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为何大秦毁于陈胜吴广这两个小包工头
在秦始皇统一六国前后,曾有很多人(六国贵族)想刺杀他,但都没成功。可为什么他的庞大帝国,竟然让陈胜、吴广这些劳工、奴隶一下子就给捅穿了个大洞,从此垮下去而不可收拾?一个直接原因就是它的组织模式,也就是它推行的强制奴役。
学者把社会组织分为三种“心理契约”(Psychological Contract),一曰“强制”(Coercive),二曰“心计”,或“计算”(Calculative),三曰“合作”(Co- operative)。在强制的组织模式里,人们工作的动力只有惧怕。而陈胜、吴广之所以揭竿而起,就是他们知道连惧怕也没有用了----因为按照秦朝的规定,自己已经必死无疑,除非以不怕死的心态面对命运。
更重要的是,天下的陈胜、吴广还有成千上万。据说建秦陵时一度征用劳工达70万之多。加上修长城的据说30万到40万人,还有其他开公路、挖水渠的浩大工程,想必当时全国的“壮劳力”已被征用得所剩无几。这些工程的残酷程度,从当时“不见长城下,尸骸相支拄”的民谣中,人们都不难想见。
作为一种社会动员的力量,惧怕的效益有一个临界点,到了这个临界点它的曲线就会陡然下降,这个临界点就是陈胜、吴广的出现。这也是中国社会管理上的一个“潜规则”。接下来的事态发展,只会是一人奋起,天下响应;一处突破,全盘瓦解。这样的历史教训,被后世诗人反复吟咏:
秦筑长城比铁牢,蕃戎不敢过临洮。
虽然万里连云际,争及尧阶三尺高。(汪遵·长城)
祖舜宗尧自太平,秦皇何事苦苍生。
不知祸起萧墙内,虚筑防胡万里城。(胡曾·长城)
“尧舜时代”是否太平自不可考,但尧舜崇拜是民间心理;跟这种民间心理的高度相比,秦朝政治的落差的确太大。
在现代企业里,像秦始皇那样的肆无忌惮已不再行的通,但简单粗暴的管理方式仍普遍存在,其出发点都是强制,都是威胁员工,都是凭借员工内心的惧怕来推动公司的计划。但正如秦朝必然自食恶果一样,这些企业的也难免沦为最差的一等----因为它们通常只能请到素质最低、最没有责任心的员工。这样的员工队伍的对外竞争力肯定是最弱的,而对内,引起纠纷的概率又无疑将是最高的。
明明是一种最危险的制度,但它的拥有者却偏偏是最肆无忌惮的人。为什么?因为他们迷信暴力(就跟现在迷信GDP数字一样)。
秦国吞并六国的时候,的确是个无与伦比的强国。它的国力、尤其是它的谋略、它的军事机器对谋略的执行力,以及它进行战争的精密化程度(西安兵马俑手中弓弩据说制作工艺高度标准化),都远远胜过它的对手。在当时的地球上,据说只有亚历山大大帝的军队能在对外征服的效率上与之媲美。
大概也是出于对胜利的极度陶醉,秦始皇才一边如此肆无忌惮地推行全民奴役,一边如此专注地追求长生不老,好像他什么都无需害怕,什么也无需操心。而恰恰此时,这位世界上权力最大的人却想像不到,自己身边竟聚集着怎样的一群低俗龌龊的小人,怎样的一堆危险?正如唐人王翰形容的:
……
当昔秦王按剑起,诸侯膝行不敢视。
富国强兵二十年,筑怨兴徭九千里。
秦王筑城何太愚,天实亡秦非北胡。
一朝祸起萧墙内,渭水咸阳不复都。(饮马长城窟行)
那些给秦始皇四处张罗,寻找不死灵药的人;那些告诉他国家内部已不存在危险,唯一威胁就是北方匈奴的人;那些替他在各地驱赶劳工、大兴土木的人;那些平日为他营造权力顶峰,等他一死就即刻谋害太子和将军的人;那些为他撰写诏书、法律,转过头来又与阴谋者合作的人……那个制度中的每个人都在一个近乎完美的“祸起萧墙”的历史剧中完美地扮演了自己的角色。如果说老天想让秦朝垮台显然缺乏证具,但每一环节都已职能败坏、每一成员都已道德沦丧的制度,倘若不垮也是 “天理不容”。
经过了几乎无数次战烟滚滚、征马萧萧,在秦朝垮台上千年后,轮到金国人高宪登上长城的时候,他所见到的只是满目凄凉:
……
岂知亡秦非外兵,宫中指鹿皆庸奴。
骊原宿草犹未变,咸阳三月为丘墟。
黄沙白草弥秋塞,唯有坡陁故基在。
短衣匹马独归时,千古兴亡成一慨。(长城)
可是诗人为什么要在这时“短衣匹马”独自来伤吊长城?是不是因为他预见到又一次兴亡巨变的来临?看看充满动荡、血腥、暴力和战争的金国历史,人们或许不难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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