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1979的伊斯兰革命对伊朗外交产生重大影响。革命后伊朗外交的突出特征是极端反美、意识形态色彩较浓、执行积极中立外交路线等，这些特征在霍梅尼时期表现的非常明显。伊朗革命性质的外交造成它在国际上的空前孤立，为了摆脱国内外困境，伊朗的温和势力曾进行了努力，但因为激进派的阻挠，在霍梅尼时期伊朗始终没有获得一个较为有利的国际环境。
〔关键词〕伊朗；外交；霍梅尼；伊斯兰革命；中东

　　1979年伊斯兰革命对伊朗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因为国家发展方向和立国理论的变化，伊朗各个领域的政策大都进行了较为明显地调整。在外交方面，基于革命的精神与热情，转变尤为突出，特别是在霍梅尼时期，由于他本人强烈的伊斯兰主义情结以及对西方深深的厌恶，伊朗外交与国王时代相比有重大差异。直到现在，霍梅尼的外交思想对伊朗外交仍然有很大影响。
    一、伊斯兰革命与伊朗外交
　　二战后伊朗巴列维王朝的外交支柱是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战略、经济和政治同盟。苏联是伊美接近的主要动因，对伊朗来说，北方的大国、邻国俄罗斯永远都是它潜在的或现实的威胁，二战结束前后苏联的对伊政策让伊朗人难以安心。①在冷战时期，遏制苏联是美国外交的头等大事，而伊朗恰恰可以作为一个遏制苏联的理想工具，基于此，二战后伊美互有所求，结成亲密盟友。仰仗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支持和与日剧增的石油财富，巴列维国王从60年代中期始雄心渐起，称霸海湾成了他的一个目标。
　　1969年尼克松主义的出炉对巴列维国王的称霸之心是一个大大的鼓舞，因为美国的这一政策主旨是扶植友好的地区国家来推行有利于自己的各种安全计划，伊朗正是美国所需要的那类国家。因此，美伊两国政府间的交往更加紧密，伊朗也成为美国中东“双柱”政策的关键“一柱”(美国所仰仗的另一支柱是沙特阿拉伯)。但是1979年伊斯兰革命改变了伊朗的外交方向，伊朗的对外政策与以往相比发生显著变化，概括地讲，革命后特别是霍梅尼时期伊朗外交有四大特征：
　　第一，伊斯兰色彩浓厚。伊朗革命是在伊斯兰教的旗帜下取得成功的，宗教势力在新生的伊斯兰共和国中占据领导地位，这势必会对国家的外交政策产生较大影响。霍梅尼在革命后的伊朗享有绝对权威，他是一位坚定的泛伊斯兰主义者，具有浓重的伊斯兰情结，因此，革命后的伊朗外交自然会带有伊斯兰教和霍梅尼思想的痕迹。在霍梅尼的思想中主要存在四大主张：谋求建立伊斯兰政府、实现教法学家的统治；反对君主制；反殖反帝反西方化和反世俗化；输出革命建立伊斯兰世界秩序，〔1〕(P270-274)除此之外还有反犹太复国主义等。他的这些思想对伊朗外交定下了基调，输出革命、建立伊斯兰世界秩序一度成为伊朗外交公开追逐的目标。革命后伊朗领导人对伊斯兰教推崇备至，认为它是使世界重现光明的唯一法宝，霍梅尼曾说：“……除非我们回归伊斯兰，否则我们的问题将会继续存在……国家和政府只有回归伊斯兰才能解决其困难。”“如果穆斯林国家精英……遵从伊斯兰的教诲，他们就可轻易地削弱一切对立面。穆斯林有他们所需要的一切，他们有世间所存最伟大的伊斯兰……如果穆斯林遇到了难题，那是因为他们没有按照伊斯兰行事。”〔2〕(P24-26)霍梅尼在1989年写给戈尔巴乔夫的信中还呼吁苏联领导人抛弃“虚伪的”共产主义原则，也不要选择虚伪的资本主义原则，建议戈尔巴乔夫走伊斯兰路线，向伊斯兰神秘主义者及其哲学家学习治国方略。〔3〕(P248)在伊朗革命取得成功以后，并不只是伊斯兰势力怀有输出革命之心，许多世俗人士也主张这样做，在伊斯兰共和国刚刚成立之后，输出革命不仅能弘扬伊斯兰精神，而且也能起到巩固新政权、维护国家安全的作用，大多数国家都想身处具有相近思想的国家群中间，这样可以减少因世界观的差异而导致冲突的机会。
　　第二，心理因素在外交政策制订过程中起到较大作用。之所以会如此，原因之一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是一个神权国家，其指导思想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有较大差异，这就导致了其对外交往的困难，从而使得外交活动骤减，在进行对外交往时可利用的现实经验也就相应地减少，伊朗领导人不得不从过去的经历中寻求解决现实问题的答案。历史上伊朗既曾经是一个大国、强国，也曾是一个遭受其他民族、国家侵略、占领的弱国，特别是近代以来，英、俄、美等国对伊朗的干涉、主宰给伊朗国民留下了深深的心理创伤，这种辉煌与屈辱反差极大的经历深刻影响了伊朗精英们的思维，对外部特别是西方大国保有强烈的戒备心。在制订对外政策、特别是对西方及苏俄政策时，如果过于密切，一般都会受到国民的强烈反对，直到1999年，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依还在呼吁要对美国等世界傲慢大国充满戒心，切不可受敌人的一时蒙骗，因为敌人长期以来从未停止诋毁、削弱伊朗的阴谋。
    第三，执行“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的中立外交路线。伊朗的地缘战略位置非常重要，正因为如此，近代以来它就成为大国的角逐场。二战以前没有任何一个帝国主义国家曾单独控制过伊朗，在面临列强共同侵略的情况下，伊朗通常的做法是保持谨慎的中立，或运用“第三国策略”。②二战后伊朗放弃了中立立场倒向美国，霍梅尼等人对此并不认同，所以在1979年革命成功后就抛弃了亲美路线，重返“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的中立外交，不过与先前的消极中立外交不同，革命后伊朗执行的是积极中立外交路线，这一路线含义丰富：它既反对西方的“自由”、“民主”及资本主义制度，也反对东方的无神论及社会主义制度，同时还有反对美苏霸权的成份，它追求的是伊斯兰的完美，表达了要建立伊斯兰世界秩序的立场。〔4〕但是这一政策的推行给新生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造成很大困难，使它不得不在急需战争援助及国家巩固之时直面美苏“两超”的压力，在国际上也陷于空前孤立，这种情况直到两伊战争结束后才有所改观。
    第四，注重“人民与人民”之间的交往，而对“政府与政府”间的关系重视程度不够。其实这也是革命发展早期阶段的一个普遍特征，它源于革命者对自己思想优越性的朴素信仰，认为只要能以某种方式让他人了解自己，自己就会得到广泛的支持与仿效。这也是革命后伊朗大肆向周边国家及整个穆斯林世界输出伊斯兰革命的一个原因，伊朗领导人企图通过激起各国穆斯林大众的革命热情，或推翻各国的“腐朽统治者”，或迫使各国统治者进行伊朗式改革，在这种背景下，伊朗决策者的争取目标和希望自然会落在各国普通大众的身上。但是当今世界呈逐渐整合之势，各国政府间的关系是国际关系的主流，是解决国际问题的必需，伊朗的这一对外政策注定只能是一种暂时现象，到80年代中期，伊朗领导人对政府间关系的重视程度已有了很大提高。
    二、过渡时期的伊朗外交
　　所谓过渡时期，是指革命后巴扎尔甘和巴尼萨德尔任政府首脑之时(1979-1981)。革命虽然很快取得成功，但局势仍非常混乱，为了更好的控制事态发展，霍梅尼接连把自由派的巴扎尔甘和巴尼萨德尔推向前台，而以他为代表的伊斯兰势力则静观局势发展，在幕后运筹帷幄。
    巴扎尔甘怀有较明显的民族主义思想，他曾在摩萨台政府中任过职。他的外交哲学根置于伊朗的世俗主义传统，他对与大国结盟不感兴趣，推崇不结盟外交，认为这可以避免过度依附某一个大国，可以远离大国间的竞争，而且会获得较为广阔的外交空间。像许多民族主义者一样，巴扎尔甘也非常担心苏联的威胁，因此他想通过与西方保持一定的联系来制衡苏联，正是出于这个考虑，他对伊斯兰激进势力输出革命、诋毁西方的做法深表遗憾。他还反对几乎全由神职人员组成的“专家会议”起草的伊斯兰宪法。在1979年3月埃及和以色列签署了和平条约后，他并无意与埃及断绝外交关系，只是由于霍梅尼的强大压力才不得已而为之。更让激进势力不能忍受的是，巴扎尔甘竟然与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会晤。由于巴扎尔甘的思想和举措不合霍梅尼及其支持者之意，所以他们就采取一些措施阻挠其政策的实施，最突出的事例就是占领美国驻伊大使馆并扣押美国外交官，事件发生后，霍梅尼立即把这一新阶段称作“第二次革命”，这不仅导致了美伊关系的急剧恶化，而且也使整个西方对伊朗产生普遍的憎恶。除此之外，激进势力还大肆向阿拉伯等伊斯兰国家输出革命，造成这些国家局势的动荡，自然也就招致这些国家的敌视。外交上的困境和内政方面的混乱迫使巴扎尔甘辞职，随后巴尼萨德尔被推向前台。
    巴尼萨德尔深受欧洲尤其是法国左翼思想的影响，〔5〕(P110)同巴扎尔甘一样，他也希望与西方保持某种程度的关系以抵制苏联的威胁。巴尼萨德尔在美国大使馆被占领后不久就明确表示不赞成扣留人质。但是在霍梅尼的默许和领导下，激进势力输出革命和反对美国的步伐迈的更大，从而制约了巴尼萨德尔的外交选择，也加剧了巴尼萨德尔和霍梅尼之间的矛盾，1980年7月21日，霍梅尼说：“现任部长没有一个是革命者……假如下届政府还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认为伊斯兰共和国是完蛋了，因为我们将会被打败。”〔6〕在巴尼萨德尔时期，有四大难题困扰伊朗外交：一是美国人质危机，这个事件不仅招致美国的愤怒，而且还在伊朗领导层内部引起分歧，巴尼萨德尔主张迅速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他却做不了主；二是苏联入侵阿富汗，革命的伊朗对此立即给以了谴责，结果使得苏伊(朗)关系恶化；三是两伊战争，战争使刚刚经历了革命而且还没有恢复稳定的伊朗雪上加霜，更严峻的是在战争中它几乎得不到任何有力的外部支持；四是内部权力斗争，当时的权力斗争非常激烈，就连苏联入侵阿富汗这样对伊朗安全大有影响的事件也没使其停止，被各派力量利用的美国人质危机直到两伊开战后才得以解决，不过伊朗却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西方对伊朗实施了严厉的经济制裁和武器禁运，致使伊朗的战争能力大大受限。在巴尼萨德尔时期，伊斯兰势力对权力的渴望更加急迫，到1981年，他们认为自己走向前台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就把巴尼萨德尔赶下台，伊斯兰势力终掌大权。
    三、伊朗外交的困境
　　伊斯兰势力走上权力前台后，伊朗政局并没有趋向团结。霍梅尼时期，派别斗争在伊朗政治中非常明显。在伊斯兰势力内部，存在着激进的和温和的两大派力量，激进派以阿亚图拉③蒙塔泽里为代表，这一派对美国毫不妥协，坚决主张大规模地输出革命，为此不惜向黎巴嫩等地派出人员积极鼓动当地的穆斯林进行伊斯兰革命。温和派以哈梅内依和拉夫桑贾尼为代表，他们主张在输出革命时要谨慎行事，国家的首要任务是巩固新政权，应付与伊拉克的战争，为此在国际社会不能树敌太多。激进派与温和派纷争不休，给伊朗的对外政策造成很大困难。
    不过这一时期派别斗争虽然较为突出，但很少有某一派别能取得绝对优势，因为霍梅尼在两派之间总是扮演“调节器”的角色，以防某一派独享大权，他的这一策略使得伊朗的内政外交都深受其害：混乱且缺乏连贯。而且由于政治斗争十分激烈，伊朗出现了政出多门的情况，例如在对待美国人质危机问题上，巴扎尔甘和巴尼萨德尔的态度是倾向尽快和平的解决，但霍梅尼及一些激进势力却不愿如此；1982年以色列侵入黎巴嫩后，阿亚图拉蒙塔泽里的儿子鼓动了一些伊朗人进入黎巴嫩与以色列作战，但政府却无意这样做。毫无休止的内部纷争使伊朗本因革命和战争而造成的外交危机趋向尖锐化。
    首先看伊朗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因为输出革命和两伊战争的影响，伊朗与大多数阿拉伯国家关系多有龌龊。其中最引人关注的就是两伊关系。70年代末，两大政治强人霍梅尼、萨达姆在伊朗、伊拉克相继登台执政，霍、萨是两个思想完全不同的人。霍梅尼是位热情的泛伊斯兰主义者，他强烈反对民族主义，坚决主张全世界穆斯林在伊斯兰教的旗帜下团结起来，建立统一的伊斯兰实体，实现伊斯兰世界秩序；萨达姆则对民族主义情有独钟，在他看来，各阿拉伯国家只有以民族为纽带联合成一个国家，阿拉伯人的利益才能得到最好地保障。双方思想上的对立自然会造成实践上的冲突。在这一时期，两伊同具地区称霸之心，这也是双方关系恶化的一个重要原因。长期以来，伊朗一直自视为海湾领袖，到巴列维国王当政后期，随着经济与军事力量的增强，伊朗又开始向“地区警察”的地位挺进，在这一思想的支配下，巴列维国王强占了海湾原属阿拉伯人的三个岛屿，干涉了阿曼内乱，并且还与伊拉克展开了持续纷争。霍梅尼上台后，他大力输出革命，企图建立伊斯兰世界秩序，这是伊朗霸权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伊朗的这种种举动让伊拉克非常不满，1968年复兴党执政后，伊拉克一直宣称自己是阿拉伯世界的领袖，是阿拉伯事业的保护伞，把阿拉伯人的命运与自己牵连在一起。这样，在同一地区，一个要当霸主，一个要做领袖，对权力不可遏制地追求把两国推向了对抗的境地，并最终酿成了长达八年之久的两伊战争。
    伊斯兰革命后伊朗和沙特的关系也遇到很大的困难。沙特是伊斯兰教的诞生地和公认的盟主，但霍梅尼却不这样认为，在他看来，沙特的一切事务，当然也包括宗教事务，都受到了美国的干涉，沙特信奉的已不再是“真正的、穆罕默德的伊斯兰教”，而是“美国牌号的伊斯兰教”，“沙特阿拉伯的统治政权披着穆斯林的外衣，但实际上他们却代表着一种奢侈、轻浮和厚颜无耻的生活方式，他们从人民手中榨取财富后又肆意挥霍，他们整日沉湎于赌博、豪饮和狂欢作乐。”〔7〕(P24)为了解救沙特穆斯林，霍梅尼认为必须向沙特输出革命。在两伊战争中沙特和科威特等海湾君主国向伊拉克提供了数百亿美元的贷款或赠款，而且还帮助伊拉克出口石油和进口货物，这更加剧了伊朗与海湾诸国特别是与沙特的关系劣度。
    这一时期伊朗与埃及的关系也不理想。伊斯兰革命彻底改变了伊朗的外交方向，反西方成为它的一个外交原则，这样，亲近西方的埃及就被霍梅尼指责为“穆斯林事业的背叛者”。伊朗革命成功后萨达特欢迎流亡的巴列维国王到埃及也让霍梅尼十分不满。另外，埃及历来是宗教行动主义的温床，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引发的席卷中东乃至整个伊斯兰世界的伊斯兰潮在埃及也得了响应，引起许多伊斯兰学者的共鸣。〔2〕(P166-169)萨达特政府对局势的发展深感不安，指责伊朗要把霍梅尼塑造为“假伊斯兰教和邪恶”的鼓吹者，伊朗则呼吁亲美的萨达特下台。伊埃交恶日甚，最终于1979年4月断交。两伊战争又加剧了伊朗与埃及的不和。
    与以色列在1979年签订了和约后，埃及在阿拉伯世界处于孤立地位，为了重返阿拉伯大家庭，摆脱外交的孤立，埃及必须要顺应大多阿拉伯国家的意志，在两伊战争中支持伊拉克，这不可避免的会恶化它与伊朗的关系。
    再看伊朗与西方、苏联的关系。因为伊斯兰共和国鼓吹伊斯兰革命和强烈反对美国等西方国家，革命后的伊朗不仅遭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敌视，而且也引起苏联的憎恶，因为在苏联南部有大量不十分稳定的穆斯林居民，苏联担心伊朗革命浪潮会在他们中间引起反响，从而引发苏联的动荡。苏联对新生的伊斯兰共和国的不满还有一个原因：伊朗革命领导人对苏联入侵阿富汗提出严厉谴责。对美苏而言，如果伊朗在两伊战争中获胜，势必会威胁到自己的地缘政治地位和经济利益，若伊朗取胜也很可能会引起其它伊斯兰国家走伊朗革命的道路，因此，遏制伊朗，不仅仅是为了打压伊朗本身，也有警告其他伊斯兰激进势力的意图。〔8〕(preface)在两伊战争中，美国等西方国家在援助伊拉克的同时对伊朗实施了武器禁运，对伊朗更为不力的是，美国军事力量还直接进入海湾地区，不仅为帮助伊拉克的科威特船只保驾护航，而且还针对伊朗的一些目标采取军事行动。美国的军事介入彻底打消了伊朗的胜战念头。
    战争的困难以及各国普遍的敌视使得伊朗步履艰难，最终不得不在1988年接受两伊停火协议。不过停火后伊朗统治阶层的分歧扩大了，“由于未能打赢战争而引起的幻灭感，战争对经济实力的损耗，生活质量的总体下降，以及愈益增长的公众不满情绪———所有这一切都因为政府内部围绕国家重建和输出革命问题的思想分歧而加剧。”〔7〕(P150)统治阶层内的派别斗争在“拉什迪事件”④中再次突现，霍梅尼对拉什迪下达死亡令与其说是出于宗教感情的受辱，倒不如说是为平衡国内派别力量，其根本用意在于抑制温和的务实派，提升日渐失势的激进派，以此来恢复因两伊战争受挫而遭到损害的个人威望及重振出现动摇的伊斯兰革命精神。
    四、伊朗外交的逐步调整
　　国内外的困境迫使伊朗当权者对激进的外交政策做出一些调整。霍梅尼不仅是位教士，而且也是一位政治家，在面临困境时，霍梅尼也能因势做出一些政策调整。1984年10月，在温和派的推动下，霍梅尼针对外交问题做了一些新的指示，批评了先前与其它政府发展关系力度的不足，强调了与世界各国(以色列、美国、南非三国除外)保持外交关系的必要，他说若不如此，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只会自绝生路。在霍梅尼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当时的总统哈梅内依、议长拉夫桑贾尼、外长韦拉亚提等领导人在1984—1988年间造访日本、中国、非洲、东欧、西南欧等国家和地区，开创了伊朗外交的所谓“开放”阶段。〔5〕(P115)霍梅尼的灵活性还表现在1988年无条件接受联合国安理会598号决议，宣布与伊拉克停火。
    接受598号决议为伊朗开启了与邻国改善关系的大门。停火伊始，伊朗就与一些阿拉伯国家展开了一系列外交活动：与科威特建立了外交联系，接待了到访的阿曼外长，并与阿曼建立了一个联合经济委员会以拓宽两国间的经济交流。到1988年底，伊朗已经和除沙特、伊拉克之外的所有海湾国家建立了正常关系。伊朗与沙特的关系也有了松动的迹象。1988年11月14日，伊朗副外长贝萨拉提说伊朗愿意与沙特协商以消除1987年朝圣悲剧⑤引发的“大误解”。沙特对此也做出积极响应，据报道法赫德国王曾下令让沙特电台、报纸停止攻击伊朗，并希望解决两国间存在的一切重大争端。〔9〕(P156)停战后两伊也在联合国的主持下进行了一系列的谈判，虽然进展缓慢，但两国终归走到了谈判桌前。
    在停战之后，伊朗与苏联的关系也有所改善。1989年2月，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访问伊朗并不同寻常的受到霍梅尼的接见，这至少证明霍梅尼对苏联还是抱有一些希望的。不过由于苏联事实上的分裂和衰落，它已不能向伊朗提供重建所需的足够资金和技术。这时伊朗温和派的外交重点是西欧。
    战后因为与美国改善关系无望，也由于国家重建的压力以及苏联的不可依靠，所以温和派对西欧国家展开了积极的外交活动。而对西欧国家来说，伊朗也具有非常大的吸引力：大规模的战后重建可以提供相当多的投资机会，丰富的石油、天然气资源又是西欧各国急需的商品，而且中东大多数国家都被纳入了美国的“势力范围”，西欧国家可以相对容易地进入反美的伊朗市场。在两伊战争结束之后的几年中，伊朗向西欧投资者提供了数个石油、天然气项目，每年对欧洲的出口额达170亿美元，进口则有120亿美元，从中不难看出伊朗与西欧的密切联系。不过伊欧间良好关系的发展被拉什迪事件所延缓，这一事件是伊斯兰激进派不满温和派得势的一种体现，它对温和派把伊朗融入国际社会的努力是一个极大的打击。不过这一后果到霍梅尼逝世后才显现出来。
    五、结语
    总体而言，霍梅尼时期的伊朗外交意识形态色彩比较浓厚的，也是比较混乱、困难的，这给新生的伊斯兰共和国的巩固和发展增加了许多障碍。霍梅尼时期的伊朗外交之所以会出现这些情况，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宗教因素。1979年伊朗革命是在伊斯兰教的旗帜下取得成功的。虽然古今中外打着宗教旗号进行起义、革命的事例有很多，但伊斯兰革命与它们有明显的不同：它不仅以宗教为旗号，而且还要建立伊斯兰政府，实现宗教人士对国家的治理。在当时的伊朗，教士的作用是无人可替代的，而入世的伊斯兰教自然就成为他们的救世良方，伊斯兰神权政体的建立也就不可避免。在教士眼中，异族的统治是绝对难以接受的，近代以来西方的侵略、二战后美国的大规模卷入都被教士视为是对伊斯兰教、对伊朗国家的侮辱，这也注定了革命成功后伊朗与西方关系的困难。在霍梅尼时期，伊斯兰势力中的温和派曾努力使伊朗外交走上正轨，但由于激进派的阻挠和霍梅尼本人的思想倾向，他们并没有获得成功。
    从本质上讲，霍梅尼的外交思想和策略是较为激进的。这也符合革命的发展规律，大多数的革命刚刚过后，内外政策往往表现的比较激进，与革命前相比有很大的跳跃性发展；然后因为内部的需要和外部的要求，激进的政策再慢慢缓和下来，逐渐步入正轨。伊朗革命也是如此，在霍梅尼之后，伊朗外交就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务实色彩。
    第二，国内因素。1979年革命的成功是伊朗各界在反国王的共同目标下取得的。巴列维国王的所谓现代化改革并不成功，受益群体很小，主要是王室成员、官员、与西方做生意的企业和商人以及一些投机商，而广大的农民、小手工业者、城市平民和大多数的教士都没有得到什么利益，不仅如此，他们还受到严重的通货膨胀之苦，因此，他们都聚集在伊斯兰教的旗帜下反对国王。但是在推翻国王政权后，他们之间的矛盾很快就显现出来，对权力的争夺也就不可避免，从而造成了伊朗政局的动荡不安，阻碍了伊朗外交的良性发展。在革命之后，伊朗政坛出现了“政出多门”现象，高高在上的霍梅尼在各派力量间的平衡措施也削弱了伊朗政治的连贯性，致使无法形成一个统一的决策群体，这也制约了政府的施政能力，使得伊斯兰温和势力把伊朗融入国际社会的努力一再受挫。
    第三，国际因素。在霍梅尼时期，伊朗的国际处境是相当恶劣的。冷战时期美苏两个超级大国虽然在很多问题上都针锋相对，但是在打压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一事上却找到了共同语言，作为一个新生的第三世界政权，伊斯兰共和国不得不直面两个超级大国的一致敌视，困难可想而知。而且，在伊斯兰共列以及美国的一些西方盟友。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中，饱受革命的动荡和战争的摧残的伊斯兰共和国当然会举步维艰，不管是在内政上还是在外交上。

《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

〔作者简介〕范鸿达(1974-)，男，山东聊城人，博士后，现就职于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主要从事国际关系、中东政治和伊斯兰问题的研究与教学。

〔基本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美国的伊朗政策研究(05JCGJW010)

〔注释〕
①在二战结束之际及其后，苏联让伊朗的不安之举有制造阿塞拜疆危机、扶植伊朗的分裂势力对抗伊政府、不按时间表从伊朗撤军等。
②近代以来，伊朗常常是面临两个国家的同时侵略，比如从19世纪到20世纪上半期的英、俄(苏)，为了在两个国家的夹击下获得一定的活动自由，伊朗统治者时常再与另外一个强国加强联系，以使得那两个侵略国不得不考虑伊朗的要求，这就是伊朗外交的“第三国策略”。德国、美国都曾被伊朗当作第三国而交好。
③伊斯兰教什叶派中的一个高级头衔，拥有这个头衔的是学识渊博、德高望重的宗教人士。
④这一事件由英国作家拉什迪的小说《撒旦诗篇》引起，各地穆斯林认为这本书侮辱了伊斯兰教及其先知，强烈呼吁禁止销售并销毁此书。1989年初，霍梅尼发布了判处拉什迪死刑且号召各地穆斯林追杀他的“宗教敕令”，从而引发了一场伊朗和英国及整个西欧的外交危机。
⑤在穆斯林到麦加朝圣一事上，霍梅尼与沙特方面有不同意见。霍梅尼等伊朗宗教人士认为朝圣是穆斯林的大聚会，可以谈论包括政治问题在内的一切有关伊斯兰的问题，他们认为朝圣本身也是一个政治行动。但是沙特方面认为朝圣中，伊朗朝圣者在麦加举行反对美国、以色列的大游行，沙特出动警察部队进行了镇压，造成数百名伊朗朝圣者伤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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