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钱文忠约在上海书城边上某宾馆，相比他常去的四季酒店，“这里的咖啡厅很差，比不上四季”，他随便叫了一杯咖啡，随后又点了一杯冰可乐。面前有几本书翻开着，“最近作研究要看的”，一支万宝龙笔搁在其间，很是惹眼。

　　第二天他就要去北京，一个月一次“录制《百家讲坛》的节目”。在他“嘴”上，玄奘既非小说《西游记》中那个懦弱的唐僧，更不是《大话西游》中那个唠叨的师傅，“玄奘取经之路，是一条由信念、坚持和智慧浇铸而成的求知之路”。节目从今年2月开始在央视播出，作为第一位登上《百家讲坛》的上海学者，钱文忠的表现不温不火，不急不躁，“《百家讲坛》的内容与我现在研究的中印交流史有明显的关联性，这是‘题中应有之义’，并没有额外占用我很多时间。”

　　今春开始，沪上传媒开始追踪这位略显神秘的学者，试图揭秘“《百家讲坛》首位上海名嘴”。而在几年前，他的“玩物哲学”已经引起《名牌》等杂志的注意，在复旦大学的教授中，他是一个特别的身影，以宝玑、大卫·杜夫、LV等名牌定义生活，“我喜欢它们精致雅洁，让我有称心如意的惬意感觉。”

　　采访前，照例收到钱文忠的短信：“稿子我要看过，您可以删，但不能加和改。”他说“你们媒体可怕”，反复关照“别太关注我”，还不时反问“干吗要采访我”却也无意坚决拒绝，提出约请，便爽快答应，由司机驾车送来。世面上流传了很多关于他的传闻，有些玄乎有些不敬，更因为上了《百家讲坛》，争议随之而来。对于如此诸种，他依旧一副严肃但可爱的表情，富态的脸上目光瞥来瞥去：“好多媒体乱写，我也不去多说。”采访过程中，他一再询问记者来自哪个学校、所学为何，冷不丁冒出一句：“你写这么多，你累不累呀！”

　　“教授玩家”钱文忠，在众人印象中是一个游走于学院与社会之间，轻松来去，决不让自己“累”的人。传说中，这位无锡钱家后人、中国仅有的几位梵文巴利文学者之一不常在学校出没，却常有有趣的段子在学生中流传；他的好朋友毛尖调侃他：“你如果电话打到市中心钱公馆，他可能刚回到浦东的行宫，再说，手头总有几个公司要他亲自料理，有几个拍卖行要光顾，还得在复旦上几门课，在北京主持几个研究所。”常常，看他一手搂着一包文件，顶在微挺的小肚子上，另一只手将手机拨通，司机便立即前来，旋即消失在跟前，怪不得毛尖还说他“神龙见首不见尾”。

　　接下来的事实便不是“传说”了：钱文忠是北大青鸟环宇独立非执行董事，但他要澄清：“独立董事不能拥有上市公司股权，这是常识。”他还是上海一家医疗器械公司的董事长和法人代表，不过“平时不太花时间管理，有一套严格的制度在运行，哪怕高层管理人员，一年也未必见得到我一次。我严格要求他们合法经营，如此而已”。他确实很忙，时间都用在会友聊天逛书店上，“有很多朋友，隔几天就有外地朋友来”。书房200多个平方米，晚间用于看书，做批注写札记乃至写信都用毛笔，所以有此传言：钱文忠每天晚上抄书。

　　“我没这么神秘。”钱文忠反复强调。当年届百岁的季羡林仍在病榻上坚持写作，1984年梵文巴利文班中唯一一名依然以此为志业的学生钱文忠，在复旦大学校园内，每年开设梵文巴利文课，“以待来者”。当年，他甫入大学便开始写作论文，大二便在《北京大学学刊》这样高规格的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诸多师长给予厚望，如今却未有一本专著问世，“真的可惜”。话题从他的经历，逐渐转向学术与时代这样宏大的问题。

　　《第一财经日报》：你是无锡钱家后人，这个家族曾经出过钱穆、钱钟书那样的学者，这对你是否有一定影响？

　　钱文忠：没有任何特别，我和他们的关系和大家一样，完全不会多什么。

　　我们家家教很严，有点老家庭的遗风吧。行为举止，包括吃相、站相、坐相啊，有很多规矩。

　　但恰恰在知性方面，我父母是一种非常开明的态度。这是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是你怎么对待长辈、怎么与人交往，有严格的要求；但在对知识的追求方面，我认为我的父母没有设定任何界限。

　　他们这一代人比较坎坷，很多都将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但我们这一代人的父母对待孩子和现在的父母不太一样。现在的父母希望孩子出人头地，而我们的父母更多希望他们的孩子不要遭受他们所受的苦难，如果你自己能够自立、能够平稳度过一生就很不错。所以，他们对我们的期望是一种类似于封闭的期望，希望你安全，而安全在当时就意味着封闭。

　　所以回过头想想，当时我们自己所做的事情，包括看书，都是趋向内在的。我平常的爱好主要是看书，从初中开始就买很多书。我买一些大人看的书，外国古典作品，不大看小孩子看的书。

　　《第一财经日报》：在与季羡林先生通信之前，你是否已经对印度文化有所了解？

　　钱文忠：当时关于印度文化的书不少，都是从俄文翻译过来的古代东方史、古代印度史等。

　　在此之前我已经对印度文化有特别的兴趣。当然，也不止对印度文化，我对那种稀奇古怪、离自己特别遥远的东西，一直有一种特别的兴趣。而且，从时间和空间的角度离我们越远越好。第二，我很早就有这种观念：学的东西一定要是自己真心喜爱的东西，而与现实社会中各种谋生手段、各种能带来世俗利益的东西最好离远一点。当然，古印度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第一财经日报》：1984年你所在的梵文巴利文班，除你之外都转行了，是否觉得可惜？

　　钱文忠：我们班很多人转行了，还有考空姐的、退学的。其实真的可惜。

　　梵文巴利文班上一次招生在1960年，这批学生毕业是1965年，他们经历了“文革”，在研究上还是往前走的。我觉得其中有问题：他们这一代学者，条件没有我们现在好，为什么能够做出那么多学术贡献？我们八十年代的学生，条件比他们好，为何全军覆没？我觉得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这是一个世俗的年代，它到底配不配有神秘的、超越的、本身没有任何实际效益的学问？

　　也就是说，学术和它的时代的关系，很复杂，“牛皮上长不出猪鬃”，鸡身上也长不出孔雀的翎毛。有些学问，可能一等几十年。季羡林先生、汤一介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黄宝生先生等，都曾对我给予很大希望，我也自诩不低，但为什么做不到？你能说这是我个人的问题吗？

　　《第一财经日报》：现代大学教育是否很难再培育基础学科的研究者？

　　钱文忠：像梵文巴利文这种专业的学者，并非一个现代大学体制能够培养。人文学科和现在这种大学体制好像存在着非常内在的紧张和冲突。它是非常个人化的、师徒传授的模式，它不可能批量生产，而这些学科也不需要很多人。我一直讲“守先待后”，守住前面传给我的，等待来者。守先我做到了，待后就很难说了，有太多不可知因素。

　　目前我还在坚守我的学问。在复旦，每年我都开梵文巴利文课。实际上我就是在等待。

　　一个人不可能将梵文巴利文研究当作终身职业，它只能是思想家马克思·韦伯所说的“志业”。大学教师是我的职业，梵文研究和印度学研究是我的志业。其中有很多区分。

　　《第一财经日报》：在这样的环境下，你自己是否能静下心来做学问？

　　钱文忠：我觉得还可以。我现在是不急不忙、慢悠悠地在做。我不需要梵文巴利文研究帮助我评职称。我大概是复旦大学很少的没有申请过任何科研经费和课题的老师。我从不期望这个志业能给我的职业带来什么好处。

　　《第一财经日报》：比较好的物质条件，确实给你的研究带来某种保障？

　　钱文忠：我想这是一种基础，陈寅恪也说过，你要自由，要独立，要有尊严，经济基础必不可少。

　　《第一财经日报》：在学术与生意之间，你更看重哪个？

　　钱文忠：学者和社会人两种身份，我想，社会人的角色是完全支持我的校园生活的。对我来说，我宁愿牺牲我的物质、我的时间，甚至牺牲身体的健康，但我绝不愿意牺牲我的志业，我绝不出卖我的志业。我能够走到今天，这个信念始终在支撑我。只有这样，才能保持一种独立性，保持一个自由的空间。我觉得我的社会人角色，对我作为校园人的角色是一种养护关系。我愿意用左手挣的钱养护我右手的事业，而我的左手不会对我的右手提出任何回报的要求。

　　我觉得这是一种牺牲。也许有人会讲：你可以两只手做学问啊！但我想这个问题是很可笑的，你会牺牲更多。

第一财经日报  罗敏

钱文忠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