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历史上都有“小人物”参与大事件的例证。清咸丰十年九月初五（公元1860年10月18日），侵占北京的英军第一师官兵，奉英专使额尔金伯爵（Lord Elgin）之命，纵火焚烧圆明园和清漪、静明、静宜三园，便属于十九世纪中外震惊的大事件。在这以前十二天里，圆明园等处已遭劫掠，首先动手抢劫满清皇帝累世长住的这些离宫别院所贮珍宝的，是法国侵略军，接着英国侵略军跟进，两军在大掠三天后退出，便有满汉匪徒闯进诸园哄抢并曾纵火。因而这座世界名园终于只剩残垣败基，祸首是英法联军，早被是外记载所证明。
    古怪是从清未民初以来，人们（当然是中国的若干文化人）追究火烧贺明园的所谓历史之谜，都好集于味说见其纪念亡友而写的《龚公襄传》。二文都不难得，而引者似乎都不曾一查原文。谭献为龚橙作传，用一个“挟”字，为亡友洗涮“汉奸”恶名，很合乎“为亲者讳”的儒家传统，却未必合乎历史实相。章太炎为谭献的入室弟子，也是龚橙的同乡，他从所谓的民族主义角度批评龚橙，述及龚橙既憎恶满清又为湘淮军借洋兵镇压太平军出力的政治摇摆，便较为平实。不妨具引拙编《章太炎全集》第三章内那段陈述如次：
    清道光时，有仁和龚橙。人传馆试《正大光明殿赋》，忘其韵，橙曰：“吾知之，‘长林丰草，禽兽居之’。”此其狂而时中者邪？后以汉文授夏礼，为谋主。圆明园之火，橙单骑先士卒，入取玉石重器以出。及清率乞西师陷苏、松，断洪氏下游，橙与有力焉。世皆多其奇气。观其入欧、满，一彼一此，坎廪以求逞，于中夏何有？
    关于英法联军由一八六零年十月六日开始劫掠圆明园，那过程及其前因后果，以编年史形式逐日凸显这段过程的，至今仍非郭廷以在一九三六年初刊的《近代中国史事日志》莫属。倘想借火烧圆明园事件做题目，何不一翻？免得说史开口便错。
    那么章太炎说龚橙与这件事的关系可信吗？又可信又不可信。
    所谓龚橙以汉文巴夏礼，“为谋主”，便表明章太炎犯了双重过错。第一是张冠李戴。巴夏礼曾任上海英领馆翻译，却在清咸丰六年“亚罗号”事件发生时，已任英国驻广州领事，直到咸丰十年六月初二（公元1860年7月19日）才以英使参赞身份离穗赴津。龚橙从未到过广州，约在咸丰十年初寄寓上海，并由英使馆的参赞威妥玛（Thoms Wade）聘做“记室”即书记，协助威妥玛推行中文译员训练计划。章太炎让龚橙给从未谋面的巴夏礼教授汉文，岂非误记？第二是言过其实。同年五月十七日（公元1860年7月4日），英专使额尔金离沪赴津，威妥玛带龚橙同行，有王韬日记可证。巴夏礼随后抵天津，在英法联军中，作为英方代表与清廷钦差大臣谈判。由于龚橙年轻时随父龚自珍多年，颇知朝中权力运作内情，因而巴夏礼就谈判问题，向威妥玛的这位私人书记作过咨询，是可能的。但就他“为谋主”，却显然高估了龚橙的作用，表明章太炎不了解英国人虽然于利用被征服民族的士绅，却从来自行其是，怎会偏听一名只是监生的中国人的意见来决定如何与清廷讨价还价的大计？
    再说额尔金决定焚烧圆明园，是英法联军侵占北京的那段过程的尾声，而非开端。章太炎的陈述，透露龚橙也许通过威妥玛，得知额尔金已派英军纵火，于是抢先一步单骑驰往园内，捞了一把火把。措辞也很有趣，说龚橙捞的是“玉石重器”，表明那是不识货的法英官与满汉匪的劫馀的若干文物，而“单骑”云者，又暗不龚橙所捞之物，即精品也数量不多。在这一点上，显章太炎述史颇谨慎。
    怎么见得？章太炎如此说，反证他怀疑清未龚橙辨护的一则传闻。即英国焚圆明园，出于龚橙的建设，目的在于解化洋人的愤怒，保全京城生灵。此说首发于谭献《龚公襄传》，继由《国粹学报》主编邓实，予以明说：“孝拱尝引英兵烧圆明园的，世人多以此短之：然孝拱自谓实奇计，其保全为益多也。”（《龚定庵别集诗词定本序》，作于清亡前夕。民初傅增湘重述此说，却隐讳引自邓实。）龚橙好吹，因而谭献、邓实可能都上了他“口述历史”之当。章太炎必曾闻谭献述此传说，却在重订《訄书》时不取，何故？待考。
    章太炎既不否定龚橙在英军焚圆明园那天先抢捞了一把，却强调这是龚橙“坎廪以求逞”的首例。就是说龚橙的“奇气”，不过彰显他急于改变晦气，因而他忽而随英人打满清，忽又助满清借洋兵灭太平天边，正说明他并没有“光复”中夏的意识。
    可以看出，章太炎不否认龚橙与英军焚圆明园有牵连，却指出牵连只发生在事件的结尾，而且只是在火中取粟的个人行为，其实也含蓄地否人了龚橙乃献策并引导英军纵火的传闻。这是不是表明好讲“征信”的章太炎，已注意到当年额尔金决定焚烧圆明园别有隐衷呢？这里不拟推论，但当年额尔金的确另有焦虑。那就是需要表明他已经报处长咸丰帝制造的绑架虐杀英法人质事件。
    清咸丰十年7月下旬，英法联军屡败清军，兵临通州。被吓慌了的皇帝，扬言御驾亲征
，但又同意英使入京换约，却随即提出英法臣亲递国书，需行跪之礼。试想当年马戛尔尼
使华，觐见乾隆帝，尚且只有肯屈一膝，如今联军胜券在握，其使节岂肯向匍匐称臣？就在巴夏礼、巴士达愤怒而中止谈判，策马回营的当天即八月初四（9月18日），载坦立即公布皇帝宣示逆反的复状的诏书，并遵皇帝密谕，命僧格林沁派兵截拿巴夏礼等。
    显然英法联军头目，没有料到清帝居然会不顾国际公法，甚至不顾两国相争，不斩来使，的传统竟在兵败如山倒之际，用偷袭手段，绑架邀人通州进行停战谈判 的外交使节和随团采方的《泰晤士报》等记者一行三十九人，内英人二十六人、法人十名，送往京师刑部，关进天牢。次日威妥玛就赶到通州，要求清廷解放人质。再过二天（八月初七），联军得知已有三名人质被清帅军死，立即进攻北京。清军三部全线溃败，胜保也被法军枪伤。皇帝再次显示英明，当天任命皇弟亲王为新钦差大臣督办和局，并命僧格林停战。他自己呢？次晨（八月初八）便扔下圆明园忘记带上他的后妃和宠臣，却似乎忘记交代被锁在天牢里的人质如何处理。谁都知道满清的刑部监狱多么可怕，由皇帝钦命锁禁的囚犯，每日少挨几顿拷打，就算是幸运的。那班英法外交官员，那班英法“无冕之王”，被投入比但丁《神曲》描绘的地狱还要恐怖的大清天牢，经受煎熬，不经炼狱便超升天国，不待说大有人在。
    因此，当法军英军相继劫掠圆明园而亲王等逃往芦勾桥的次日（八月四日），留京王大臣放巴夏礼等八人，再到他们开门揖盗而联军入京后，人质全总部获得自由，生还者只有十九人，就是说在短短的二十五天里，除胜保残杀的三人外，又有十七人在天牢中被送往天国，可见天子没有白用天吏。
    额尔金闻知人已死去太半，首先死于天牢的竟是《泰晤士报》记者。他意识到麻烦来了，还用说吗？用为英内阁任命的对华战争全权专使，额尔金没能保护新闻界著名记者的生命，他怎么向女王政府和公众交代？不消说额尔金必须向英国议会和媒体表明他已对清朝皇帝的野蛮行为实施报复。皇帝绑架虐杀英法人质的命令，都由圆明园发出，而圆明园在西方世界如此著名，无论为了报复清帝虐杀人质 ，还是为了掩饰英军劫掠清帝离宫别院的盗匪行为，额尔金坚持将它摧毁，都合乎逻辑。因而额尔金不顾法国公使葛罗的建议，—拆毁北京城内部分宫殿而保存具有欧洲建筑风格的圆明园，如实施必使明清故宫被破坏殆尽，—命英军焚毁圆明园，由此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
    作为威妥玛的私人书记，龚橙不可能参与英法军队在溃京郊清军当天就开始劫掠圆明园行动，却很有可能由威妥玛口中得知英军焚园官兵已出动，便立刻乘马驰入园内捞取残存的玉石宝器。因此章太炎的陈述，较诸清未邓实等证实龚橙是英军焚园的主谋与向导的种种讹传，同样较乎逻辑，也接近历史实相。
    英法联军侵华在中国史著里通称为第二次鸦片战争。这场战争的尾声，就是满清君主雍正、乾隆父子竭尽全力用半个世纪建成的豪华离宫，被占领首都的侵略者一把火烧光了。纵火者堪称文明恶棍，但一手制造人质事件而给纵火者提供口实的那个咸丰皇帝，心愚而愎，计蠢而毒，竟拿那城居民身家性命作赌注，结果玩火自焚，该不该揭露呢？但此岸有关所谓二鸦的论著，多对咸丰皇帝独出下策招致的恶果，三缄其口。某些于史无知却偏好讲史的论者，仅凭一二种野史乃至一两种小说，便对寓食于英人幕中的一个失意文人张挞伐，或者为其“辩诬”，似乎威妥玛雇佣的这个汉人记室，倒是火烧圆明园的祸首，或者倒是不辞恶名而拯救北京生灵免于涂炭的奇人，那么满清入主近二百年，首开都城沦陷记录的咸丰岂非可以借龚橙而遁出中世纪未那班专横独夫的行么？
    不必特别说明龚橙此人在历史上应该如何“评价”，非本文讨论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