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1905年废除科举后，如何确立读书人在现代社会新的角色与身份，成为走出科举时代学人思虑的焦点。这集中呈现于知识分子建构“学术社会”的理想上。30年代聚集于《独立评论》的一群学人，其学术活动及介入公众事务所形成的“权势网络”，表明读书人力图通过重建知识的庄严，重新确立读书人在现代社会的位置。在此过程中知识分子衍生的“精英意识”，筑起了一张公开的与潜在的“权势网络”，从而导致读书人新的角色与身份具有很强的“依附性”。
关键词：“学术社会”　“权势网络”　身份认同　公众事务　《独立评论》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论及中国知识分子时，语出《左传》这句话，娴熟历史的毛泽东最乐道之。不管怎样，我们都得承认，“毛”、“皮”之辩证，点出了与知识分子命运攸关的问题，也当成为思考由“士”向“知识分子”转型的着眼点。1905年废除科举，是一段历史的终结，实际上从根本上摧毁了“士”这一阶层。但读书人还在，于是如何确立在现代社会新的角色与身份，不可避免成为走出科举时代的学人思虑的焦点。1927年6月，当王国维自沉于颐和园，顾颉刚就有谁害死了王国维的追问。而悼文结尾所做评断，实可看做当时考量读书人命运的基本视野：“国家没有专门研究学问的机关害死了王国维！我们应该建设专门研究的机关。士大夫阶级的架子害死了王国维！我们应该打倒士大夫阶级！我们不是士大夫！我们都是民众！”^{顾颉刚：《悼王静安先生》，《文学周报》第5卷第1期(1928年)。}
　　关于“士”与“知识分子”，已是毫不新鲜的话题，然而涉及现代中国读书人对新的角色与身份的寻求，有关的文字并不多见^{美国学者施耐德(Laurence A Schneider)曾以顾颉刚为例，论及现代中国知识界在寻求新的角色与身份时产生的种种焦虑。参见施耐德《顾颉刚与中国新史学——民族主义与取代中国传统方案的探索》，(梅寅生译，台北华世出版社，1984年)。本文交替使用“读书人”、“学人”及“知识分子”等术语，也与笔者倾向于将知识分子视为一个相对的“未定项”有关。而选择《独立评论》一群人进行讨论，则希望在较少歧异的前提下，对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所“呈现”的角色与身份，有更好的认知。有关这一问题，可参见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自序”第1—11页。此外萧邦奇(R.Keith Schoppa)则通过描述浙江精英沈定一(玄庐)在三个不同场域的活动，剖析其由此形成的复杂的个人身份和社会网络。参见萧邦奇《血路——革命中国中的沈定一(玄庐)传奇》(周武彪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在我看来，肇端于20世纪初年对读书人新的角色与身份的探索，在30年代前后有了初步结果，且部分呈现于知识分子建构“学术社会”的理想上。“学术社会”来自读书人的自诩，简言之，是要在转型社会重建知识的庄严，让“学术”构成未来社会的重心，同时重新确立读书人的位置。因此，分析“学术社会”的建构，或许可以换一个侧面更好认知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审视由“士”向“知识分子”的转型。当然这样一个涉及面极广的课题，非一篇文章所能包容。笔者拟以30年代聚集于《独立评论》杂志的一群学人为中心，期望通过分析他们的学术活动以及介入公众事务所形成的“权势网络”，对这一问题提供一些粗浅的看法。
　　一群读书人与他们的多重身份
　　《独立评论》创刊于1932年5月22日，1937年7月25日出完第244期后停刊。不难看出，该刊缘起九一八事变，是国难之际身处北京的知识分子认为还可以为国家尽一点点力的一件工作。初期社员包括胡适(主编)、丁文江、蒋廷黻(二人助编)、傅斯年、任鸿隽、陈衡哲、翁文灏、吴景超，以及负责编务的竹?生、罗尔纲、章希吕，后又补充了陈之迈、张奚若、^{何廉、周炳琳、周诒春等新社员。只是为聚餐谈话方便，社员人数始终限制在十二三人何廉、周炳琳、周诒春三人作为《独立评论》社员，以往研究该杂志的论著都没有注意到，但从胡适的日记可以判明他们这一身份。参见《胡适的日记》(手稿本)(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0年)第11册，1934年3月2日、5月4日；第12册，1935年12月15日。}。与现代中国许多刊物一样，《独立评论》也非敝帚自珍式的同人刊物，照胡适统计，总计244期共发表文章?1 309?篇，其中55％以上是社外来稿。因此，正式社员之外，这里把陶希圣、汪敬熙、萧公权、陈岱孙、顾毓　?、吴宪、张忠绂、徐炳昶、张佛泉、陈序经、董时进、郑林庄等在该刊撰稿10篇以上者，也列为考察对象^{陈仪深：《〈独立评论〉的民主思想》，(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9年，第6—17页。需要说明的是，在《独立评论》撰稿10篇以上者还有署名“寿生”的一位作者，具体情况不详，只知其为北京大学旁听生，故不列入。}。
　　选择30年代极有影响的《独立评论》，意在通过聚集于此的知识分子，分析现代中国读书人新的角色与身份。这里列出这些读书人的教育背景、本职工作、学术活动，以及对公众事务的参与和对实际政治的介入，即是希望这些读书人的角色与身份得以“呈现”^{表格根据上述人物的传记资料制作而成，为便于说明问题，各项的时间跨度稍有区别。“本职工作”是指创办《独立评论》期间的主要工作；“学术活动”与“创办刊物”包括在此前后的情况；“政治活动”主要是指抗战期间的“出山”。}(见第35—36页表)。

　　

　　聚集于《独立评论》的知识分子，展现了现代读书人新的角色和身份。这些人的教育背景、任职情况、学术活动、办刊经历及政治活动，“呈现”的是读书人多姿多彩的生活。看得出，进入20世纪的中国读书人，其上层人士往往是那些留学欧美的学者，他们确立了在高等学府或研究机构的职业身份；其声名之显赫，往往表现在对为数不多的学术基金会的掌控上。除相聚于学术重镇，他们还通过创办刊物的形式聚集起来，表达对公共事务的见解。在此过程中，一些人由于种种机缘还直接进入实际政治。王凡森在一篇文字中曾提到，在现代中国特殊的条件下，成为“学阀”或“学霸”必须有学术以外的网络，绵密的政府关系，同时与仅有的一些基金会如中基会及英庚款委员会，保持密切的联系^{王凡森：《读傅斯年档案札记》，《当代》(台北)第116期(1995年)。}。聚集于《独立评论》的一群读书人正展示了现代中国的“学阀”所确立的新的角色与身份，这是走出科举时代的读书人在20世纪努力的结晶，换言之，正是那一代读书人建构“学术社会”的结果。然仅此而言，并不能回答由“士”向“知识分子”转型所涉及的诸多问题，还有必要进一步追问，新的角色与身份是如何形成的，尤其是读书人在并非单一的角色与身份交织下，又确立了怎样的社会位置。
　　
　　“我们应该努力做学阀”
　　
　　如果丢一块石子在一池止水的中央，一圈又一圈的微波就会荡漾开来，而且越漾越远，越漾越大。今天看来，蒋梦麟将蔡元培入长北京大学喻为“在静水中投下知识革命之石”，再贴切不过^{蒋梦麟：《西潮》，(台北)业强出版社，1991年，第120—121页。}。在就任北大校长的演说中，蔡元培是这样表示的：“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他反复告诫学生，大学不同于专门学校，学生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如果欲达做官发财之目的，则另有不少专门学校，又何必来此大学^{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高叔平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中华书局，1984年，第5页。}。很难说一开始蔡元培就能完全把握大学教育之舵，但他力图将大学由追逐高官厚禄的名利场，转变为研究高深学问的殿堂，无疑是读书人为寻求新的角色与身份迈出的最为重要的一步。而胡适归国后抱定“二十年不谈政治，要为中国的政治变革奠定思想文化的基础”，不只是其个人看法，蔡也专心于此，并成为其开启大学教育理想之门的重要动力。在履任北大校长后不久给汪精卫信中，他就明确表示：“在弟观察，吾人苟切实从教育入手，未尝不可使吾国转危为安……弟进京后，受各政团招待时，竟老实揭出不涉政界之决心”^{蔡元培：《致汪兆铭函》，1917年3月15日，《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26页。}。
　　蔡元培投下知识革命之石，就会有反响。如何使大学成为高深学问研究之场所，成为那一代读书人努力的方向。蔡元培入长北大后，即将大学定位于“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遂采取“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办学方针，为北大网罗不少专心向学且学有所长之士，使北大很快成为中国学术之重镇。然而，对于北大的学术成就在当时即有保留的看法，王世杰就曾讲过，“用普通教育的眼光，去评量当时的北大，北大的成就，诚然不算特别优异。从思想的革命方面去评量北大，北大的成就，不是当时任何学校所能比拟，也不是中国历史上任何学府能比拟的”^{王世杰：《追忆蔡元培》，陈平原、郑勇编《追忆蔡元培》，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第80页。}。鲁迅1925年撰文评述蔡元培入长北大以来的成绩也认为，“第一，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第二，北大是常与黑暗势力抗战的”^{鲁迅：《我观北大》，《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第157—158页。}。同样是肯定北大在思想革命方面的作用，而不及于学术。因此，尽管北大作为中国最高学府已是不容置喙，但读书人对于北大学术水准之堪忧，却有相当的自觉，所虑及的仍是如何使北大有进一步提高。1920年开学典礼上，胡适就耐人寻味地表示，北京大学这些年总算挂着“新思潮先驱”、“新文化中心”招牌，但面对学术界大破产的现象，我们应该感到惭愧；北大同人更应该从浅薄的“传播”事业，向“提高”的研究功夫回归^{胡适：《提高和普及》，《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9月18日。}。言下之意，北大应该致力于“提高”而非“普及”，因为北大的学术水准远没有资格谈“普及”。到下一年开学典礼，胡适发表演说，中心意旨仍是“提高”。还特别提到，人家骂我们是学阀，其实“学阀”有何妨？“我们应该努力做学阀！学阀之中还要有一个最高的学阀！”^{《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2册，1921年10月11日。}
　　“我们应该努力做学阀！”真是一句掷地有声的豪言。这席话放在反对“学术权霸”硝烟四起的今天，听起来多少有些不那么入耳，但在那个年代，这并非当时还是学术新锐的胡适口无遮拦，而是代表着知识圈普遍的见解。现代中国教育界另一位风云人物梅贻琦，1931年就任清华大学校长时，也仿孟子所说的“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留下一句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梅贻琦：《就职演说》，《清华大学校刊》第341号(1931年12月4日)。}同样强调清华的学术研究应向高深专精方面去做。事实上，这种力图通过培育“知识精英”扭转社会风气的意识，不单萌生于五四时期教育界的领衔人物，通过他们还传递到新一代知识青年。
　　由北京大学学生发起成立的新潮社及创办的《新潮》杂志，是新文化运动引人瞩目的一个“亮点”，而这一群体在五四运动后集体“出走”，更构成五四一道独特景观。正像1919年冬天傅斯年在赴英船上所表达的：“我这次往欧洲去奢望甚多，一句话说，澄清思想中的纠缠，炼成一个可以自己信赖的我。”其心路历程也构成《新潮》学生群走向的一个缩影。身处中国最高学府，老师辈关于大学教育的理想已深植于心，“期之以十年，则今日之大学，固来日中国一切新学术之策源地；而大学之思潮，未必不可普遍于国中，影响无量。”同时也把学术的建构作为支撑大学理想的重要环节，冀望其同道“切实的求学”，“毕业后再到外国去”，“非到三十岁不在社会服务”^{傅斯年：《〈新潮〉发刊趣旨书》，《新潮》第1卷第1号(1919年1月1日)。}。傅斯年本人也正是在其事业如日中天之际，远涉欧洲，先在伦敦大学师从实验心理学大师斯皮尔曼(Charles E.Spearman)，对弗洛伊德学说倾注了大量精力，受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相对论、普朗克(Max Planck)量子论的吸引，1923年又转到柏林大学。在广泛涉猎西方学术基础上，傅斯年已然“要把金针度于人”，“我们现在必须把欧洲的历史作我们的历史，欧洲的遗传作我们的遗传，欧洲的心术作我们的心术。这个叫做‘螟蛉有子，蜾蠃负之’，就是说，欧洲人有文明，我们负来。假如我们不这样干，结果却也是一个‘螟蛉有子，蜾蠃负之’，就是说，我们有土地，欧美人负去。”^{王凡森、杜正胜编《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台北)傅斯年先生百龄纪念筹备会，1995年，第85、56页。}归国途中这席话，已显出欲创建一流学术，与欧洲汉学争胜的宏愿。
　　傅斯年1926年底归国，应聘为广州中山大学教授。正是在这里，迈出了与其毕生志业密切相关的步伐。1927年8月，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创立。未几，《中华民国大学院中央研究院组织条例》通过，确定中央研究院为国家最高科学研究机构，并举蔡元培为院长。嗅觉敏锐的傅斯年捕捉到这一消息，急速赶往上海，说服蔡元培，“借用在广州之语言研究所已成就及将建设者，以成中央研究院之语言历史研究所”。1928年10月，历史语言研究所正式成立，同时创办《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从傅斯年所写《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来看，他致力于发掘新问题、搜罗新材料、使用新方法，使科学的东方学正统在中国建立起来。“历史学和语言学之发达，自然于教育上有相当的关系，但这都不见得即是什么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只要有十几个书院的学究，肯把他们的一生消耗到这些不生利的事物上，也就足以点缀国家之崇高学术了。”^{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卷第1期(1928年)。}一开始就表明，办史语所是力求专精，以提升中国学术的品质；原本即是少数人的事，自然也用不着去引诱别人也好这个。而正是傅斯年、陈寅恪、李济和赵元任这批学术精英聚集在一起，形成一个“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学术团队，展开了中国新学术的旅程，使史语所成为20世纪中国人文新学术的重镇^{杜正胜：《无中生有的志业——傅斯年的史学革命与史语所的创立》，杜正胜、王凡森编《新学术之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纪念文集》，台北中研院史语所，1998年，第1—41页。}。
　　傅斯年与史语所，只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催生与培育新学术的缩影。这种理想已完全植根于那一代读书人，不单是学界的领衔人物以及长期执掌重要学术部门的蔡元培、胡适、傅斯年等认同于此，纯粹具有学者气象的顾颉刚，也以此为学术之方向。1926年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中，他就表达了对尊重学问与方法的“学术社会”的期许，力图在轻忽学问的中国社会用热情“打出一个学问的地位来”^{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古史辨》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103页。}。1929年在为《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年报》作序时，则正式点出那一代读书人建构“学术社会”的理想与用心，“我们这班人受了来自西方传来的科学教育，激起我们对于学问的认识，再耐不住不用求知的精神，在中国建设一个学术社会了。在这个学术社会中，不但要创建中国向来极缺乏的自然科学，还要把中国向来号称材料最富研究最深的社会科学(历史学在内)和语言文字学重新建设过。这是把中国昔日的学术范围和治学方法根本打破、根本换过的；这是知识上思想上的一种彻底的改革。”^{顾潮编《顾颉刚年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169页。}
　　“我们要努力做学阀”浓缩了那一代读书人对学术的理想，那就是希望中国产生专心于学问之人，若干年之后，他们逐渐形成社会重心，则不但可以转移社会风尚，中国在知识上也可与西方相抗衡。事实上自19世纪以来即有许多读书人关切中国失去社会重心的问题，龚自珍道光年间已指出中国社会重心有自京师向山林转移的趋向，京师贫且贱，“古先册书，圣智心肝，不留京师”，结果“豪杰轻量京师”，“山中之势重矣”^{龚自珍：《尊隐》，《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86—88页。}。章太炎1918年也表示，民国成立以来尚未能建立起作为“中坚主干”的“社会重心”，近世所谓伟人，不过侥幸而成伟人之名。“六、七年来所见国中人物，皆暴起一时，小成即堕”，“一国人物，未有可保五年之人，而中坚主干之位遂虚矣”^{谢任甫：《章太炎先生佚文》，《历史知识》1984年第1期。}。1932年胡适撰文检讨中国民族自救运动的失败，也集中表达了这样一层意思，中国这六七十年所以一事无成，一切工作都成虚掷而不能永久，只是因为“我们把六七十年的光阴抛掷在寻求一个社会重心而终不可得”。帝制时代的重心当在帝室，但经过太平天国早已失去政治重心的资格。自此以后，无论是“中兴”将相、戊戌维新领袖还是后来的国民党，都曾努力于造成新的社会重心，然而往往只一两年或三五年，又渐渐失去做社会重心的资格了^{胡适：《惨痛的回忆与反省》，《独立评论》第18号(1932年9月18日)。}。研究者也注意到近代中国失去重心的这一现象，并将此纳入中国社会发展的内在理路及西潮冲击之下整个近代中国的巨变这一纵横大框架中，进行了深入探讨，揭示了思想权势转移与社会权势转移的伴生性^{罗志田：《失去重心的近代中国：清末民初思想权势与社会权势的转移及其互动关系》，收入氏著《民族主义与近代中国思想》，(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8年，第149—192页。}。
　　胡适勾画这六七十年追求社会重心而终不可得的历史，并以此作为中国最突出的问题，对于理解20世纪中国读书人的工作相当重要。显而易见，胡适试图表明，他与他的朋友们为之奋斗的，正是努力用人功去创造一个“社会重心”。傅斯年在悼念丁文江的文字中也写道：“丁在君是‘近代化中国’的大队中最有才气的前驱。中国若有这样人二十个，又都在扼要适宜的地位，二十年后，我们庶几可以成第一等的近代国家了。”?^{傅斯年：《我所认识的丁文江先生》，收入胡适等著《丁文江这个人》，?(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9年，第22页。}必须承认，乍看只是少数人的努力，收获却是令人啧啧称奇的，尤其使中国的学术样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1905年科举废止前后，以新学名义散布的现代型知识，就已在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诸多领域扮演着救世角色，其中我们也看到最具轰动性的一幕，继传教士带来的“科学”破除诸如“天圆地方”之类的天下观后，古史辨运动的兴起，以往构成中国社会合法性论证重要基石的“黄金三代”观念，也被根本颠覆^{参见王凡森《古史辨运动的兴起——一个思想史的分析》(台北允晨出版公司，1987年)、章清《近代中国留学生发言位置转换的学术意义——兼论近代中国学术样式的转型》(《历史研究》1996年第4期)。}。而经历这样的扫荡与破坏，学术重建的工作也慢慢长出果实，这个果实即如钱穆所说的，“30年代的中国学术界已酝酿出一种客观的标准”^{余英时：《犹记风吹水上鳞》，收入氏著《钱穆与中国文化》，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第15页。}。所谓客观标准，不只是突破原来讲究“师门”与“家法”的现代学科得以确立，相关的学术机构与学科共同体也建立起来。事实上，单是聚集于《独立评论》的知识分子，就展现了中国读书人开拓新的学术疆域的群像：且不说胡适与傅斯年在文史领域的“旧域维新”，丁文江与翁文灏在中国地质学领地的“开拓方来”，汪敬熙与中国的心理学，吴宪与中国的生物化学，顾毓　?与中国的工程学，陈岱孙与中国的经济学，以及萧公权、周炳琳、张奚若、张佛泉等与中国的政治学、法学，亦都有奠基意义。他们中不少人在中央研究院设立的全国最高学术评议机关(评议会)任评议员，担纲各研究所负责人，以后又被举为中央研究院院士，既是对其学术成就的充分肯定，同时表明他们对于规划中国学术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发言权。
　　
　　推动学术事业的展开
　　
　　重建“知识的庄严”，构成了中国读书人寻求新的身份认同的第一步。这是旨在突破传统读书人“学而优则仕”的樊笼，也反映出新一代读书人对“士大夫”角色的轻视。但是这种着眼于“破”的信条，并不能完全解决读书人新的角色与身份。既确立学术作为一种职业的新型理念，进一步的，还须考虑在现代社会如何推动学术的发展。在有关18世纪考据学学术话语的研究中，艾尔曼(Benjamin A Elman)已揭示出民间资源对形成江南学术共同体、导致清代学术向职业化研究方向转变的突出意义^{艾尔曼：《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赵刚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那么，推动现代中国学术发展的资源状况又如何呢？前面的列表注明了周诒春、丁文江、胡适、任鸿隽、翁文灏为中基会董事，这是现代中国读书人新的身份的重要标志。他们在基金会的活动也表明，如何保证基金会的独立运作，成为新时期读书人虑及的焦点；而掌握了学术资源的读书人，能够按照自己的理想营造学术的事业，并驾驭学问之舟于惊涛骇浪之中。
　　中基会全称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The China Foundation for Promotion of Education and Culture)，成立于1924年9月，其职责是负责接收与管理美国第二次退还的庚款余额，运用此一款项促进中国的教育文化事业。董事会由15人组成(中方10人，美方5人)，按照章程，最初的董事由中国政府派定，第三届年会时以抽签决定任期，此后每3年有董事3人任满，由董事会自行选举继任董事。国民政府成立后，由于初任董事主要由北洋政府官员和教育界人士构成，缺乏与南京方面有密切联系的成员，如何改组，很快提到议事日程。1928年7月下旬，国府会议通过蔡元培提出的改组中基会案，决定任命胡适、赵元任、翁文灏、蒋梦麟、蔡元培、汪精卫、伍朝枢、施肇基、李石曾、孙科、司徒雷登、贝克、贝诺德、孟禄、顾临等为董事，同时修正中基会章程，主要将“董事由大总统任命，以后缺出由董事会自选继任董事”，改为董事任期满后“呈请国府另行任命”。这一改变颇为关键，缺额董事是否由董事会自行补选，关系到基金会人事上的主导权。由此也酿成一场风波，胡适等据理力争，以此作为中基会能否独立运作的关键。如论者所说，中基会的改组始终是政治干预的结果，只不过在改组过程中，董事们秉持的学术独立之理想得以坚持^{参见杨翠华《中基会对科学的赞助》(台北中研院近史所，1991年)第33、31页。}。虽然纷争不断，但中基会大体上能维持经费独立与行政自主，而读书人也因此借这笔每年约100万的款项，做了许多推动教育发展的事。其中蒋梦麟时期的北大，或许就是最大受益者。
　　此前曾三度代理北大校长职务的蒋梦麟1930年正式入长北大时，是颇为犹疑的，胡适一席话道出其中缘由：“他不肯回北大，是因为那个时候北平的高等教育已差不多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他回去也无法整顿北京大学。”^{胡适：《丁文江的传记》，《胡适作品集》，(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86年，第23集，第125—126页。}这个时候，读书人手中掌握的学术资源就显出意义来。最初是傅斯年与协和医院院长顾临(Roger S.Greene)找胡适商议，希望帮助蒋梦麟改革北大。1931年9月召开的中基会第五次常会，拟出具体方案，说明“为提倡学术研究起见”，在1931年至1935年5年期间，由中基会与北大每年各出资20万元，作为合作特别款项，用于设立北京大学研究教授、扩充图书仪器及其他相应设备。以下是5年间北大所聘请的研究教授：理学院17人：冯祖荀、王守竞、刘树杞、曾昭抡、许骧、汪敬熙、丁文江、李四光、江泽涵、萨本栋、谢家荣、张景钺、饶毓泰、朱物华、葛利普(A.W.Grabau)、斯柏纳(E.Sperner)、奥斯谷(A.W.Osgood)；文学院8人：汤用彤、陈受颐、周作人、刘复、徐志摩、张颐、梁实秋、叶公超；法学院4人：赵?搏、刘志?、张忠绂、吴定良。这个名单我们不会陌生，其中有9人于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相当于短短5年时间里，为北大引进近30位“院士”级学者，北大何愁不能中兴！所以后来蒋梦麟也深有感触地说：“从民国十九年到二十六年的七年内，我一直把握着北大之舵，竭智尽能，希望把这学问之舟平稳渡过中日冲突中的惊涛骇浪。在许多朋友协助之下，尤其是胡适之、丁在君和傅孟真，北大幸能平稳前进，仅仅偶尔调整帆篷而已。”^{蒋梦麟：《西潮》，第203—204页。}一度曾是革命活动和学生运动旋涡的北大，又逐渐成为学术中心。
　　蒋梦麟感叹自己驾驶学问之舟于惊涛骇浪之中，应该说，那个年代远不是收获的金秋，等待收成的希望是枉然的；作为读书人，更是遭逢一个混乱与恐惧的年代。1928年胡适应邀出席全国教育会议，曾说过这么一番话：政府希望学者们出来做建设的事业，这个担子我们不敢放弃，但同时我们对于政府也有三个要求：“第一，给我们钱；第二，给我们和平；第三，给我们一点点自由。”^{《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8册，1928年5月19日。}这已是读书人的苛求，是“黄金十年”才能给予读书人的奥援。然而透过读书人内心耸立起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丰碑，又令人感受到他们生命中迸发出的执著与勇气。从“学术社会”建构来说，这该是那个年代读书人最值得书写一笔的。特别是经历一场艰苦的抗战，更意味着读书人确立的学术理想，可以承受严峻的挑战。

到现在还只停留在毛的这个论断上，实在是太没有意义的研究。

毛的论断实质是要恢复历代中央皇朝的传统——读书人必须为朝廷效忠。可说他的前世朱元璋就专门规定过一个“寰中士夫不为君用”的死罪，来威吓一切打算隐居的读书人。

毛朝是从山上下来的，在这个过程中，这个生长中的皇朝专注于干部学校的设置，从而为不断扩大的统治区域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统治人才。当全面统治后，看到不是自己这个系统的读书人，就决心征服之，引用这个谚语来威胁。

做这样的研究需要的是横向与纵向的比较，比如印度的知识分子阶层情况，日本的知识分子阶层的情况，以及仔细分析近代读书人与古代士大夫的真正区别究竟是什么，不是简单的一个入世与出世的问题。

任何近代社会都有知识分子加入到政界的情况，因此做这样的研究需要的是仔细鉴别差别程度以及对于读书人的意义，尤其是读书人群体对于加入政界的自由度——入世与出世的自由转换问题。

这篇文章看看很宏大，但是缺乏宏大的视野以及论述的基石。作为博士生论文大概还可以过去，作为“著名学者”的名作就有点名不副实。

骄傲地介绍，俺老哥就是复旦的，属于名教授一个档次的，至少我认为应该这样拍他一哈。

——说起复旦历史系嗤之以鼻

这有点搞笑。

不过现在历史研究教学分工实在太细，有时确实会闹笑话。

大约7、8年前，香港的一个财团资助大陆青年学者去港大读博士。我的一位过去的学生、当时已经是同事，和一位历史系的青年女教师一起去北京面试。来面试的是港大历史系的，问了她一个问题：抗战时中国是何时向日本宣战的？那女教师答不上来，回来时在飞机上告诉了我这位小同事。

这位小同事一下飞机就到我那里，来考我这个题目。我告诉他是1941年12月的太平洋战争爆发时。他很得意的大大嘲笑了一回那历史系的。

不过当我问他：中国为什么这么晚宣战？他也想不出来，尽管他是学国际法出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