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有两件事在网上给人印象很深，一个是海淀职业艺术学校学生辱打老师事件，另一个就是发生在深圳的钱军撞人、打人、逼人下跪这件事。

这两件事，让我们看到了人性黑暗的一面。人们痛心疾首，群情激愤，一种深深的疑问困扰着心地善良的人们：他们的良心何在？他们的人性何在？他们所挑战的，不正是我们社会的道德良知和精神底线吗？

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近乎疯狂的行为，在现实中，似乎很少有人出面制止和谴责，看客们或畏于暴力，或囿于私心，总是采取视而不见、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逃避态度，甚至负有责任的治安管理者，有时竟也冷漠得近乎麻木。似乎只有在互联网上，人们才能自由表达内心的感受，发出代表社会正义的呼声。事实上，这些年，有很多次，都是网民的见义勇为和仗义执言，才使得作恶者受到惩罚，受害者得到公正地对待，公众了解到事情的真相，是非善恶有了分晓，我们也因此感觉到人性尚存的尊严和道义的力量。

然而，事情也还有另外一面。就像我们在以往一些类似事件中看到的那样，网民们在表达自己正义声音的同时，非理性的情绪也开始蔓延和滋长，仿佛太湖水域的蓝藻一般，迅速发展成轰轰烈烈的“网络讨伐”和人身攻击，并且表现出强烈的暴力倾向。“网络捕头们”将所查获的施暴者资料一股脑地在网络上披露出来。他们的所在单位、学校、家庭住址、手机号码、住宅电话、身份证号码等，都被公诸于众，甚至连亲属与朋友的信息都不能幸免。在海淀艺校学生辱打老师事件中，一些网民还自发地聚集到学校门口，威胁要教训这些身分已被公布的学生，也有网民对钱军发出了死亡威胁，有人发短信给钱军的妻子，让她“等着收尸”，还有网民提出，要到钱军家贴标语抗议示威，更有人要到学校堵劫钱军的女儿。在这里，我看到一些似曾相识的恐怖景象，唤起我对许多遥远往事的追思。很显然，这样的情景对许多人来说并不陌生，甚至可以说刻骨铭心。历史告诉我们，这种民众权力像一切个人权力一样，如果缺少理性和法律的制约，很容易转化为它的反面，成为一种暴虐的权力。这种丧失理性的民众权力，往往刻意夸大自己“符合公众正义”的“合理性”，借以抹去自己参与暴行的罪恶感。这是现代心理学研究所证实过的，只是，很多年来，我们很少对它进行反思和清理，它才得以长久地扎根在我们内心的某个角落，并在气候合适的时候滋长出来，毒化我们的社会和人的心灵。而且，长久以来对“群众暴力”的沉默和放纵，也助长了一种很不健康的“暴民意识”。如果我们认为钱军和海艺几个学生的“暴行”是人性之恶的话，那么，大规模的语言暴力、电话骚扰、“株连九族”似的“以暴易暴”，殃及无辜，难道不是非人性的行为吗？难道因为它的群体性，它的人多势众，就能改变它的无知、愚昧和偏狭吗？这样的暴力，无论它在哪一种情形下展现，终归还是暴力，是与善良、友爱的人性不相干的，也是与民主、法治的精神相悖离的。它所带来的最终结果，只能是人性的迷失和堕落。 

其实，直到现在，对于我们所说的“群众暴力”这种社会现象，仍然很少有人愿意真实地面对。在很多人看来，既然谈论群众是危险的，那么大家宁肯选择回避。因为，群众常常被赋予某种神圣性，群众的选择，群众的意见，有一种不容置疑的性质，尤其当群众手握“正义之剑”的时候，更容易自恃为“正义的化身”，任何个体都很难与之对抗。在这种情形之下，个体被“群众暴力”所伤害，几乎是天经地义的。但是，当下的“群众暴力”在表现方式上又与历史上的“群众暴力”有所不同。它首先还是一种网络暴力，一种通过网络语言所表达的“民意”或“民愤”。这种力量是无形的、虚拟的，却又是实实在在的，足以造成一些个体的“遍体鳞伤”。在这里，网络更像一柄双刃剑。

随着网络的普及，公众依赖于网络表达其意见和意志，网上言论也已经成为现代社会很重要的舆论形式。因此，应该警惕网络时代可能出现的“大众意见的暴政”。虽然它的意见有可能是正确的，但是，“一边倒”的舆论氛围，仍然有可能遏制其他不同观点的表达，特别是少数人观点的表达，从而容易使社会陷入“少数人的自由”被多数人所践踏的悲剧。我们的目的，是消除暴力和暴力文化；“以暴治暴”不仅不能达到我们的目的，反而会成为“暴力文化”的响应者。

民主固然是个好东西，但是，假如没有人性的反省和追求，假如人道主义得不到高扬，假如不在追求个人自由的同时，也依法尊重他人的自由，那么，民主之树是无法健康生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