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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转帖]北洋大学一百一十年祭/张晓唯 [打印本页]

作者: 杜雅萍 时间: 2007-5-30 08:45 标题: [转帖]北洋大学一百一十年祭/张晓唯

　　闲暇时，喜欢到近旁的天津大学北洋广场散步。此处疏阔清朗而四周绿树环抱，新营造的曲径游廊和水榭石桥与远处的湖光亭影融为一体而错落有致，显露出这所工科学府厚重的实力及近年平稳上升的势头。校园广场而名之曰北洋，无疑在说明天津大学与中国近代最早建立的北洋大学之间的渊源关系，二○○五年金秋时节的一百一十周年校庆，虽未曾大事张扬，但隐没半个多世纪的北洋大学，以其当年的盛誉和作育工程人才的不凡业绩，仍然在历史的时间隧道里发散着幽幽灵光。
　　一八九五年，空前屈辱的《马关条约》签订仅仅几个月后，天津海关道盛宣怀即奏请清廷在津开办“西学体用”的北洋西学堂。显然，战败后痛定思痛，促使地方和中央政府摈除陋见毅然创建“全新”西式学堂，光绪帝迅即降旨照准。于是，这所稍后被称作国立北洋大学堂的新型学府便在天津海大道梁园门外（今大沽路小营门外海河中学、解放南园一带）的博文书院旧址开始招生授业。盛宣怀兼任学堂督办，聘任美国驻津副领事丁家立为总教习（教务长）。依据规划：学堂常年经费需银五万五千两，由津海关道掌控的电报、招商各局筹款支用；学堂内分设头等、二等学堂，合计招生定额为一百二十名；其头等学堂初设工程、矿务、机械和律例（法律）四个学门，属专科和大学程度，二等学堂则类似于大学预科。两年之后又增设铁路专科班，该班庚子年间避难到上海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前身），使得盛宣怀在沪上创办的这所学校悬置已久的“上院”（大学部）终于有了第一批学生。
　　盛宣怀之勇于并能够开设“外国所谓大学堂”性质的西式学堂，除了他辅佐李鸿章筹办“洋务事业”过程中切感人才奇缺的内在需求，以及操办近代公用企事业可以游刃有余地调度财力支撑，且适时把握住甲午战败举国思变的有利契机外，非常关键的一点是，他得到美国教育家丁家立博士的协助。丁氏不仅深度参与学校章程的制订和未来谋划，而且在此后十一年间成为北洋大学堂的实际掌门人，尽管包括二品大员伍廷芳等在内的津门高官轮替挂名学校最高职务，却极少涉足实际校务。如此一来，学校便出现了如北洋校友孙越崎所说“北洋大学名义上是国立大学，实际上和教会学校一样”的独特现象:教师绝大部分是美国人，教材则是原版美国教科书，课堂上主课一律用英语授课，作业和考试亦复如此。丁家立将哈佛、耶鲁的办学模式植入北洋校内，使得其起点颇高。当然，教会学校的宗教课程和活动在此不曾出现，表明国立办学的性质。
　　不过，北洋西学堂的高起点，与中小学教育殊欠发达的晚清社会不相匹配，形成生源难求的困局。虽然最初也曾略微降格变通，但总体而言，北洋校方始终不肯“放下身段”，秉持“重质不重量，宁缺毋滥”原则，因而造就了甚佳的社会声誉，也使得本科毕业生数目相对较少。北洋学生在清末以广东籍居多，民国初年以江浙籍为多，此后则以河北籍为多。生源的地域分布由南而北，与国人接触“欧风美雨”的先后情形大体吻合。学堂开办之初，到香港招生，报名应试者数以千计，实际录取者仅十余名，其中即有在皇后学院就读的王宠佑、王宠惠兄弟。据他们忆述：北洋的课程简洁、完善而注重实用，学校延请专家演讲，后来成为美国总统的胡佛当年即曾来矿科演讲数次。王氏兄弟四年后成为数目寥寥的北洋首届毕业生。
　　丁家立聘任的美国教师，月俸银二百两，较之在本国优渥，其聘任合同通常以三年为期；教授国文的中国教师月银四十两，在当时亦属高薪。戊戌变法前后，吴稚晖曾在北洋担任国文教员，虽任教时日短暂，但西方的机构和著作习惯于称他为北洋大学教授，视为一种身份和荣誉。美籍教师中不乏知名学者，譬如福拉尔和莫里斯两位教授，前者求学瑞士期间与爱因斯坦过从甚密，深悉相对论要旨，曾为北洋学生做专题讲解；后者则是美国著名地质学家，原为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赴亚洲做地质考察后留在北洋任教。丁家立作为总教习对学校管理认真而严格。据早期学生回忆：冬夜，学生中有违反作息规定迟睡闲聊者，事为丁家立所知，“有一次突然掩入，学生们闻声息灯上床装睡，丁家立乃遍摸学生之足，发现足部凉的数人，即为迟睡者，加以训诫”。由此可见一斑。
　　正当丁家立引领学校步入正轨声誉鹊起之时，一九○○年八国联军占领天津，校园被用作军营，学校师生四处星散，教学设施损毁殆尽。此乃北洋校史上第一次大劫难。联军占领后期，丁家立协同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向德方索要校址，不得要领。丁氏自告奋勇，亲赴柏林，援引德国法律，竟讨回赔偿费白银五万两。袁世凯拨出西沽武器库旧址和部分款项，由丁家立组织复校。一九○三年四月二十七日，北洋大学堂在西沽新址重建后正式开学。从此，西沽桃堤，北运水舫，就成为北洋学子毕业后对母校的象征性记忆。北洋的第一次复校，丁家立厥功甚伟。此后，他还兼任直隶省西学督办、直隶高等学堂（在保定）总教习等职，建成旧式四年制中学十余所，从而与大学体制相衔接。袁世凯急于用人，未等北洋学生毕业即于一九○六年和一九○七年连续两批资送近五十名学生赴美留学，丁家立以“留美学堂监督”名义带领学生赴美，其间安排起居、联系入学，无微不至。许多学生进入哈佛、耶鲁、康奈尔等名校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其中就有刘瑞恒、刘景山、秦汾、马寅初、冯熙运诸人。至一九○八年丁家立完全脱离北洋大学堂时，中、美政府间就退还部分庚款用于留美事宜的外交谈判方才正式启动。
　　北洋大学堂所在的西沽，距离天津城厢有七八里地之遥，当年交通不便，步行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出城关北行，经过最后一个喧闹的村市小王庄，一条名为“大学道”的公路将人们引向郊外，通过“明德桥”绕行一处弯道，便可看到丛林树影中的幢幢建筑群，再跨过北运河上的一座轻便木桥“新民桥”，转弯就来到了学府正门“至善门”，放眼望去，不远处便是一幢配有钟楼的西式建筑，其正上方镶嵌有“北洋大学堂”字样。后来谱写的该校校歌开首即是：“花堤蔼蔼，北运滔滔，巍巍学府北洋高。”足见当初人们对这座学府环境的精心构设及其傲视海内的那份自信。不过，老一辈天津市民往往俗称其为西沽大学堂或武库大学堂，早先学校里的洋教师们在市内办事购物之后来到大胡同或金刚桥，只要对着人力车夫说上一句并不地道的汉语：“白羊大鞋”，车夫就会准确无误地将其送到学校门口。
　　自清末光宣之际至“五四”运动前这段时间，北洋大学可谓一心办学毫不旁骛。教师基本以外籍教授为主，除少数学成归国取得“洋翰林”身份者外，中国教员大多仅为助教。在学校经费充盈或比较有保障的前提下，办学条件堪称优越。据记载：“本校创设原旨，侧重工科，故理工设备，最称充实。凡关理化、地质矿冶、土木、机械等科系所需图书标本仪器，以及各种探测分析实验等器材，都是参照美国各名大学所有设备，尽量自美购置，并连年陆续补充，可谓应有尽有。即西方杂志一项，经常保持一百余种，且均为世界理工权威学术期刊。”北洋早期应国家需要，也曾一度办过法语、德语专修班和师范班，其法律学科的师资和图书资料也十分优秀和丰富。北洋的学科设置为：采矿、冶金、土木工程和法律四个专业，工科特色明显，而这造成了北洋学生课业异常繁重，无暇他顾。以土木工程专业的学生为例，前两个学年共修的课程有：英文、第二外语（德语）、国文、高等数学、高等物理、高等化学、测量学、工程图画、应用力学、材料力学、水力学、物理化学实验、测量实习、军训等。到了三四年级开设的专业课程则有：材料学及材料强弱实验、热机关学、电气工程学、工程地质学、测地学、钢筋混凝土学及设计、地图地形和经纬线的各种绘图法、透视画、砌工学、机械学原理及设计、机械工厂实习、水力机械学及实验、房屋构造学、铁道曲线和土方工程学、铁道结构学及设计、铁道工程学、电气铁道工程学、道路工程学、水利工程学、卫生工程学、桥梁工程及设计、冶金制器学、工程法制、工程经济学等。可知其学习内容广泛，确有工科“通才教育”意味。当年北洋大学要求毕业生的成绩向美国康奈尔大学毕业生看齐。后来曾任北洋水利系主任的常锡厚回忆:北洋毕业生出国深造，不需考试可直接进入研究院，“美国以及欧洲各国的大学研究院都有明文规定，免试接受北洋学生入学”。据三十年代中期获得美国爱荷华大学工程学博士学位的北洋校友刘德润现身说法:“当时美国把中国的大学分为A、B、C、D四个等级，其中A级有四个，北洋大学是A级第一位。”
　　

　　北洋大学学生在校期间，其考试之多、之严，其淘汰率之高，用“残酷”一词形容并不为过。有一种比较笼统的说法，由于我国正式培养工程人才始自北洋大学，故北洋录取的学生常常汇集南北各优秀中学的前三名考生，可见其生源质量应属上乘。然而，北洋各届毕业人数往往只是同届录取人数的百分之六十左右，即是说差不多接近一半的学生因种种原因惨遭淘汰。学校规定：学期考试两门功课不及格者，留级；三门不及格者，退学。此项规定，几十年一以贯之，严格执行一丝不苟。一位任课教师踏入某班级教室，一看学生的座位即知其成绩如何，因为座位按考试成绩排序。后来甚至将毕业同学录的先后顺序也依据毕业成绩排定。此类做法，在大学史上至为罕见，就积极意义观察，确乎营造出“学业至上”、追求卓越的奋发砥砺氛围。
　　早期北洋校园，几乎是一个英语世界。一些优秀理工科高才生因过不了英语关而被迫转学，据他们的感受：“课本是原文的，教授用英文，答卷用英文，到处是英文，我们吃完晚饭在北运河畔散步，连枝头的小鸟也都在讲英文！”一九一八年，北洋校史上迎来“连中三元”的空前荣耀：全国外交官考试第一名徐谟，全国高等文官考试第一名励平，清华留学考试第一名康时敏。显然，北洋大学“重质不重量”的铁则和入学后的“魔鬼训练”，铸就了这所学府令人敬畏的盛誉。
　　如果以为北洋校内缺少人性关怀，那至少是个误解。因为是国立大学，北洋的学费较低，学校实行“贷书制”，课本和理工科学习用具免费使用，学期末仍愿留作自用者可半价购买。这为不少颖秀贫寒子弟提供了就读机会。由于学生来自天南地北，饮食口味和习惯大不相同，学校允许学生自组“膳食团”，提供食谱，由厨役人员分别烹调，大大减轻了外地学生的异乡不适感，也培养了其自理自立能力。大体而言，民国前期该校每位学生一年费用有一百三十至一百五十元即足够，而同期私立或教会大学学生则需两百至三百元左右。一九一七年，青年陈立夫决意投考北洋大学采矿科，除了学科优势的考量外，据说费用低廉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北洋学生向有俭朴苦学之风，平素大多穿着一袭蓝布长衫，每当傍晚时分，津郊霍家嘴和西沽村之间的桃花堤上便会出现一队队学生外出散步的身影，当地人笑称之“蓝衫队”。
　　“五四”运动打破了北洋校园的平静，作为津门唯一的国立大学，北洋学子在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陈泮岭、孙越崎等学生领袖以及曾养甫、叶秀峰等人组织游行、与曹锐等地方大员交涉、上街演讲鼓动罢市，一时间颇为活跃。自从丁家立离去后，王劭廉（少泉）以教务提调之职主持校政，萧规曹随，任职九年，深得中外教师和学生信服。一九一四年始，北洋首批资送赴美留学获哈佛法学博士的赵天麟继任校长，他创行“贷书制”，矫正校内轻视体育的弊端，给北洋带来一股新风。但他面对“五四”学潮备感困惑，于一九二○年辞职。继任者乃冯熙运，同样为哈佛法学博士，所不同的是，他的校长任命并非出自教育部，而是河北省政府。虽然北洋大学经费由省府提供已有数年，但国立大学校长授命于地方政府，似乎不合规制，于是引发“驱冯”风潮。可是政府方面立场强硬，冯氏对于参加“五四”运动的学生做出不肯悔过者一律开除的决定，遭此厄运的学生达二百人之多，其中有些学生仅差数月即可毕业，甚为可惜。后来，北京大学接收了相当数量的这批北洋学生。冯熙运长校四年，其间新建学生宿舍楼，结束了北洋学生蜗居由武器库改建之宅舍的历史，可谓一件善事。一九二四年夏，学生再次“驱冯”，大闹教育部，冯随即去职。值得注意的是，无论王劭廉、赵天麟，还是冯熙运，这三位北洋掌门人卸职后的去向，均是开滦煤矿高层职务，显示北洋大学与大型工矿企业之间的互动关联。
　　裁并北洋大学法科，事后看来几乎构成一个关键性转折，专办工科的结果，导致这所大学后来降为独立学院。早在民国之初，北京教育部就有将北大并入北洋或将北洋并入北大的种种动议，因两校师生坚决反对而中止。但两校被划入拟议中的同一“大学区”，一九一七年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后，调整学科，北大工科并入北洋，而北洋法科的预科学生升入北大，当时即有署名周春岳者在《新青年》上撰文批评蔡氏专办“文理学院”的做法与世界高等教育的综合发展趋势大相背离，却未能引起国人和知识界的足够重视。约莫二十年后的西南联大时期北大较之清华相形见绌，所差的主要就是缺少了实科（工科）。至于北洋大学停办法科，曾被形容为“失去一翼”，遗患深远。不过，北洋校友对此事的议论，似大多属后见之明，当年北洋校内弥漫着工科为主的氛围。冯熙运校长的屡屡遭拒，除却他对学生运动的强硬态度外，学生们认为此后专办工科不需要法科出身的校长，也是不可忽略的原因。
　　刘仙洲（振华）接任校长后，对北洋大学的办学方向重新定位，强调理工并进的必要性，拟订十年扩充计划，设想增加由数理化及地质组成的理科，将北洋建成麻省理工学院那样的学校。可是他长校的四年，已是北洋政府统治后期，办学条件日益艰窘，欲求发展，谈何容易？后来经费严重拖欠，外籍教师陆续离校，学成归来的中国学者填补空位，北洋教授群体发生结构性变化。刘仙洲校长邀聘茅以升、侯德榜、温宗禹等著名学者来校任教，实质上提升了学校的学术水准。机械专业出身的刘校长潜心研究历史文献档案，考证出一八九五年十月二日为北洋大学的建校日，并举行三十周年校庆活动。不妨说，刘氏乃北洋大学最艰难时期怀抱理想苦撑局面的一位校长。一九二八年冬，南京国民政府设立北平大学区，刘仙洲反对此举，辞职离校。北洋大学随即改为“北平大学第二工学院”，正式出任院长者为茅以升，他又聘请胡敦复、卢恩绪（孝侯）等名家来校执教，进一步充实了师资力量。
　　可是，一九二九年三月底的一场大火，使北洋大学三十多年的精华毁于一旦，主教学楼及大量实验仪器、标本和资料化作灰烬，总计损失达三十万元之多。以讲授桥梁力学和结构工程赢得师生们盛赞的茅以升，本来潜心于学术，视行政管理为畏途，可是面对“天降之灾”，他奋力补救，多方奔走，最后实际争得“中比庚款”十万元充作修复费用。茅以升主持校政仅一年有半，后因约束校外兼课与一些教授发生龃龉而于一九三○年夏辞职。其间，北平大学区废止后，依照国民政府及教育部颁布的《大学组织法》及大学规程，在文、理、法、农、工、商、医各学院中，凡具备三个学院以上者为大学，不足此数者称独立学院。这样，北洋大学就无可避免地“降格”为北洋工学院。作为一项抚慰措施，政府同意由王宠惠、李石曾、王正廷、陈立夫等七人组成北洋大学筹备委员会，待条件具备后恢复大学名号。然而该筹委会八年未开一次会议，近乎流于形式。
　　李书田无疑是北洋校史上矢志谋求“复校”的难得人物，他继蔡远泽之后于一九三二年秋出任北洋工学院院长（初为代理），直至抗战前期。李氏一九二三年以学习成绩第一名毕业于北洋，后取得康奈尔大学博士学位，刘仙洲长校时应聘担任水利学教授。李书田任职五年间，先后建成北洋工程学馆和实验馆，即南、北大楼各一座；增设水利、航空和电机专业;延聘周宗莲、魏寿昆等学成校友回校任教。据传他曾放言：“本校教授非博士不聘”，足见其心志之高。一九三四年，他联络中央地质调查所等机构在校内举办全国矿冶地质联合展览会，规模盛大，会后大量矿石标本、专业模型即留赠给北洋。同年，北洋还接收了河南大学土木系的全部图书仪器设备及其转学学生，获益不菲。至此，学校始从一九二九年大火的阴影中走出。作为回报，北洋于翌年特在开封招考新生。随即又组建工科研究所，分别在天津、北平、南京招收研究生，计划为五名，实际录取仅三名，仍是“重质不重量”。李书田虽有“博士迷”雅号，但对于确有真才实学者也能“网开一面”，据研制出我国第一台飞机发动机而只有硕士学位的邓曰谟忆述:“我给北洋设计了水利实验室和材料实验室的全部机械设备，全国百分之八十的材料试验室机器大都经我手搞出。李书田一看，由反对我变为替我吹嘘，后来我变成李书田的红人，他将我工资提到四百八十元，成为教授中工资最高的。”
　　

　　一九三七年春，李书田院长拟就《国立北洋大学筹备缘起及分期完成计划书》，携往上海，促成北洋大学筹委会第一次开会审议。据此计划:至一九五三年分八期建成文理、工、法、医四个学院，二十二个系及四个研究所的综合性北洋大学。筹委会审议通过后由主任委员王宠惠递交国民政府。此时，由北洋校友集资、在原火灾废墟上建筑可容纳四百名读者并可藏书五十万卷的三层新图书馆已建成一半;校友李组绅也捐资给母校设置二十吨化铁炉一座。照此发展势头，李书田的宏大规划并非不切实际的梦想。然而就在此时，“七七事变”爆发，七月底天津沦陷，学校除仓促抢运出二百箱资料仪器及药品秘密寄存英租界兴华公司外，其余设施均遭损毁，其中部分珍贵标本和仪器被掠往东京。此乃北洋校史上第二次大劫难。
　　抗战初期，北洋工学院迁往西安及陕南，与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和北平大学合组西安临时大学及西北联大，均为时短暂；后又奉命与东北大学工学院和私立焦作工学院组成西北工学院，李书田为主要负责人。他用北洋的标准要求并考核合作院校师生，导致一九三九年初李本人被逐、北洋与其他院校学生之间发生对峙殴斗事件。李率北洋学生徒步离陕进入四川广元，强烈要求复校。此时北洋历年来培养的工程人才到抗战时正当盛年，有力支撑着工程实业部门。交通部长曾养甫主持修建滇缅公路、铺设飞机场，供美军B29大型轰炸机空袭日本本土；校友林继墉组织上海千余家工厂西迁等战略性业绩，只是众多北洋校友的代表而已。一九四一年秋在贵阳举行的全国工程师学会年会，实际成了北洋校友大聚会，他们强烈要求复校，陈立夫这位战时教育部长既要顾及全局，又需对各位同学校友有所交代，于是一项非常举措出台了：一九四三年三月，浙江南部泰顺县的省立英士大学奉命改为国立，其工学院独立划出，名曰北洋工学院，自主招生。泰顺北洋校内除了几名原北洋出身的教授外，与津门老校并无渊源。随后，李书田又在西安成立北洋工学院西京分院，该校由天津西迁的部分师生组成。抗战胜利前夕，接任教育部长的朱家骅忽令泰顺北洋工学院归并英士大学、西京分院归并西北工学院，两校闻讯遂同起护校。不久，复员回津，陕、浙两处汇集西沽校园，南京政府破例恢复了北洋大学校名。
　　战后，茅以升再度出任校长，可是他忙于钱江大桥修复工作，以致一九四七年秋，师生们发起“讨校长”运动，南京政府才匆忙任命水利专家张含英为校长。北洋复校后，增设了理学院，又试图恢复法学院，却被教育部制止，教育部主张:“该校应专重工科，俾与交通大学成为南北两最高学府，亦即重视该两校之传统。”一九四九年北洋大学成立校务委员会，机械专家刘锡瑛为主任。一九五一年，高教部令北洋大学和河北工学院合并，两校为校名问题争执不下，北洋坚持本校名，而河北工学院方面主张启用新校名。最后在刘锡瑛竭力劝说下，北洋放弃校名，天津大学成为合并后的新校名。次年全国院系调整，原北洋的理学院调入南开大学，航空系调入北京航空学院，矿冶系分别调入北京地质学院和钢铁学院，其余系科则留在了天津大学，校址迁往七里台。一九五八年，河北工学院在原北洋西沽校址恢复重建。
　　命运多舛却先后三次成功复校的北洋大学，终于在五十年代初期“隐没”到了历史深处。六十年代在台湾、八十年代在大陆，有过第四次复校努力，或出于母校情结，或寻求“无形资产”，均未如愿。这所发轫最早办学优异的学府，莫非只是匆匆过客而留作后人残缺斑驳的记忆？
　　
　　二○○五年岁末于南开大学兴南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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