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    2007-06-19 16:59:46

这位四川籍民工进京举报定州一砖窑包身工问题，随记者实地调查期间，于该市一宾馆夜半失踪 姓名：陈忠明（音）四川籍，42岁 约1.68米，右手六指，左腿打有钢板 6月30日0：30-8：20期间在河北定州失踪 6月30日凌晨零时30分至早8时20分之间，一名向新京报社举报砖窑包身工问题的四川籍民工，在河北省定州市大世界宾馆离奇失踪。

这位四川籍民工自称名叫陈忠明，失踪前随本报两名记者前往定州核实所举报情况。事发前的6月29日晚，三名当地宣传部门官员，在定州警方人员的带领下，于大世界宾馆与记者一行“不期而遇”。当记者表明来意，三名官员一度承诺次日由当地公安、劳动两部门派员随记者赴当事砖窑调查。

6月30日上午8时20分许，记者发现，独宿于大世界宾馆308房间的陈忠明不知去向。

9时零8分与9时30分，记者先后两次向定州110报警。9时50分许，定州市北城派出所两名警员前来宾馆接警，而被举报的砖窑老板高保义同时到达，并当面指责记者，要求与举报者陈忠明对质。

按高保义的说法，6月30日早晨，两名劳动监察人员到他的砖窑询问有关情况，随后他被带到大世界宾馆，并带来了陈忠明的账本材料。但定州市劳动监察大队队长齐新民否认曾派员提前到当事砖窑调查。6月30日早8时许，定州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赵丰受该局局长潘振英委托，赶到大世界宾馆，欲随记者前往当事砖窑调查。

另一个让记者难以理解的事实是，赵丰和齐新民两位官员均十分了解举报人陈忠明的个人情况，按齐新民的说法，他是在6月27日到高保义砖窑检查时获知有关情况的。

至7月4日，陈忠明失踪已达四日之久，负责接警的定州市北城派出所副所长胥立军称，由于砖窑窑主高保义尚未向警方提供陈忠明的详细家庭住址及身份证号码，无从向陈的家属了解其是否已回家乡，但警方已在定州多方寻找此人。

鉴于事件谜团重重，而本报对举报人陈忠明的安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特刊发此报道如实记录事发经过，希望了解陈忠明下落者及早拨打本报热线（010-63190000）提供信息。

自述包身工遭遇

陈忠明说，他每天被迫工作十多个小时，并不能领到工资。“如果逃跑，打死你就像踩死一只蚂蚁。”

6月27日下午，身着破旧T恤衫的陈忠明来到新京报社，向深度报道部一名编辑讲述了此前两个多月的个人遭遇。

按陈的说法，今年3月17日，其从广州乘火车来到北京南站，被一名自称是大型水磨石地板砖窑老板的人骗到河北定州市，在北邵村高保义砖窑，他每天被迫工作十多个小时，并不能领到工资。

“如果逃跑，打死你就像踩死一只蚂蚁。”陈忠明说，他曾多次受到砖窑工头这样的威胁。一日，他扒开厕所的砖墙逃跑，但被工头骑摩托车追上，并随即遭到毒打。

在讲述个人遭遇时，陈忠明提起裤脚，展示其打着钢板的左腿。他说，自己在四川家乡曾遭车祸受伤，在定州砖窑被强迫劳动时，腿伤多次发作，其本人提出需在7月份回家换药，而厂方也害怕他出事，遂于6月18日，由工头杜元刚亲自雇车将其送至定州火车站，花156元购买至成都车票。

陈忠明说，当时工头杜元刚亲眼看着他走进候车室，并威胁他如果报案后果不测。而在离开砖窑前，10多名相同遭遇的工友将身上几毛钱的零钱凑给他，要他一定想办法报案解救他们出去。

陈忠明说，6月18日当天，他不敢在定州报案，便将火车票退了120多元，转头到北京报案，但北京警方答复，他应回到定州报案。随后，他一边在北京的建筑工地上打零工，一边尝试求助媒体，最终来到新京报。

6月27日，新京报深度报道部认为陈忠明所述情况需要核实，遂决定由摄影记者张涛和文字记者刘炳路于6月29日随举报人陈忠明赴定州实地调查，如若情况属实则向当地警方报案，以解救被限制人身自由的民工。

暗访未获证据

陈忠明说，那些被限制自由的工友由于受到过威胁，只有警察到场才敢站出来说话。

6月29日下午5时许，新京报两名记者在陈忠明的指引下，乘采访车抵达定州市东南方向20公里处的北邵村。

这个村庄与定州通往固安的公路之间，尚有约1.5公里的村道。

高保义砖窑则偏居北邵村西面500米处的耕地之中。两天前的一场大雨，令砖窑与村庄之间的一条土路泥坑遍布，行走不便。

在临近砖窑的一块耕地旁，两名村民对记者说，高保义砖窑用的都是“捉来”的外地民工，民工经常逃跑，被抓回来便要挨打。

随后，记者以征地勘察为名与砖窑窑主高保义聊了一小时左右，侧面了解到，该厂工人大多来自外地。在现场，记者看到几名衣衫褴褛的工人忙着拉车运砖，或给砖窑添煤，但没有发现这些人被限制人身自由的明显迹象。

这个砖窑面积约五六十亩，一个20多米高烟囱的砖窑是它的中心，周围并无围墙包围。砖窑南北两边，各有一片工棚，红砖搭墙、灰色石棉瓦和黑色塑料布覆顶，高仅两米有余。

6月29日下午，记者曾试图接近砖窑南边的工棚，在工棚门口，一个身材高大的中年男子对记者说，他不是本地人，要问征地的事应到北边工棚找本地人。而工棚旁边一辆高约两米的翻斗车上，一名中年妇女坐在驾驶座上，对记者说了类似的话。

记者事后得知，此两人正是陈忠明举报的工头杜元刚夫妇，而当时在杜的身旁，站着七八个赤裸上身的矮小民工，这些民工眼望记者，并未出声。

在与窑主高保义聊天之后，记者发现，杜元刚和那几个民工都进了工棚。

此后，当记者返回停在村外的采访车与举报者陈忠明交流现场情况，陈表示，他本人就一度居住在砖窑南边的工棚中，白天由杜元刚带两三人监督劳动，杜妻则在高处守望，防止人逃跑。入夜，他们这些民工就会住进工棚，外边大门紧锁，工头杜元刚禁止他们互相沟通，他们只能在夜里捂着被子说话。

陈忠明还说，那些被限制自由的工友由于受到过威胁，只有警察到场才敢站出来说话。

在返回定州途中，两名记者经与编辑部沟通，决定次日陪陈忠明一起，向定州警方和劳动部门报案，并随同执法者再次到砖窑调查。

巧遇三名官员

警方查验证件之后，三名便装男子并未随之离开。“我认识你，你是刘记者吧？”其中一人对记者刘炳路说。

当记者一行从北邵村返回定州市，已是6月29日晚8时许，一个小时后，包括司机在内的一行四人吃过晚饭回到大世界宾馆。

此前，记者张涛于当天下午在大世界宾馆登记了308和313两个双人标准间，这家宾馆位于定州中心地带，紧邻市委市政府。

9时许，记者刘炳路、张涛和举报人陈忠明在308房谈话时，数名警员和三名便装男子敲门进入，要求查验身份证件。当时，陈忠明称自己没有身份证，而警员对新京报两名记者和司机的身份证件进行登记后，并未追问陈忠明的情况。

警方查验证件之后，三名便装男子并未随之离开。“我认识你，你是刘记者吧？”其中一人对记者刘炳路说。

三人随即亮明身份：其中两人为定州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黄宏京及该部一名工作人员。

言谈之间，记者刘炳路发现，素未谋面的三名官员对其个人情况相当了解。此后，双方谈及此前不久发生的定州6·11特大伤害案件，而刘炳路正是报道此案的记者。

三名官员就此解释了随警方前来检查的原因----—6·11事件后，当地警方每天都对各宾馆展开例行检查，而宣传部门出于保护外来记者的目的，也经常派员随同警方检查。

当被问及此行目的，两名新京报记者据实以告。定州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黄宏京当即表示，将于次日上午9时协调公安、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分别派出两名工作人员，与记者、报料人一起去砖窑察看。

当晚11时许，几位宣传部门人员离开大世界宾馆，举报人陈忠明与本报司机分别在308房与313房休息，而刘、张两记者则决定到外面走走。

当时，在宾馆门口的街道上，两名记者看到一辆警方标志的面包车，车上有多名警察。晚12时许，两记者返回宾馆时，见到那辆警车已开进宾馆门前广场，横向紧靠新京报采访车后方，这使采访车已无法驶离此地。

回到房间，记者刘炳路感到有些害怕，遂与记者张涛一同睡在了司机休息的313房。但就在当晚12时30分许，举报人陈忠明还在308房内，两名记者当时对陈说，定州市委宣传部已答应于上午协调相关部门去砖窑调查。

举报人失踪之后

按赵的说法，不仅这个高保义砖窑，定州现在所有的砖窑都没有非法拘禁民工和拖欠工资的情况。

6月30日早8时，大世界宾馆313房间的记者接到定州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黄宏京电话，对方提醒记者去吃早饭，约8时20分左右，两记者到308房喊陈忠明一起下楼吃饭，发现房门虚掩，屋内无人，当时以为陈已提前下楼。

在宾馆二楼吃早饭时，记者张涛再次上楼去308房，仍没有找到陈忠明。

早饭后，两名记者在大世界宾馆一楼大厅见到了黄宏京及定州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赵丰，但未见到前一日黄承诺协调的警方人员。

此时已是上午9时许，“咱们走吗？”黄宏京问，而记者只好将举报人陈忠明失踪的情况告知，“这怎么办啊？”黄宏京摊开双手说。

9时零8分，自感对陈忠明失踪负有责任的两名记者，拨打定州110报警。大约9时30分，记者再次拨打110，对方告知已出警。此期间，包括黄宏京、赵丰在内的几名定州官员与新京报记者一起回到宾馆313房间等候。

一进房间，定州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赵丰即向记者介绍了他所了解的高保义砖窑情况。

按赵的说法，不仅这个高保义砖窑，定州现在所有的砖窑都没有非法拘禁民工和拖欠工资的情况。

赵丰介绍，三年前，曾有人从北京、石家庄带人到定州砖窑，并强迫工作，《燕赵都市报》曾予以报道。2004年，定州市成立整治砖瓦窑领导小组，对这一情况进行了整治，有关违法现象现在已经杜绝。

对于举报人陈忠明，赵丰说，此人确实在高保义砖窑工作过，因腿伤打有钢板，厂方予以结清工资，帮助其购买车票送其回家。

而针对陈忠明所举报的情况，赵丰则说，当地砖瓦窑外地工人较多，有的是老乡一起来的，有的是要饭来的，给点衣服什么的就能安家和工作。

“很多工人是四川人，而这些人爱吃喝，常常‘挣钱不剩钱’，往往在腊月只剩个火车票就回家了。”赵丰对记者说。

这位定州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还告诉记者，他在6月30日早晨6时接到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潘振英的电话，询问他最近有无非法拘禁民工的情况，并让他8时左右到大世界宾馆找宣传部负责人。

而对于上述高保义砖窑和举报人陈忠明的情况，赵丰说，他是在当天早上8时许通过下属劳动监察大队队长齐新民了解到的。对于记者采访齐新民的要求，赵丰当即答应并致电劳动监察大队办公室，要齐新民赶到大世界宾馆来。

砖窑老板不请自来

由于高保义的说法和劳动监察大队队长齐新民相反，高当日到底如何来到大世界宾馆便成疑团。

约9点50分，313房间门被推开，来者约10余人，前面两名便装警察亮明证件，分别是定州市北城派出所副所长胥立军和北城派出所民警马建华。

随后三名男子，一人肩扛摄像机、两人手持照相机；更令记者惊讶的是，在一群鱼贯而入、腋下夹包的男子中间，脚穿拖鞋的砖窑老板高保义出现了。

高保义指着刘炳路、张涛两名记者说：“昨天就是他们！”然后退出房间，而持摄像机和照相机的三人开始对着两名记者一通拍摄。

记者当时向两名警员发问：三名摄像拍照者从何而来？定州110接警是否都带人拍摄？

北城区派出所副所长胥立军说，他们并没有联系记者，双方是“赶在了一起”。此时，定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黄宏京则出面介绍，“他们是定州电视台、报社的记者，去采访砖窑情况的。”

“宾馆里有砖窑吗？”两名记者又问，黄宏京对此未予答复，而三名持摄像机、照相机的人则一言不发，不停地拍摄。

两名记者一再向警方提出闲杂人员应该回避，10多分钟后，两名警员让其他人走出房间，并听记者把整个事情的过程讲述一遍。约11点30分，询问结束，两名警员对记者说，要分析一下情况再确定如何定性和是否立案。

两名警员离去后，记者见到了被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赵丰约来的定州市劳动监察大队队长齐新民。

齐新民当时坚称，6月30日上午，劳动监察大队没有派执法人员到高保义砖窑调查情况。而对于赵丰所述砖窑和举报人陈忠明的情况，是他本人于6月27日到该砖窑例行检查时了解到的。

但就在齐新民对记者如此表述之后，定州宣传部副部长黄宏京应记者要求，又将砖窑老板高保义、工头杜元刚等三人约至记者房间。

按高保义的说法，当天早晨有两名劳动监察人员到他的砖窑询问有关陈忠明的情况，随后，他就被带到大世界宾馆，并带来了有关陈忠明的账本等材料。

四川籍包工头杜元刚随后对记者说，陈忠明是他队里的工人，今年4月16日，陈和另外两人自行到砖窑寻找工作，杜看老乡情面仅留下了陈一人。到6月18日送走陈忠明时，陈两月共挣工资1080元，除去烟酒花费252.2元、生活费372元、医药费122元，应付陈剩余工资333.8元。

“我还赔给他100多元钱呢！”杜元刚说，他花了50元钱雇请一辆面包车，并请陈忠明吃了一顿饭，花费156元为其购买了一张到成都的火车票，并另付给陈150元现钱。

杜元刚亦否认有工人是从外地“捉”来的说法，他说，自己手下共有28个工人，其中19个是他从家乡带来，另外8、9个非常不稳定，“今天来了明天走”。

杜元刚说，对于这些不稳定的工人来说，干两个月的算时间长的，原因是怕吃苦，而若是他们想走厂方也不会强留，因为还会有外地人自己找上门来补空，因此厂方绝不会去“捉人”。当时，高杜两人再三否认曾殴打陈忠明，并厉声责问记者，表示要与陈本人当面对质。

高保义说，因为陈忠明说他们拘禁工人，从早晨开始就有公安和劳动监察部门调查，给砖窑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由于高保义的这个说法和劳动监察大队队长齐新民相反，高当日到底如何来到大世界宾馆便成疑团，这个疑问，到记者6月30日下午离开定州时，仍未得到解答。

失踪者至今无音信

保定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李谦当面对记者表态：一定督促定州警方全力找人，谁出的问题由谁负责。

6月30日下午2时30分，新京报记者张涛在定州市北城区派出所作了正式的询问笔录。

询问前，两名接警人员，即上文提到的北城派出所副所长胥立军和民警马建华对记者表示，能不能先分析一下陈“不见”的原因。

“砖窑那里没事，他会不会自己走了，人应该没事。”马建华说。

随同前往当地宣传部门官员此前也表示，希望记者尽快回京，待找到陈忠明后，当地一定向新京报社通报情况。

至7月4日，陈忠明失踪四日之久仍无音信，负责接警的定州市北城派出所副所长胥立军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称，由于砖窑窑主高保义尚未向警方提供陈忠明详细家庭住址及身份证号码，无从向陈的家属了解其是否已回家乡，但警方已在定州多方寻找此人。

返回北京后，记者根据定州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赵丰提供的线索，查阅了《燕赵都市报》此前关于定州砖窑包身工的报道，结果令人惊讶。

《燕赵都市报》2004年1月9日的一则报道题为“本报与央视暗访定州黑砖窑----—还有多少包身工”，文中责问：“查阅本报近三年来的报纸，已有近10篇对定州小砖窑包身工问题的报道。每次报道后，定州执法部门都会对出现问题的小砖窑进行查处。然而，为什么在报纸多次报道、执法部门多次查处之后，定州还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包身工’事件呢？”

此问事出有因，记者查阅此前报道发现，在2004年1月8日《燕赵都市报》与央视联合调查发表之前，三年间不断接到逃出来的民工投诉定州砖窑强迫劳动，要求解救被困工友，大致情况与本报举报人陈忠明所述无异。

但就在2004年初的这次联合暗访中，举报人陈双双告诉记者，刚跑出来时到定州市公安局报过案，但公安局不管。而记者将偷拍机交予陈双双再次前往报案，则录下了以下场景：陈双双：“我刚从叮咛店（镇）一个砖窑里逃出来，他们动不动就打人，不给工钱，我的一个朋友还在里面，我是来报案的。”民警：“你上叮咛店派出所去。”陈双双：“我不敢去。”民警：“你不敢去就拉倒！”

在定州市劳动监察大队，一位负责人则对举报人说：“现在砖窑已停工放假，所有外地民工都离开定州了，我们经常下去检查，砖窑基本上都没有人。”

但《燕赵都市报》与央视记者事后还是随举报人找到了多名“难友”，其中一名四川民工杨光才身上的衣服破烂不堪，背上全是伤。报道称，此人已神志不清，“原来不是这样的，可能是经常被打吓的。”

在《燕赵都市报》与央视联手暗访定州黑砖窑报道发出后，2004年1月8日晚，定州市公安、检察、法院、纪检和劳动监察等部门，联合出动600多名执法人员，对定州47个小砖窑，进行了地毯式排查。

调查结果证实，当地正在营业的30个小砖窑实有民工237人，其中定州当地民工82人，外地民工155人。官方的说法称“大多数砖窑的民工来去自由，但也有部分砖窑确实存在打骂民工、强迫劳动、限制人身自由等问题。其中有4个砖窑存在拖欠工资问题，共拖欠民工工资11.3万元。”

当时，定州市政府无条件兑付了11.3万元的拖欠工资，涉嫌拐卖人口的一名不法窑主彭福银也被警方刑事拘留，另两名“违反暂住人口管理规定”的窑主被处行政处罚。

《燕赵都市报》2004年1月10日的报道称：“定州市有关领导表示，他们将认真研究并制定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治本之策和长效机制，对定州小砖窑进行全面综合整治，从根本上防止包身工事件再次发生。”

在阅读过上述报道后，记者想起举报人陈忠明提及的一个细节----—当地不法砖窑一般是在每年春节后在外地“捉”人，腊月前后停工，会将非法拘禁的人员打发回家，只给极少费用。

定州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赵丰也向记者证实，当地砖窑一般在每年阳历3月到11月间开工，因为入冬土地封冻，需要挖土的砖窑就难以运作了。

而2004年的1月8日，农历为腊月十七，离春节只有13天了，此时的砖窑用工情况，能反映平日的全貌吗？

另一个疑问是，包身工现象是否在高保义砖窑死灰复燃？倘如定州市劳动监察大队队长齐新民所述，没有派员调查，怎能断下否定结论？倘如窑主高保义所言有人调查，为何要赶在记者之前，不与举报人一同前往现场呢？

民工陈忠明的再次出现，相信将能部分回答上述疑问，这位举报者与被举报的窑主工头之间，谁是说谎者？

7月4日下午，当了解陈忠明失踪事件经过后，保定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李谦当面对记者表态：一定督促定州警方全力找人，谁出的问题由谁负责。李谦还对具体经办警员提出要求，若发现有人在此事过程中存在问题，无论涉及谁都严查到底，必要时可以越级汇报。

继续看下去!

感觉北京警方的做法不对。公安机关对不属于自己管辖的案件，应当在二十四小时内经本机关负责人批准，移送有管辖权的部门处理。陈忠明向北京警方报案，北京警方不应该再要求他回定州报案，应该由北京警方将案件移送至定州警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