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聂荣臻元帅之女聂力给我寄来她的新作《山高水长——回忆父亲聂荣臻》。来不及回电话谢她，我就捧起书一口气看了下去。通过力力姐姐那细腻生动的笔触、感人至深的字句，我的眼前又浮现出我熟悉的聂伯伯的音容笑貌。
　　小时候，我常见到聂伯伯。
　　1954年9月，父亲柯庆施调到上海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他对上海的科技工作一直很重视。1959年，聂荣臻伯伯当选中央军委副主席，分管军事尖端技术研究工作，他每年都要到上海来，把攻克科技难关的任务交给上海市有关单位去完成。聂伯伯和父亲在工作上很谈得来，每次到上海，父亲都要去看他，一起商量工作。
　　1959年3月，妈妈带我们姐弟去看望聂伯伯。当时与聂伯伯同住在上海瑞金花园的还有贺龙、刘伯承、罗荣桓、叶剑英等几位元帅，他们是来上海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当天晚上放映了一部描写苏联儿童在卫国战争时期英勇机智地与德国侵略者作斗争的影片，片中的主角是个名叫科尔的小男孩。影片放完之后，聂伯伯亲切地搂着我6岁的小弟说：“我也叫你科尔吧。”他用浓浓的四川乡音把“科尔”说成很有韵味儿的“阔——尔”，于是，在座的贺龙等几位伯伯也都纷纷叫小弟：“阔——尔!”
　　聂伯伯来上海常常住在离我们家不远的兴国路招待所。他每次来上海，我都能见到他。有时是聂伯伯和张瑞华妈妈到我们家来，有时是父母带我们姐弟前去看望他们。如果遇到父亲出差去外地不在家，聂伯伯和张妈妈就会接我们去看电影。聂伯伯喜欢看科教片，记得有一部名叫《没有外祖父的癞蛤蟆》的影片，是上海科影厂出品的，讲述的是我国在遗传科学研究领域的新成果，这部片子我就是在聂伯伯家看的。那一天，张妈妈招待我们四个孩子吃苹果，小妹手拿一只苹果，边吃边看电影，直到放映结束，还没吃完。聂伯伯微笑地说：“这个小姑娘也太秀气喽!”临走时，聂伯伯问我：“你爸爸出差什么时候回来?”我不假思索地回答：“我爸爸没有出差呀。”聂伯伯一听就笑了，不再说什么。其实，父亲确实出差去了，他是去杭州参加毛主席召集的会议，只去一两天。按照家规，我们谁都不可以向外人透露父亲出差的情况，结果我对聂伯伯也保了一回密。我们刚回到家，父亲也到家了。父亲听我说了此事之后也笑了：“你这个傻孩子!”我这才意识到自己做了件多傻的事！第二天晚上，父亲带我去看望聂伯伯。我见到他羞愧难当，不知该说什么才好，而聂伯伯却当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一样。
　　我知道聂伯伯的心脏不大好。1960年7月，中央在北戴河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我也随父母去了北戴河。一天，我跟着父母去看望聂伯伯，可是我们没有见到他。张妈妈愁容满面地告诉我们，聂伯伯心脏病又发作了，在卧床休息。父亲曾问过聂伯伯，心脏发病时有什么感觉？聂伯伯用手比划着，说如同扭绞。聂伯伯的话虽不多，但我可以深切地感觉到聂伯伯发心脏病时的痛苦。
　　在艰苦卓绝的战争年代，聂伯伯一直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英勇奋斗，身体健康受到很大的损害。全国解放后，他一刻也没有得到休息，又开始为抗美援朝、建设祖国、发展国防尖端科学技术等等国家大事，终日操劳。操心过度就造成了心血不足，心脏就会出现各种症状。聂伯伯与父亲一样，对工作总是精益求精、认真负责，考虑问题全面细致周到，对党和人民的事业尽心尽力，呕心沥血。他们都身为知识分子，何尝不知养心之道、养心之要？可他们更是革命者，献身于党和人民的事业，早把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了，这也更加重了他们身体的负担。
　　1964年夏天，父亲因病手术后去北戴河养病，聂伯伯也在北戴河休养。他们互相关心，经常问候。1964年底到1965年初，父亲在广州养病，住在省委小岛宾馆一号楼，聂伯伯住在广州军区留苑宾馆。父亲的体力有所恢复后，时常拄着手杖或扶着儿女的肩头去聂伯伯家坐坐。聂伯伯送父亲出来时，总是边走边谈，一直把父亲送到家门前。聂伯伯也时常前来探望，两人坐在沙发上恳谈。聂伯伯回去时，父亲陪着他穿过一号楼的庭院，送出了大门，两人又沿着江边漫步，边走边谈，直走到聂伯伯住处留苑宾馆的门前。平时同样寡言少语的聂伯伯与父亲见了面，总有说不完的话。
　　早在1945年，妈妈还在张家口华北联合大学教育学院读书时就认识聂伯伯一家。妈妈对聂伯伯敬如长辈，在与父亲结婚前还征求过聂伯伯的意见。聂伯伯和张妈妈对她一贯关心爱护。1965年初，父亲病重，聂伯伯见妈妈为照顾父亲的病而心力交瘁，脸庞清癯，就专门定做了妈妈爱吃的广东点心马蹄糕送来，使妈妈十分感动。
　　父亲去世之后，聂伯伯更加关心我们。1965年夏天，聂伯伯和张妈妈从北戴河托人带桃子给我们，写信约我们去北戴河。
　　1966年4月9日,父亲去世一周年。当时在杭州休养的聂伯伯约请妈妈去杭州调养。在杭州，聂伯伯和张妈妈邀请我们去他的住处丁家山吃饭、看电影，约妈妈去开满梨花、桃花的山上赏花，到西湖畔散步，尽量分散妈妈悲伤的心情。聂伯伯于4月27日回到上海后，还和张妈妈特地接我们几个留在家里的孩子们去吃饭、看电影。
　　“文化大革命”后期，力力姐姐到上海来出差，她告诉妈妈，聂伯伯1969年被迫离开北京“疏散”到邯郸，期间发生皮肤过敏，久治未愈。妈妈听后十分着急，连夜找到父亲曾经使用过很有效的中药方，请华东医院中药房配好药，交力力姐姐带回北京给聂伯伯试用。
　　1975年,妈妈到北京小住，得到了聂伯伯一家的亲切关怀。每逢节日，他们都会请妈妈到家中去吃饭。聂伯伯家修房子时，搬到三座门军委招待所暂住，每逢放电影总不忘通知我们。一次放映的是我看过的一部反特片，我以前曾被其中一个突如其来的镜头吓得叫出声来，当时还吓着了邻座观众。尽管我知道聂伯伯阅历丰富，但我还是深怕他的情绪因此受到影响，于是就在这个镜头出现前一刻告诉了他。我由衷地希望聂伯伯平平安安。
　　那一段时间，我经常有机会与聂伯伯见面。那是一个沉重的历史时期，聂伯伯的身体不好，心脏病时有发作。为了使聂伯伯心情稍微舒缓一些，我时常和他说说聊聊。一天，我见他身穿藏青涤棉卡中山装和绿军裤，就问：“聂伯伯，空军穿蓝裤子绿上装，陆军穿一身绿军装，您这一身服装属于什么兵种啊？”
　　聂伯伯缓缓地用四川话说出两个字：“民——兵。”把全屋的人逗得哈哈大笑。
　　在那个笑容罕见的年代，我发现聂伯伯不仅平静沉稳，还非常机敏幽默。
　　1976年春寒刺骨。周恩来伯伯的去世，给大家的心头压上一块沉重的大石头。聂伯伯心脏病又发了，那时他住在西山。张妈妈知道我曾为李先念叔叔做过针灸治疗，就打电话要我给聂伯伯也试试这种疗法。
　　聂伯伯疲倦地躺在躺椅上，一见到我就说了一句让我险些掉泪的话：“六六啊，我快要走到头了。”
　　我忙紧紧握住他的手，又低头给他把脉，不让他看见我的眼泪，说：“聂伯伯，您现在的症状不过是暂时性的，经过大夫们的精心治疗，一定会好起来的。”
　　后来，聂伯伯在301总院陶国枢等大夫的精心治疗下，病情渐渐稳定，而且此后稳定了十几年。聂伯伯不仅成功地领导我国尖端科技事业取得飞速发展，而且还同301总院的医学专家们一道创造了一例心脏医学的临床奇迹。
　　1983年底，我们随妈妈离开上海定居北京。刚到没几天，新家还没有收拾好，力力姐姐就与她的丈夫丁衡高大哥、女儿聂菲代表聂伯伯和张妈妈前来看望我们。过了几天，我们带着从上海家院子里盛开的腊梅树上取下的花枝去看望聂伯伯。聂伯伯喜欢腊梅。
　　数年未见面了，看见身体比以前虚弱很多的聂伯伯和张妈妈，我心疼的泪水一下子涌了出来。
　　我的外甥小阳阳依偎在聂伯伯躺椅边，爷孙俩聊了起来。聂伯伯亲切地拉着4岁阳阳的小手问他叫什么名字，又说他像个小海军。那天，小阳阳穿的是一套我为他设计裁制的海军服。雪白的上衣，白披肩领上镶着两道海蓝色细条，胸前的白色小领带上用丝线绣出天蓝色与红色相间的铁链船锚，阳阳穿上这套衣服显得很英武。不知是因为聂伯伯的和蔼亲切，还是因为我们与聂伯伯的两代情缘，小“海军战士”在伟大的元帅面前丝毫不拘束，就像见到一位熟识的爷爷。
　　那天，虽然拜访聂伯伯的时间不长,但大家的欣慰与愉快无以言表。
　　以后，张妈妈一直像对待亲人一样关心着我们，经常亲自打来电话问候。她知道妈妈心脏病的情况之后,特地请聂伯伯的主治大夫陶国枢主任到家里来为妈妈诊治。
　　1986年夏天在北戴河，我和外甥阳阳随妈妈去看望聂伯伯和张妈妈。86岁高龄的聂伯伯听力不如从前了，与他交谈需要经过周秘书的复述。我坐在聂伯伯的身边，与聂伯伯双手紧紧相握，他的眼神依然是那么慈祥与亲切。我说：“我真希望能把自己年轻的生命力通过我们紧握的手传输给您!”聂伯伯慈祥而深情地微笑了。
　　丁衡高大哥为我们与聂伯伯、张妈妈拍下合影。妈妈和张妈妈并排站在聂伯伯坐椅后面，笑得又甜又美。阳阳在聂爷爷的身边，祖孙二人双手相握。我搂着聂伯伯的肩头。这是我们与聂伯伯的最后一张合影。
　　1992年5月14日，聂伯伯去世了，我如同失去父亲一样万分悲痛!
　　妈妈当时卧病在床，嘱咐我为聂伯伯送去鲜花。我选用红玫瑰组成了大花篮，因为我实在找不出比红玫瑰更能表达我的至深情感的鲜花了。我在花丛中洁白的缎带上写着：“敬爱的聂伯伯，我们永远爱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