纵外蒙古命运的一次重要会议。当时，在欧洲战场上，德国已经战败投降。在亚洲，美国在太平洋战场节节胜利，但战役打得非常艰苦；在中国战场，中日双方处于战略对峙，谁都无力发动大规模的攻势。总的来看，日本战败已成定局。美国估计，要达到迫使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战略目标，美国还要多牺牲几十万的军队。为此，在雅尔塔会议上，美、英的重要议题就是争取苏联参加对日作战，从而减少自己的损失。为达到这个目的，他们不惜出卖中国利益，答应了苏联的无理要求，接受外蒙古的现状，即承认并要求中国政府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
　　这笔交易实际上是在罗斯福和斯大林之间进行的。蒋介石得不到罗斯福的支持，面对斯大林的重压，在万般无奈之中，于1946年1月5日，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在条约中正式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有权公投独立。这种巨大代价，终于换取苏联出兵中国东北，日本迅速宣布无条件投降，使得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的行动变得毫无意义。美国后来为当初对苏联做出太多的让步、牺牲太多的中国利益而后悔过，但为时已晚（或者他根本就没后悔，反而为他们狼狈为奸，成功地削弱了中国而窃喜不已呢）。
　　1949年10月，中国共产党在内战中，以奇迹般的胜利震惊了世界，国民党的军队被赶出大陆，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蒋介石在退到台湾后，对斯大林没有遵守《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条款感到愤慨，并以苏联违约为由，在联合国状告苏联，这就是所谓的“控苏案”。当时虽然大陆已经易手，但在联合国，中华民国仍然拥有中国的合法代表权，并且是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中华民国宣布《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失效，从而不承认外蒙古的独立，联合国对此予以承认。这就是至今在台湾的“中华民国”版图上还包括外蒙古的法律依据。
　　
　　毛泽东被迫承认外蒙，与之建立外交关系
　　
　　中国共产党主掌中国政局后，由于当时与苏联同属于社会主义阵营，在蒙古问题上，意识形态束缚了中国领导人的手脚。斯大林蛮横强硬的立场，使新中国的领导人在国家统一与社会主义大家庭之间左右为难。而新中国百废待兴，又需要苏联的大量援助。毛泽东第一次出访苏联，本打算与斯大林讨论黑龙江以北、巴尔喀什湖以东的土地和外蒙古问题，却受尽了斯大林的冷落。最终在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时，也被迫承认了“蒙古人民共和国”。如果当时的中国领袖不是那么急功近利，而能高瞻远瞩，从长计议，而能与俄国和美国保持“平衡战略”，就不至于吞下斯大林的那颗恶果，那中国的版图和中蒙历史就可能完全是另外一副样子。
　　1953年，斯大林逝世，赫鲁晓夫上台后，毛泽东开始与苏联交涉，试图解决包括蒙古的一些历史遗留问题。通过谈判，苏联归还了旅大军港，归还了东北铁路的管理权。但是当周恩来提出蒙古问题时，遭到了赫鲁晓夫的断然拒绝。中国大陆再次失去了收回蒙古主权的机会。中国的这次行动，很快传到了蒙古人的耳朵里。他们立即行动，在苏联的监督下与中国交换地图，划定边界。随后，中国和蒙古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
　　中苏关系破裂以后，蒙古也亦步亦趋跟随着苏联的指挥棒叫骂中国。至90年代，蒙古已与130多个国家建交。蒙古形如“苏联第16个加盟共和国”，在默默过去的几十年中，中蒙关系几乎完全等同于中苏关系。自从60年代后中苏关系恶化，苏联在中蒙边境上屯下重兵，对中国形成巨大威胁。到了1986年，邓小平与苏联谈判关系正常化时，提出了中苏关系的“三大障碍”，其中之一就是苏联在蒙古边界的驻军。在倡导新思维的戈尔巴乔夫领导下，苏联宣布开始从蒙古撤军，1992年苏联红军全部撤出蒙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