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研究冷战时期的美中关系，不容忽视的是对美国中国通命运和作用的研究。在20世纪60-70年代初，中美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转折时期，美国的中国通的命运也有了改变。中国通在肯尼迪时期开始回到美国国务院任职；学术界的中国通也通过在约翰逊时期的“富布赖特听证会”作证、组织非政府组织和出版中国问题研究的专著等不同方式，教育公众和政要、影响舆论和新闻界，最终促使美国政府改变对华政策。
　　关键词：中国通；美中关系；冷战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失去了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机会，这是中美关系的一个转折点。在美苏冷战的大环境下，中美关系也处于冷战状态。20世纪60 -70年代初，美中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转折时期。在这个转折年代中，美国的中国通的命运发生了非同小可的变化，中美两国关系的关系也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本文力图通过审视20世纪60-70年代初美国几位在国务院和学术界的中国通的经历，透视他们在20世纪60-70年代初美中关系转折时期所起到的作用。
    一、20世纪60-70年代初美国对华政策
　　冷战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对立、世界格局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形成的。美国和苏联两个大国之间的冷战，也影响了其他国家在冷战大环境下与这两个国家的关系。战后美国对华政策是在美苏冷战这一大的战略框架下制订的。在中苏矛盾明朗化之前,美国政府把中国视为苏联的盟国，因此在遏制苏联的同时，也把中国当作遏制的对象。进入20世纪60年代，随着中苏关系破裂日益明朗化和美国在越南的战争全面升级，中美关系呈现了了高度敌对的态势。
　　从20世纪60-70年代初，美国历经四位总统当政，他们是艾森豪威尔（1954-1961）、肯尼迪（1961-1963）、约翰逊（1963-1968）和尼克松（1968-1974）。在前三位总统执政期间，由于诸多国际因素的影响，各个总统在对华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方面原则上延用了杜鲁门在1949年12月30日批准的国家安全委员会NSC48-2研究报告中讲的“阻止共产主义在亚洲的进一步扩张”的原则 [1]（P178） 及其具体的对华政策——在政治上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经济上实行禁运和在军事上包围的“遏制并孤立”中国的作法。
　　从60年代初到70年代初，在中美两国关系方面有些事实是值得注意的，其一，中美两国政府之间有了对话的渠道。艾森豪威尔总统执政之后，与杜鲁门执政时期不同的是，经过英国的斡旋，从1955年8月1日时起，中国和美国在第三国开始举行中美大使级会谈。从此，两国之间有了官方交流的渠道，两国领导人有机会了解对方的情况和意向。中美大使级会谈从1955年持续到1970年, 历时15年共136次。而1960年9月召开的会谈，是第100次会谈，也是艾森豪威尔总统任内最后一次会谈。1959年美国还曾提出两国记者进行交流，但是中方没有答应。
　　其二，美方出现一些缓和迹象，如肯尼迪曾要想中国提供粮食援助和约翰逊曾表示要与中国缓和关系。在肯尼迪任期内，中美两国关系间的大使级谈判仍然继续。在中国出现自然灾害时，肯尼迪曾一度公开表示要对中国进行粮食援助，但是遭到中方的拒绝。肯尼迪遇刺后于1963年11月22日就任美国总统的约翰逊，在执政期间曾“提出过让塞缪尔·罗森（Dr. Samuel Rosen）医生访问中国（1964年12月）和学者访问中国（1965年3月）, 但是中国方面不允许他们去”。 [2]（P275）
　　其三，尼克松执政时，中国成为亚洲大国的事实已经是不可否认的了。这位一贯坚决反共的总统上台后，为了早日从越南战争中脱身，通过不同渠道寻求与中国领导人对话的机会。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乒乓外交”之举，使中美两国关系领导人最终能够坐到一起。用尼克松自己的话来说，“它弥合了‘相隔16000英里和22年的敌意’”。[3]（P429）
    二、中国通回到美国国务院
　　在20世纪60年代初到70年代初这段历史时期，在美国国务院工作的中国通的命运和作用到底如何呢？
　　60年代美国中国通的处境，直接受到50年代初麦卡锡 “红色恐怖”的影响。1950年2月9日在一次演说中，麦卡锡说他“手头上掌握着一份二百零五人的名单，国务卿知道这些人都是共产党的党员，但他们仍在国务院里工作和制订政策。” 但是他根本就提不出具体名单。由这些诬陷引发的迫害从此开始。当时所有在国务院工作的曾被派驻中国的外交官都受到怀疑，他把那些“实事求是的地批评过蒋，并且预言他的垮台的驻外处官员指控为‘共产党阴谋’的代理人。”[1](P183) 那些去过延安的人，更是受到严重的指控。“到1954年，在国务院远东处的工作人员中，曾在中国受过专门训练或有过专门经验的人实际上已一个不剩。”[1] (P184)总之，对于麦卡锡的诬陷，在艾森豪威尔留给后一任总统的国务院中已经再也见不到中国通的踪影了。
　　1961年肯尼迪执政后，国务院受到伤害的元气开始有所恢复。中国通开始回到国务院任职，这与肯尼迪本人关注中国问题不无关系。据曾任肯尼迪外交顾问的切斯特·鲍尔斯回忆,在肯尼迪上台后第二年，他们就美国对中国的政策问题进行过一次长时间的讨论，两人在美国对“北京政府和台湾政府的关系都应重新予以评价”这一观点上取得一致。[4] （P140）
　　由于总统对中国问题的关注，国务院在东亚司单独设立了一个处理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事务的科，称作“大陆中国事务科”（原来只有“中华民国事务科”）。新成立的“大陆中国事务科”与国务院和东亚事务司之间有更独立的联系渠道，并逐渐吸收了一批后麦卡锡时代年轻的、主要在香港受过训练的专职人员参加这个科的工作。[5] (P226) 同年，中国通艾伦·惠廷（Allen S. Whiting）进入国务院负责情报与研究局的东亚分局工作，担任远东研究与分析司司长。[6] (P484)①另一个中国通小詹姆斯·汤姆森在1961年跟随鲍尔斯进入肯尼迪政府，担任助理国务卿的特别助理，总统特别代表的特别助理等职。[6] (P441)
　　录用这些中国问题专家，对肯尼迪制订对华政策，乃至60年代中末期和70年代初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制订，都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比如，在肯尼迪遇刺和约翰逊上台后没多久，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罗杰·希尔斯曼于1963年12月13日在旧金山作了关于“重新肯定美国对中国政策”的演说。在演说中，希尔斯曼第一次公开承认中国共产党政权不会被推翻，提出在与蒋介石集团保持亲密友好关系的前提下，美国政府要对中国实行“敞开大门”的政策。这个演说反映了美国政府在中美关系方面一些新的考虑，被国际上中国问题观察家们认为是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个“分水岭”。希尔斯曼的演说虽然是在肯尼迪逝世后发表的，但是演说稿却是在他在世时由国务院一些人撰写的。参加撰稿的人有担任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帮办罗伯特·巴尼特、大陆中国科官员林赛·格兰特、国务院负责情报与研究局东亚事务负责人艾伦·惠廷和小詹姆斯·汤姆森等。[1](P 230)
    约翰逊入主白宫后，延用了在肯尼迪时期在国务院工作的中国通。艾伦·惠廷继续担任远东研究与分析司司长，直到1966年。1966-1968年，他离任赴香港任美国驻香港副总领事和代理总领事。中国问题专家约翰·H·霍尔德里奇从1966年到1968年先后担任国务院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研究和分析办公室副主任和主任。[7](P6) 小詹姆斯·汤姆森从1963年到1964年担任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的特别助理。在1964年到1968年间，他是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中国问题专家。[③]  
　　1964年1月,当时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罗杰·希尔斯曼要求请美国著名的中国通费正清参加国务院组织的一次非正式会议。会议不是在国务院大楼中召开的，而是在国务院印度尼西亚科年轻的助理约翰·D·洛克菲勒第四的私人住宅中召开的。这是费正清自1950年以后,第一次受到政府机构邀请，到华盛顿开会。[5](P231-232)这说明，当时的政府已经认识到中国问题的重要了。
　　1964年10月28日，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汤姆森给负责国家安全事务的总统特别助理麦克乔治 ·邦迪写了一个关于改变对华政策的备忘录。按他自己的解释，写这份备忘录是“为了使美国的对华政策更符合现实以及美国的长远利益。” [9]在这份备忘录中，他写道：“有两点我可以肯定，即共产党中国肯定会在本届政府任期内进入联合国；共产党中国不久将会被要求参加国际控制原子武器的谈判。鉴于这些发展，我们既可以坚持越来越孤立的孤立政策，也可以寻找机会减少我们的损失。” [10] (P117)他随后批评美国的对华政策是对中国有利，而且中国在目前和可预测的未来也没有想要与美国缓和紧张关系。
　　他在备忘录中提出六点建议：1、“在大选后的1965年到1966年间，我们应该表示愿意并且甚至期望与中国讨论核武器控制问题。”2、关于中国在联合国大会的席位问题，“目前应该反对中国进入联大，但应该准备在下一次联大开会时，默认‘一个中国，一个台湾’席位的作法。”3、在明年1月，国务卿应该找机会或是在召开新闻发布会时小心翼翼的说明：“自从艾森豪威尔总统授权于1954年到1955年在日内瓦和华沙会谈时起，美国事实上就承认北京当局了。但是，事实是，共产党中国还在继续威胁台湾和它的邻国。”这种低调的说法，是不会引起民众注意到我们会立即在法律上承认北京的（我认为，只要我们保证台湾的安全和独立，承认北京的作法是没有多大价值的，也不会优先考虑）。4、在今年早些时候，国务院应该宣布对美国公民修订旅行规则，应该允许他们到我们没有承认的国家去旅行，但要认识到美国政府不能对这些旅行者提供保护（去年国务院就宣布这类旅行，最主要的困难是去古巴，我对此没有看法）。5、根据国内外对上述行动的反映，根据国际事态的新的发展，我们应该悄悄地与共产党中国进行非战略物资的贸易，就象我们与苏联进行的贸易那样。6、在1965年下一次联合国大会召开时，我们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保留台湾在联大的席位（也可能把注意力集中在阻挠北京拥有安理会的席位）。如果我们牌出得好——如果台湾不会自杀的话——我们也许甚至会把继续排除北京进入在联大的责任推给他们自己。 [10] (P117-119)
　　1965年6月2日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小詹姆斯·汤姆森给负责国家安全事务的总统特别助理麦克乔治 ·邦迪写的一个备忘录中，重新谈及中国旅行的问题。他说：众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东亚分委员会在5月14日发布了一个报告，谈到中苏冲突问题。他建议：“美国应该在一个适当的时候考虑通过主要是学者和记者参加的文化交流活动，开始与红色中国进行有限的、但直接的接触。” 其实，这个问题早在肯尼迪上台后的第一个月就谈到过。在国务院各个部门之间也不止一次地达成共识，解除无论是学者还是公民到红色中国或跨海的旅行限制。但是由于“不适时宜”而没有成行。他认为“现在是从未有过的最恰当时机。”此外，他认为众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东亚分委员会也同意此作法。“美国商会也在1965年年会上力促美国政府在与大陆中国人民交流方面打开渠道”。而且从美国驻台湾的副领事那得知，“当前与中华民国政府咨询此问题可能会更容易，更容易成功。” [10](P171-172)
　　这个备忘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1965年6月16日麦克乔治 ·邦迪给国务卿腊斯克的行动备忘录中建议：1、“放宽美国到共产党中国旅行的种类”；2、“在总统未来在旧金山的讲话中写入“改进交流”内容；要求“扩大共产党国家和自由世界之间人员的交流。” 但是，在6月24日，国务卿腊斯克没有同意这两项提议。[10]( P175-176)
　　1965年8月24日麦克乔治 ·邦迪在写给约翰逊总统的备忘录中提到中国通曾经多次建议的：“我们应该放松目前的旅行限制，并制定一个综合性的规定，即医生和公共健康专家（可能还有所有在卫生、教育和福利界工作的人）都可以允许得到签证。”[11]( P195-196)至于总统的反映如何，从目前解密的档案中，还看不出来。
　　60年代中期美国国内从政界到舆论界对中国的态度不象50年代那样咄咄逼人，谈虎色变。1965年12月，美国国务院提出可以让医生到中国访问，得到了新闻界的欢迎，连国会议员也没有提出异议。总之，一个对华松动的政策在当时提出是具备客观条件的。
　　1966年初，越南局势平稳，如何对待中国的问题便趋于首位。1966年3月1日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小詹姆斯·汤姆森给负责国家安全事务的总统特别助理杰克·瓦伦蒂写的另一个备忘录中说，对华灵活政策应该包括：“单方面的结束目前对到共产党中国旅行的禁令”；“恢复邀请中国记者、学者和艺术家等到美国访问”；“允许向中国出售药品和食品”；“进一步减轻禁运，从而允许与中国进行非战略性物品的贸易往来，就象同苏联那样”；“让中国参加裁军谈判”；“把我们在联合国的战略从排斥北京席位转向包括台湾席位”；“建议通过把大使级谈判转到欧洲或亚洲主要国家首都（巴黎？）的做法来使现在枯燥的谈判重新焕发活力”。[12]( P 264)他的这些建议与学术界中国通的想法大致相同。
　　几天后，以富布赖特为主席的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举行了中国问题听证会，引起了广泛的关注。3月15日，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小詹姆斯· 汤姆森就这个听证会和副总统的在电视上的表态专门给负责国家安全事务的总统特别助理莫耶斯（Moyers）写了一个备忘录。在备忘录中，他介绍了中国通鲍大可和费正清提出建设性意见的主治旨，政府对中国“遏制——对，孤立——不对”。他建议： “必须使人们把副总统的表态看作是政府的立场”。对新闻界表态时，建议：“我们应该强调，欢迎这样的听证会；教育公众是必要的。”“我们确实在推行一个遏制而不孤立的政策。我们已经试图推行这种政策很多年了。”随后，他列举了6个例子，说明在缓和与中国关系方面作的工作。最后，他强调，由于上述的努力，所以副总统的讲话并不意味着有了一个“新的政策”。[2](P274 -275)
　　在此几个月后，于8月4日，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小詹姆斯·汤姆森又给负责国家安全事务的总统特别助理罗斯托写了一个备忘录，专门谈对华贸易松动问题。在备忘录中，他请求国务卿同意对中国16年以来的贸易控制有所松动，并且准备通过在食品、非军用药品和艺术品的双向贸易来实现最终的松动。而且在备忘录中他还预见到：国务院的上层甚至会对很小的松动也表示反对。[13](P 365)
　　由于中国问题的重要，在1966年12月7日，美国国务院成立了一个中国顾问小组（a panel of advisers on China）, 由10 个人组成，主要是中国通。他们是鲍大可(Doak Barnett)、亚历山大·艾克斯坦（Alexander Eckstein）、费正清 (John K. Fairbank)、朱利叶斯·霍尔姆斯(Julius Holmes)、拉尔夫·L.鲍威尔（Ralph L. Powell）、卢西恩·派伊（Lucian W. Pye）；罗伯特·斯卡拉皮诺(Robert A. Scalapino), 菲利普·斯普罗斯(Philip D.Sprouse)、乔治·泰勒（George E. Taylor）和保罗·瓦格（Paul A. Varg）。 [14] (P513n)费正清在后来写的自传中回忆这段经历时，说：“我对当时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深感遗憾：我们没有一位文职顾问具有与中共打交道的经验。那位才华出众的助理国务卿（约翰逊总统与腊斯克国务卿手下决策班子的负责人）甚至根本就未曾与亚洲有过任何联系。”[15]（P436-437）
　　1967年2月1日和2日，中国顾问小组召开了会议。在那次会上，讨论了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分析了中国政坛的动向，同时讨论了对中国的政策。他们一致认为，美国“目前温和的、合情合理的‘姿态’和期望最终的和解的作法都是正确的”。中国顾问小组的成员们还是同意和解的，只是在何时采取对中国的和解政策意见不一致。据会议备忘录的撰写人阿尔弗雷德·詹金斯(Alfred Jenkins)讲，“从政府与学者的关系方面看，会议是非常成功的”。[14](P516)但是，在越南问题上，学者们的观点与政府的态度不一致。
　　1968年，国务院的人事有所变动。中国通艾伦·惠廷离任，赴香港任美国驻香港副总领事和代理总领事。小詹姆斯·汤姆森由于反对越战，辞职后回到哈佛大学教书。小詹姆斯·汤姆森对约翰逊总统的看法曾作出如下总结：“总统对国内改革搞得比较好，但在处理外交问题方面不够灵活。他在中国问题上不会采取行动，除非国务卿同意才行。而这个国务卿是不让改变对华政策的。”[④]
　　约翰逊在肯尼迪遇刺后上台，他基本上保持了肯尼迪时期的外交政策的原班人马并采取对华两手政策，一方面通过越南战争的进一步升级来进一步遏制中国，另一方面在1966年以后也试图与中国和解。1968年中苏关系破裂明朗化以后，约翰逊政府才清楚地认识到“中国对苏联的敌视已至少不亚于对美国的敌视。但是美国领导人已在越南陷得太深，被战争弄得精疲力竭，无力向中国提出新的建议。”[16]( P211)
　　1969年1月，尼克松上台后，留任的中国通有约翰·H·霍尔德里奇，担任国务院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研究和分析办公室主任。1969年7 月，他被调到国家安全委员会，在亨利·基辛格领导下担任东亚和太平洋事务高级职员，一共干了四年。[7]（P6）霍尔德里奇是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见证人之一，他曾于1971年随基辛格秘密访华，1972年随尼克松和基辛格访华，是上海公报起草者之一。1973年，约翰·H·霍尔德里奇代表国家安全委员会担任美国驻中国联络处副主任。
    三、学术界的中国通从幕后走到台前
　　60年代中期，从公众视线中消失的学术界的中国通又纷纷回到人们的视线中来。 文章前边已经谈到，中国通费正清的出山和其他研究中国问题的中青年学者被请到国务院开会，就是最好的例子。除此而外，中国通们还以其他方式影响决策者和公众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看法。
　　提出“遏制但不孤立”中国政策议案  1966年，在国务院中国通艾伦·怀廷的提议下[⑤]，在1966年3月8日至30日间，美国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在主席J· 威廉·富布赖特[⑥]组织召开了关于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问题的听证会。在听证会上，中国通鲍大可提出了“遏制但不孤立”中国的新的政策提议。他认为，“遏制”政策在某种程度上是成功的，但“孤立”政策是“不明智是”和“不成功的”。他指出：“现在是我们国家改变其对共产党中国的态度并且采纳一个“遏制但不孤立”政策的时候了──尽管美国已深深地陷入了在越南的战争，……。” [17]（P4）具体内容是：鼓励非政府间的接触；不应对大陆中国进行所有的贸易禁运，而应只对战略品进行禁运；接受在联合国接受给共产党中国和民族主义中国(注：指国民党)席位的提案。“我们的目的是最终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尽管还需要时间……”。[17]](P 15)费正清支持鲍大可的建议，在作证时说，“我们应该在美(对华)政策方面有一个新观点——这就是不孤立中国，而使它有所交往……”。[17](P172)他进一步建议，让中国参加所有国际会议、参加专业的和功能性国际协会，参加国际体育活动。
　　中国通建议政府改变对华政策的建议主要是：1、主张政治上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存在的政体，不会马上消失；2、承认经济上的禁运是个失败，主张与中国进行除战略物资外的贸易往来；3、主张必须与中国进行比大使级谈判规格更高的对话；4、主张让中国参予如裁军等重大国际事务；5、主张在联大搞“一中一台”，而不是把中国拒联大之外。(注：自1962年起美政府在联大搞了2／3多数票通过才许中国在联大拥有席位的作法)；6、主张让美国公民去中国旅游；7、最终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几天后，美国副总统休伯特· 汉弗莱在讲话中引用了鲍大可在听证会上用的“遏制但不孤立”一词。7月12日约翰逊总统在谈到亚洲问题时，提出：与“大陆中国‘合作和不要敌对’”，他还把“和解”作为美国对中国政策的主要目标。他的讲话稿实际上是国务院的中国通参与起草的。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事实说明，中国通要求政府改变对华政策的建议受到约翰逊政府的关注。因为听证会是通过电视和广播向全国转播的，报刊杂志在头版头条报道，所以国内、国际影响非常大。
　　参与对外关系委员会的“中国研究项目” 长期以来，美国的中国通参与了对外关系委员会的项目研究。对外关系委员会是美国重要思想库之。自从1921年成立时起，它就不断地声明是无党派和意识形态倾向的。但是，事实上，它对美国政府制定对外政策有非常大的影响。有人称之为“一个非常有影响的私人团体，它有时被称为实际上的国务院。”[18](P3)该委员会出版的著名刊物是《外交》。委员会的研究项目主要由研究小组和讨论小组完成。
    从1962年到1965年间，该委员会的两个主要项目中的一个就是中国问题研究——《世界事务中的美国与中国》。这个项目不是由美国国务院提出的，是福特基金会负责国际事务项目副主任约瑟夫·斯莱特(原任国务院负责教育和文化事务助理国务卿帮办)在1961年下半年向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执行理事小乔治· S·富兰克林提议，在外交关系委员会成员同意的情况下展开的。此间，斯莱特还征求了国务院副国务卿特别顾问罗伯特·巴尼特（鲍大可之兄）的意见。罗伯特·巴尼特表示他和他的同事对这项研究很感兴趣。[⑦]
　　《世界事务中的美国与中国》研究项目开始由布卢姆主持，麻省理工学院政治系教授、中国通卢西恩·派伊在布卢姆去世后，曾主持过“中国研究项目”，同时大力推荐鲍大可[⑧]负责该项目[⑨]。这个项目和另一个太平洋地区研究项目一共得到福特基金会90万美元的资助。[⑩]《纽约时报》1962年7月29日报道了这件事。鲍大可参加了“共产党中国的军事信条和能力”、“中国共产党人的核能力对美国的影响”、“共产党中国的经济发展” 、“台湾和民族主义政府” 和“中国和东南亚的安全” 研究小组的工作。此外，在“共产党中国的经济发展” 研究小组中还有艾伦·惠廷（国务院任职）、亚历山大·艾克斯坦、迈克尔·奥克森伯格（负责起草报告）等中国通。[11] 这个项目最终出版了一套丛书，共八本。
　　建立非官方组织从事中美民间文化和学术交流 1966年，在美国的中国通和主张与中国进行贸易和学术交流的人士的积极筹备和努力下，成立了三个非政府机构。这三个非官方机构是与大陆中国学术交流委员会（后改名为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和美中贸易委员会。
　　与大陆中国学者交流委员会（后改名为美中学者交流委员会）是在中国通约翰•林德贝克11 影响和鲍大可的努力下在华盛顿成立的。中国通斯卡拉皮诺曾积极参予了该委员会的筹备工作。该委员会的宗旨是“为美国学术界和中国学术界间的直接交往给予指导；帮助并促进美国和其它地区对中国科技、学术机构及科技成就的研究；宣传并促进美中学术交流，为两国间的交流提供信息和渠道”。12委员会成立后不久，曾先后给中国科学院等学术机构发函，多次表示想同中国学术界建立联系的愿望，但都没有得到答复。
　　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筹建有中国通鲍大可（1968至1969年任该委员会主席）、罗伯特•斯卡拉皮诺（该委员会筹建人及该委员会第一任主席、董事会成员）和卢西恩•派伊（1970年任该委员会副主席）等人积极参与。福特基金会为该委员会提供资助。按照鲍大可的话来讲，这个组织的成立“目的是在美国全面发动对中国政策的讨论，并预计未来美国和中国是可以建立联系的” 。13委员会成员中的中国通还有：亚历山大·艾克斯坦（1971年任该委员会主席）、约翰•林德贝克、约翰·刘易斯（参加该委员会筹建，1972-1975年任委员会副主席，1962-1973年任国务院顾问）和迈克尔·奥克森伯格（1968至1976年是该委员会董事会成员）。14 在基辛格1971年12月20日第二次秘密访华前，鲍大可曾以个人名义写信给基辛格，建议他与中国领导人商谈两国间互派学者事宜，并推荐美国全国科学院、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和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等机构负责同中方的交流工作。151972年12月11日应中国人民外交学会邀请，艾克斯坦带领该会代表团首次访华。代表团成员中的中国通有鲍大可、斯卡拉皮诺、约翰·路易斯、卢西恩·派伊和迈克·奥克森伯格等。
　　美中全国委员会曾筹款支持美国乒乓球协会主席斯廷霍文先生邀请中国乒乓球队1972年回访美国。1971年4月美国乒乓球对访华前，美中全国委员会听说斯廷霍文先生要邀请中国乒乓球队访美，但资金短缺。该委员会领导层认识到：“中国乒乓球队的回访将会极大地推进美国公众对中美关系的兴趣和了解”。16时任该委员会主席的艾克斯坦等人便在72小时内，召开了全国电话会议，征求分布在全国的会员的意见。最终委员会在中国乒乓球队要访问的5个城市筹得款项，与美国乒乓球协会一道成功地接待了中国乒乓球队的回访。
　　积极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奠基人  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是几代中国同共同努力的结果。在诸多人中，鲍大可可谓功不可末。他虽然没有在政府内任职，但从60年代初开始， 便致力于改变美国对华政策的工作。他曾提出“遏制但不孤立”的对华政策，并建议尼克松打开中国之门。17 中国通艾伦·惠廷对鲍大可的评价是，“他为有一个理性的、现实主义的对华政策进行了不懈的斗争。这个斗争进行了几十年。但是他最终成功了，并使两国都受益。”17 鲍大可的学生、1977-1980年任卡特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中国和印度支那事务资深官员、推动中美建交的中国通迈克·奥克森伯格对他的评价是，“他为卡特总统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提供了基本理念”。17 卡特政府遵循他制定的中美关系正常化路线，从而实现了关系正常化”。18在卡特总统宣读中美建交联合公报的1978年12月15日当晚，鲍大可和迈克·奥克森伯格兴奋不已，相互拥抱，并举办宴会，庆祝中美建交成功。19
　　在冷战年代，中国通的命运与中国在美国对外政策中的位置和重要性息息相关的。与中国通约翰·S·谢伟思、约翰·戴维斯和约翰·C. 文森特（范宣德）相比，60年代中国通的处境和命运要好得多。前者在麦卡锡搞的“红色恐怖”时期，先后被指控同情中国共产党，随后被排挤出国务院。而后者的地位是随着中国问题在美国外交中地位的变化而改变的。无论在国务院内还是在学术界，他们在美国对华政策方面的建议逐步影响了决策层，最终使中美两国建交。然而，不容忽视的是，中国通们通常是站在美国国家利益的立场上来考虑对华政策的。但是，由于他们对中国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了解和研究，加之有的在中国出生和生活过（鲍大可1921年10月8日出生在上海，1936年回国；小詹姆斯·汤姆森1931年9月14日出生在南京，1939年回国）、有的1949年以前在中国工作过（费正清、鲍大可），他们会比较理性地、客观地提出对华政策和判断。回顾这段历史，使我们看到中国通在美国对华政策制定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很难想象，没有中国通在政府内和学术界进行努力，中美两国关系的改善还需要多少时间才能完成。

① 他在1960年就出版专著《中国跨过鸭绿江》（China Crosses the Yalu），批评美国出兵朝鲜。
[②] From “In Memorialm: James C. Thomson Jr, by James Reed. From the In Memoriam column of the February 2003 Perspectives, Google.
[④]笔者1999年5月26日在哈佛大学采访小詹姆斯·汤姆森记录。
[⑤] 笔者2001年6月21日在美国蒙大拿大学曼斯费尔德中心采访艾伦·惠廷教授时，他说，是他向富布赖特参议员建议召开听证会并推荐作证人员名单的。
[⑥] 笔者曾于1986年3月和1987年2月3日在华盛顿采访过鲍大可和富布赖特。用富布赖特自己的话来说，搞那次听证会，是“为了影响约翰逊政府对华政策的制订。同时，教育公众，教育国会议员，也教育我自己。”
[⑦] George S. Franklin, Jr. to Members of 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Re: Atlantic article on the Council’s China Studies, December 8, 1967. Vol. C #2, Archive of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Inc.
[⑧]参加这个项目的人中有不少中国通，其中鲍大可参加的专题讨论最多。实际上在参加1962年开始的“中国研究项目”之前，他已经是该委员会的研究员了。作为该委员会的研究员，他在1960年就完成并出版了非常有影响的专著《共产党中国与亚洲：对美国政策的挑战》。按迈克尔·奥克森伯格的话说，“这是第一部全面研究中国外交政策极其对美国影响的著作”。
[⑨] 笔者1999年在麻省理工学院政治系采访卢西恩·派伊记录。
[⑩] Shepard Stone ‘s letter to George S. Franklin, Jr., Executive Director of 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Inc., June 28, 1962. CC: Records Center (D-612 & D-676), Ford Foundation Archive.
[11] Records of Groups, Vol. CI #3, Vol.3, Vol. 4 1962/65; Records of Groups, #5, Vol. CIV #6 1962/65. Archive of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11约翰•林德贝克（John M. H. Lindbeck）：曾任美国国务院中国问题公共事务顾问，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当代中国联合会负责人等职。主要著作：《中国科技人员的增长》（Growth of China’s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Manpower）（1957年）。
12 Lindbeck, John M. H. 1970. “The Committee on Scholarly Communication with mainland China”. Background Info/U.S.-PRC exch., Scientific, 1970 folder, Committee on Scholarly Communication with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Library, Washington D.C.
13 Doak Barnett’s letter to Gu Ning on March 12, 1985.
14材料来源：笔者1999年4月2日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采访斯卡拉皮诺记录；同年5月18日在麻省理工学院政治系采访卢西恩·•派伊记录；同年7月14日在美国斯坦福大学战略与合作研究中心采访约翰·路易斯记录；同年8月23日在美国斯坦福大学亚太研究中心采访奥克森伯格记录；斯卡拉皮诺、约翰·路易斯和奥克森伯格简历。
15 Doak Barnett’s Letter to Alexander Eckenstein, Aug. 27, 1971, Alenxander Eckenstein File, Archive on US-China Relations, Brandly Historical Library, Ann Arbor, USA.
16 Memorandum, Committee Response to Recent Changes in U.S.-China Relations, April 29,1971, National Committee on United States-China Relations, Inc. Ford Foundation Archive.
17 Michel Oksenberg: Obituary---In Memory of A. Doak Barnett, Born 8 October 1921: died 17 March 1999. On May 7, 1999. (A Draft for China Quarterly)
18 Michel Oksenberg’s letter to Doak and Jean Barnett, November 12, 1997.
19笔者1999年8月采访鲍大可夫人珍妮·巴尼特记录。

参考文献：
[1] （美）迈克尔·谢勒：《二十世纪的美国与中国》 [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版。
[2] Memorandum From James C. Thomson, Jr.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Staff to the President’s Special Assistant （Moyers）, March 15,1966. FRUS, 1964-1968, Vol.30, China.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8.
[3] （美）戴维·斯泰格沃德：《六十年代与现代美国的终结》[M]，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
[4] （美）切斯特·鲍尔斯：《鲍尔斯回忆录》[M]，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5]（美）小詹姆斯·汤姆森：“关于1961—1969年美国对华政策的制订：对官僚政治的研究”，《中国季刊》第50号。
[6]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编：《美国中国学手册》[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7] 约翰·H·霍尔德里奇：《1945年以来美中外交关系正常化》[M]，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
[8] Memorandum From James C. Thomson, Jr.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Staff to the President’s Special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Bundy), Oct. 28, 1964[Z]//FRUS, 1964-1968, Vol.30, China.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8.
[9] Memorandum From James C. Thomson, Jr.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Staff to the President’s Special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Bundy), June 2, 1965 [Z]//FRSE, 1964-1968, Vol.30, China.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8.
[10] Action Memorandum From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Far Eastern Affairs (Bundy) to Secretary of State Rusk, June 16, 1965 [Z]// FRUS, 1964-1968, Vol.30, China.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8.
[11] Memorandum From President’s Special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Bundy) to President Johnson, August 24, 1965 (Z)// FRUS, 1964-1968, Vol.30, China.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8.
[12] Memorandum From James C. Thomson, Jr.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Staff to the President’s Special Assistant (Valenti) March 1, 1966 {Z}// FRUS, 1964-1968, Vol.30, China.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8.
[13] Memorandum From James C. Thomson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Staff to the President’s Special Assistant (Rostow) August 4, 1966[Z]// FRUS, 1964-1968, Vol.30, China.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8.
[14] Memorandum From Alfred Jenkins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Staff to the President’s Special Assistant (Rostow) February 3, 1967[Z]// FRUS, 1964-1968, Vol.30, China.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8.
[15] （美）费正清，《费正清自传》[M]，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6] （美）孔华润：《美国对中国的反应》[M]，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17] Hearings before the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United States Senate，Eighty-Ninth Congress，Second Session on U.S. Policy with Respect to Mainland China——March8，10，16，18，21，28，30 1966.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 1966.
[18] [19] 转引自（美）劳伦斯·H·肖普和威廉·明特著：《帝国智囊团—对外关系委员会和美国外交政策》[M]，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

原载《杭州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