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遇名师，则勤读名师
2007-06-01 作者：王家范

王家范感谢广西师大出版社的鼓励与支持，我把近十年来写的文章，凡有关“史家与史学”主题的，汇集为一册。其中绝大部分属于回望上世纪史学前贤，作点百年学术史的梳理。它们原是为了教学的需要，也是给自己补课，借以汲取治学养料，故无甚创见可言。先天不足，后天失调，是我这一辈学人比较普遍的命运。幸运的是历史走向形似螺旋，转过一个弯道，又给了我们得以梦回学术盛世，亲近前贤命脉的机会。虽然遭逢了隔绝断裂之厄，补课是来得晚了些，毕竟还算赶上了，没世而不憾。
也许到了老年，锋芒消钝，终于甘心地坦承: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命运，这是无可如何的。过去许多时候，我们不是存心不作为，而是无法有为，像梁启超说的“过渡中人”，两头不着岸。既然生于出不了学术大师的年代，与其怨天尤人，何不平心地为过去的大师与将来出的大师之间做一点铺路、架桥的基础工作？我相信，如果能够真诚地在守先待后方面作出努力，我们的后代就不会因为我们是过渡性人物而鄙视我们。因此，我常常想，我们的不足和缺陷，不是我们个人的耻辱，相反可以成为我们所教学生的财富——从我们诚挚的检讨里得到领悟，把历史的经验教训变成改善自己素养的资源，他们一定能够大大超越我们，直至走出没有大师的那种历史困窘。
年轻是一种无价的资本，一生只有一次，稍纵即逝，永不再来。但我的年轻时代，“运动”多于读书，遗憾多于收获。或许读者不一定能充分理解我在文章里反复申述的，对前辈倡导“温情与敬意”，何以感受会特别的强烈。在我求学的年代，导师教育我们要无所畏惧，要张扬年轻人敢于破坏旧事物的那种势如破竹的锋芒。遗憾的是，这种锋芒，换来的不仅是自隔于历史传统，也滋长了年轻人因少知、无知而容易任性偏执。记得进大学不久，就遇到1958年“大跃进”，各行各业竞放“卫星”。班上讨论，同学为了积极响应，七嘴八舌，有的说三年超过郭沫若，有的说一年就可以超过陈寅恪。我是从乡下进城的下里巴人，见识少，比较幼稚。在高中阶段，承蒙同乡学长的无私寄赠，一直在读《文史哲》杂志。那时的山大历史系，曾是我梦中希望攀登的“泰山”，六大教授是向往拜师的“偶像”。唯因家里穷困，终究明智地改上了吃饭不要钱的华东师大(最近得知恢复师范大学待遇，我高兴得像是自己又进了一次师大)。也就因为《文史哲》的启蒙，多少知道一点天高地厚，当时竟连连摇头起来。谁知道这一摇头差点闯祸，挨了一顿“和风细雨”的批判，从此再不敢讽刺无所敬畏的“圣训”，也学会了夹紧尾巴做人。想起来怪可怜，那时我们根本就读不到寅恪老的原书。知道他，只是因为别人批判了他。华东师大也有值得自豪的史学元老，那就是吕思勉先生。然而他在我入学那年萧然离去，几乎就像大雁已经飞过，在师大的天空不留痕迹。直到70年代之末，我们才借严耕望的提醒，重新召回他的英灵，认识他的价值。诸如此类，不忍赘列。
本书介绍到的那些史学前贤和史学名著，我都是在70年代末才开始逐渐阅读到的。不说则已，一想及就无比的苦涩。中国古典的治学传统，一看重学家渊源，二讲究师承关系。到了新式教育的年代，书香门第出身，接续父辈学术薪火的，在比例上逐渐少起来，因此有无名师指点传承，显得特别的珍贵。在阅读学术前辈的经历时，我常常生出许多感慨，羡慕他们的先天条件，羡慕他们的从学环境。自卑的情绪升上来，也会自怨自艾，两条都搭不上边，不成器也是天命。所幸穷苦的出身，也教会了我好强而不甘心彻底落伍。有名校出身，有名师手把手地教，当然是一种可遇而难求的天赐之福。但退而求其次，勤读名师著作，私心诚服于他们的教益，不也可以间接地接受师承传统？我甚至觉得，一个人的求学经历终究短暂。往事不可谏，来日犹可追。在一生更长的时段里，不断地读各种有益于提高自己学术素养的书籍，无问古今，不论中西，也是在努力延伸自己求师问学的谱系。这比起专守一家之学，或许更来得有兴味，更多扩展的意义。很多年过去了，才逐渐明白，对历史的认识，和而不同是常态。反之，一定是万马齐喑，百花凋零。已经过去的20世纪，我认为，可怕的不是我们走了多少弯路，看错了多少问题，而是总有人喜欢发威逞能，居高临下，唯我独尊，用全盘否定前人来张扬自己的聪明。他们有一种反历史的恶癖，喜欢把烧饼从这一面烤到另一面，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这样才感到痛快，才能显示出自己的高大。假若细细体验历史的微妙处，就像古贤所说的“有渐无顿”，历史时段越长，越容易理解一切发展都是连续中积累性的发展。所谓“大变特变”，无不包含着牺牲历史的代价。粗暴武断，绝对划一，永远是一切求真探索的死敌。可以感到欣慰的是，我们终于认识到:盘点好百年的家底，就是要抛弃一切狭隘的偏见，以同情理解的态度，尊重出于学术良知的一切歧见，合理地评价一切有价值的学术成果，把学术的发展看作是在百年探索不已、交相激荡中积累起来的共同财富，学术不属于少数人专有。许多同龄人都会有此共识，近20多年来我们在这方面的态度确实有了进步。这种进步来之不易，理应备加珍惜。
(本文为《史家与史学》序言，王家范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5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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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谢管理员！

虽然是ECNU出来的,但对"师范"二字素无好感.

以下是引用老木匠在2007-06-10 05:58:08的发言：

不遇名师，则勤读名师
2007-06-01 作者：王家范

王家范感谢广西师大出版社的鼓励与支持，我把近十年来写的文章，凡有关“史家与史学”主题的，汇集为一册。其中绝大部分属于回望上世纪史学前贤，作点百年学术史的梳理。它们原是为了教学的需要，也是给自己补课，借以汲取治学养料，故无甚创见可言。先天不足，后天失调，是我这一辈学人比较普遍的命运。幸运的是历史走向形似螺旋，转过一个弯道，又给了我们得以梦回学术盛世，亲近前贤命脉的机会。虽然遭逢了隔绝断裂之厄，补课是来得晚了些，毕竟还算赶上了，没世而不憾。
也许到了老年，锋芒消钝，终于甘心地坦承: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命运，这是无可如何的。过去许多时候，我们不是存心不作为，而是无法有为，像梁启超说的“过渡中人”，两头不着岸。既然生于出不了学术大师的年代，与其怨天尤人，何不平心地为过去的大师与将来出的大师之间做一点铺路、架桥的基础工作？我相信，如果能够真诚地在守先待后方面作出努力，我们的后代就不会因为我们是过渡性人物而鄙视我们。因此，我常常想，我们的不足和缺陷，不是我们个人的耻辱，相反可以成为我们所教学生的财富——从我们诚挚的检讨里得到领悟，把历史的经验教训变成改善自己素养的资源，他们一定能够大大超越我们，直至走出没有大师的那种历史困窘。
年轻是一种无价的资本，一生只有一次，稍纵即逝，永不再来。但我的年轻时代，“运动”多于读书，遗憾多于收获。或许读者不一定能充分理解我在文章里反复申述的，对前辈倡导“温情与敬意”，何以感受会特别的强烈。在我求学的年代，导师教育我们要无所畏惧，要张扬年轻人敢于破坏旧事物的那种势如破竹的锋芒。遗憾的是，这种锋芒，换来的不仅是自隔于历史传统，也滋长了年轻人因少知、无知而容易任性偏执。记得进大学不久，就遇到1958年“大跃进”，各行各业竞放“卫星”。班上讨论，同学为了积极响应，七嘴八舌，有的说三年超过郭沫若，有的说一年就可以超过陈寅恪。我是从乡下进城的下里巴人，见识少，比较幼稚。在高中阶段，承蒙同乡学长的无私寄赠，一直在读《文史哲》杂志。那时的山大历史系，曾是我梦中希望攀登的“泰山”，六大教授是向往拜师的“偶像”。唯因家里穷困，终究明智地改上了吃饭不要钱的华东师大(最近得知恢复师范大学待遇，我高兴得像是自己又进了一次师大)。也就因为《文史哲》的启蒙，多少知道一点天高地厚，当时竟连连摇头起来。谁知道这一摇头差点闯祸，挨了一顿“和风细雨”的批判，从此再不敢讽刺无所敬畏的“圣训”，也学会了夹紧尾巴做人。想起来怪可怜，那时我们根本就读不到寅恪老的原书。知道他，只是因为别人批判了他。华东师大也有值得自豪的史学元老，那就是吕思勉先生。然而他在我入学那年萧然离去，几乎就像大雁已经飞过，在师大的天空不留痕迹。直到70年代之末，我们才借严耕望的提醒，重新召回他的英灵，认识他的价值。诸如此类，不忍赘列。
本书介绍到的那些史学前贤和史学名著，我都是在70年代末才开始逐渐阅读到的。不说则已，一想及就无比的苦涩。中国古典的治学传统，一看重学家渊源，二讲究师承关系。到了新式教育的年代，书香门第出身，接续父辈学术薪火的，在比例上逐渐少起来，因此有无名师指点传承，显得特别的珍贵。在阅读学术前辈的经历时，我常常生出许多感慨，羡慕他们的先天条件，羡慕他们的从学环境。自卑的情绪升上来，也会自怨自艾，两条都搭不上边，不成器也是天命。所幸穷苦的出身，也教会了我好强而不甘心彻底落伍。有名校出身，有名师手把手地教，当然是一种可遇而难求的天赐之福。但退而求其次，勤读名师著作，私心诚服于他们的教益，不也可以间接地接受师承传统？我甚至觉得，一个人的求学经历终究短暂。往事不可谏，来日犹可追。在一生更长的时段里，不断地读各种有益于提高自己学术素养的书籍，无问古今，不论中西，也是在努力延伸自己求师问学的谱系。这比起专守一家之学，或许更来得有兴味，更多扩展的意义。很多年过去了，才逐渐明白，对历史的认识，和而不同是常态。反之，一定是万马齐喑，百花凋零。已经过去的20世纪，我认为，可怕的不是我们走了多少弯路，看错了多少问题，而是总有人喜欢发威逞能，居高临下，唯我独尊，用全盘否定前人来张扬自己的聪明。他们有一种反历史的恶癖，喜欢把烧饼从这一面烤到另一面，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这样才感到痛快，才能显示出自己的高大。假若细细体验历史的微妙处，就像古贤所说的“有渐无顿”，历史时段越长，越容易理解一切发展都是连续中积累性的发展。所谓“大变特变”，无不包含着牺牲历史的代价。粗暴武断，绝对划一，永远是一切求真探索的死敌。可以感到欣慰的是，我们终于认识到:盘点好百年的家底，就是要抛弃一切狭隘的偏见，以同情理解的态度，尊重出于学术良知的一切歧见，合理地评价一切有价值的学术成果，把学术的发展看作是在百年探索不已、交相激荡中积累起来的共同财富，学术不属于少数人专有。许多同龄人都会有此共识，近20多年来我们在这方面的态度确实有了进步。这种进步来之不易，理应备加珍惜。
(本文为《史家与史学》序言，王家范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5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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