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时期，朝鲜半岛是东西方两大对抗势力在亚洲对峙的前沿，三八线不仅是朝鲜与韩国的分界，也是划分国际政治力量的一条界线。虽然冷战过程中东西方主要大国的相互关系曾出现分化和重组，但在两极格局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的情况下，大国关系的变动还不足以影响冷战的基本态势，因此，尽管从70年代起，中苏间的冲突和中美关系的调整已经使亚洲的冷战形态表现出许多新的特征，然而，作为冷战前沿的朝鲜半岛的基本格局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半岛南北与周边大国的同盟关系依旧维持，南北关系依然受制于对抗的两大国际政治势力和对立的两种社会制度及意识形态。苏联解体所标志的两极格局的终结使世界进入了后冷战时期，随着世界格局的大转换，各个地区性国际格局也在发生相应的变动，在这个具有根本性意义的结构转型过程中，朝鲜半岛因其所处的特殊位置和所承袭的特定的冷战遗产，而显示出不同于其他地区的演变轨迹，由于朝鲜半岛的冷战是在众多内外因素的交织下形成的，所以，这一地区“走出冷战”的过程也势必涉及这些互相交织的内外因素，表现得特别复杂和艰难。同时，朝鲜半岛向后冷战时期过渡的特殊性又极大地影响着其周边大国在新形势下的战略平衡和东北亚乃至世界新格局的建构，如果考虑到半岛周边大国在世界舞台上的角色和亚太地区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那么，朝鲜半岛结构转型的进程及其发展趋势对于世界格局的意义也就非常清楚了。
    一．向后冷战过渡时期半岛局势的特征：多重转型的交织
    朝鲜半岛地处东北亚的中心，周边四大国（美、中、日、俄）或因地缘政治或因全球战略都与其发生着密切的关系。正如朝鲜半岛成为冷战前线主要是由外部因素所决定，当前半岛向后冷战过渡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制于外部环境。另一方面，半岛南北作为两个享有独立主权的国家在处理相互关系和对周边大国关系时又不完全是被动的，朝鲜和韩国的国内政治也对它们的外交政策发生着重要影响。上述诸种因素及其作用力的交叉使半岛当前局势呈现出“多重转型交织”的特征。
    首先，在世界格局大转换的背景下，以朝鲜半岛为中心的东北亚地区正在经历着由冷战结构向后冷战结构的转型，其实质是：基于两极格局瓦解后新的力量态势，重新调整和确立美、中、日、俄四大国及半岛南北双方的力量平衡。显然，东北亚地区的战略格局对世界格局的构成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只要东北亚地区尚未完成结构转型，旧格局下的冷战就很难说已经结束，新的世界格局也难以最终确立。
    其次，在地区结构转型的推动下，朝鲜半岛维持稳定的体制和机制也需要进行相应的转型，即：由稳定程度较低的停战体制转变为稳定程度较高的和平体制。到目前为止，半岛仍处于敌对双方的“停战”状态，南北关系建立在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时签订的停战协定的基础上，三八线至今是一条临时军事分界线。这种体制的不稳定性是显而易见的，由于没有和平条约的约束机制，任何一方都很容易以某种理由破坏停战状态，恢复战争行动，而不必承担发动战争的责任。同时，由于签订停战协定的双方是当时参战的朝中方面和“联合国军”方面，中、美等国也被涉入其中，这种“敌对关系”继续延续下去显然与世界格局和地区格局的变化相悖，而且势必影响和阻碍地区结构的转型。所以，由停战体制转向和平体制，形成长期稳定的协调、约束机制，不仅事关半岛南北双方，更是周边大国的利益所在。
    第三，在外部环境发生变化的同时，半岛内部的政治环境也在发生变化。就朝鲜而言，1994年金日成的逝世标志着领导层代际交替的开始，随着新一代领导人的全面主政和国际大环境的影响，其经济体制和政治、社会体制的转型乃势所必然，尽管受种种因素的制约，朝鲜的改革将十分艰难，但顺应世界潮流，向现代社会迈进，是国家发展、民族振兴的必由之路，也是领导者巩固权力基础、维持政权合法性的必要选择。如果朝鲜实质性地走上改革、开放之路，那么，它势必要重新考虑自己在国际舞台上的角色定位，重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由此也将对地区格局和半岛战略态势产生重要影响。
    第四，处于另一种社会转型期的韩国，也面临着完成社会转型的历史使命。韩国的现代化起步于60年代，在专制主义的政治架构中培育、发展外向型现代市场经济体系取得成功，成为颇具经济实力的“新兴工业化国家”。然而，韩国的社会转型存在着政治滞后的严重缺陷，直至90年代初才结束军人专制统治，开始走上民主政治的道路。目前，韩国的政治体制具有明显的转型期特点，初创的民主架构很不成熟，传统色彩浓厚的政党体系和专制遗风难绝的官僚制度阻碍着民主政治的运行，也影响着经济体制的进一步改革。因此，韩国的政局在总体稳定的大势中呈现出经常性的局部动荡，经济形势的起伏也与政治形势密切相关，这种状态使韩国对半岛和地区格局变动的影响力受到很大制约，也增加了南北关系及其与周边大国关系的不确定性。
    以上四种转型，虽分属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层面，但由于时空条件的会聚而互相交织、互相影响，表现为具有系统特征的整体性运动。其中，处于支配地位的是地区战略结构的转型，只要由大国关系所决定的向后冷战结构过渡的大趋势不变，朝鲜半岛或迟或早终将走出冷战。同时，半岛内部的结构转型对地区格局变动的速度、形式及最终状态也发挥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尤其是朝鲜国内体制的变革前景目前最难把握，是一个变数最大的因素。所以，要对当前半岛局势及其发展趋势作出分析和预测，必须对四种转型及其相互关系作比较具体的个案和综合考察。
    二．诸因素互动中的关键变项：朝鲜的走向
    自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形成以雅尔塔体制为基础的两极格局以来，朝鲜半岛就始终处于周边大国战略态势演变和关系组合的影响之下。冷战前期，东西方关系表现为两大阵营的对抗，半岛南北分别从属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东方社会主义阵营，与周边大国结成了两种同盟关系，即：韩国与美、日结盟，朝鲜与苏、中结盟。70年代，随着中苏关系和中美关系的变化，在世界战略格局中形成了美、苏、中三角关系，两大阵营的对抗也演化为美苏争霸和美中联手对付苏联的新局面。然而，这种冷战背景下大国关系组合的变动并没有改变朝鲜半岛的基本格局，相反，半岛的对抗格局对大国关系的进一步调整设置了障碍，迫使周边四大国在半岛和东北亚地区继续维持冷战型同盟关系，如，中美、中日间的双边关系虽已正常化，但在半岛问题上中国与美、日仍分属两个敌对同盟；中苏关系虽已破裂，但在半岛问题上仍表现出共同或相似的立场。从这个意义上说，半岛南北关系既不是孤立的，也不是完全被动的，它与周边大国及大国主导下的地区格局存在多向度的互动性。
    80年代末，雅尔塔体制的瓦解结束了两极对抗和美苏冷战，从根本上动摇了朝鲜半岛和东北亚地区原来的同盟关系，苏联解体也使这一地区的力量态势发生明显变化，于是，四大国与半岛南北关系的交叉与互动进入了新阶段。当前，围绕着两个层面（国际、国内）、四种转型，半岛地区诸种关系的互动大致上沿着两个向度展开：（一）四大国通过与朝、韩关系的调整建构本地区新的战略平衡，以现实力量为基础重新确定地区战略结构中的角色配置和利益配置；（二）朝鲜、韩国通过与四大国关系的调整改善各自的战略地位，重新确立相互关系的基点，利用外部力量变化组合的机会提升自己的相对优势，争取民族统一的主动权。
    如果说，在朝鲜半岛格局转型的启动阶段，外部因素曾主导着半岛局势的变化，那么，这种转型运动一经演化为多角度、多层面的系统运动，半岛内部的因素就逐渐表现出自主性，这种自主性是以自身的多种选择和多变的局部形态冲击、影响相对确定的外部格局架构而展示其力量的。在现阶段，这种自主力量主要来自半岛北部。朝鲜的政局及政策走向因其运动轨迹的不确定性而成为当前半岛格局转型中最值得注意的关键变项。为了把握半岛局势的发展前景，有必要对近年来朝鲜内外政策的演变作一番考察。
    1．朝鲜与四大国关系的变化
    在半岛格局转型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朝鲜与周边大国关系的变化，因为就半岛而言，美苏冷战的结束和苏联解体首先意味着朝鲜失去了昔日最大的盟国，而与此同时，其对手韩国则继续维持着与美国牢固的同盟关系，面对战略失衡的不利局面，朝鲜不得不比韩国更大幅度地调整对外政策，以应付外部环境的压力，并企图通过“外交牌”的得分，弥补与韩国间日益扩大的实力差距，提高自己的国际地位。出于这种动机，从90年代初开始，朝鲜已把外交重心由原来的盟国一侧转向昔日的主要敌人——美国。在朝鲜看来，目前东北亚地区诸种力量中，最具影响力的是美国，如果在半岛事务中与美国达成双边协定并借此确立地区新格局，无疑取得了战略主动权，既能凌驾于韩国之上，亦可摆脱其他大国的制肘，使自己同美国一起成为本地区的支配性力量。所以，朝美关系的变化是朝鲜对外政策变化的核心和中轴。
    另一方面，改变对朝政策也是冷战后美国企图主导和控制东北亚新格局的重要环节，美国的意图是，趁原苏联势力退出朝鲜，俄罗斯在一段时间内无力干预半岛事务，中国的影响力还比较有限的机会，以美日、美韩同盟体系为基础，向整个朝鲜半岛拓展美国势力，通过改善与朝鲜的关系，既消除对自己安全利益的一个威胁，又加强对半岛事务的干预能力，最终把统一的朝鲜半岛纳入自己的全球战略体系。因此，几乎与朝鲜调整对美政策同步，美国也开始大幅度地调整对朝政策。
    朝美关系变化的契机是围绕朝鲜核问题展开的谈判。所谓朝鲜核问题，是指由朝鲜的核能发展计划而引发的国际争端。早在50年代末，朝鲜就在苏联的帮助下开始核能研究和开发，60年代初，建立了“宁边原子能研究所”，并从苏联引进第一座800千瓦的核反应堆，此后，经过30多年的努力，到90年代初，朝鲜已先后建成6个核研究中心、2座研究堆、6个铀矿、3家二氧化铀转化厂、1家天然铀燃料元件制造厂、1座核电试验堆和1个核废物储存场，并正在建造2座核电试验堆和1个放化实验室，基本形成了从铀矿开采到核废物处理的核燃料循环系统。[1]朝鲜拥有的核能力引起了美国及其盟国的不安，美国和韩国的情报部门认为，朝鲜从70年代末开始实施核武器发展计划，到80年代中期已具备利用天然铀石墨反应堆制造钚的能力。1985年12月，在苏联压力下，朝鲜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但拒绝按条约规定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对其核设施的检查。直到1992年，朝鲜的立场才有所松动，鉴于当时半岛南北关系的缓和，以及美韩方面宣布撤走部署在韩国的战术核武器并停止年度联合军事演习，朝鲜与IAEA签署了《核安全协定》，同意接受国际检查。1992年5月至1993年2月，IAEA对朝鲜申报的核设施进行了6次检查，未发现研制核武器的证据。但是，美国情报部门根据卫星照片判断，朝鲜宁边地区的2处军事基地隐藏有核废物储存场，未向IAEA申报，因此要求进行特别检查。朝鲜予以拒绝，美韩则以恢复军事演习施加压力，朝鲜亦不示弱，宣布将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由此酿成“朝鲜核问题”危机。在世界格局转换的大背景下，局部矛盾的尖锐反而促成了朝美关系的突破，双方都借此机会迈出了调整政策的步伐。1993年6月2日至11日，朝鲜与美国在纽约举行了自1953年停战以来首次高级会谈并取得谅解，美国表示愿帮助朝鲜把石墨反应堆改造为轻水反应堆，朝鲜同意暂不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此后，围绕着IAEA对朝鲜核设施的再检查，事态又出现多次起伏动荡，1994年春，双方曾剑拔弩张，互以战争相威胁。实际上，这种虚张声势对双方来说都是为了在谈判中提高要价而打出的“战争边缘”牌，一旦危机达到双方设定的临界点，事态就“柳暗花明又一村”了。1994年6月，美国前总统卡特访问朝鲜，终于打开局面，美方许诺，只要消除国际社会对朝鲜发展核武器的担心，美朝关系就能取得实质性进展；朝方表示，只要美国从外交上承认朝鲜，并在更换核反应堆问题上给予援助，朝鲜愿意冻结核计划。随后，双方开始在日内瓦举行正式高级会谈。因金日成逝世，会谈一度停顿，但不久即恢复（与此同时，在卡特与金日成会晤中商定的半岛南北首脑会谈则被无限期推迟，可见朝鲜对改善与美国关系的重视程度远甚于南北关系）。经过两个多月的谈判，1994年10月21日，朝鲜与美国就核问题和双边关系达成了“框架协议”。协议规定：朝鲜冻结现有核计划，美国在10年内向朝鲜提供价值约40亿美元的2座轻水反应堆，在第一座反应堆建成前，美国每年向朝鲜供应50万吨重油作为能源补偿；朝美关系将实现正常化，作为建交的准备，双方将在对方首都开设联络处，并立即采取措施，减少贸易和投资壁垒；朝鲜保证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各项义务，接受IAEA的特别和例行检查；美国保证不对朝鲜进行核威胁或使用核武器，朝鲜亦将采取措施落实1991年底北南双方关于朝鲜半岛无核化的联合声明。
    “框架协议”的签署标志着朝美关系已取得关键性突破，双方由“对抗”转向“接触”，并由此进一步走向关系正常化。尽管在如何实施“框架协议”的一些具体问题上双方仍有争执，但最终都达成妥协，从而保证了协议的执行。1995年6月13日，双方就轻水反应堆的型号问题达成协议，朝鲜接受了以“朝鲜半岛能源开发组织”（KEDO）名义提供韩国型轻水反应堆的方案。12月15日，朝鲜与KEDO正式签署轻水反应堆协议，以韩国为主、美日等国共同参与援助朝鲜建设轻水反应堆的工程开始进入实施阶段。[2]
    核问题的解决打开了朝美交往的大门，从1995年1月起，美国逐步放宽对朝鲜的经济制裁，双边经贸关系开始建立和发展。1996年5月，美朝达成关于寻找在朝鲜战争中阵亡的美军士兵遗骸的协议，7月，双方进行了第一次共同发掘，以后又进行了多次发掘。在美国所关心的朝鲜导弹研制和出口问题上，朝鲜也表示愿意与美国进行讨论，双方已就此举行高级别谈判，虽未取得结果，但对话的渠道继续畅通。与此同时，关于在对方首都互设联络处的谈判已取得很大进展，只要其他方面条件成熟，开设联络处问题的解决将不会有很大困难。现在，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已经是一个确定的目标，至于何时正式建交则取决于当前阶段半岛形势的发展以及朝美双方政策的互动。
    总体比较，朝鲜比美国更希望早日实现关系正常化，因为此举成败将直接影响朝鲜在地区格局中的地位和南北关系的走向，并将因此而影响国内政局的稳定，尤其在近两年经济形势严重恶化、面临粮荒之际，朝鲜领导层更需要用“外交牌”的得分来稳定形势（包括从美国那里得到更多的粮食援助），但同时，朝鲜也不愿单方面让步，更不愿屈从美国，而是尽可能运用外交和其他手段（包括“战争边缘”策略）与美国周旋，进进退退，虚虚实实，力图从朝美关系的改善中获得最大利益。至于美国，则希望利用朝鲜目前的困难处境，以外交承认和粮食援助为“王牌”，诱使和迫使朝鲜在地区形势、双边关系及其他有关问题上进一步采取合作态度，从而使朝美关系的演变服从于美国主导东北亚地区格局重组的战略意图。因此，美国在解决朝鲜核问题后并不急于把朝美建交列入首要议事日程，对设立联络处也不十分积极，而是把重点先放在以“四方会谈”为基础建构半岛和平机制上，1996年4月，美国总统克林顿访问韩国期间与韩国总统金泳三发表联合声明，建议由韩、朝、美、中四方举行关于朝鲜半岛和平机制的会谈。此举一方面否定了朝鲜所主张的以朝美关系凌驾于南北关系之上的意图，满足了韩国的愿望，巩固了美韩同盟，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朝鲜提出的废除停战协定、缔结和平条约的倡议，显然，美国通过这一举措，既平衡了自己同半岛南北方的关系，又凸现了自己在半岛事务中的仲裁和主导地位，可谓一举两得。这样，朝美关系就被纳入到一个由美国设计和主导的多边国际谈判的框架中，限制了朝鲜外交活动的自由度，弱化了朝鲜在外交谈判中讨价还价的能力，无疑这对美国是十分有利的。与此同时，美国并没有改变“核框架协议”以来调整对朝政策的既定方向，继续扩大与朝鲜的接触和交往，这一政策取向被称作“软着陆”方针。
    所谓“软着陆”，是针对朝鲜当前局势而提出的，由于长期积累的体制因素和连续几年的洪涝灾害，朝鲜发生严重粮荒，经济危机恰逢政治上的代际交替，使朝鲜的前景出现了某种不确定状态。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担心朝鲜的政局不稳或突然崩溃会造成半岛局势的混乱乃至引发战争，由此打乱美国的战略布局，并使美韩背上沉重的包袱（据估计，即使朝鲜和平地崩溃，其经济后果也是韩国所难以承受的，接收朝鲜所需的巨额资金大大超出了韩国的经济能力[3]），另外，从世界格局转换和地区格局重组的角度着眼，美国也不希望朝鲜半岛迅速统一，朝、韩并立更有利于美国维持和加强在东北亚的战略地位。因此，美国不主张采用所谓“引诱崩溃”的“硬着陆”方针，而倾向于推行“软着陆”方针，即：国际社会帮助朝鲜度过粮荒，促使朝鲜实行体制变革，逐渐融入国际社会，南北关系得到缓和与改善，并以渐进方式实现和平统一。[4]作为“软着陆”方针的具体措施，美国一方面坚持以朝鲜参加“四方会谈”为向其提供大规模援助的必要前提，同时又根据朝鲜的实际情况，配合联合国粮食计划署适时地向朝鲜提供紧急粮食和医疗用品援助，以避免出现无法控制的局面。[5]在美国看来，维持但不予满足是诱导朝鲜逐步演变的上策，而“北朝鲜的脆弱和绝望是目前稳定所面临的主要挑战”[6]。对于美国的政策意图，朝鲜十分清楚，金正日在1997年6月19日正式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警告国内人民：“帝国主义者向其他国家提供的援助是进一步掠夺和征服它们的陷阱”[7]。但是，鉴于严重的经济困难和粮荒，朝鲜在同美国周旋中，往往进一步退两步，在一些重大争执问题上多以最终让步的灵活姿态来达到改善朝美关系、摆脱孤立处境的主要目标。1997年6月30日，在抵制“四方会谈”建议一年多后，朝鲜最终放弃自己的朝美双边和约谈判及朝美韩三方会谈方案，同意参加“四方会谈”预备会议。这意味着朝鲜被迫接受了美国为朝美关系进一步发展所设定的基本框架和途径。经过三轮预备会议，1997年12月9日，“四方会谈”第一次正式会议在日内瓦举行，朝美关系由此被纳入地区格局演变的轨道。
    受朝美关系变化的带动，朝日关系也在发生变化。由于日本在当前地区格局变动中不可能扮演主角，所以，朝日关系的变化在现阶段主要表现在双边关系的突破上，其目标比较简单，即：摒弃历史宿怨，消除冷战阴影，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然而，也正因为朝日关系不能主导地区格局的变动，反过来它必然受到主导地区格局的朝美关系的制约，换言之，朝日关系正常化直接或间接地受朝美关系正常化的牵制。在这种情况下，朝日关系正常化的谈判虽然已历时多年，但走走停停，至今未取得实质性突破，双方在谈判中往往纠缠于一些枝节问题，而缺乏解决实质问题的积极性。[8]1997年下半年，朝日关系在停滞相当长时间后出现一些活跃迹像，朝鲜方面通过各种渠道邀请日本经济界和政界人士访朝，试图借助日本的经济和技术力量克服经济困难。8月21日，朝日双方在北京恢复已中断5年的关系正常化问题政府间会谈，就下一轮正式谈判进行了磋商，并就居住在朝鲜的日本人配偶返回日本问题达成了协议。8月25日，朝鲜劳动党中央书记金容淳在会见访朝的日本社民党国会议员深田肇时表示，将以金正日提出的与日本构筑“友好睦邻关系”的方针为“今后的出发点”，积极地为恢复邦交正常化谈判作出努力。[9]10月9日，日本政府决定加入联合国援朝行列，向朝鲜提供2700万美元的食品援助，同时向朝鲜红十字会提供9400万日元的药品援助。此举受到朝鲜赞扬，朝鲜外交部发言人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日本的关系正在改善”[10]。尽管朝日关系出现上述新的发展态势，但总体上它仍将取决于地区格局和朝美关系的发展，在“四方会谈”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果以及朝美关系没有进一步突破之前，朝日邦交正常化谈判即使恢复，也仍将持续相当时日，难以率先突破。
    如果说朝美关系的提升对朝日关系是一种积极因素，那么，对朝中关系而言，其消极影响也是明显的。当然，朝中关系的变化并不完全与朝美关系相对应，从根本上看，两者的变化都是由冷战后地区格局变动及力量配置重组所决定的，在新形势下，旧同盟即使继续维持，其内涵也必然同过去有很大差异，因为昔日需要共同对付的敌人现在已经成为各自的朋友，而且新朋友的重要性甚至超过了旧盟友，在这个意义上，原来的同盟关系实际已经降低到一般的友好关系层次。1992年8月中韩建交就是朝中关系走向相对低落的一个转折点。[11]具体表现为：高层交流明显减少，互访级别降低；贸易额也逐年下降，1995年贸易总额仅为5.5亿美元（其中，中国向朝出口4.9亿），比1994年减少7000万美元，下降幅度超过10%，也低于同年度朝日间的贸易额（5.9亿美元）。作为对照，中韩关系发展迅速，两国最高层领导人频繁互访，贸易额急剧上升，1994年为120亿美元，1995年达到160亿美元。造成这种反差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包括：1994年金日成逝世后朝鲜最高层一度“虚位”，朝鲜经济困难影响外贸能力等因素，但深层原因还在于，朝中双方都需要站在冷战后东北亚地区格局乃至世界格局的新高度重新确定自己的位置和相互关系。所以，朝鲜把与美国的关系置于对外政策的中心和中国以“等距离”方针平衡与朝、韩的关系都是顺应大势之举，而朝美、中韩关系提升的结果自然是朝中关系的相应低落。正因如此，朝中关系在新形态下仍然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只要双方对地区新结构中的相互关系有一个正确定位，那么，朝中关系的新一轮发展将是可以期待的。事实上，从1996年起，朝中关系已经出现回升的势头，双边接触的级别有所提高，副总理级的官员进行了互访，中国加大了对朝粮食援助的力度。以帮助朝鲜克服经济困难，朝鲜舆论对中国的帮助和朝中友好关系给予积极的评价。[12]显然，朝中关系的稳定和发展既有利于两国的利益，也有利于地区格局的平衡。但是，毋庸讳言，在朝中关系的现状和未来发展中，有一个因素正在日益引起人们的注意，这就是朝鲜与台湾关系的动向。
    朝鲜与台湾的秘密交往开始于80年代，90年代初，朝台民间经贸关系逐步明朗，朝鲜向台湾开放旅游市场，赴朝台湾游客日渐增多，其中主要是前往进行贸易和投资考察的企业人员。1992年11月起，朝鲜的交通、旅游、农业、经贸等部门的负责人相继私下访问台湾，形成双向交流的态势。1994年，当时任台湾“行政院”侨务委员会委员长的章孝严在访问俄罗斯途中顺访朝鲜，这是进入朝鲜的第一位台湾官方人士。1995年，平壤和台北间开通包机直航，双边贸易也明显扩大。1996年3月，以对外经济委员会二局局长、对外贸易促进委员会秘书长金正吉为首的朝鲜贸易代表团访问台湾，为朝台关系的实质性进展作了铺垫。4月，朝鲜国际旅行社在台北正式设立事务所。5月底，“台湾省议会”代表团赴朝访问。6月，朝鲜对外经济委员会副委员长李成禄率团访台，首次以官方身份与台湾“部”、“委”级官员举行会谈。9月15日，平壤与澳门的直航班机开通，由于台北与澳门间已有直航班机，所以平壤与台北间实际上开辟了定期航线。1997年初，朝鲜与台湾电力公司达成协议，同意在朝鲜境内为台湾储存20万桶核废料，运输由朝方负责，台湾则为此支付约2.27亿美元，该协议被媒体曝光后，受到韩国和中国政府的谴责，但台湾方面表示将“坚决履行”协议，朝鲜方面也没有改变态度的迹像。此后，朝台关系进展比较谨慎，但继续按原定方向发展，年底，朝鲜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与台北市进出口公会洽谈了签订双边投资保证和避免双重课税协定问题，并就下一步交流和互访作了安排。总之，近年来，朝台关系正经历着从无到有、从秘密到公开、从民间到官方、从低层接触到高层交往的发展过程，而且，这种势头将会持续下去。
    朝台关系的建立与发展是地区格局变动和朝中关系变化的派生物。从表面上看，朝鲜与台湾建立关系是对中韩建交的一种反应，以及是朝鲜为摆脱经济困难而采取的一种行动，但如果联系朝美关系和朝中关系的相应变动，并考虑到朝台间的秘密接触早在中韩建交前即已开始，那么，其实质就比较清楚了，它反映了向后冷战过渡时期朝鲜对外政策调整的基本取向，因此，这不是一种权宜之计，而是一种长期行为。在这个意义上，朝中友好关系的维持和发展并不排斥朝台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就朝鲜而言，两者兼得最符合自己的利益。问题在于，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朝鲜在处理对台关系时必须以不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为限度，所以，朝台关系只能在中国允许的空间内发展，其活动的自由度是被限定的，一旦超出上限，势必引起中国的反应，朝鲜就将失去中国一侧的利益，显然，这是得不偿失的。正是顾及到中国的态度，并权衡利弊，目前朝鲜与台湾的关系仍限于经贸、旅游和文化交流层面，虽然时有政府人员互访，但尽量避免官方色彩，据台湾报纸报道，双方来往中，朝鲜方面“不愿与我官方有过多接触”[13]。往后，朝台关系发展的模式将会类似于其他同中国建交国家处理与台湾关系的做法。
    前苏联曾经是朝鲜最大的盟国，1990年苏联与韩国建交骤然冷却了朝苏关系，随后，苏联的解体使原来的朝苏同盟亦实际归于消亡。作为苏联的主要继承者，俄罗斯的国际地位明显下降，它对朝鲜半岛的影响力也大不如从前的苏联，加之90年代前期俄罗斯奉行面向西方的外交方针，对半岛的政策重心放在韩国一侧，致使朝俄关系一度处于相当冷淡的状态。然而，俄罗斯毕竟是一个地跨欧亚的大国，其远东地区同朝鲜半岛相邻，东北亚战略格局的调整也与它密切相关，所以，从1995年起，俄罗斯的外交方针逐步趋向于东西方平衡，其中包括修复与朝鲜的关系，以大国姿态“重返”朝鲜半岛，积极参与地区新格局的建构。与此同时，朝鲜为改善自己的外部环境，也希望重建与俄罗斯的关系，于是，朝俄关系在新形势下逐渐升温。首先是恢复经济贸易关系，并延续一些前苏联援建的项目，为此，1996年4月，以副总理伊格纳坚科为首的俄罗斯政府代表团访问了平壤，双方举行了经贸和科技合作政府间联合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奠定了两国经济关系的基础。11月，双方又在莫斯科签署了鼓励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接着，政治关系的重新定位也提上议事日程，双方开始讨论缔结新的友好互助条约以取代1961年苏朝条约问题。1997年1月，俄罗斯副外长卡拉辛访问朝鲜，就新条约草案进行初次协商，同时讨论了双方建立“军事技术合作关系”问题，事后卡拉辛表示，这种合作不仅涉及向朝鲜提供武器，而且包括提供武器零配件、交换军事代表团、培训军官。[14]作为军事合作的具体表现，俄罗斯已在年内向朝鲜出售了2架新型飞机，以帮助朝鲜空军更新装备。为了加强俄国远东地区与朝鲜的交流，1997年8月，双方开通了平壤至符拉迪沃斯托克的空中航线。朝俄关系的复苏预示着俄罗斯将在地区格局变动中扮演更加活跃的角色，而朝鲜也将更多地利用俄罗斯因素来增强自己同美国和韩国周旋的力量。当然，目前情况下，俄罗斯因其内部问题的制约对半岛地区的影响力还是有限的，虽然它对被排除在“四方会谈”之外十分不满（俄舆论指责“四方会谈”是美韩推行排斥俄罗斯的“2＋2－莫斯科”外交公式[15]），但也无可奈何，对美国主导地区格局调整的态势难以有所作为。然而，随着俄罗斯国力的恢复和增强，它在世界事务和地区事务中的影响也会不断扩大，尤其是作为一个军事大国和武器输出国，它与朝鲜关系的发展将会对半岛力量的平衡产生不可忽视的潜在影响。
    2．半岛南北关系的变化
    1948年朝鲜半岛正式分裂为两个国家后，南北方就一直处于敌对状态，朝鲜战争及其结果进一步固定了互相敌视和军事对峙局面，在冷战大背景下，半岛南北关系虽然随着东西方关系的演变而有所起伏，但对立的本质没有变，直到80年代末，由于受世界格局大变动的影响，南北关系才开始发生具有实质意义的调整。
    1988年7月7日韩国总统卢泰愚发表的“北方政策宣言”，既标志着韩国与苏、中等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转折，也表达了全面改善南北关系的意向。11月7日，朝鲜党、政、议会联席会议对此作出积极反应，会议提出保障半岛和平和改善南北关系的“四项原则”（以实现统一为目的；以外国军队撤出半岛为保证；以南北裁军为保障；通过当事者的对话来实现）。此后，双方就举行高层会谈进行了认真的准备，1990年9月5日，南北总理首次会谈在汉城举行，这一突破性举动带来了一系列积极成果。1991年9月17日，韩国和朝鲜同时加入联合国，此意味着双方互相承认了对方的合法地位。在此基础上，双方于同年12月13日在第五次总理会谈时签署了《关于南北间和解、互不侵犯和交流合作的协议》（“南北基本协议书”）。12月31日，双方又发表了《朝鲜半岛非核化共同宣言》，南北关系一度展示出良好的发展势头。然而，接踵发生的“朝鲜核问题”危机使这一趋势严重受挫，高层对话因此中断，半岛形势又出现紧张。1994年6月卡特访朝在打开朝美关系僵局的同时也松动了南北关系，金日成表示同意举行南北首脑会谈。随后，经过预备谈判，朝、韩就首次南北首脑会谈的时间和地点达成协议，金日成与金泳三预定于1994年7月25日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但是，7月8日金日成逝世使即将举行的首脑会谈流产，半岛南北关系失去了一个十分重要而又难得的机遇，南北关系由此进入一个“漂忽不定的时期”。
    1994年7月以来，朝鲜与韩国中断了双边高层对话，目前的双边接触仅维持在红十字会层次。与此同时，三八线两侧的军事对峙持续紧张，多次出现“战争边缘”式危机，例如：
    1995年10月，因两次发生北方武装人员潜入南方事件，美韩宣布恢复联合军事演习，12月，韩国和朝鲜军队相继进入“戒备状态”。
    1996年3月29日，朝鲜人民武装力量部第一副部长金光振声称：“半岛的停战即将达到极限”，“现在的问题不是会不会爆发战争的问题，而是何时发动的问题”。随之，韩国宣布，将对朝情报监视由三级提高到二级（此举意味国家利益遇到明显危险）。4月7日，因朝鲜武装军人频繁进入板门店停战村，韩国总统金泳三下令军队“全面戒备”。
    1996年9月18日，一艘朝鲜潜艇在韩国东海岸附近水域搁浅，艇上26人登岸，被韩方击毙24人，其余1人被捕，1人失踪。事后朝方称此系潜艇故障所致，韩方则指控为“军事挑衅”，形势一度十分紧张。10月28日至11月10日，美韩举行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韩国65万军队的大部分和3.7万驻韩美军及驻日美军“独立”号航母编队参加了演习。作为针对性反应，朝鲜进行了中程导弹的试射准备工作，并表示，如局势恶化，可能重新实施核计划。
    1997年6月5日，发生朝、韩巡逻艇交火事件，18日，朝鲜人武装力量部发表声明，指责美韩策划战争，表示准备进行“决战”。20日，朝鲜又指控韩国军队向朝方发射炮弹。7月16日，朝、韩军队在军事分界线附近交火达23分钟。
    以上事例表明，近三年间由于正常对话渠道的中断，半岛南北的隔阂和敌视情绪又在逐渐增强，双边关系因缺少信任度而显得十分敏感和脆弱，任何一方的不慎举动都可能引发危机。当然，“战争边缘”毕竟属于冷战范畴，运用这一策略的目的在于向对方施加压力，并非真的走向战争，所以，局势的每次紧张最后都以缓和告终（如潜艇危机由朝鲜“表示遗憾”而了结），总体上，南北关系没有背离向后冷战过渡的轨道，即使在互相敌视的气氛中，民间的经济交流继续存在，通过红十字会，韩国多次向朝鲜提供粮食援助，为方便援建轻水反应堆工程的韩国技术人员同家人联系，1997年8月朝韩间首次开通民用电话，10月8日双方还签署航空协议，允许商业航班穿越彼此领空。但是，只要南北政治关系处于低谷，半岛的和平体制就不可能建立起来，“四方会谈”也难以取得结果。地区结构的转型虽然由大国主导，但半岛内部的自身运动也对地区结构发挥着重要的制约作用，特别是，当大国政策已相对明朗后，半岛南北关系就成为事态能否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关键。而在左右半岛局势的诸因素中，除了周边四大国的战略平衡和政策互动，很重要的是半岛南北国内政治的交互影响，尤其是朝鲜的内部政局变动。
    3．朝鲜“服丧期政治”的轨迹
    1994年7月8日金日成逝世标志着朝鲜进入了政治权力的代际交替时期，由于朝鲜政治体制的特殊性和内外特定形势的制约，权力的过渡采取了“三年服丧”的特殊运作方式，在此期间，朝鲜国内政局的变动不甚明朗，给人以扑朔迷离之感，但通过其外在的表现还是可以看出一些新一代领导人的政策趋向。
    金日成逝世当时，早已被指定为接班人、并从1980年起已走上“第一线”领导岗位[16]的金正日没有立即继位，而是以军队最高司令官和国防委员会委员长身份掌管国家，这一现象曾引起外界的各种猜测。按朝鲜官方说法，金正日此举是遵循民族传统道德，为其父尽“孝道”，须服丧三年后才能正式继承父亲的职位。这当然是一种表面的理由，实际上，用“三年服丧”的形式进行代际过渡是金日成逝世后朝鲜高层权力调整组合的需要，也是在朝鲜经济出现严重困难的情况下金正日采取的一种特殊的掌权方式。
    三年服丧期间，金正日在稳定大局的前提下对原来的权力体系进行了调整和改组。首先，通过军队干部的更新，构建新一代领导的核心班底。在朝鲜目前政治体制结构中，军队占有特殊重要地位，而对于金正日来说，这种重要性尤显突出，因为在过渡期他是以军队最高领导人的身份领导党和国家，所以军权实质上成为政权的核心。据统计，1994年7月至1997年3月，金正日经媒体报道的公开露面中70%是视察军队，可见其对军队的重视。1995年以来，朝鲜军队高级将领的代际交替明显加速，一大批战后出生的年青军官被提拔到领导岗位，有100多人被金正日授予少将以上高级军衔，金一哲等4人被提升为次帅，承担起军队的实际领导工作。在这个过程中，原军队高级领导人吴振宇、崔光、金光振等先后去世，客观上也为年青一代的上升创造了条件。进入军队最高层的新一代将领大多是开国元勋的后代，年龄在50岁左右，具有万景台革命军事学院的学历，被金正日认为是“忠诚地和全心全意地维护党和领导人的利益，……可靠地以武力保卫革命事业”的力量。[17]军队结构的调整为以后党和政府的全面人事更新奠定了基础，作为以金正日为首的新一代领导核心，军队班底将对朝鲜政局发挥举足轻重的影响。
    其次，通过“外交牌”的得分，树立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权威。如果说金正日抓军队是从内部形成自己的权力基础，那么，抓外交就是他在尚未取得国家元首名份的情况下实际上行使国家元首权力并使国际社会承认这一现实的主要措施。同时，外交也被用来作为缓解经济困难的手段，如果能凭借外交努力争取到较多的粮食援助来度过困境，显然要比走内部变革之路更能见到近效，所以，近期这是显示政绩和领导水平的捷径。从1994年与美国签订“核框架协议”开始，金正日的“外交牌”已逐渐表现出自己的风格，外交上的努力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粮荒压力。虽然“外交牌”不可能从根本上使朝鲜走出困境，但就眼前而言，外交上的得分乃是金正日控制国内局势、重组权力体系的重要环节。因此，服丧期内，金正日虽不便出面直接处理外交事务，但外交大权始终掌握在自己手中，近几年，朝鲜领导层中有国家和政府级头衔（如国家副主席、政府总理）的人物很少出现于外交场合，处理外交事务的多是副部长级的外交部官员，这些级别较低的操作型人员显然在执行金正日的方针——国际社会自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
    其三，提出“红旗思想”，倡导“后继领袖崇拜”，为正式接班奠定思想舆论基础。金日成时期朝鲜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是“主体思想”，金日成逝世后，金正日一方面表示要忠实地继承“遗训”，另一方面强调要发展“主体思想”，并通过谈话和文章等形式开始阐述作为自己执政时期标志的“红旗思想”。1995年8月23日，金正日在党的机关报《劳动新闻》发表文章，首次提出“红旗思想”，指出：“我所主张的红旗思想就是在任何环境下，依靠自己的力量把革命进行到底的自力更生精神”，“只有高举红旗前进才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必胜之路”。此后，朝鲜报刊对“红旗思想”展开了大力宣传，1996年1月9日《劳动新闻》在题为《红旗是朝鲜革命百战百胜的旗帜》的社论中说：“敬爱的金正日将军科学地分析和总结了朝鲜革命以红旗精神百战百胜的历史，看到了革命的未来，阐明了红旗所包含的深奥的革命哲学。……红旗哲学的伟大就是其创始人敬爱的金正日将军的伟大。……以红旗哲学来建设党、政权和军队，把全社会都用红旗哲学染遍，这是敬爱的金正日将军崇高的意志”。显然，以思想或哲学形式打出“红旗”，目的在于树立有别于金日成“主体思想”的、属于金正日自己的理论旗帜。与此同时，对金正日的个人崇拜也逐步升温，金正日的生日与金日成的生日一样被作为国家节日进行隆重庆贺，社会各界以各种形式向金正日“献忠”，从1997年6月起，对金正日的称呼已由“伟大领导者”升格为“伟大的后继领袖”。这样，在金正日正式继承金日成的职位前，已经在宣传上明确了自己等同于金日成的领袖地位，他在发表于6月21日的文章中要求全国人民加强“以领袖为中心的全社会的思想意志的统一和团结”，因为“民族的优越性，可以说就是领袖的伟大性”。
    总之，三年服丧期给了金正日调整权力体系、确立领导地位的过渡时间，也使他借此避开了因经济困难而可能承担的直接经济领导责任，并为下一步党政班子改组留了余地。在这个意义上，金正日继承金日成权力已基本完成。1997年10月8日，经地方和军队党组织推举、拥戴后，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军事委员会发表特别公报，宣布“金正日同志已正式当选我党总书记”。
    服丧期的结束和金正日就任党的总书记在朝鲜政局演变和社会转型的进程中还仅仅是一个阶段性的标志。从近期来看，金正日政权的稳定性仍然面临着严峻考验，即使他完成了所有的接班程序（就任国家主席），也不意味他已拥有金日成曾经拥有的绝对权力，一方面，外部环境的变化和国内经济危机的加深已经使“绝对权力”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包括意识形态的“神圣”性）大为弱化；另一方面，权力的内在结构也已发生重要变化，它虽然仍以领袖集权的形式表现，但实际上已在朝着寡头型权力机制转化，新一代领导层与领袖的关系将会逐渐展示出不同于老一代的特征；此外，以军队控制力为核心的权力机制需要以内部或外部形势的紧张为合法性基础，而权力稳定的根本条件却是国家内外形势的稳定，两者间的矛盾既影响着金正日政权的政策趋向，又势必造成决策的困难和摇摆，如果不能恰当处理上述难题，权力的合法性和稳定性都将受到威胁。[18]从长期看，朝鲜社会顺应世界大势的转型已是不可阻挡的趋势，因此，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转移和改革开放将是必然之举。在过去三年中，由于权力继承问题占据着政治日历的第一议程，致使工作中心难以转向经济建设领域，改革开放更是被搁置起来，即使提出一些政策调整措施，也是为了应付眼前的粮荒，而不具有根本性战略意义。目前，朝鲜仍坚持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但开始在严格限制前提下试行一些市场调节的手段，对原已设立的罗津—先锋自由贸易经济区的政策也有所放宽，并打算增设南浦、元山两个经济特区，以吸引更多的外资。这种有限的、局部的改革和开放是否会走向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开放，还有待观察，但无论情况如何，正是在改革开放这个基本点上，将决定金正日政权的历史地位，也将决定朝鲜在未来半岛局势的发展中扮演怎样的角色，发挥怎样的影响。
    目前，朝鲜半岛的格局转型尚在继续进行，朝鲜走向的不确定性作为系统运动中的关键变相也将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继续发挥其特殊的作用。归根结底，半岛局势的最终稳定有赖于朝鲜局势的稳定和走向的明朗。半岛格局转型的完成一方面取决于世界格局及东北亚地区格局转型的总进程，另一方面也取决于朝鲜改革开放的步伐和半岛南北统一的方式与进程。
   

[1] 李昶、安军：《朝鲜核问题的演变过程及发展趋势》，《东北亚研究》1995年第3期。
[2] 在资金、设备、人员到位后，第一座轻水反应堆于1997年8月19日在朝鲜咸镜南道琴湖正式动工。
[3] 据世界银行估计，若将朝鲜的经济水平提到目前韩国的水平，多则要用2万亿美元，至少也要4千亿美元。
[4] 在1996年9月举行的美国参议院外委会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小组委员会朝鲜问题听证会上，就朝鲜局势和对策进行了辩论，美国官方人士多主张“软着陆”。
[5] 美国于1995年9月、10月，1996年2月、6月，1997年2月、7月、10月先后向朝鲜提供了数量不等的食品和医疗品援助，并于1997年1月批准一家私营谷物贸易公司以易货贸易方式向朝鲜出口50万吨粮食。
[6] 美国驻韩国大使詹姆斯·莱尼语，法新社汉城1996年5月12日电。
[7] 朝中社报道，美联社汉城1997年6月21日电。
[8] 朝日邦交正常化谈判起步于1990年，经8轮会谈后于1992年11月中断。
[9] 时事社东京1997年8月27日电。
[10] 朝中社报道，法新社东京1997年10月23日电。
[11] 需要说明的是，在以往岁月中，朝中关系并非始终密切，也因种种原因有过波折，但90年代的变化与以往的变化不同，这次是作为地区格局变化的一个侧面而表现出新的涵义。
[12] 据统计，1996年11月至1997年4月，中国向朝鲜提供了18万吨粮食，占同期国际社会对朝粮援的85%。
[13] 台北市进出口公会理事长李栋梁语，台湾《经济日报》1997年12月25日讯。
[14] 俄通社—塔斯社莫斯科1997年2月2日电。
[15] 俄《独立报》1996年10月11日文章。
[16] 1980年10月，金正日在朝鲜劳动党“六大”上当选政治局常委，并担任负责全面工作的中央书记。
[17] 引自金正日授予朴在庆等大将军衔的命令，朝中社报道，法新社汉城1997年2月10日电。
[18] 1997年2月朝鲜劳动党中央书记黄长烨出走事件及金正日就任党总书记未通过党代表大会或中央全会形式似乎反映出金正日在党内的权力基础仍存在不稳定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