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吴学文（1974－），男，安徽池州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2005研究生，研究专业是中国近现代史。

　　作者按：本文属上海市重点学科建设项目，项目编号：T0403。

　　摘 要：史料派与史观派的分野①不单单是政治上、治学旨趣方面的原因，它是多元因素互动的结果，是中西文化交流、碰撞、竞争下的中国社会特定的产物。史料学与史观根本是相辅相成，史料派与史观派也非绝对对立，也有学术上的联系。

　　关键词：史料 史观 分野

　　王学典先生的论文《近五十年来的中国史学》，读后颇有收获。该文对史料派与史观派②的分野与发展情况作了全面深入的考察，观点很有代表性。至于二者为何分野，他没就此专门充分展开论述，由于还没发现专门讨论此方面的论文，本人力图在此方面有所探索，不妥之处，敬请方家批评。

　　史料派与史观派何时分野？这不是本文论述重点，只简要介绍如下。

　　从林甘泉《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学》观点看来，史料派出现稍早些，近代史学先驱王国维，他所做的研究中国历史的大量工作，标志着近代实证史学在中国创立。唯物史观出现稍晚些，1919年新文化运动后期，唯物史观得到了传播。李大钊对此作出了贡献。郭沫若于1930年汇集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1928－1929年先后发表的有关中国史论文），是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结合很成功的影响很大的作品。它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之作。[2]（p5p11p12）田昌五认为："在中国近代史坛上，首先登场的是实证主义学派。这个史学流派由王国维开其端，因胡适而发展起来。"马克思主义史学由李大钊开其端。郭沫若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3]（p13p16）所以分野时间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

　　为何分野呢？这有多方面原因。

　　第一、治学旨趣显然的差异。

　　余英时认为，史观派乃以系统的观点通释中国史的全程为史学的主要任务;史料派，乃以史料之搜集、整理、考订与辨伪为史学的中心工作。[4]（p76-77）戴逸也认为："20世纪前半期的实证史学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历史观、方法论上有根本的不同，因此，他们对历史学的功能，历史研究的重点以及许多具体历史问题，有不同的看法。" [2]（p43）王学典对此分析很具体、到位，史观派与史料派治学路数上主要有四个方面由来已久的明显差异。1．在史学与时代的关系上，史观派主张尽可能地撤除学术与时代、历史与现实之间的樊篱，力倡史学向政治靠拢；而史料派考订派则坚持"为真理而求真理"的为学理念。2．在理论与材料的关系上，史观派强调理论的先决地位，尤其将史观置于治学的初始环节上，考订派则强调"拿证据来"，"一分材料一分货"。3．在宏观与微观的关系上，史观派一直致力于研究社会的大变动、历史的大环节和时代的大转折，而在考订派那里，他们主张小题大做，选题越小越好、越冷越偏越好。4．在普及与专精、著史与考史的关系问题上，史观派注重通史的写作与著述，走的基本上是一种"史纂"的路子；考订派走的则基本上一种学院派"史考"的路子。[5]

　　第二、政治上的原因。

　　史观派在解放前由于出现比史料派晚，自身不够成熟、影响不够大，更重要的是指导思想与当时政府统治思想相悖，不被重视，甚至受压制，被边缘化。而史料派重视传统文化与当时统治阶级要求合拍，被统治阶级扶植，又加上对西方文化也不排斥，所以实证史学得到主流地位，成为正统。而解放后也因政治原因，二者地位相反，史观派居于中心地位，而史料派边缘化。而政治化最容易扩大二者之间的分歧与裂痕。其实，在封建专制体制与暴政的淫威下，中国古代史学就有依附政治的传统。所以主流史学的视角常为统治阶级着想、服务。拿孔子来说，周游于诸侯中，不得实现政治抱负后，就要在《春秋》中满足自己的一些愿望、发泄自己的不满，使"乱臣贼子惧"。司马迁撰《史记》、司马光修《资治通鉴》等都有为统治者"鉴往知今"的目的。[6]（p265）

　　在中国过去，学术上的分歧、争端、竞争，往往依靠政治力量去解决。李斯为达到某种目的，向秦始皇建议"焚书坑儒"，依靠让人惊惧的权力，并让很多人付出鲜血的代价，实现了学术霸权。西汉的今文经学③大师董仲舒为使儒学独自把持整个国家意识形态的话语权，以能制衡专制势力和最高权威，向汉武帝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建议，被汉武帝采纳。东汉白虎通议④也是靠政治力量（汉章帝的权威）解决了经学家学术上的分歧。例子太多。儒学，包括后来的宋明理学⑤，不但与封建社会上层政治相结合，被汉以降历代专制王朝所推崇和利用，而且渗入到社会生活的各方面。不管史观派还是史料派都有意无意靠近政治，如果能得到政治势力的庇护，这对于学派之间的竞争与发展是有好处的，何况中国历史上有这么个传统。应当看到学术政治化最容易造成人为的不必要的学术上的大撕裂或分裂，常不免造成悲剧性的恶果。

　　第三、二者各有历史渊源和分裂的基因。

　　历史和现实是不能割裂的。陈其泰认为："人们每每有一种误解，似乎新学与旧学之间有一个断层，二者相对立，'传统的'即是封建的，'近代文化'是从外国输入的，从外国移植的。导致这一认识的重要原因，是由于近代'新学'在本世纪初产生，是与当时一股来势迅猛的学习西方、批判封建主义的思潮相联系的"。但这种看法"并不符合历史实际，在理论上也无法解释近代文化从西方输入的新观念为何能在我们民族中生根。" [8]虽然近代中国史学主要受西方影响才建立起来，但史料派与史观派还是各有传统文化的源头的。

　　在中国古代以儒学为统治思想情况下，学术研究以治经学和史学为主。主要路数可从治经学的两派即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汉学和宋学，朴学⑥和经世致用⑦观中，看出一斑。刘大年认为，在清代乾隆嘉庆年间勃兴的经学可分成两派，一派是世称戴（震）、段（玉裁）、二王（王念孙、王引之父子），号为考据学"正统派"的古文经学派；一派是庄存与、孔广森、刘逢禄代表的今文学派。两派宗旨互异，分道扬镳。[9]（p480）而从汉到清这两派一直存在争斗，即使到清季也是如此⑧，此时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并起，学术斗争与政治斗争相结合。[9]（p478）龚自珍、魏源都治今文经学，而且都是直接从刘逢禄受春秋公羊学。他们都是讲求所谓"实学"或"经世致用"之学的。[9]（p481）从史观派关注现实、重视宏观等特点看来，它和经世致用派有许多相似性，说史观派深受经世致用之学影响不为过。林甘泉认为王国维是近代实证史学开创者，之所以做出那样大的贡献，是因为对乾嘉考据学有深厚的根底。[10]（p350）戴逸也认为王国维、陈寅恪、陈垣、胡适、顾颉刚、钱穆等继承了乾嘉学派的余绪。[2]（p41）田昌五也认为实证主义学派和传统史学中的文以载道是对立的，"他们只能和乾嘉考据相衔接。" [3]（p14）

　　从上述可看出，史料派与古文经学（古代经传注疏传统）和朴学（主要是乾嘉学派）有关联，史观派与中国古代司马迁、司马光、刘知己等通史思想、今文经学以及清朝经世致用观也有联系。

　　既然史料派与史观派来自不同的源流，而中国过去学术本身是分流和有争端的，所以二者的分野成为必然。

　　第四、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上的分歧。

　　由于外国列强侵略和专制统治腐败，中华民族在近代遇到深刻的民族危机、社会危机、政治危机，内忧外患不断，国破民穷。传统文化根本不能应对危机，而从社会发展来看，西方近代文化较之中国传统文化要超越整整一个时代，[6]（p268）

　　这使得救国救民的真理也就自然向外。如何对待传统一直是20世纪学术界，包括历史学界的重大课题。由于中国传统的封建思想禁锢人们的头脑已久，人们渴望从封建思想中获得解放，创造新生活。因此，人们在不同程度上都会叛离传统，向西方学习新观念、新方法。反传统观点特别是在五四时期，表露更强烈。戴逸也说，五四是最激烈地反对旧传统时期。[2]（p41-42）但很多观点有偏激倾向，未把握好平衡。既要破除传统，背离传统，又要归依传统，认同传统，继承传统，20世纪中国史学就在二者之间徘徊摆动。

　　从理论分析上说，史料派比史观派更重视传统。从上述治学旨趣上也看出，相对来说，史料派贵古贱今。正如史学大师陈垣所说："过去我们这些人只凭兴趣不顾需要；......只讲往古，忽略现代。" [5]他们的史学视野和价值观，以及凭着扎实的考订功夫对传统文化较全面与深刻了解、热爱，对传统文化容易认同、珍视。史料派名称的来历，以及多年研究领域重点在传统史学典籍范畴就说明了这一点。所以顾颉刚从1922年开始整理、研究《尚书》一直到生命最后阶段，[6]钱穆作品如《中国思想通俗讲话》⑨总提到古代文化典籍如《易经》、《论语》、《庄子》等绝非是偶然与个别现象。

　　史观派⑩治学旨趣上与史料派相反，强调理论的先决地位，还力倡史学向政治靠拢，又很注重"阶级观点"，对传统文化多少带着有色眼镜观看待，总是带着要批判、要否定、要超越的思想，自然反传统意识比史料派强烈些。所以史观派后来搞"以论带史"、"以论代史",搞理论迷信,出现"影射史学"，使"历史成为政治的婢女"成为必然。余英时曾评论道：史观派"自始至终便不是从纯学术的立场来研究历史"，"他们的史学主要是为现实服务的，或者更具体地说，是为他们所从事的政治运动寻找历史的依据的"。[5]文革中大破所谓"四旧"，严重损毁传统文化遗留物，就是对这种思潮的延续和发展，并走向极端的反映。

　　第五、汲取西方文化理论的著眼点和取舍的不同。

　　余英时认为，就思想的渊源而言，中国史学的史料派和史观派分别植根于史学追求科学化的两个途径。前者的"规律"和"模式"是从科学方面移植过来的；后者注重"原料"与"事实"也同样是奉科学为模范的。并断定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尤其是德国的史学家各持一端而分成截然对立的两个阵营，即一方面，兰克文献考证的方法论后来演变为"科学的史学"；另一方面，兰普勒赫领导着反兰克派的寻求历史规律的运动。中国这两派的对立，比较接近德国的情况。[4]（p86）

　　戴逸以为胡适揭橥"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一方面继承了乾嘉学派的学术理路，一方面又接受了西方近代的科学方法，为20世纪早期中国近代的实证史学奠定了方法论基础。[2]（p37-38）又说"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胡适等除了学习了西方的治学思想与方法，又和中国过去的乾嘉学派、公羊学派有密切关系。" [2]（p43）林甘泉也认为王国维成为实证史学大家除了有扎实的国学功底外，还得益于受过西方近代哲学，特别是实证主义哲学的熏陶。[10]（p350）又认为王国维、陈寅恪、陈垣、胡适、顾颉刚、钱穆等继承了乾嘉学派的余绪，又吸收了西方实证主义、试验主义的观念与方法。[2]（p41）王学典觉得中国的史观派与法国的年鉴学派从治史理念、为学旨趣到作业方式都有惊人一致。[5]余英时判断"事实表明，史观派极大的借用了黑格尔和马克思的精神遗产，而史料派对兰克学派的接受也决不少于对清代考证传统的继承。" [4]（p86）吸收西方文化营养的很不相同也使得二者多了些分歧。

　　第六、也可从中国哲学上探寻。

　　深受《易经》等"二元论"影响，中国人思维多是非此即彼，非敌即友意识。政治人物如秦始皇、刘邦等就有强烈的"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意识。百姓生活中语言也常是好和坏，对和错等等。研究历史史料和史观都是不可缺的，出于实际需要和个人爱好，有的研究应侧重史料，有的应侧重理论，这是自然的。但中国深受传统 "二元论"文化影响，只要有些学者先入为主选择了某种理论，发现它的长处和优点，不免有夸大和偏爱之心理，"党同伐异"。何况中国学界有"门户之见"和注重依附政治的传统，更容易割裂史料和史观之正常关系。不是打破成见，认真比较不同理论或相反理论之优劣，取长补短，综合考察，为我所用；许多人偏好从感性上理解、运用，即使讨论都不免带有情绪化、功利上的东西；甚至从感性出发，都不屑或不愿去实事求是地讨论。心理与思维上缺乏包容性，这必然使某些分歧、隔阂扩大或分裂不可避免。戴逸认为，中国古代的认知方式偏重于直观的感悟，从整体上把握认知对象，有点接近佛教禅宗的"顿悟"，宋明理学也接近这种认知方式。[2]（p37）丁守和认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重实践经验，轻理论思维；重应用，轻创新。是故不善抽象、分类和综合分析，中国传统的辩证法思想也不是精确概念的辩证法，而主要是处理人生和人际关系的辩证法，与人伦相联。[6]（p264）

　　史学是一种综合贯通之学，把现代中国史学人为分成史料派和史观派是个无奈。正如余英时所说，史料学与史观根本是相辅相成，从理论上说，这两派其实各自掌握到了现代史学的一个层面：史料学是史学的下层基础，而史观则是上层建构，没有基础，史学无从开始；没有建构，史学终不算完成。二者合则双美，离则两伤。不幸的是，史观派与史料派由于各趋极端，竟不幸而形成尖锐的对立。前者讥诮后者为支离破碎，不认大体。后者鄙视前者为空中楼阁。[4]（p77）

　　其实史料派与史观派也不是绝对地对立，二者也有相同性，也有相互借鉴和吸收的可能。

　　林甘泉认为即便是《春秋》也寓含作者褒贬爱憎和有所隐讳，我们今天所谓的史料，哪怕是信史，大部分都浸透了作者的观点。[10]（p315）戴逸认为20世纪前半期的实证史学和马克思主义史学虽有根本的不同，但二者之间也有许多重要的相通之点，如进化史观、理性主义、爱国主义、求实精神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吸收了实证史学的优点并加以发展。[2]（p43）马克思主义学派和其他学派之间有一个相互学习和继承的问题。郭沫若的研究成果是在王国维、罗振玉的研究基础上，经过自身的努力取得的。范文澜是黄侃的弟子，而黄侃又是章太炎的学生。研究20世纪的中国历史学不能隔断学术上的传承和联系，简单的把历史学家们置于相互对立的营垒之中。[2]（p43）

　　就是史料派与史观派的开创者、代表人物们都没有太拘泥于成见，治史时也常搞拿来主义，为我所用。如郭沫若并不以空谈理论为能事，而是着眼于史料的搜集和整理。"他对殷墟出土甲骨文和历代发现的青铜器铭文进行了系统的清理和诠释，令实证主义史学家也为之折服。"他还注解《管子》，校勘《盐铁论》。[3]（p17）实证史学一代宗师陈寅恪治史不仅精于考证，也重视历史现象的前因后果和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且往往能提出独到的见解。[2]（p8）林甘泉说，胡适做北京大学教授时，在课堂上大力宣扬自己的治学方法和历史观念，还鼓励同学按照这种方法和观念去从事历史研究工作。这难道不是重视宣传史观吗？[2]（p7）实证史学大家顾颉刚在1933年《古史辨》第四册序中说："他人不知，我自己决不反对唯物史观。我感觉到研究古史年代，人物事迹，书籍真伪，需用于校勘和考证学者的借助之为宜；至于研究古代思想及制度时，则我们不该不取唯物史观为其基本观念。" [2]（p14）

　　对于史料派和史观派任何一方观点过于强调，我们都该警惕，都应分析后有选择地接受。对"史料派"则坚决认定"史学只是史料学"和津津乐道的"论从史出" [5]的观点，以及"史观派"的"以论代史"的观点，田昌五认为二者在表面上是截然对立的，但两极相通，从方法论上说却是一致的。"论从史出"容易就事论事，把历史庸俗化。"以论代史"容易脱离实际，把历史研究概念化。二者的归宿都是历史唯心主义。[3]（p127）他还以为中国近代史学都是从西方引进的，食"外"不化，就成了它们的通病。[3]（p17）不管田昌五先生观点有无缺陷，学者独立地思考还是很有必要。

　　（原载《文山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年第3期）

　　参考文献：

　　[1] 辞海[Z]（缩印本）（1989年版）．上海辞书出版社，1990.

　　[2] 历史研究编辑部编：<历史研究>五十年论文选－20世纪中国历史学回顾·上[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3] 田昌五．中国历史体系新论续编[M]，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

　　[4] 余英时著，何俊编，李彤译．十字路口的中国史学[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5] 王学典．近五十的中国历史学[J]．历史研究，2004，⑴．

　　[6]丁守和．中国近代思潮论[M]．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

　　[7] 辞海[Z].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

　　[8] 陈其泰．晚清公羊学的发展轨迹[J]．历史研究，1996，(5)．

　　[9] 姜涛．刘大年与<评近代经学>[A]．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近代中国与世界--第二届近代中国与世界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三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10] 林甘泉文集[M]．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

　　[11] 钱穆．中国思想通俗讲话[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注释：

　　①分野：⑴．本指分封诸侯的境域。后借用为分界、界限的代称。⑵．中国古代星占术中的一种概念。认为地上各州郡邦国和天上一定的区域相对应。在该天区发生的天象预兆着各对应地方的吉杀。《辞海》[Z]（缩印本）（1989年版），上海辞书出版社1990年12月第一版，第311页。

　　②王学典认为史料派就是史料考订派，史观派就是唯物史观派。其本质区别在《近五十的中国历史学》[J]（《历史研究》（2004年第一期）阐述得很清楚，本人采取此说。戴逸认为，中国20世纪的历史学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实证史学派，一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史学派。（戴逸《世纪之交中国历史学的回顾与展望》[A]引自《<历史研究>五十年论文选－20世纪中国历史学回顾·上》[C]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7月，第41页。）林甘泉也认为20世纪的上半叶，近代实证史学是中国史学的主流亩。20世纪下半叶，中国史学主流是马克思主义史学。（《林甘泉文集》[M]，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第一版，第346页。）史料派、史观派应该对应的是戴、林所说的实证史学派、马克思主义史学派。

　　③因汉代称当时通行的隶书为今文，称秦代焚书以前用六国所用的篆书为古文。儒家整理的经书用隶书抄录的称今文经；用篆书抄录的称古文经(见经今古文学)。以后，在经今、古文长期传播的过程中，不仅是字体不同，对经书的解释等也有差异。形成研究儒家经传的对立的两大流派。今文经学主张通经致用，结合现实阐发经书中微言大义。今文经学近于哲学，强调"经世致用"；古文经学近于史学，讲究考据。清代复兴今文经学，利用《春秋》公羊学以阐发其政治主张，故又称作公羊学派。参见《辞海》[Z]，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9月第一版，第4738页。

　　④从西汉哀帝时开始的"今文家"和"古文家"的相互对立，在东汉时争斗达到高峰。今文经学派感到有必要通过皇帝制成定论，以保持其思想上的统治地位。后来汉章帝集中诸卿、博士等于白虎观讲议五经同异，并命班固将讨论结果整理成书，名为《 白虎通德论 》（又称《白虎通议》、《白虎通》）。参见《辞海》[Z]㈣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9月第一版，第4738页。

　　⑤宋明理学可参见宋学、理学，主要指宋代（也包括元明）的理学派别。同"汉学"相对。注重"性命义理"之学。派别甚多。各派之间学术之争不断。理学，亦称"道学"。宋明儒家哲学思想。汉儒（主要是古文学派）治经侧重名物训诂，宋儒则多以阐释义理、兼谈性命为主，故有此称。参见《辞海》[Z]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9月第一版，第2717、3276页。

　　参见《辞海》[Z]㈠㈡㈢，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9月第一版，第325、326、848、2352、2717、3368页。宋学即理学，在经学史上，用"宋学"来与"汉学"相对，清人专门用来指称当时与考据之学不同声气的义理之学，如《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总叙称清初学术"要其归宿，则不过汉学、宋学两家互为胜负"。在思想史上，用"宋学"来总称理学、心学、事功等在内的宋代各个思想流派。如明代唐枢作《宋学商求》，列述"横渠之学"、"明道之学"、"伊川之学"、"金陵之学"等等。汉学又称考据学、朴学,指汉儒考据训诂之学。曾在乾嘉时期鼎盛一时,成为清代的显学。参见《辞海》[Z]，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9月第一版，第325、326、848、2352、2717、3368页。

　　参见《辞海》[Z]㈢，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9月第一版，第3143页。明清之际主张学问须有益于国事的学术思潮。顾炎武强调应"引古筹今"，作为"经世之用"（《亭林文集·与人书·八》）。

　　⑧比如刘大年认为康有为、梁启超、皮锡瑞、谭嗣同等属于今文学派，张之洞、王先谦、叶德辉等属于古文学派，张之洞不屑于以经学家自诩，但对维新运动与经学的态度，极大影响着两湖以致全国的动向。在运动中先是拉拢康、梁，很快又掉过头来极力反对维新运动。实际上，他是古文学派反对今文学派的挂帅人物。姜涛《刘大年与<评近代经学>》[A]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近代中国与世界--第二届近代中国与世界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三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1月第一版，第484、485页。

　　⑨钱穆《中国思想通俗讲话》[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7月北京第二版。其实他的许多著作名称如《论语新解》、《庄老通辨》、《朱子学提纲》、《秦汉史》等等（见上书介绍）都表现了他对传统文化的关注和热爱。

　　⑩本人指的是20世纪八十年代以前的史观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