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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和聂是有矛盾的，这没问题的.

刘在土改会议上怎么受到攻击了?请老木匠详细的说说,史料出自何处呢?

刘少奇年谱里有一些蛛丝马迹，会议在战争情况下开了3个多月，非常的不正常。后来是刘请毛定的调。

记错了，开了两个月。

不过会议的僵局很明显。刘对于全国土地会议的掌控是很失败的，不知道为什么会议开始时，没有准备好完整的文件，只是将30年代的文件与马恩列斯土地论述印发讨论。

刘在土改指导问题上的摇摆非常的奇怪。之前他一方面反对彻底的平分（47年2月9日致毛，批评东北的彻底平分：打击面宽，降低生产），另一方面一到晋绥、晋察冀就指责当地土改导致干部多占多得。会议的第一次小组讨论就批评晋察冀“先右后左”。

直到会议一个半月后，才决计彻底平分。47年9月5日为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起草的给中央的电报：土地会议已进入结束阶段，会议集中讨论了土地政策问题。多数意见赞成彻底平分土地，认为该办法简单，进行迅速，得利者在老区占百分之五十到六十，不动者占百分之二十到三十，仍可团结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是利多害少。因此，决定普遍实行彻底平分，由土地会议通过一个公开的土地法大纲，各解放区政府提议，同时通过一个党内决议，以总结一年来土改经验，并提出执行政策的方法等。得毛支持。

与聂的矛盾不知起源。但刘担任中工委书记，一到晋察冀就改组军队，剥夺聂的指挥权，与朱德主持组织野战军，绕过军区。土地会议上公然批评晋察冀。建议组织北方局，自任第一书记，把薄一波调上来为第二书记，把不得志的彭真从东北调回来参加华北工作。都有夺聂之凤凰池味道。

因为恰恰是在会议召开一个半月的时候，新华社发表了一篇社论，明确提出“我党”的土地政策应该转变到彻底平分田地，这也是第一次公开宣布中共土地政策的目标是平分土地，新华社社论所传达的是谁的声音，刘少奇当然很清楚，因此在看到社论后，刘即要求与会代表郑重对待这个社论，将讨论的重点转移到平分土地问题上，会议也由此很快达成共识。

不是，是在电报之前，你上面提到了，电报是9月5日，而社论是8月29日发表的。

老木匠兄前面提到的刘在土改指导原则上的摇摆，其实也不奇怪，刘对于土改，是有他自己的想法的，所以他开始会反对东北的做法，后来的转向，与毛的态度有关，全国土地会议是从7月17日开幕的，原来只预备开一个月，在战争情况下，一个月已经够长了，但会议开到8月底也仍然争论不休，没有结论，会议的进展情况，老毛那边是掌握的，在这个敏感时候（8月29日），新华社发表社论，肯定是传达毛的旨意，引导会议的方向，而刘的确也领会了毛的意图，我看到有材料说，刘是拿着这个社论在会上让大家郑重对待的，意思是明摆着的。刘、毛之间的思想分歧，贯穿了他们打交道的整个过程，40年代、50年代、60年代，都是如此，所不同的是，40年代，刘在努力揣摩毛的思想，一旦发现自己在某些问题上的看法与毛有距离，马上就放弃自己的真实想法，紧跟毛的步伐，所以能上升为第二把手，50年代，刘在受到毛指责后，也还能主动调整态度以适应毛，而到了60年代，刘开始试图与毛分庭抗礼，毛自然就无法再容忍他了。

哈哈旧苗兄的发言都是很大的整体化论断,太危险了.我上面引用的这段话,肯定是有问题的,毛开始主动介入土改的决策不是在这个时候,你引的这个材料恰恰证明毛当时并不怎么关注土改或说无暇分心,要不怎么会是刘通过报纸看到社论呢?我建议可以读一下杨老师的新著<开卷有疑>中那篇讲土改的,哈哈新书啊!我这样好象有点打广告的嫌疑哦

应该是48.2.9.见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文件选编

“刘、毛之间的思想分歧，贯穿了他们打交道的整个过程，40年代、50年代、60年代，都是如此，所不同的是，40年代，刘在努力揣摩毛的思想，一旦发现自己在某些问题上的看法与毛有距离，马上就放弃自己的真实想法，紧跟毛的步伐，所以能上升为第二把手，50年代，刘在受到毛指责后，也还能主动调整态度以适应毛，而到了60年代，刘开始试图与毛分庭抗礼，毛自然就无法再容忍他了。”

旧苗兄这段似需商榷。第一，说刘、毛之间一直有思想分歧，很容易让人联想“两条路线之争”，毛“左”刘“右”等，然而刘提出过自己的思想么？我们能看到的倒是他一直努力紧跟毛。第二，揣摩上意是一直有的，到了60年代，刘与其说是“开始试图与毛分庭抗礼”，不如说是想架空掌权。窃以为，权力而非思想，才是文革发生的主因。

大兴兄，我上面所说，刘毛存在思想分歧，的确容易引发争议，因为这牵扯到刘、毛各自是否单独形成完整的系统的思想体系、二者是否根本对立等一系列问题，而这些问题，显然不包括在我前面所述的内容之中，其实我的意思是说，刘、毛二人在对许多事件的具体看法上，是有区别的，刘在意识到对待某些事件的看法与毛产生歧异时，会主动调整自己的态度，这可以找到大量例证，关于土改的指导原则是一例，另外在天津讲话、山西合作社、东北富农等等问题上，均是如此。

关于刘致电毛、批评东北彻底平分土地的时间，绝不可能是史石兄所说的48.2.9，这个根本就不用去查证什么资料就可以断定的，在47年7-9月的全国土地会议期间，具体说是8月4日，刘电告中央，谈他对土改问题的看法，对晋冀鲁豫、苏北、东北的彻底平分土地做法表示认可，而批评了晋察冀、还有晋绥、山东等地的做法，后来会议也在刘主持下做出了平分土地的决议，怎么可能到了48.2.9，刘再去致电毛批评东北做法呢？至于毛透过新华社社论传达指示，这是屡见不鲜的，很多社论本就出自毛的手笔。

哈哈李兄太过自信了，年谱上47.2月确实有刘批评东北局土改打击面过宽的内容(年谱只要说就确有此事.但问题是很多事他选择不说，以及对史料内容的具体选择;可1948年2月也有刘批评东北局的文件的.问题是到4月的信中他对土改的论调一下子就变的激烈起来了呢?这个可以参看给晋绥同志的信,会发现刘关注的焦点的改变.至于毛通过社论发指示的问题也过于随意,有个什么时间,不能用以前用这种方式即认为此前也经常用这样的方式.在这个问题上我完全可以说毛决不是在传达指示给刘!

这个帖子有味儿，支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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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苗兄的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不过我的感觉，好像刘还是有一点自己的想法的。

比如与国际的态度，刘比毛积极得多，苏德战起，刘与陈毅立即发电报主张积极对日作战，甚至牺牲掉一些根据地也在所不惜，被毛一个电报打回去。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提出，猜测应该也是苏联的指示（年谱里没有给出原因）。49年刘秘密访苏，斯大林说起要移交对亚非拉共运领导，刘不敢表态，也不敢接斯大林所言过去对中共指导有失误的话头。

就土改来说，刘的指导原来曾一度设想采用国民党土地法的原则：政府以土地公债征购地主土地再发放给农民，地主可保留比农民多两三倍的土地（1947年2月1日）。

刘应该说是有能力的，比如在长征结束后主持北方局工作，迅速贯彻统一战线。比如抗战后提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都是能够抓住机会的。当然他总是念念不忘乘机拼凑自己的班底，打击政敌，得罪人众多，也是犯了忌讳的。

哈哈苏联当然是不赞成打的,但是中共中央的分析和认识也很重要,他们一度认为马上就要和平了,但是这里面思想转的最快的就是毛.他是最早主张要打的.

旧苗兄，迟复见谅。如果说“刘、毛二人在对许多事件的具体看法上，是有区别的”，我毫无异议。我本是有感于当代史学，由于长年意识形态话语的影响，往往不知不觉地倾向于从意识形态角度分析。这一点在我有时读的一些文革研究里尤其明显。研究者需要解读意识形态话语背后的情形，不可轻信当年路线斗争的鬼话。

我已远离史学，手头没有任何史料。回忆录这种东东，有参考价值，却不可尽信。比如日前旧苗兄转莽东鸿先生文章，看似生动，却完全是对一些回忆的加工，仅就我所知，即有明显失误。

莽东鸿先生文章不是我转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