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新中国成立之初，美国对华实施冷战遏制政策。美国中央情报局与蒋介石及西藏分裂势力秘密合作在中国沿海及西藏地区实施了一系列准军事活动包括派遣美特入境、窃取中国情报、实施政治宣传等，目前所见的文献表明，中情局在冷战时期的中美关系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
　　关键词：中央情报局；中国；美国；中美关系；西藏问题

　　在无数关于中美关系的研究中，有一个领域少有人问津，却也正因为它的研究资料的空乏而特别引人注目，那就是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的作用。目前所发表的文章及出版的有关文献中，还没有综合全面的审视中美关系中中情局的角色的。所能看到的书都是较为细致的写到了中情局的部分工作，它们没能改变我们所了解的残缺不全的历史印象，但是它们提供了新的丰富的材料，披露了CIA成为中美关系中一个要素的内幕。本文力图对现有文献进行挖掘，剖析冷战期间中情局在中国的秘密行动及其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一、中央情报局的由来及其历史使命
　　1941年前，美国很少关注情报收集方面的事宜。然而珍珠港事件中日本在情报截获上的成功与美国情报收集的失败彻底改变了美国对情报收集的态度。1942年6月13日罗斯福总统签署军事命令建立的战略情报局(TheOfficeofStrategicServ-ices，OSS)，由参谋长联席会议(JCS)管辖，为参谋长联席会议搜集与分析战略情报，在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指示下规划与执行特种行动。多诺万担任局长是以文职官员的身份，由总统任命，战略情报局被视为美国情报史上第一个集中型的秘密情报机构，只是由于它所处的历史时期使它身上打上了战争时期临时机构的烙印。就在战略情报局成立半年后，1943年初美国总统罗斯福曾明确表示战略情报局将在战争结束时结束它的使命。
　　一位研究情报组织的历史学家称：“战略情报局的重要性在于它使美国领导人关注这个秘密世界，并且以这种方式将进行情报收集、秘密活动及非官方战斗紧密联结在一起。”其中一个恰当的例子就是1943年—1945年间战略情报局训练了1万名卡基(Kachin)部落成员组成缅甸101特遣队，参加游击战对抗日本。
　　罗斯福死后不久，新上任6个月的总统哈利·S·杜鲁门就解散了战略情报局。战略情报局的间谍活动及反情报分支机构融入战争部，并被重新命名为战略服务部(StrategicServicesUnit-SSU)。但是仅仅几个星期以后，当杜鲁门的顾问说服了他美国迫切需要一个中央情报局时，他改变了主意。这些顾问宣称珍珠港事件就是一个由于没有集中的情报收集系统而导致的惨败教训。于是在1946年1月，杜鲁门设立了中央情报组(CentralIntelligenceGroup，CIG)。这一机构受辖于军队，并负责收集情报。10月，战略服务部人员迁至中央情报组特务局。不久这一机构就开始独立收集情报，同时也从事秘密活动。
　　1947年7月，杜鲁门总统签署了1947年国家安全法案，规定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NSC)及中央情报局(CIA)。12月，中央情报组改为中央情报局。但是直到1948年4月18日通过NSC10/2决议，总统才正式授权中情局设立秘密部队：在弗兰克·威斯纳(FrankGWisner)领导下的政策协调局(theOfficeofPolicyCoordination，OPC)，可以进行任何秘密行动，包括秘密宣传、经济战及蓄意破坏、反破坏、轰炸目标等在内的直接打击行动以及颠覆敌对国政权的行动，其中包括援助地下反动组织，支持威胁各国的本国内部反共产主义武装[1]。
　　二战结束后世界很快进入了冷战，冷战的快速蔓延及早期的胜利极大地刺激了中情局的发展。1948年，它仅拥有302个工作人员，7个海外秘密军事基地，以及470万美元的财政预算。而到了1952年，它已拥有2812个工作人员，47个站点及高达8200万美元的经费。而今天美国情报机构的预算额已达到300亿美元($30billion)[2]。正是冷战时期只在乎手段而不问结果的冷战观念，以及美国政府所采取的坚定的支持态度，为中情局在中国的军事行动奠定了基础，也为中情局的策划者及相关官员创造了采取军事行动的氛围，从而导致了中情局在中国进行的各种情报搜集与军事活动。中情局行动的精神就是所有的政治军事问题都有一个美国的解决方法，这也是CIA谍员忠诚献身美国事业的精神支持。
    二、中央情报局在中国的秘密活动
　　由于中情局行动的秘密性及美国政府对历史档案的严格保密制度，要想理清美国情报机构在中国所进行的秘密活动并把这些历史片段拼接起来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目前的历史学家主要通过两个途径探究中情局对世界历史发展的影响，一是美国国务院编撰的《美国对外关系》文件，这是有关美国主要外交政策和重要外交活动的历史记录。但由于中情局不愿意合作，对1958年—1960年部分有关西藏问题部分的编篡没能达到美国法律所要求的完整、准确的标准，而且2001年10月，中情局向国务院历史专家声称他们接收中情局负责人的指令，将不再继续他们与《美国对外关系》丛书的有关合作事宜。
　　但历史学家可以通过另外一个途径研究这段历史，这就是相关记者及历史学家对历史当事人的采访以及前中情局官员所撰写的回忆录。近些年来美国出版了几部有关中情局在中国的秘密行动的书籍，成为历史学工作者探究冷战期间美国情报机构在中国的秘密行动及其对中美关系所产生的影响的珍贵资料。他们是：弗兰克·霍勒波尔的《中国海岸的袭击者：朝鲜战争期间中情局的秘密行动》[3]玛瑞·艾伦的《在华间谍：弗朗西斯·莱德蒙德的故事》，约翰·肯尼思·克纳斯的《冷战孤儿：美国和西藏为生存的抗争》[4]，托马斯·莱尔德的《进入西藏：中情局的首位原子弹间谍及其拉萨秘密探险》[5]，肯尼思·康博恩和詹姆斯·莫瑞森的《中情局在西藏的秘密战》。这些书的作者都竭力去揭开隐秘的面纱，去揭露美国政府对中国所实施的秘密行动的精彩内幕。
　　《中国海岸的袭击者》是第一部描述中情局在中国的准军事行动的著作。它记叙了1949年至1955年间中情局在从厦门至杭州一线沿海岛屿所进行的军事及宣传活动包括无线电广播等。弗兰克·霍勒波尔(FrankHolober)是毕业于哈佛大学的中国专家，二战期间随美国军队在印度呆了3年，做汉语翻译。在中情局任职的24年里(1947—1971)，他曾向青海的穆斯林提供援助，在印尼工作3年，并担任过西藏特遣队(TibetTaskForce)的指挥。在与国民党合作期间，弗兰克·霍勒波尔在1951至1952年10个月间，假托为一进出口公司———西部创业公司(WesternEnterprisesInc，WEI)工作的名义在中国近海岛屿为CIA工作[6]。
　　蒋介石希望这种军事行动能在大陆燃起反共火焰，但是华盛顿方面的意图却是迫使中国军队撤离朝鲜战场。CIA有8000名中国籍游击队员可供调遣，他们多是来自福建和浙江省份的难民，力图在国民党占据的约50个岛屿上掀起暴动[1]。霍勒波尔的分析表明，CIA的突击行动、政治宣传以及所有意图推动反共产主义的叛乱浪潮，例如几年后的西藏军事行动，都没有产生实质性的结果，也没能成功地迫使中国军队撤离朝鲜战场，或动摇中国政府的统治。他们的军事行动几乎没有成功的，仅有的几次也不过是无关痛痒的小战斗。
　　《在华间谍：弗朗西斯·莱德蒙德的故事》一书给人们讲述了一个冷战期间中最悲惨的CIA谍员的故事——弗朗西斯·莱德蒙德(HughFrancisRedmond)的在华经历。他在被中国政府羁押19年后，死在中国的监狱中。美国政府自始至终由于不愿承认这段不光彩的历史而拒绝中国方面的几次交换提议。作者玛瑞·艾伦(MauryAllen)是纽约邮报(NewYorkPost)的体育栏目记者，曾写了30多部有关棒球运动的书籍。在了解了莱德蒙德(Red-mond)的私人律师提供的有关莱德蒙德的信息后，他被其爱国主义、献身精神所鼓舞，并着手这项对他来说极不寻常的任务。由于CIA的历史学家们早已忘记了莱德蒙德的存在，因此艾伦的有关论述对我们了解这段冷战秘史很有帮助。
　　据艾伦叙述，莱德蒙德是纽约扬克斯典型男孩，二战期间曾赴欧洲战场参加战斗，并且怀着满腔的爱国激情及对冒险事业的无限向往回到美国。由于不能找到称心的工作，他于1946年4月加入了新成立的中央情报组。在经过为期4个月的紧张训练后，以一冰淇淋公司销售部代理人的身份被派遣至上海。事实上，莱德蒙德此次上海之行的任务是搜集情报，并招募反共分子。原计划他执行这一任务约需3年时间，在1951年4月准备搭船返美时，以“间谍”罪而被中国政府逮捕入狱。他是第一个被中国抓获的CIA谍员。艾伦在书中陈述，中情局告知莱德蒙德的家人，莱德蒙德的间谍身份是被与他结婚仅37天的妻子暴露的，他的妻子是一名俄罗斯逃亡者，因提供了莱德蒙德的信息而被准许离开中国，后她定居扬克斯，至今仍留在美国。莱德蒙德于1970年7月在狱中自杀身亡。
　　尽管这是一个很吸引人的故事，但艾伦却不能深入分析，他没有充足的资料来很充分地阐述这个事件，艾伦只能基于莱德蒙德寄给父母的一些信件，通过对莱德蒙德赴华之前所认识的人和两名与莱德蒙德同时被关押但未见过莱德蒙德本人的外国人的采访，以及他所能获取的任何有关CIA的资料来撰写这一故事的。
　　莱德蒙德先是加入战略情报局，战略情报局于1945年10月1日解体，莱德蒙德加入了战略服务部，该组织后并入中央情报组，最后并入中央情报局。可以推测，20世纪40年代末，华盛顿政府情报机构的不断变更意味着莱德蒙德被不断地从一个机构转手到另一个机构，或许连莱德蒙德本人都搞不明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只能猜想这对远在8000英里外上海的莱德蒙德境况的影响。所以在1949年10月中国共产党取得胜利后，华盛顿会依旧让莱德蒙德在中国服刑，使其被置于毫无外交掩护的危险境地。
　　19年来，莱德蒙德拒不承认自己有罪，但中国方面非常清楚，莱德蒙德是CIA的间谍。CIA也拒绝承认莱德蒙德是其情报人员，华盛顿方面坚持莱德蒙德只是一个无辜的商人，而这使CIA把这些人看成是冷战中尽可牺牲的小卒的面孔暴露无疑。中国方面曾暗示，只要美国承认中国所获悉的资料，他们就会释放莱德蒙德以及另外两名CIA间谍人员，但CIA则坚持：“是莱德蒙德荒谬的荣誉感使他本人不能获释。”[7]131
　　艾伦注重于对莱德蒙德个人的描述，而没有探究莱德蒙德在中国的军事行动背后的冷战意图，为什么美国会在20世纪40年代，在尽力促成中国国共双方和解的同时，又在毫无外交掩护的情况下，派遣间谍入境中国?莱德蒙德并不是惟一一个被派到中国的间谍，道格拉斯·麦坎南(Mackiernan)带着中情局的秘密任务入藏，弗兰克·贝塞克(FrankBessac，又称为白智仁)也被富布赖特(Fullbright)派遣到中国，还有多少间谍也被派往中国?莱德蒙德等一干人实际在干什么?他们与谁联系?国务院是否知道有这些间谍?他们是否收到有关情报?由于中情局对相关信息的保密，这些近半个世纪之久的事件仍然无法获得充分完整的解释。
    三、中情局在西藏的秘密战
　　在中情局打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所有军事行动中，我们最熟悉的是西藏问题[8]。中情局在冷战中最为骄傲的、最具有传奇色彩的军事行动也是联合西藏叛乱分子。西方人倾向于把西藏问题看作是本世纪最具影响力的乌托邦神话——一个神秘的世外桃源。在他们的脑子中，西藏不仅是一块土地，而是西方人沉迷的幻想及其渴望的信念。对西藏的幻想神往是如此地强烈，它已经在西方人的心灵深处扎根，犹如美国著名藏学家谭·戈伦夫所言“事实上它俨然已成为控制我们精神的DNA的一部分。”[9]
　　目前所有关于中情局插手西藏的历史著述都认为CIA插手西藏事务始于1956年。但是托马斯·莱尔德的《中情局的首位原子弹间谍及其拉萨秘密探险》一书却不同意这一起始时间。Laird是驻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自由摄影师兼作家。他写了有关尼泊尔及西藏的书籍，并竭尽所能探究及撰写CIA在新疆的有关军事行动历史。他的书着重介绍了道格拉斯·麦坎南(DouglasSMackiernan)———CIA历史上第一位殉职官员的入藏之旅。50多年后麦坎南所执行的任务仍处于保密状态，在弗尔吉尼亚兰利(Langley)的CIA总部礼堂中镶嵌在墙上的因公殉职CIA军官的星章中，他的星章仍没能标明出名字[7]138。
　　麦坎南是一位35岁的气象专家。1947年，他以美国领馆秘书的身份到达中国新疆省会迪化(今乌鲁木齐)的美国领馆。他会说多门欧洲语言，还会一些俄语、蒙古语及哈萨克语。他去那儿的真正目的是为CIA工作。麦坎南参与了许多情报行动。他可能曾侦察过苏联核实验工程(1949年8月29日苏联第一颗原子弹在中亚试爆)。他在中苏边境的中国境内安装了原子弹的窃听器，并且在美国建立独家联系站。他还很有可能侦察了苏联在新疆的各项活动，如在新疆搜寻铀矿、金矿、石油，他还有可能参与了协助哈萨克等地的少数民族叛乱组织。还有资料表明，他曾援助或策划援助西藏叛乱分子。中国媒体曾指控麦坎南为“美帝间谍”，美国政府对此没有任何回应。
　　苏联原子弹实验后不几天，也就是人民解放军进驻迪化前几天，麦坎南随同3位白俄罗斯人和“恰巧”在乌鲁木齐的美国富布赖特学者弗兰克·贝塞克南逃经西藏去印度。1950年4月29日，麦坎南以及两位俄罗斯人在进入西藏边境不久被藏兵杀害。其余两位随行人员安全到达美国，而直到今天，麦坎南的行动仍未被官方公开承认[10]。莱尔德找到了贝塞克的家人，采访了贝塞克本人。“这本书第一次告诉人们的不仅是美国人进入西藏的事实，并且进一步阐述了分布在西藏内外的情报人员积极准备在中国共产党进入西藏以前向西藏提供军事援助的情况。”
　　约翰·肯尼思·克纳斯的《冷战孤儿：美国和西藏为生存的抗争》一书则补遗了莱尔德对1949年至1974年间美国与西藏之间关系的历史，尤其有关CIA在此期间所起的作用。作为斯坦福大学政治学博士，克纳斯为期44年的职业生涯中的最后一项任务是作为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CIA研究员。克纳斯通晓汉语，二战期间服务于驻华美军，1954年至1956年间随美国信息局驻扎在香港，1958年他协助在弗尔吉尼亚阿灵顿的国际共产主义学校(CIA国外组织人员培训学校)设立了中国部。1958年至1965年(“我一生中最满足的七年，尽管有时候充满苦楚”)，他为西藏特别队工作，曾为西藏受训者进行有关国际关系和心理战的讲座[11]。
　　克纳斯描述了美国与西藏关系的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他叙述了早期美国外交失败的历史，并详细地阐述了CIA在1956年到20世纪70年代早期的行动，其中包括在科罗拉多州海尔营建立培训基地，在尼泊尔木斯塘地区建立游击队基地，以及与印度密谋来建立西藏军事小组。
　　克纳斯将西藏事件成功地置于一个更为广阔的历史背景中，把早期CIA对在西藏进行准军事行动的犹豫不决的态度与1956年匈牙利叛乱事件联系起来。克纳斯认为，同与匈牙利一样，CIA与它的盟友(西藏分裂分子)的目标不尽相同。西藏叛乱者是为独立而战，美国则旨在扰乱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通讯与行动，截获秘密资料，并在西藏内部建立游击队，钳制中国军队。如果西藏因此取得了独立最好，但这决不是CIA的直接目的[7]。他还描述了，1962年的中印边界上的小规模冲突，如何使得新德里与美国联合对付中国，除了协助叛乱者进行边界突袭外，这两盟国建立了由12000名精干组成的特遣先锋队，其成员主要是西藏人[11]。
　　克纳斯很坦白地指出了这些行动的缺陷。自1957年起，被空投到西藏的49名西藏叛乱分子中，只有12人幸存，其中1人投降，1人被俘，10人逃回印度。“事实证明，通过空投方式来维持大规模游击行动的做法是一次惨败的尝试。”他承认道。从1964年到1967年，CIA采取了另一方针。它派遣25支西藏反叛部队由陆路潜回西藏，其结果是这些人都因为缺乏援助与供给很快又撤回了[11]。
　　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美国政府为西藏叛乱提供的资金仅为200万美元，其中还包括给达赖喇嘛每年18万美元的私人开销。克纳斯称在1974年，也就是在木斯塘的基地关闭5年后，美国停止发放这一补助金。
　　如同CIA往昔的众多盟友一样，西藏人也感到美国停止一切援助计划是对他们的一种背叛。克纳斯回忆道：“差不多半个世纪以后，达赖喇嘛和他的兄长告诉我，他们感觉到美国只是把西藏视为冷战中的一名小卒，他们对此仍很气愤。”[7]克纳斯也认为，华盛顿方面的目的只是扰乱中国军队，将其钳制在某一驻军困难、军费开支昂贵的地区。一旦中国政府成为华盛顿政府的盟友，美国将不会再有兴趣与西藏叛乱分子合作。
　　《中央情报局在西藏的秘密战》一书充溢着大量的历史细节。尽管这本书与克纳斯著作记叙了几乎完全相同的历史内容，但肯尼思·康博恩和詹姆斯·莫瑞森提供了许多克纳斯并没有涉及的信息：任务名称、日期以及飞机技术方面的细节内容，及美方所提供的作战物资的性质等。与克纳斯不同，他们更注重记述事件本身，而很少提供事件所发生的政治历史大背景。比如美印联盟反对中国一事，与先前的作者们相比，肯尼思·康博恩和詹姆斯·莫瑞森更多地探讨了20世纪60年代，尤其是在1962年中印之战印度失败后，印度情报人员与CIA之间不断加强的合作关系，认为早在50年代，嘉乐顿珠就曾与印度情报局首脑穆力克(B.N.Mullik)会谈。当时印度并未发表官方声明支持西藏独立而支持中国关于西藏是中国一部分的言论。但实际上印度所起的作用比我们知道的要大得多[7]。
    四、总　结
　　我们目前所看到的都是关于美国情报机构对中国行动的零散记录，缺乏系统的历史档案佐证。显然我们所了解的这些事件都还只是冰山一角。在几乎完全缺乏CIA方面的信息资料的情况下，这些作家、记者、前情报局官员所撰写的著作使我们初步地了解到在冷战期间美国对中国所实施的秘密军事行动。当然我们想获知的信息远不止这些，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些作者已经竭尽所能，而且在对这段历史的探究方面，他们比任何人都更深入，这一开端弥足珍贵。
　　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公共事务局规定，原CIA雇员只有在得到官方允许后，才能将他们在CIA任职期间的活动经历公布于众。所以可以肯定这些书都没有对CIA全部军事行动如何在整体上与美国的对外政策相适应做出解释说明。很显然对一切反华秘密行动所涉及的内容迄今仍没有，也仍不能作出充分地评估。正如美国陆军中将多利特(Dolittle)向艾森豪威尔总统(Eisenhower)解释的那样，美国的谋略家们坚持在那个时代为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也因此CIA得以不受控制，有权采取任何可能的手段，正是这种不受约束的权力导致了这一系列事件的发生。但这些著作对这段历史原委的探究，为我们开创了一个充满希望的进程，将吸引更多的学者关注这段历史，以正确评估CIA的中国行动及其对中美关系产生的影响。
　　对于美国情报机构的中国行动，中国政府是有所了解的。根据解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的档案记载，西藏和平解放前后有多国特务在西藏边境活动，包括“美特汤姆斯父子(LowellThomas)一九四九年八月入藏”，“一九四九年底美特陶德与英特乔治入藏”，“一九五○年初美英特务记者等入藏”。1952年11月，一架进入中国境内的C-47CAT飞机被中国击落。无疑，这些针对中国新生政权的秘密行动加剧了中美之间的相互猜疑，所以并不奇怪中美建交迟至1979年新中国成立20年才得以实现。CIA的傲慢自大也使他们低估了中国人民不惜一切代价保卫祖国的意志。台湾和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就如同加利福尼亚是美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样。对中国人来说，美国支持西藏独立，采取秘密行动破坏中国的统一和发展就是长达一个世纪的外国列强瓜分中国行径的延续。这是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的，也是CIA中国行动无果而终的根本原因。

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2007年第2期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04BGJ008)；黑龙江教育厅指导项目(10554047)
作者简介：程早霞(1965-)，女，黑龙江伊春人，哈尔滨工程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现代国际关系史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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