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克敌

    一
　　
　　七十几年的时间如果放在历史长河中不过是稍纵即逝的一瞬，却已经足以使混迹于滚滚红尘的我们忘却很多很多。而上个世纪中国社会所发生的变革又是太多太多，以至我们只有用“过眼云烟”这样的字眼来形容，顺便也来为我们的健忘进行辩护。然而，有些事情是不能忘却的，假如忘却就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悲哀，同时说明比起我们的前辈我们可能没有任何长进。
　　梁漱溟先生等一代先知先觉者在七十几年前所进行的乡村建设运动，就属于不能忘记之列。
　　作为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梁漱溟一生念念不忘的只有两个大问题：中国问题和人生问题。为了后者的解决，他几乎要出家并且终生也没有完全放弃这样的念头；而为了解决中国问题，为了寻求拯救中华民族的灵丹妙药，他把出世之心暂时压下，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上下求索，付出了几乎毕生的精力并在历史允许的范围内获得了应有的成就，而乡村建设运动就是他所进行的最为成功的实践。
　　诚然，如果仅仅以成败作为评价的标准，那么可以说梁漱溟是一个失败者，因为乡村建设运动在实验阶段就中途夭折。然而，如果从整个20世纪中国社会发展演变的角度，从中华民族文化长远发展的角度来看，乡村建设运动给我们的启示意义是伟大而深远的，以至我认为在今天还不能完全理解和阐释它。至于以往由于极左思想干扰所发生的对其进行的不切实际的批判，不过是从反面证明了乡村建设运动的伟大。其实，只要我们看看中国农村目前正在进行的变革和存在的所谓“三农”问题，就不难理解70年前梁漱溟等一代人的远见卓识和敢于放手实验的勇气。假如对于上个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所发生的一些变革，我们能够给予真正实事求是的评价，当会看到很多有价值的东西，从而给今天的改革提供宝贵的借鉴。
　　乡村建设运动，发生于上世纪的30年代初期，当然不是一个偶然。中国的资本主义在那个时代曾经有过一个短暂的飞速发展时期，自然促进了工业化的发展和城市的繁荣，但也使得中国的农村相形之下更加贫穷落后。梁漱溟从20年代后期开始就已经注意到，要解决中国问题，首先必须解决农村问题，或者说中国问题在根本上说就是农村问题。梁漱溟认为，中国这个国家从历史上看，仿佛是集个人的小家而成乡村，然后无数的乡村又结合为一个国家的。因此如果要对整个中国进行变革，历史已经证明，如果从家庭开始则嫌其范围太小，而如果从国家开始则范围又太大，而乡村的范围大小是最合适的。梁漱溟认为如果在乡村一级建立组织，就可以很方便地引进科学技术、发展经济、兴办教育和普及文化，进而实现乡村的自治。乡村的问题解决了，则中国的问题自然可以解决。所以梁漱溟后来在为乡村建设运动进行整体设计时就指出：只有乡村安定，才可以安定流亡；只有乡村产业兴起，才可以广收过剩的劳力；只有农产增加，才可以增进国富；只有乡村自治成立，中国的政治才有基础；只有乡村一般的文化提高，中国的社会才能进步。总之，只有乡村有办法，中国才有办法、有希望，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教育上都是如此。
　　另一方面，从单纯个人原因看，那时的梁漱溟由于受到父亲自杀的刺激，已经决定放弃出家之想而投身于谋求中华民族新的复兴的伟大事业。
　　当年他的父亲梁巨川先生有感于民国初年社会之黑暗，于1918年在自己的60岁生日前三天愤然投水自尽——社会已然如此，他不能容忍自己还能过什么生日!当时，其家人正准备为梁巨川做寿而打扫房间，梁巨川遂以此为借口说去亲戚处借住几天，生日那天自己会回来——其实他已经下定了自杀的决心。
　　为了不留下遗憾，梁巨川把以前借他人的一笔钱还掉，然后到自己的老师处提前奉上贺寿的礼金，最后又为侄孙女买了一些画册。当这些琐事已了，就是他告别尘世的时候。
　　临行之前，梁巨川先生与梁漱溟之间进行的最后一次对话，应当让我们永远铭记：
　　父亲：这世界还会好吗?
　　儿子：我相信世界是一天天往好里去的。
　　父亲：能好就好啊!能好就好!……
　　然后梁巨川先生出门而去，不知那一刻，他对他所面对的世界，是留恋还是憎恨?
　　他投水自尽的这一天是：1918年11月10日。
　　梁巨川先生在他的绝笔《敬告世人书》中写下了这样沉痛的文字：
　　在中国历史上，每个王朝的灭亡总有人为之殉生，惟独清亡却无一人以殉。这是道德水准下降的表现，非常不好。既然那些有责任殉清的王公大臣都不肯死，我愿意替他们做这件事。
　　同时作为中国人，他也希望民国昌盛。梁巨川请自己的好友千万将这封《敬告世人书》发表在报纸上，以便警醒世人。至于他的遗体，用门板抬回家即可，不要有官派作风。清晨他在写最后的遗书时，甚至非常周到地提醒说，大柳根一带道路泥泞，请下车步行前往并为此表示歉意。
　　很难想象一个人在赴死之际，还会如此地从容和镇定。
　　正是父亲的死，改变了梁漱溟的人生道路，使梁漱溟感到自己的责任重大。多年后，他对自己的学生说，父亲给他的印象太深，使他“非为社会问题拼命不可”。这既是为了完成先辈的希望，也是作为后人应尽的神圣职责。
　　
　　二
　　
　　“真正的和尚出家，是被一件生死大事打动他的心肝，牵动他的生命；他看到众生均循环沉沦于生死之中，很可怜的，所以超脱生死，解决生死，遂抛弃一切，不顾一切。现在我来做乡村运动，在现在的世界，在现在的中国，也是同和尚出家一样。我同样是被大的问题所牵动，所激发；离开了朋友，抛弃了亲属，像和尚到庙里去般地到此地来。因为此事太大，整个地占据了我的生命，我一切都无有了，只有这件事。”这是梁漱溟在1934年为自己投身于乡村建设运动所表示的决心，大有“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气概，事实上他也是这样做的。那么，作为从小生长在城市的梁漱溟，为何会想到去搞乡村建设?又为什么会把乡村建设运动看作医治中国的良方?
　　北伐战争的失败和当时国内的混乱局势让梁漱溟认识到，单纯依靠学习西方文化、试图在中国简单地模仿西方走资本主义道路是不能救中国的，因为它们不是从中国这块土地上生长出来而有水土不服的问题；而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已日趋衰败，根本不能应付西方文化的强势入侵。因此惟一的解决之道是赶快回头认识自己民族的根本所在，也就是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的精华所在，让中国文化这棵老树开出新花来。同时，单纯只有新的文化还不够，还要有新的物质生产结构和教育水平。如此，乡村建设运动就有自然要提到日程上的必然，因此我们也就不能仅仅在改变中国农村这个意义上认识乡村建设运动，而是应把它放在为全面寻求拯救中华民族命运而做的尝试这个角度来认识。正如梁漱溟的次子梁培恕先生所言，乡村建设运动可以看作是“从头来运动”，是梁漱溟为建设新中国而从根本上做的精心设计，同时梁漱溟所进行的这个伟大尝试在当时也得到了很多有识之士的赞同和响应，例如晏阳初、黄炎培等。
　　梁漱溟认为，由于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其文化是以农村为本的文化，所以中国的文明是农业文明；而近代以来的西方国家都是以都市为本，是都市文明，所以中国不能简单地学习西方，否则就会导致对中国农村的破坏。不幸的是，近代以来中国向西方学习的现实恰恰造成了中国农村的破坏。所以乡村建设运动的最直接目的就是要救济农村。但更根本的原因在于，要从乡村建设运动的过程中创造出新文化来，应该说梁漱溟的这些思想在当时是具有超越性的，显示出他的远见卓识。在某种意义上，梁漱溟的思想和中国共产党人的思路很有些相似，或者说他的思路受到了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的影响，不过他并不赞成走暴力革命的道路，而是主张以改良的手段、以渐进的方式在农村进行变革，这也是导致他后来受到批判的主要原因之一。诚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依附于现存政权对农村进行改革本身就有自相矛盾之嫌，其具体操作方式也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无论如何，这种思路是非常可贵的，因为它毕竟是抓住了中国问题的关键所在，同时其敢于实验的勇气和实验中所表现出的策略和智慧也证明了这种实验至少在理论上有成功的可能，而所取得的实际效果也是相当突出。
　　在进行具体的评述之前，让我们先对其进行一个简短地综述性回顾。
　　1927年，梁漱溟应李济深的邀请到广东，准备开始其“乡治”实验计划，这可看作是他投身乡村建设运动实践之始。由于国民党各部门的互相扯皮和其他原因，他的这次实验没有开始就归于流产。之后梁漱溟回到北方，在考察了江苏、河北和山西等地已经开展的乡村建设运动后，梁漱溟对全国的形势有了全面的了解，为他在山东邹平开办乡村建设研究院提供了很好的参考和借鉴，同时也更坚定了他藉从事乡村建设运动以拯救中国的决心。
　　1930年，在他的主持下，在河南省政府主席韩复榘的支持下，河南村治学院开办，后因军阀混战于河南该学院仅仅开办数月就被关闭。不过，那位在中国现代史上颇遭骂名的韩复榘，在乡村建设运动问题上却出人意料地开明，竟然对梁漱溟非常支持，可以说没有他的支持，梁漱溟就不可能有后来在邹平的辉煌。看来骂一个人很容易，而要真正认识他并不容易。
　　1931年，韩复榘到山东任省政府主席，正是在他的支持下，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于当年6月在山东邹平开办，而梁漱溟从一开始就是这个研究院的设计者和领导人，从此开始了中国乡村建设运动的一个黄金发展时期。到1935年，山东省有15个县被划为乡村建设运动实验区，规模空前。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韩复榘因消极抗日被国民党政府处决，新任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即以“违背法令及为社会诟病”为由，下令全部撤消山东各县的乡村建设机构，轰轰烈烈的乡村建设运动不幸被外力终止，成果毁于一旦。
　　乡村建设运动曾经因为是所谓的“改良”而非“革命”一直遭人诟病，我们不妨回想一下同样冠以“改良”之名的“戊戌变法”，后者仅仅实施了一百天即遭夭折!相形之下，乡村建设运动能够持续数年之久——如果不是抗战爆发，很有可能继续发展，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对此，国内外学术界一直认为很有研究价值，时至今日，仍然不断有国内外的研究者到邹平考察。那么，到底是什么能够吸引人们的关注，又是什么原因使得那个时代的中国农民，愿意进行这一乡村建设运动呢?——要知道，中国的农民可不是那么容易被说服的!
　　毋庸置疑，当时的山东省政府的大力支持是这一运动得以开展和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无论韩复榘个人的素质或者品质怎样受到世人的唾骂，无论他是否出于利用乡村建设运动的目的——总而言之，他对乡村建设运动是大力支持的：当河南的村治学院被迫关闭后，韩复榘马上邀请梁漱溟他们到山东来继续开办。1931年，当梁漱溟筹备开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时，山东省政府拨款十万元给予支持，后又决定把山东的邹平、菏泽两个县划为实验区，同时把这两个县的行政管理权也一并交由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1934年，再次把济宁划为实验区。1935年又决定放开实验范围，一次性把以济宁为中心的十四个县全部划为实验区。上述举措，在当时如果不是得到韩复榘的支持，是根本不可能的。
　　然而，乡村建设运动得以开展的更重要原因在于，在很大程度上，它比较符合中国农村的实际状况，它适应并有限度地满足了农民的要求变革和提高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要求，在当时是大致顺应了历史发展潮流的运动。诚然，它的“改良”性质决定了它不可能推翻现存的政权，而只能指望依附于现存政权。这也决定了它的存在与发展往往与某个具体的政府领导人的支持与否有直接关系，后来的毁于一旦就是最好的证明。不过，我们不能简单地以此“改良”性质来否定其取得的成就，以及它做出的一些十分可贵的尝试。其中有些举措即使在今天，也依然有着现实指导意义。
　　梁漱溟指导乡村建设运动所依靠的具体机构，就是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它主要由三个部分组成。一是乡村建设研究部，梁漱溟亲自担任主任，它的主要任务就是为乡村建设运动提供理论上的指导和培训所需要的高级人才。二是乡村服务人员训练部，主要是训练到乡村去实施乡建工作的具体人员。三是设立乡村建设试验区，首先被确定的是山东的邹平县。之所以选择邹平是因为这个县相对较小，位置恰好在山东中部，民风比较淳朴，交通也相对比较便利。
　　按照梁漱溟的设计思想，经过实验后，就应在中国的农村建立一种组织，这种组织是在经过改造后的古代乡约基础上形成的村学乡学，一般每个县设立数目不等的乡，每个乡成立乡学，然后在每个自然村落设立村学，以此把农民全部组织起来。这些村学乡学的主要工作一是进行学校式的教育，二是进行农村社会改革，例如进行经济建设、发展合作事业、推广良种、建立农村卫生组织(医院)和乡村自卫工作等。
　　对于作为整个乡村建设运动基石的村学，梁漱溟极为重视，按照他的设想，村学作为最基本的农村组织形式，应当由三部分人组成。一是村里那些德高望重又愿意为大家办事的领袖，可以让他们担任组成学董会并推选出村理事和学长，他们就是该村的领导人。二是广大的农民，他们的态度是否积极和踊跃直接决定实验的成败。三是派下去的乡村建设工作者，他们一方面负责进行文化教育，一方面负责指导农民进行具体的改革工作。不过，梁漱溟并不认为这样的机构是行政机关，他认为最多只能算是一种村民自治的形式而且是初级形式。梁漱溟之所以想淡化其实完全具备行政功能的村学乡学的行政色彩，主要还是出于对官方支持的这种实验所可能引起农民反感的考虑，同时也表现出他对自己采取的这种通过政府支持进行社会变革实验的担忧和矛盾心理。果然，当抗战爆发后，韩复榘执行不抵抗政策，扔下山东百姓不管，逃到河南，却在出逃之时利用这些组织，采取欺骗手段带走大量自卫组织人员和大量枪支、资金等，终于招致广大民众的反对。不少地方的农民甚至愤而捣毁乡学、扣留乡建人员，乡村建设运动自然会结出失败之果。
　　不过，在乡村建设运动的大部分时间里，由于国民党山东政府的支持，实验区内的乡村建设研究院有举荐县长、改组县政府机关和任用工作人员等实际权利，而且在邹平等少数地区还拥有立法权，因此梁漱溟等人所提出的大部分改革设想得以付诸实施，也自然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果，赢得了广大农民的理解和支持。
　　
　　三
　　
　　作为乡村建设运动的理论上的设计者和具体实施的领导者，梁漱溟当然也知道，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从事这个运动必然是极为艰难的。他曾总结出从事此事的两个难点所在：一是设计者们高谈社会改造却又不得不依附现存政权；二是最广大的农民依然像死水一样难以发动，所谓的乡村运动还是“乡村不动”。对于第一点，梁漱溟的分析是，在中国任何改革通常都是由知识分子提出方案，但是他们却没有实施的条件：既无权也无钱，而前者更为重要。因此如果不是想以暴力手段彻底推翻现存政权，则只有依附于它，那么所谓的改革也好、改良也好，当然不能触动维护和巩固现存政权的底线。至于这些改革能否通过渐进的方式获得成功，梁漱溟倒是有一些信心的。
　　对于第二点，梁漱溟认为一方面中国的农民由于传统的自给自足生产方式所决定，天性偏于保守，不容易被发动进行变革实验。此外，知识分子与农民之间还是存在着隔阂，这种隔阂既有心理的，也有文化等方面的，而要真正消除这些隔阂，是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完成的事情。
　　显然，梁漱溟的分析有一定道理，却没有抓住关键：在中国如果要进行任何改革，只能是在政权的领导下进行才能成功。而任何政权都不会真正支持旨在推翻自身的改革。至于来自最下层民众的自发形式的改革，如果没有得到官方支持，基本上也只能是自生自灭的结局。
　　不过，梁漱溟的理论和实践至少可以给今天的改革提供很多借鉴。例如改革究竟是自上而下还是要自下而上，是否所有的重大社会变革都要使用流血的方式?怎样去启发并调动广大农民潜藏的积极性，从而使他们尽快摆脱掉贫穷和落后?知识分子自身又如何为自己在现代社会所担当的角色定位?如果把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和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的改革进行比较研究，应该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课题。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梁漱溟及其所从事的乡村建设运动虽然已成为历史，但历史却不会把他忘却。他当年付出心血和汗水的地方，那里的人们依然怀念着他，他的坟墓四周永远是苍松翠柏。而他那句“以出家精神做乡村工作”的名言，应当引为我们每一个有志于现代中国文化建设之人的座右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