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国民党政府的财政经济状况如同军事一样，也已处于崩溃的境地。这是由于蒋介石国民党坚持打内战，军费开支空前庞大，便滥发纸币以弥补巨额财政赤字，造成恶性通货膨胀；再加上四大家族与贪官奸商互相勾结，营私舞弊，巧取豪夺，使国统区出现了百业凋敝、民生艰困的景象。至1948年夏，法币发行额达到660万亿元，等于抗战前夕发行额的47万倍，物价则较抗战前上涨了600余万倍。6月份，上海的米价高达每石1800万元。一般公教人员、平民百姓，真是到了饥不得食、寒不得衣、病不得治的地步，到处出现了反饥饿、反内战的浪潮。
　　为了防止国民经济出现总崩溃，国民党政府经过一番酝酿，决定实行包括发行金圆券、限制物价和收兑金银《外币等内容在内的“经济改革”，以维持其摇摇欲坠的统治。8月19日，国民党政府颁布了《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和《金圆券发行办法》等法令，正式宣布实行币制改革，同时宣布在行政院下设经济管制委员会，负责实施经济管制和改革。紧接着，南京政府宣布任命俞鸿钧(当时任中央银行总裁)和蒋经国为上海经济管制正、副督导员并即时赴任。上海是当时全国的经济、金融中心，蒋介石这一不同寻常的任命表明：他在“经济改革”上下了很大的赌注，具有“只准成功，不准失败”的决心。
　　然而，当时的舆论对于用行政手段管制经济，强制推行币制改革的前景却忧虑重重，并不乐观。《中央日报》在社论中表示：“改革币制譬如割去发炎的盲肠，割得好则身体从此康强，割得不好则同归于尽。”
　　这个“割盲肠”的任务，实际上落到了蒋经国的身上。俞鸿钧名义上是正职，但只是挂个名而已。蒋经国有蒋介石给他的尚方宝剑，声势煊赫，但他深知在当时的情况下推行改革困难重重，而改革的成败又关系着国民党政府的命运和他个人的前途，势成骑虎，只有干到底。他在8月26日的日记中写道：“……已经骑在虎背上了，则不可不干到底了。”但蒋经国不是个轻易退让的人，他对自己的那一套颇为自信。他宣称：“此次经济管制，是一次社会改革运动，具有革命意义，不仅是经济上的。”“如果用革命手段来贯彻这一政策的话，那么，我相信一定能达到成功。”
　　　
　　蒋经国决心真打“老虎”
　　
　　在正式宣布蒋经国出任上海经济管制副督导员的前一天，我到南京励志社去找他；请他出席苏州青年军夏令营结业典礼。他对我说：“我另有重要任务不能出席，你代表我去吧！”我问他什么重要任务，他有些激动地说：“这次领袖委派我去上海负责执行经济管制和推行币制改革、发行金圆券的工作，任务是艰巨的。但我一定要排除任何阻挠，只要是违犯国法者，不论其官职有多高，财力有多厚，我都将坚决依法惩办，不徇私情，相信成功可期……”我未等他把话说完，就急忙问他：“发行金圆券的基金从何而来?”他回答说：“只需四五千万美元就够了，数目不多，好解决。”我见他说得如此自信，还是有点半信半疑，但认为如果能由此使贪官污吏和奸商得到惩处，物价得到平抑，这对饱受物价暴涨之苦的人民还是有好处的，所以也感到高兴，当即对他提出了八个字的希望和祝愿：“秉公执法，早日成功！”然后握手告别。
　　蒋经国一到上海，就在九江路中央银行大楼三层设立了经济督导员办公室，并立刻雷厉风行、大张旗鼓地行动起来。
　　首先，公布了有关的经济管制法令和物价管制办法，规定：一、从8月19日起发行金圆券，10月22日前收兑法币；二、限于9月30日前，收兑人民持有的黄金、白银、银元和外汇，逾期任何人不得持有，违者严办；三、限期登记管理本国人存放外国银行的外汇资产，违者制裁；四、一切商品不得超过8月19日的物价水平，以稳定物价，平衡国家总预算和国际开支。
　　同时，蒋经国以《上海向何处去?》为题发表告上海人民书，宣称：“投机家不打倒，冒险家不赶走，暴发户不消灭，上海人民是永远不得安宁的。”“天下再没有力量比人民力量更大，再没有话比人民的话更正确”，“人民的事情，只有用人民自己的手可以解决，靠人家是靠不住的，要想将社会翻过身来，非用最大的代价，不能成功！”他再一次表示自己的决心：“本人此次执行政府法令，决心不折不扣，决不以私人关系而有所动摇变更！”他借用北宋政治家范仲淹的名言“宁使一家哭，不使一路哭”，表明自己对豪门巨室决不留情，扬言要用高压手段来实行限价：“不惜以人头来平物价”！还提出了“打祸国的败类，救最苦的同胞”、“打倒豪门资本”、“铲除腐化势力和地痞流氓”、“打倒奸商和投机倒把”等一系列口号。这些动听的言词，一时确实打动了-许多人的心，认为蒋经国与其他国民党官员大为不同，由他来实行经济管制或许有成功的希望。
　　为了执行经济管制法令，蒋经国立即在上海组织自己的执法队伍。他将赣南系、青干校和青年军的干部从全国各地纷纷调到上海，一时上海成了“太子系”紧张活动的中心，王升、李焕、江海东、江国栋等蒋经国系重要分子麇集上海，随即成立了“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9月22日，这个“服务总队”在上海复兴公园举行成立大会，共有队员1万人，编成20个大队，分布在上海各个区，由王升任总队长。蒋经国邀请我出席了成立大会，但我们都未发表讲话。蒋还抽调一部分大学生，成立了一个经济研究小组，由江国栋负责。
　　蒋经国法出令行，果真轰轰烈烈地打起“老虎”来。他接连召见上海经济界的头面人物刘鸿生、荣尔仁、钱新之、李馥荪、周作民、杜月笙等人，软硬兼施，要他们拥护政府措施，交出全部黄金、外汇，否则即勒令停业；甚至声色俱厉地拍桌扬言：“你们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谁手里有多少黄金美钞，我们都清楚。谁不交，就按军法办理！”青年服务总队也四处出动，设立岗哨，检查行人；并与警察局、警备司令部人员混合组成许多三人或五人小组，检查商店、工厂和仓库，登记囤积物资。对违反规定者，蒋经国采取了严厉的措施。米商万墨林、纸商詹沛霖、申新纱厂大老板荣鸿元、中国水泥公司常务董事胡国梁、美丰证券公司总经理韦伯祥等六十余人，均因私逃外汇，私藏黄金，或囤积居奇，投机倒把，被捕入狱；荣、胡、韦三人后经托人疏通，分别罚款100万、30万和35万美元，才得以交保获释。连上海大亨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也因“囤货炒股”的罪名被捕入狱，判了八个月的徒刑；财政部秘书陶启明因泄露经济机密也被判刑。蒋经国还大开杀戒，以贯彻他“用人头平物价”的主张，借此威慑人心。林雪公司经理王春哲因私套外汇被处死，报上还刊登了王被处死时的大幅照片；上海警备司令部科长张亚民、大队长戚再玉因勒索罪被枪决；后来还杀了破坏经济管制的宪兵大队长姜公美。蒋经国还杀气腾腾地宣称：“不管你有多少财富，有多大的势力，一旦犯了国法，就要毫不留情地送你进监狱，上刑场。”
　　蒋经国的“铁腕”暂时发挥了作用，上海的物价在一个时期内保持了稳定，岌岌可危的财政金融危机也似乎有所缓和，一时舆论出现了一片赞扬之声。有的报纸称蒋经国是国民党的救命王牌；有的甚至称颂蒋经国为“蒋青天”、“活包公”；有的外国记者则称之为“中国的经济沙皇”。
　　
　　我的担心：家族拦路
　　
　　蒋经国为暂时的胜利所陶醉，想趁热打铁，借机在上海扎根，因而考虑先取代宣铁吾出任上海警备司令，等条件成熟再取代吴国桢出任上海市长。这时，蒋经国几次打电话到南京找我，要我立即到上海。他一方面是要我看看他的“打虎”杰作，体验一下他反对贪官污吏和豪门奸商的决心；同时也想探询一下，如他被任命为上海警备司令，我是否愿意充当他的副手出任副司令之职。还有一件事，就是要我为他筹备“双十节十万青年大检阅”。
　　我于9月中旬到达上海，旋即去中央银行看望他，他约我晚上8点到家中去谈。当时，我对他大刀阔斧“打老虎”，博得舆论广泛赞扬，也感到高兴，但觉得困难还在后头，成败尚难定论，特别担心他虎头蛇尾。当晚我按时到了林森中路逸村二号蒋宅，蒋显得十分高兴。两人握手就坐之后，他得意地问我：“你看怎么样?”满以为我也会像别人那样称颂他，我却毫不隐晦地回答：“开头还不错，但我怕你后劲不足！”这不啻给他泼了一瓢冷水，他微露不悦之色，但也似乎有所触动。我接着问他：“CC方面怎么样?”他的脸色由不悦转为愠怒，骂道：“他妈的，他们在上海控制着大小十五家银行，我要同他们干到底！”我相信他的话，因为蒋经国同CC派之间早存芥蒂，他们的明争暗斗路人皆知。但我最担心的还不是CC派，而是宋美龄，因此我又问：“夫人(指宋美龄)呢?”此问一出，他顿时呈难言之状，站了起来，口含烟斗，紧锁眉头，踱来踱去，近半个小时一言不发。我坐在沙发上，感到局促不安，最后我说：“今天不谈了，以后再说吧。”他说：“好，我派车送你回旅馆。”谈话就此不欢而散。我感到他一定遇到了棘手的问题，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事后我听说，蒋经国在这段时间里确实碰到了难以克服的障碍。9月下旬，蒋经国在浦东大楼召集许多工商巨头开会时，曾带着威胁的口吻说：“有少数不明大义的人，仍在冒天下之大不韪，投机倒把，囤积居奇，操纵物价，兴风作浪，危害国计民生。本人此次秉公执法，谁若囤积物资逾期不报，一经查出，全部没收，并予法办！”他的话音刚落，老奸巨滑的杜月笙就不紧不慢地说道：“犬子维屏违法乱纪，是我管教不严，无论蒋先生怎样惩办他；是他咎由自取。不过——我有个请求，也是今天到会各位的一致要求，就是请蒋先生派人到扬子公司查一查。扬子公司囤积的东西，在上海首屈一指，远远超过其他各家，希望蒋先生一视同仁，把扬子公司囤积的物资同样予以查封，这样才能使大家口服心服。”此时满座的目光都对着蒋经国，看他如何反应杜的这番话反守为攻，指名道姓，完全出乎蒋的预料，他不由得一愣，但随即表示：“扬子公司如有违法行为，我也一定绳之以法！”
　　蒋经国话虽然这么说，但回到办公室之后却感到事情棘手万分。因为扬子公司的董事长和总经理是孔祥熙之子孔令侃，其姨母正是“第一夫人”宋美龄。宋美龄没有生儿育女，故对孔令侃视如己出，倍加宠爱，精心培植。孔、宋两家早已联为一体，密不可分，大有“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之势。扬子公司还在纽约、伦敦等地设有分公司，与美、英、法等国各大财团及国民党政府许多机构都有密切关系。因此，孔令侃自认为靠山硬，谁也奈何他不得，没有把蒋经国放在眼里。明明有令规定：午夜十二时以后实行宵禁，不准行人通行，孔令侃偏在这时开车闯关，扬长而去；明明规定禁止囤积居奇，扬子公司偏偏乘机大肆囤积物资。“大上海青年服务队”总队长王升及其手下人为此向蒋告状，蒋经国勃然大怒，但也不敢轻易“在太岁头上动土”。如今杜月笙在会上这么一逼，蒋经国无法回避，不得不予表态。整个上海都在拭目以待，看他如何动作。蒋经国只好横下一条心，命令经济警察大队长程义宽搜查并查封了扬子公司，只是迟迟不对孔令侃本人采取行动，以表明手下留情，仍给他留有余地和后路。
　　查封扬子公司成为一时的重大新闻，上海、南京、北平等报刊争相报道。有的表示欢欣鼓舞，呼吁“清算豪门”；有的则因处理此案拖泥带水，缺乏前一阶段的雷厉风行作风，表示不满，指责是“只拍苍蝇，不打老虎”。各种议论都有。
　　我看到这种情况，感到自己所言蒋经国“后劲不足”可能不幸而言中，因而很着急。于是在一次会见时，我问他：“孔令侃案办不办?”他像没有听见一样，不予置答。此时蒋经国用行政手段勉强维持的上海经济秩序已出现崩溃之兆。物价开始飞涨，物资日益缺乏，不少工厂生产停顿，老百姓怨声载道。我陪同他到申新九厂了解生产和原料供应情况及工人的情绪，看到沿途市面上一片抢购风潮，我与他的心情都很沉重。我又追问他：“孔令侃案你准备办不办?”他却答非所问：“塔斯社发表了一篇文章，评论上海‘打老虎’，说用政治手段去解决经济问题是危险的。”然后就不再说什么。
　　
　　蒋经国终于后退
　　
　　回到旅馆后，我反复琢磨他这句话的含义，觉得他是借此向我暗示：他要后退了。对此，我想了很多很多。本来我对实行经济管制能否奏效，并不抱多大希望，但现在面对真正囤积居奇、横行不法的“豪门资本”；在全国人民拭目以待之时，我认为绝不能退缩，应当大义灭亲，依法严惩，否则无以向人民和历史交代。如果口号喊得震天价响，一遇见真正的“老虎”就偃旗息鼓，那不成了一场具有讽刺意义的骗局了吗?我对国民党早已失望，但对蒋经国还抱有一线希望，认为他是一个有抱负有能力的领导人。几年来他对我恩遇甚深，无论以公以私，无论作为部下或朋友，在此关键时刻，我都有责任有义务向他进言，鼓励他坚持原则，不要犹豫不决，消极退缩。
　　为此，我主动到逸村二号去见他，开门见山地向他提出：“你对孔令侃一案究竟办不办?如果不办，那岂不真像报纸上所说‘只拍苍蝇，不打老虎’了吗?”他本来情绪就不好，见我又提起这个他最不愿意谈的话题，顿时发火了。他把沙哑的喉咙放得特别大，以训斥的语气嚷道：“孔令侃又没有犯法，你叫我怎么办?”我见他竟然如此无视事实，一种从未有过的失望和愤怒驱使我拍案而起，大声说：“孔令侃没有犯法，谁犯法?”……你这话不仅骗不了上海人民，首先就骗不了我！”这就是江南所著《蒋经国传》中说到的“为了‘扬子案’，经国的爱将贾亦斌曾和他拍过桌子”的一幕。他终于平静下来，叹了一口气，又无可奈何地说：“亦斌兄，你有所不知，我是尽孝不能尽忠，忠孝不能两全啊！”他把个人和家族的利益放在国家民族的利益之上，我根本不能接受，便进一步对他说：“你有对你父亲尽孝的问题，而我只有对国家民族尽忠的问题。如不处理孔令侃一案，何以服国人，又何能救国家?”说罢我便拂袖而去。回到扬子饭店，我连夜给他写了一封长达十四页的信，再一次予以敦劝，结果自然仍是失望。
    事后我才得知了扬子公司一案的内幕。原来蒋经国也是想对孔令侃案进行处理的，但受到了宋美龄的干预。扬子公司被查封后，孔令侃便到南京向姨妈求救。于是，宋美龄专程到沪，趁中秋节日把蒋经国、孔令侃约到永嘉路孔宅面谈，企图缓和两人的关系。宋美龄劝说道：“你们是表兄弟，我们一家人有话好说。”蒋经国对孔令侃说：“希望你顾全大局！”孔大吼说：“什么?你把我的公司都查封了，还要我顾全大局?”两人大吵起来。蒋最后临走时说：“我蒋某一定依法办事！”孔回答说：“你不要逼人太甚，狗急了也要跳墙！假如你要搞我的扬子公司，我就把一切都掀出来，向新闻界公布我们两家包括宋家在美国的财产，大家同归于尽！”宋美龄见他们不听劝告，各走极端，只好打急电给在北平的蒋介石，说上海出了大问题，要他火速乘机南下。当时北平形势紧张，蒋介石正在主持军事会议和亲自督战，闻讯后立刻要傅作义代为主持，自己即乘飞机赴上海。傅作义对此极为不满，对人说：“蒋先生不爱江山爱美人！”
　　蒋介石一到上海飞机场，宋美龄即带孔令侃登机，抢先向他告了蒋经国的状。宣铁吾、吴国桢、蒋经国等陪同蒋氏夫妇到达东平路蒋宅后，大家正准备向蒋汇报情况，宋美龄却宣布：“总统长途南下，很疲乏了，一切事情明天再说。”一帮文武官员只得悻悻告退。第二天蒋介石召蒋经国进见，训斥道：“你在上海怎么搞的?都搞到自己家里来了！”要他立刻撤消查抄扬子公司一事。父子交谈不到半小时，蒋经国出来时一副垂头丧气之色。接着，蒋介石又召见上海文武官员，亲自为扬子案开脱说：“人人都有亲戚，总不能叫亲戚丢脸。谁又能真正铁面无私呢?我看这个案子打消了吧！”大家一听此言，只得唯唯诺诺而退。
　　在这一幕之后，上海警察局发言人也出面为孔令侃开脱，说“扬子公司所查封的物资均已向社会局登记”，使其披上了合法的外衣。而曾经积极报道“扬子案”的上海《大众夜报》、《正言报》，却很快被勒令停刊了。扬子公司风波就此平息，不了了之。
　　上海经济管制虽然已是强弩之未，但蒋经国为了给自己壮大声势和炫耀力量，仍准备在上海举行“双十节十万青年大检阅”，并要我负责筹备。10月10日清晨，蒋经国要我驱车前往东平路蒋宅，迎接蒋介石到虹口体育场出席检阅仪式。等我赶到东平路，才得知蒋介石已乘飞机前往虹口。我万万没有料到，近在咫尺的虹口体育场，蒋介石还要坐飞机去！事后听说这是军务局长俞济时临时出的主意：先从东平路驱车到虹桥机场，坐飞机到大场机场，再坐汽车到虹口体育场，这样可以绕过上海闹市区，以避免愤怒的群众拦阻包围之虞。如此草木皆兵，我只觉得啼笑皆非。当天的大会主席是蒋经国，他尽管内心空虚，还是装出充满信心的样子，态度慷慨激昂。队伍经蒋介石检阅后，举行了游行示威，游行队伍一路上有气无力地呼喊口号；最后到跑马厅(现人民广场)宣布解散。明眼人都能看出：这次检阅纯粹是虚张声势，它预示上海的这场闹剧就要落幕了。
　　
　　我的抉择：弃小忠而尽大忠
　　
　　曾经轰动一时的上海经济管制只维持了七十天。被人为控制的物价又开始以更惊人的速度扶摇直上，金圆券的价值一落千丈，很快就形同废纸；到处是疯狂的人群在抢购，不少人被挤死、踩死，情况混乱到了极点，一幅“世界末日”的景象。10月31日，南京政府行政院被迫宣布将限价改为抑价，行政院长翁文灏、财政部长王云五相继辞职，国民党的经济管制政策宣告彻底破产。
　　 随着经济管制的失败，蒋经国在上海的使命也宣告结束。结束那天，我陪同他乘车前往上海广播电台发表广播讲话。他以沙哑、悲哀的声音宣读了《告别上海市父老兄弟姐妹书》，读完黯然泪下。在返回的途中，他沉默良久，最后对我说：“上海经管失败比济南失守的后果更为严重。”蒋经国离沪前召集亲信开会，情绪低沉地说：“现在我们失败了，今后我们究竟到哪里去工作，做什么工作，现在都不知道，以后再说。你们自己要守纪律，多保重。”并指示王升将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组织保存，活动停止”。11月6日；蒋经国悄然离沪，返回杭州寓所，旋又转赴南京。
　　上海经济管制的失败对蒋经国的打击相当大，他对国民党政权和自己的前途感到一片茫然，悲观消极，情绪极度低落。回南京后，每日借酒浇愁，常常喝得酩酊大醉。我曾到励志社去看他，他一边喝酒，一边烧文件档案，甚至连印好的请柬也付之一炬。我问他：“你烧请柬干什么?”他回答说：“亡国了，还请什么客?”绝望情绪溢于言表。我感到他的无力和可怜，心中有说不出的滋味。
　　上海的这场“打老虎”，给我以深刻的教训，使我对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腐朽黑暗内幕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更清楚地认识到，国民党政权由他们掌握，只有走向灭亡。我曾寄希望于蒋经国，希望他能有所作为，但事实证明，他也不能摆脱其父亲和家族的决定性影响，最后终于同四大家族合流。我对蒋经国所抱的幻想最终破灭了。在我的面前摆着两条道路：或者随波逐流，跟着蒋经国，做蒋家王朝的殉葬品；或者毅然决然，弃暗投明。我陷入了痛苦的抉择。我从小读孔盂之书，儒家忠孝节义的思想对我影响甚深。想到蒋经国对我的知遇之恩，一旦要弃他而去，心中确实不忍，又担心被人指责为“忘恩负义”，因此一再踌躇不决。经过反复的思想斗争，我终于认识到：忠于个人是小忠，忠于国家民族乃是大忠；如因小忠而弃大忠，就是无原则的“愚忠”；两者不能俱全之际，只能牺牲前者，而选择后者。国民党执政二十多年，腐败无能，弄到天怒人怨，为民所弃，已是不争的事实。民心所向即是个人选择的最好指南。我不愿意执迷不悟，为这个腐朽的政权去殉葬，决心同蒋家王朝决裂，同蒋经国分道扬镳，去寻找新的道路。
　　1949年春的溪口之行，是我与经国先生的最后一次见面，随后我即率部起义，投向人民的怀抱，开始了自己的新生。蒋经国则随其父去了台湾，继续其下半生的政治生涯。
　　50年代，台海两岸处于严重的敌对状态中。1950年，我在“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号召下赴香港工作，蒋经国得知后，即派人出5万美金寻觅我的住处，将有不利于我之行动，我闻讯后一笑置之。我曾到福建沿海对去台的青年将领，如驻金门的刘安祺将军、驻澎湖的郑果将军、海军陆战队司令罗又伦将军、宪兵司令王永树将军等人，发表广播讲话，号召他们迅速反正归来。
　　1957年3月，驻台美军上士雷诺枪杀革命实践研究院少校学员刘自然，竟被美军军事法庭宣判无罪，引起台湾当局和民众的不满与公愤，5月24日台北市民捣毁了美国“大使馆”，这就是著名的“五·二四”反美事件。美国报刊一致认为，蒋经国及其亲信是该事件的主要策划者。这一事件表明美蒋矛盾达到了高峰，也反映出包括蒋氏父子在内的绝大多数国民党人仍然具有民族意识，是值得称赞的。我从中又看到了以前所熟悉的经国先生的性格，即不愿屈服于外国的压力之下，私心甚感快慰，乃发表广播讲话对刘自然之死表示悲愤，对台湾民众的反美正义行动表示支持。同年，我在全国政协二届三次会议上向台湾当局呼吁，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化干戈为玉帛。
　　
　　共图祖国统一大业
　　
　　六七十年代，经国先生逐步从乃父手中接过权力后，推行了若于革新措施，同时大力发展经济。在其他各种条件的配合下，促成了台湾经济的“起飞”，使人民生活有所改善，受到各界的称赞；更加值得一提的是，经国先生始终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对台独势力保持警惕，采取了压制和防范的措施。记得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当时我任上海民革副主委，在上海参加了对尼克松一行的接待活动。在发表“上海公报”前夕的宴会上，一位美国外交官告诉我，他与经国先生的关系较密切，问我有无关于国家统一或私人之事要带信给蒋。我回答说：“中国统一是海峡两岸中国人自己的事，无须外国人代劳。如去台湾，则请代我个人向经国先生表示致敬和问候。”
　　197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提出结束两岸军事对峙状态，尽快实现通航、通邮和通商，促进两岸的共同发展与和平统一。从此，两岸关系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我也于是年调到北京任民革中央副主席，负责民革促进祖国统一的工作，与老朋友和台湾同胞接触的机会更多了。
　　1981年，叶剑英委员长提出了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九点方针，建议举行国共两党对等谈判，实行第三次国共合作。这一方针在海峡两岸引起了巨大反响。同年，我参加全国政协代表团赴美国访问，见到了包括徐思贤在内的诸多青年军时期的老朋友。阔别重逢，感慨良多。大家都认为往者已矣，应该采取向前看的态度，为国家民族的统一和繁荣尽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回国后不久，我就在《新观察》杂志上发表了题为《向蒋经国先生进一言》的文章，其中写道：“现在……国内外形势非常有利，和平谈判条件逐渐成熟，祖国统一、振兴中华，千秋伟业，系乎一转念一反掌之间。只要国共两党进行谈判，能实现第三次合作，经国先生就可以为国家、民族尽大忠，还可以迁葬父亲灵柩和祭扫母亲庐墓，以尽大孝。这是千载难逢之良机，历史在等待着经国先生如何书写！”
　　1983年，邓小平同志进一步提出了以“一国两制”的原则实现祖国统一的基本设想，更得到了国内外有识之士的赞成和拥护。1984年我赴香港访问，著名作家江南先生评论道；“贾亦斌重返香港必有重任”。我在香港与台湾的彭位仁先生通丁电话，他第一句话就说：“总统(指蒋经国)很想念你啊！每次我和总统见面都要谈起你。”实际上我也始终没有忘记经国先生和所有在台老友，并希望他们为祖国统一大业贡献力量。
　　1987年，经国先生认识到“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于是排除种种阻力，采取了开放探亲、解除戒严和开放党禁三项措施。这是对国民党历来奉行的“三不”政策的一个松动—，不失为顺应民心和历史潮流之举，得到了舆论的好评。从中不难看出经国先生力图在自己的晚年“对历史和民族作一番交代”的努力。这年5月，我陪同台湾访美学者陈学明博士再次访问溪口。’我们一同参观了蒋介石的出生处玉泰盐铺和经国先生的出生处丰镐房，又瞻仰了蒋介石母亲王采玉与经国先生母亲毛福梅的墓地。我对陈博土说：“希望经国先生回家祭扫祖墓，以尽人子之情。”
　　此后不久，经国先生为了准备与中共进行和平谈判，曾派使者来北京找我，探询中共方面和平统一的诚意及我是否愿意为之沟通，我一一作了肯定的答复，并将情况向上作了汇报。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在接见他时，请其转达致经国先生的一封信，信中表示希望“统一大业能在你我这一代人手中完成”。遗憾的是，经国先生正准备派重要代表再来谈判时；不幸于1988年1月14日在台北病逝。恶耗传来，在大陆的原经国先生部属和旧友，无不为之震惊和悲痛。我于次日致电蒋经国治丧委员会，表示深切哀悼。
　　回顾我与经国先生四十多年的交往，始以反帝御侮而合，中因政见不同而分，终以和平统一而合。分合之际，亦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现代历只发展的趋势。经国先生始终主张一个中国，反对台湾独立，这是最难能可贵的。我与经先生，公谊为重，私情难忘，曾殷切希望他能在自己的晚年为祖国统一做出历史性的贡献，然而天不假年、怎能不令人为之痛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