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旧文一篇，没发表过。当然这样的内容也不可能发表。现放胆贴在这里，请大师们指教：

《悬疑与宁静——皮浪主义文集》

　　把学哲学作为一种思想教育手段，而不是知识或智慧的教育手段，是多少年来的一贯做法。但是其效果如何却很难评价。辩证唯物主义本来是一种哲学流派，而一旦把它神化，变成“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变成人类征服自然、改造社会的唯一武器，它就成了教条。何况普通百姓所说、所学的所谓“辩证唯物主义”，与发明它的老祖宗们所阐释的，在内涵上不知相差几万里。就是说，“辩证唯物主义”被高速、大面积地“庸俗化”了。学了这种主义，不能使人更聪明，而是恰恰相反，是变得更愚蠢了。事实上，这正符合预先规定的目的。这目的不关心人是否聪明，而是关心他是否是个“驯服的工具”，或者是否变成了“一个螺丝钉”，“党把他拧在哪里，他就在哪里发挥作用”。
        先说辩证法。我以为，过去在普通百姓看来，所谓辩证法可能就是诡辩。例如，“好事可以变成坏事”，“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均为毛泽东的名言）等等。还有更等而下之者。文革中，看到过好多学辩证法的“先进事迹”。沈阳有一个全国有名的劳模，叫李素文，商店卖菜的。她用辩证法卖辣椒，人问：“这辣椒辣不辣？”她回答：“辣。”那人说：“哎呀，辣我可不买。”又一个人来问：“这辣椒辣不辣？”李答：“不太辣。”那人说：“不辣还有什么意思！”也不买。于是李素文就“具体事具体分析”，揣摩不同人的心理，提高卖菜水平。另一个例子是一个司机。一次，他发现从胡同口里滚出一个皮球，立即踹煞车，果然皮球后面跟出一个小孩子，司机避免了一次车祸。他说，这就是“世界上的事情都是有联系的，偶然的事情总是在必然之中。”我当年看了这些报道，感到津津有味。可是今天，我实在看不出卖菜和开车与辩证法有什么联系。那些大字不识的老太太菜卖得很好；信奉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神学家教授们车开得也不错。
          再说唯物主义。中国一般老百姓对唯物主义比较容易接收。原因是，中国的儒家哲学基本上是以社会人伦为基础的入世的哲学，而不是出世的玄想的哲学。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偏重于直觉，逻辑思维不很发达。在这种习惯下，假设有一个所谓客观实在是比较方便的。中国传统哲学不分什么“唯物”、“唯心”，也不深追这个问题。哲学，说到底是民族生存习惯的产物。在西方，因为有根深蒂固的宗教传统，有重逻辑思辩的习惯，所以“唯物”，“唯心”两大阵营的区分就很重要。他们老是争论二者谁是谁非，却总也得不出最后的结论，仍然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严格来说，作为中国人根本用不着讨论这个问题，他本身也不是什么大问题。所以《论语》中说：“子不语怪、力、乱、神。”还说：“子曰：‘未知生，焉知死。”即对这种属于“玄学”的东西是“存疑”不论的。于是可见，现代中国不遗余力地大讲唯物主义，必有其目的。这就闹出了很多如学辩证法那样的笑话。例如列宁有一个关于物质的定义，直到我上大学时，政治课考试还是必考题，要求背诵。定义大概是这么说的：“物质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实在，能为人的大脑所感知、认识和复写。”我常想，这里的“客观实在”四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他们恐怕比“物质”两个字还要难理解。电磁波是不是物质？现在人类可以借助科学仪器感知电磁波了，它似乎可以算物质，那么从前人们不能感知它的时候，它算物质吗？还有没有现在我们仍无法感知的东西？倘若有，既然连感知都不能，又怎么知道它是客观的呢？假定世界上的万物都是有联系的，所谓“客观实在”真能完全脱离人这个主体而独立存在？难道我们在感知它们时就没影响它们的存在状态？诸如此类问题，不一而足。其实，独断论的唯物主义，正如独断论的唯心主义一样，不过是一种假定。理论上的纠纷，如果排除现实的功利性，不过是一种智慧的游戏而已。而我们注意的恰恰是它的功利性。
         记得好像是列宁说过：“工人阶级中是不能自发地产生共产主义的，要想让工人阶级掌握马列主义，就得灌输（不知原文出处，不知记忆确否。）”强迫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就是出于这种“灌输”理论。这种做法好比宗教信徒学习教义。信徒对所学宗教经典上的断言不能枉加评论，只能衷心信奉。怀疑经典是有罪的，宣传异端就得受酷刑。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甘心情愿盲从，从来没有一种宗教把全世界的人都网罗净尽。被处以火刑的布鲁诺也许在烈火中得到了永生。
         但是伟人的力量是无穷的。毛主席他老人家特别善于运动群众。他号召人们学唯物辩证法，人们就得学。他说对的，人们只好说对，他说错的，人们只好说错。虽然他老人家不懂物理学，却赞扬日本科学家板田昌一用辩证法指导基本粒子的研究，人们就得也跟着赞扬。“物质是无限可分的”，到底是一个物理学命题还是一个哲学命题，人们已经不去管他，反正几乎人人都知道，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
         大约在 80 年代中期，我们工厂里一些青年大学生思想很活跃，我常常跟他们讨论一些有趣的问题。上面基本粒子的问题就是其中的一个。有一次，我们和一位副经理闲谈。我们故意问他：“物质是无限可分的吗：”他答：“当然是。”又问：“你怎么知道能无限可分呢？”他答：“根据唯物辩证法。”又问：“到现在还没分完，还在分，这时候不能断定无限可分，因为，说不定分到什么时候真就不能再分了。如果分到不能再分了，说明“无限可分”的断言是错了。如果还能继续分，只好再继续，而不能中途停下来就断言‘无限可分’。‘无限可分’从逻辑上说就是错的。您以为如何？”副经理一时语塞。
         谈笑毕竟是谈笑，我们的哲学休养其实不堪一提。直到有一天我买到了这本《悬疑与宁静——皮浪主义文集》
        我在此书的扉页上题了这样几个字：“购得此书，欢喜若狂”可见我当时的激动心情。我迫不及待地读下去。现在，在一页的边缘上可以看到当时记下的一句话：“ 1992 年 9 月 13 日星期日早 8 时 10 分，因久咳不愈正熬中药，读书至此，出神入化，药已熬干，悔之莫及！”可见精神投入之甚。
         当时，边读边在书边作批注，现在看，有几段很耐寻味。如：
         “因此我们不相信任何说教者。因为说教者都是在为自己的利益说话。如果我们要相信某人的说教，必须先要证明我们的利益和他的利益相同。”
“问题揭露得很深刻。我的确相信“性质”这种东西是很不确定的，也可以说，某事物的性质可以有无穷多个，人无法全部感知和全部表达出来。”
等等。
        书很薄，很快读完。忍不住又在书前的空白上写了一篇字。即非读后感，也非论文、散文，却别有一番趣味。不妨抄录如下：
                           
                              买此书后、读此书前的思想录
         大约从 1983 年以后，我发明了一套怀疑、否定一切的理论，在朋友和同事中谈笑取乐。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结论：
        1 、据以做出精确判断的标准从来就不存在。
2 、我们对任何事物都不能做出判断。
3 、因此有和没有一样；存在和不存在一样；主客一样；对错一样好坏一样；是否一样。
4 、发表某种意见就是在做一个判断。但这种意见一说出来就错了，但不说也错，因为不说就违反了人的某种想说的内驱力。
5 、物质世界是存在的也是不存在的，但也不是存在也不是不存在，也不是存在和不存在，所有这些说法都错了。我们绝不能找到一个正确的说法，所以我们只好什么也不说，但不说也错。
6 、我们人活着为了什么？答曰：“不为什么，也不不为什么。试问猪活着为了什么？是为了给人预备一刀菜吗？还是为了追求猪们自己的别的幸福？”    
7 、作为一个例子：物质是否是无限可分的？答曰：“有人相信无限可分，但不能证明。也许分到什么地方再也不能分了。但现在还没达到这个时候，人们一直在分着。所以这个问题不是真正的问题，我们拒绝回答这个问题，也反对任何肯定的和不肯定的答案。”。
8 、以上所有的句子都在做判断，包括现在写出的这个句子。因此所有这些都是说不准的事。
9 、说不准还要说就是瞎说胡说。因此人们对各种意见都不要太认真。但也不能不认真。认真与不认真一样。
10 、我想过的问题前人早就写成了书，只是我没看见过……

我真的没想到，怀疑主义的理论在古希腊就已经如此完善。我朝思暮想，费尽心机，自以为参透了一点玄机，殊不知连小巫都算不上。怪不得这些异端邪说过去我们总见不到，原来它们太能启迪，或说迷惑人了。
1992 年 9 月 14 日，我读完这本书就去翻罗素的西方哲学史。罗素对怀疑论的评价很低。他说：“怀疑主义者有足够的力量能使有教育的人们对国家宗教不满，但是它却提供不出任何积极的东西（哪怕是在纯知识的领域内 ) 来代替它。自从文艺复兴以来，神学上的怀疑主义（就它大多数的拥护者而论）已经被对于科学的热诚信仰所代替了，但是在古代却没有这种对怀疑的代替品。古代世界没有能够回答怀疑派的论证，于是就回避了这些论证。”
我在这段话的下面写了这样的批语：“恰恰是西方资本主义的进步、自然科学的进步，使人们产生了对科学的新的迷信，正如人们从前迷信上帝一样。也正是在这一时期独断论打着科学的旗号到处招摇撞骗。罗素还看不到这一点。而今天的我们回过头来看怀疑论，又一次惊叹它的力量。在世纪变革的今天，怀疑论仍然是急先锋。诚然，怀疑论不能提供积极的东西，但它本身有积极的作用。”
与此同时，根据我在书边上的记载，我在《新华文摘》上看到《古希腊怀疑论的启示》一文。文章的具体内容已经记不清了，但从题目上可以看出，对怀疑论是作了正面的评价，并肯定了其现实意义。可惜那篇文章没保存下来，不能重读参考了。
怀疑论从古希腊开始到其近代大师休模，无疑对西方哲学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实证主义哲学、存在主义哲学以及波普的证伪论肯定接受了这份遗产。只有在我们国家，才视之如洪水猛兽。这种状况也许不会再继续下去了。但有一点需要指出，古希腊怀疑论的信奉者追求的是由“悬疑”带来的“宁静”，而今天的“悬疑”却未必能带来“宁静”。 
                           （ 2000 年 11 月 27 日）

泡人兄好文。

泡人兄好文。

谢谢版主青眼，和李兄的赏识。

此文写于7年前，故事倒要退到几十年前。离经叛道的东西不敢给人看。7年前还没上网。这两年上网，在几个论坛上贴过，没人搭理。到了真名，倒成了精品，感动而又惭愧。

泡人兄不客气。

思索者的步履似乎总是艰难而缓慢的，泡人兄能在几十年前就做出这样的思考，这才真正叫令人感动——思考本身的重要性往往是高于结论的，笛卡儿“我思故我在”听起来固然有点老套，但毕竟将人性与动物性进行了区分。缺乏思考的高明，我总是带着点猜疑，这样的天才通常会产生非我族类的行为。想想，这样的高明几乎总是恐怖性大于观赏性的。

如果宁静是需要的，或说是必需必要的，那么，宁静就一定会反过来追杀“高明”，直至它现出原形。或许，宁静或者说某种程度上的安宁感的确是人心免于恐怖感受的一道防洪堤哈？

但我一直比较疑惑的还是，为什么处在西方的同样形式的喧闹却从来不会给人带来太大的恐怖感？这或许应是无法用人心去解释的，就是说，无法用西方人的心比中国人好和善良去解释，而反过来，或许也就可以说，假设有一种喧闹让我们突然感受到了一种恐怖，必定和人心的关联度不是很直接哈？也或，应该的确和人心是有很直接的关联，但是，却必定是我们所处的环境缺少了一种什么，让一种能够让人恐怖起来的什么东西无法得到遏制，天问的说？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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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追求悬疑和宁静实际就是走向恐怖和烦恼。是什么东西让人恐怖呢，借用萨特的话来说吧：他人就是地狱。所以宁静用不能实现。

我真的没想到，怀疑主义的理论在古希腊就已经如此完善。我朝思暮想，费尽心机，自以为参透了一点玄机，殊不知连小巫都算不上。怪不得这些异端邪说过去我们总见不到，原来它们太能启迪，或说迷惑人了。
1992 年 9 月 14 日，我读完这本书就去翻罗素的西方哲学史。罗素对怀疑论的评价很低。他说：“怀疑主义者有足够的力量能使有教育的人们对国家宗教不满，但是它却提供不出任何积极的东西（哪怕是在纯知识的领域内 ) 来代替它。自从文艺复兴以来，神学上的怀疑主义（就它大多数的拥护者而论）已经被对于科学的热诚信仰所代替了，但是在古代却没有这种对怀疑的代替品。古代世界没有能够回答怀疑派的论证，于是就回避了这些论证。”
我在这段话的下面写了这样的批语：“恰恰是西方资本主义的进步、自然科学的进步，使人们产生了对科学的新的迷信，正如人们从前迷信上帝一样。也正是在这一时期独断论打着科学的旗号到处招摇撞骗。罗素还看不到这一点。而今天的我们回过头来看怀疑论，又一次惊叹它的力量。在世纪变革的今天，怀疑论仍然是急先锋。诚然，怀疑论不能提供积极的东西，但它本身有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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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同意。

哲学作为知识和智慧，被用来造神是那个历史阶段的事情，那也不是哲学的错，是造神的错，现在神被请下神坛，虽然铁幕还在苟延残喘，但我相信随着民智的开化，铁幕也总有一天如日本的幕府一般，始终要消亡的。

然哲学，还真的会让大众用来做消灭铁幕的武器。哲学的普及和教育，也是民智的开化过程，这哲学在普及过程中难免不被庸俗化。

哲学免不了被我们思维时当作普适定律来解释世界，我们无法不应用哲学的武器，尤其在制定企业战略、竞争策略时，不可能不用到哲学武器，或许我们可以称为另一种名称，但是不可能把普遍联系、量变质变、怀疑肯定、偶然必然等思维元素剔除，我们自以为是的理解在上帝看来是发笑的，是庸俗的，企业理解的哲学在哲学家来看也是庸俗的，可是，没有哲学元素，再也无法进行企业管理，简直可以说寸步难行。

企业管理理论的表现形式全部是矛盾的对立统一，无法像物理学那样做到线性绝对。

这庸俗吗？

“企业管理理论的表现形式全部是矛盾的对立统一，无法像物理学那样做到线性绝对。

这庸俗吗？”——引用菜农

我不懂企管理论，但是对这种解释持怀疑态度：照你这么说，不赞成矛盾对立统一规律的人就不能管好企业了？或者是“不自觉地”运用了辩证法？

物理学也不都是线性的，而且也不绝对。同时上面引用这句话，似乎是说，企业管理是符合辩证法的，而与物理学不同，似乎物理学是不符合辩证法的。这样就否定了所谓唯物辩证法的普遍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