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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委员：马承源、刘次沅、安金槐、朱凤输、朱学文、纪谊、辛德勇、李峰、严文明、张长寿、张培瑜、张晶义、邹衡、陈久金、陈铁梅、俞伟超、原思训、殷玮璋、郭之虞、彭林、裘锡圭、雷玉清

执行编委：刘次沅、朱凤翰、朱学文、纪谊、张晶义、殷玮璋

夏商周断代工程是第九个五年计划国家重点科技攻关计划项目之一。在独立起源的世界四大古文明中，历五千年沧桑巨变而从未中断的，唯有中华文明。不无遗憾的是，夏商周三代是中华文明由兴起走向昌盛的时期，而我国古文的确切年代，只能上溯到《史记·十二诸侯年表》的始年——西周晚期的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再往前的历史纪年，或彼此歧异，或多阙失，难以考索。自西汉末年的刘歆起，两千多年来许多中外学者试图解决这一学术悬案。由于三代年代学涉及的领域相当广泛，需要进行研究的问题很多，使得任何个人的力量都难以取得突破。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总目标，是要将夏商周时期的年代学进一步科学化、量化，制定夏、商、周这一历史时期有科学依据的年代学年表，为深入研究我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和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根据各历史阶段的研究条件的差异，提出以下具体目标：

一、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以前各王，提出比较准确的年代；

二、商代后期，（商王武丁以下）各王，提出比较准确的年代；

为了达到以上目标，夏商周断代工程以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结合，兼用考古学和现代科技手段，进行多学科交叉研究，项目分设“有关夏商周年代、天象及都城文献的整理及可信性研究”。“夏商周天文年代学综合性问题研究”、“夏代年代学的研究”、“商前期年代学的研究”、“商后期年代学的研究”、“武王伐纣年代的研究”、“西周列王的年代学研究”、“14C测年技术的改进与研究”、“夏商周年代研究的综合和总结”等9个课题，下设44个专题。参与夏商周断代工程的专家、学者共200余位，涉及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天文学、测年技术等诸多学科。自1996年5月启动以来，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各项研究进展顺利，预定的各项目标已基本达到：建立了夏商周三代年代框架；对商王武丁至帝辛（纣）诸王、西周武王至厉王各世，给出了年代，出此而提出了有科学依据的夏商周三代年表，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夏商周断代工程是我国在本世纪组织的第—个由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结合进行研究的重大科研项目，自启动之日起，备受社会各界和海外人士的关注。为使各界人士能全面了解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情况，给后人留下一份完整的三代年代学研究的资料，我们决定编辑出版一套《夏商周断代工程丛书》。它包括以下三个系列：

收录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总报告（有简本、繁本两种），和各课题、专题的结题报告。总报告是在对全部课题的成果进行总结和再研究的基础上形成的，是项目和整体成果的集中表述。课题和专题的结题报告，旨在反映它们在实施项目的目标时．各自承担的任务、研究过程及完成情况。

公布夏商周时期若干遗址的发掘情况，介绍夏商周断代工程为建立夏商周年代框架所依据的考古学原始素材及发现与研究的过程。

收录夏商周断代工程实施过程中对文献资料的整理与研究；对相关内容所作的专题研究、札记辑录；对天象资料所作的分析与计算，以及项目实施期间为进行科学探索组织学术活动的实录等等，旨在反映项目启动以来各学科围绕三代年代，从不同角度开展探索与研究的情况。

这套《夏商周断代工程丛书》是这四年间进行多学科合作、联合攻关取得的阶段性成果。由于在多学科合作中，各学科用不同手段研究同一年代时能得到一致或十分接近的结论，从而确保了研究报告中提出的三代年代框架的科学性与可信度。但它还不是三代年代学研究的终极目标，而是三代年代学研究步入新阶段的标志。我们相信，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随着考古新材料的不断出土，随着更多的研究者投身到年代学研究中来，未来的三代年代学研究一定会取得更加接近真理的结论。我们殷切希望得到国内外读者的批评指止。

一、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目标、研究途径和实施情况…………………………（1）
（—）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基本情况………………………………………（1）
（二）文献资料与天文数据的准备………………………………………（5）
（三）常规法与AMS法14C测年的技术淮备……………………………（6）
（四）多学科的学术研讨会………………………………………………（8）
（五）夏商周断代工程阶段成果报告的起草与定稿……………………（11）

二、西周年代学研究……………………………………………………………（12）
（一）西周考古学文化序列的研究与测年………………………………（12）

（二）构建金文历谱的基础………………………………………………（18）
（三）推定西周王年的七个支点…………………………………………（21）
（四）西周金文历谱的排定………………………………………………（29）
（五）14C测年与金文历谱王年的参照…………………………………（36）

三、武王克商年的研究…………………………………………………………（38）
（一）武王克商年研究的思路……………………………………………（38）
    （二）文献所见克商年的年代范围………………………………………（39）
    （三）克商年范围的缩小…………………………………………………（40）
    （四）克商年的天文史料…………………………………………………（44）
    （五）克商年的天文推算…………………………………………………（46）
    （六）武王克商年的选定…………………………………………………（48）

四、商代后期的年代学研究……………………………………………………（50）
    （一）殷墟文化分期与14C测年…………………………………………（50）
    （二）殷墟甲骨分期与测年………………………………………………（52）
    （三）殷墟甲骨文日月食与武丁年代……………………………………（55）
    （四）周祭祀谱与帝乙、帝辛年代………………………………………（57）
    （五）文献中的商后期王年………………………………………………（59）
    （六）商代后期年代的整合………………………………………………（60）

五、商代前期的年代学研究……………………………………………………（62）
    （一）商前期考古学文化分期与14C测年………………………………（62）
    （二）文献所见商代积年…………………………………………………（72）
    （三）商代前期年代框架的估定…………………………………………（73）

六、夏代年代学研究……………………………………………………………（74）
    （一）文献所见夏代积年…………………………………………………（74）
    （二）二里头文化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的分期与14C测年………（75）
    （三）夏代天象的天文推算………………………………………………（80）
    （四）夏代基本年代框架的估定…………………………………………（81）

七、小结…………………………………………………………………………（83）
    （一）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标志性成果……………………………………（83）
    （二）队伍建设、人才培养与社会影响…………………………………（84）
    （三）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延续和发展……………………………………（85）
    （四）夏商周年表…………………………………………………………（86）

附录夏商周断代工程可行性论证报告………………………………………（89）
    （—）项目研究的意义……………………………………………………（91）
    （二）国内外有关概况……………………………………………………（92）
    （三）工作基础和条件……………………………………………………（92）
    （四）组织领导……………………………………………………………（93）
    （五）研究途径……………………………………………………………（94）
    （六）目标和成果的整理公布……………………………………………（96）
    （七）课题设置及主要研究内容…………………………………………（97）

后记………………………………………………………………………………（117）

中华文明是人类历史上有数的独立起源的古文明之一，绵延流传，从未中断，世所罕见。但是，我国古书记载的上古确切年代，只能上推到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的开端——西周晚期共和元午（公元前841年），再往上就存在分歧，成为我国乃至世界古史研究中的重大缺憾。夏商周三代在我国古代文明历史上具有特殊地位，但其年代学始终是一个学术难题。两千年来，历代学者不断努力，试图解决，但由于涉及的领域很广，而研究大多是分别进行，研究的材料和手段有限，所以在一些关键点上始终没有突破，学术界迄今不能达成共识。

为了改变年代学研究的滞后局面，使考古学、历史学等学科的研究进一步科学化、量化，为深入探索我国文明的起源和发展打下良好基础，在国家的支持下，夏商周断代工程以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相结合，集中相关学科的优势，联合攻关，力求做出能反映20世纪年代学研究最好水平的成果。

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总目标，是制定有科学依据的夏商周时期年代学年表。根据各历史阶段材料的不同情况，确定以下具体目标：

1）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以前各王，提出比较准确的年代；

夏商周断代工程是由历文学、考古学、天文学和测年技术等学科的专家学者联合实施的系统工程。研究途径主要有两条：

1）对传世文献和甲骨文、金文等古文字材料进行搜集、整理、鉴定和研究，对有关的天文历法记录通过现代天文计算推定其年代；

2）对有典型意义的遗址、墓葬资料进行整理和分期研究，并作必要的发掘，取得系列样品，进行常规和AMS（加速器质谱计）的14C年代测定。

最后对各课题通过以上两条以及其他途径得出的结论进行综合，使研究进一步深化，得出尽可能合理的年代学年表。

夏商周断代工程于1996年5月正式启动，经论证当时共设9个课题，下分36个专题，设置情况如下（表一）：表一夏商周断代工程的课题设置
http://www.ywsl.com/bookpic/upfile/200632121461240541.JPG

在夏商周断代工程实施过程中，根据研究需要和新的考古发现，又增设了以下8个专题：

为了加强对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统一领导和有关学科相互间的协调配合，国务院成立了由科技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教育部、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物局、中国科协的负责人组成的领导小组。为了便于组织科研攻关、聘任了首席科学家，随后由领导小组聘任了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领域有关学者组成专家组，负责组织科研工作。日常事务及有关工作由夏商周断代工程项目办公室负责。

直接参与夏商周断代工程的专家学者200余人，主要来自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生物物理研究所、上海天文台、紫金山天文台、陕西天文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考古研究所，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河南省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北京市文物研究所，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吉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哈尔滨师范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烟台大学，四川大学，西北大学等单位。

为了提高研究的整体性和科学性，夏商周断代工程建立了文献资料库与天文数据中心，在资料与数据方面作了充分准备。

古代文献有关三代纪年的记载相当分散，难以查检，为了向各课题组提供便于检索的详尽文献资料，专题组对近400种古籍进行普查，选录有关三代年代和天象记载的史料，总计30余万字。录入计算机，建立了“夏商周年代与天象文献资料库”。同时搜集年表9种（宋代4种、清代5种）。制成总表，并根据其源流及纪年情况，区分为以今本《竹书纪午》和以《通鉴外纪》为代表的两系，供研究者参考使用。

为了向天文年代学行专题提供必需的研究设备和资料，夏商周断代工程建立了“夏商周天文数据计算中心”，可进行恒星位置的反推汁算、星象年代分析、古代行星位置换算。SUN工作站可作大数据量天文计算，采用的计算软件和数据分析图形软件，可作古天文数据分析，以及某些古星表、星图、星象研究。

我国利用放射性同位素14C测定考古遗址、遗物年代的工作，过去误差通常较大，主要用于史前考古。为了适应夏商周断代工程的高精度要求，需要改造原有设备，改进样品制备及测试方法。

为了提高常规法14C测年精度，专题组研究和确定了木质、骨质样品前处理的实验室操作程序，提高了制作效率。经过空白试验和“钙法”、“镁法”的比较，解决了合成苯本底测量图谱中出现的14C谱峰的问题。对从美国进口的液闪仪进行验收并编制循环测量操作程序。应用国产液闪仪测试，研制了样品瓶，规范测试条件、作淬火校正，保证了数据的精确可比性，做到了仪器长期稳定，测量精度达到0．3％（相当于士24年），通过研究OxCal程序的应用问题，将系列样品的14C数据作曲线匹配拟合，认明其方法与精度都可靠。

14C样品前处理是高精度测年的重要环节，对于有字卜骨测年的影响更大。专题组对国际上处理骨样品方法作了筛选。通过分析对比出土的和现代的骨头中明胶分子量分布，分析明胶的C/N比、b13C值、红外光谱、紫外光谱，测量用透析法纯化明胶前后年代值的变化等方法，判别骨样品的保存及明胶中腐植酸的清除状况。并通过用明胶测年与经XAD-2树脂纯化的总氨基酸测年的可靠性比较等研究，最后选用骨质中的明胶组分测年。实验表明，对于保存较好的样品，能够得到可靠的年代，建立了用元素分析仪作燃烧与分析装置的制备C02系统，新建了多套合成石墨装置及回收样品气体系统。
3．AMS法技术改造与测试研究

加速器质谱计14C测年所使用的样品量，仅为常规法的千分之一。因而可以扩大测样范围。某些珍贵样品（如有字卜骨）只能用加速器质谱计测量。为了提高测年精度，专题组对原有的加速器质谱计设备进行了大规模收造，并深入进行14C测年的方法学研究，使加速器质谱计的运行水平大幅度提高，束流总传输效率较改造前提高一倍，测量精度达到或优于0．5％（相当于士40年）的水平。

在设备改造过程中，14C测年课题组织了常规法与AMS法两种方法三个实验室之间14C测年结果的比队。首先以沣西系列为样本，选择若干样品分送三个实验室分别测量。比对表明，二个常规法实验室和一个AMS实验室所得到的14C年代值在误差范围内基本一致。在夏商周断代工程实施过程中，课题还组织过郑州商城、偃师商城、花园庄等系列的比对。

初期还选了7个样品送加拿人多伦多大学加速器质谱实验室作比对测量，后期AMS专题对国际原子能机构（IAFA）提供的标准样品进行了比对测量，均显示了良好的一致性。

将常规法和AMS法测得的样品14C年代转换为实际的日历年代，要用树轮曲线校正。由于树轮校正曲线呈扭摆波动状，单个样品校正后的日历年代范围通常有越过100年的跨度。为满足夏商周断代工程的要求，必须采用系列样品，并充分利用样品的文化分期和样品之间的先后顺序等考古信息，在进行日历年代校正时与树轮曲线的扭摆进行匹配拟合，从而减小样品日历年代的误差。夏商周断代工程对此方法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对目前国际上较为流行的相应计算机程序OxCal进行丁评价，证明其方法与精度都可靠，并对该程序应用中的各种模型与条件设置问题进行了探索，使一般情况下样品的日历年代范围可以大为缩小。

本简本中所给出的样品拟合后日历年代，均是用OxCal程序和1998年树轮校正曲线计算的68％置信区间的日历年代范围。由于树轮曲线的扭摆，在有些情况下，该区间会分裂为2—3个子区间，子区间后括号中的数字为该子区间所占的百分比。

为了发挥多学科交叉的优势，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和办公室在各课题组研究的基础上，织织了52次多学科的学术讨论会。涉及重要考古发现的研讨会一般在考古遗址的现场召开。这些会议对于攻克难点、形成共识起了重要作用（表二）。
（五）夏商周断代工程阶段成果报告的起草与定稿

1999年5月，各课题组预定研究目标已基本达到，首席科学家开始主持阶段成果报告的起草工作。8月，将讨论稿提交专家组讨论。在充分吸收专家意见的基础上，修改成《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1999阶段成果报告·简稿》（征求意见稿），于1999年9月24日，提交由中国史学会、中国考古学会、中国科技史学会联合举办的“夏商周断代工程阶段成果学术报告会”，广泛听取来自全国各地的160余位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年家学者的意见，经反复修改，由专家组讨论定稿。

本报告为向社会公布阶段成果所用，力求简明，未能一一注明引用他人之说的出处，有关内容将在《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繁本》中全面反映。

西周自武王克商到幽王，共11世12王。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给出了自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以下的纪年，是建立西周年代学的可靠的基准点，所以夏商周断代工程涉及的西周年代学研究范围为：

1武王—2成王—3康王—4昭王—5穆王—6共王—7懿王—9夷王—10厉王—共和元年
│
8孝王

西周年代学以文献研究为基础，通过考古学文化的分期与测年，建立年代学柜架，同时构建金文（青铜器铭文）历谱并对有关天文材料进行计算，排出列王年代。

与西周年代学相关的考古学研究，主要集中在北京房山琉璃河燕国遗址和山西曲沃天马—曲村晋国遗址。通过对琉璃河和天马—曲村遗址的考古分期研究，可以建立起系统的西周燕文化和晋文化编年序列。对这两个文化序列的14C测年研究，能够建立自周切开始的比较完整的西周年代框架，并作为确定西周始年的重要佐证。在对晋侯墓地所见晋侯世系证认和测年的基础上，结合《史记·晋世家》等文献，还可以将西周列王与晋侯年代作横向比较。

北京房山琉璃阿遗址是西周燕国早期都邑遗址，总面积达3．5平方公里，已发现西周早期城址及西周墓葬200余座，其中M1193等墓出土带有“匽（燕）侯”铭文的青铜器。

琉璃河燕国墓地的分期及有关常规14C测NM1数据见表三。
琉璃河遗址居址区的分期及其AMS测年结果见表四。

表四琉璃河遗址居址区分期及AMS测年数据
2．琉璃河M1193的测年与研究

琉璃河遗址Ml193是一座有四条墓道的大型墓葬，其中出土有两件铭文相同的青铜器克罍、克盉（图一），铭文记载了燕国的始封：

王曰：“大保，……余大对乃享，命克侯于匽，……”
图一琉璃河M1193出土的克盉及铭文

铭文中“大保”指召公。《史记·周本纪》：“成王既迁殷遗民，……召公为保，周公为师。”燕国之封，见《史记·燕世家》：“召公奭与周同姓，姓姬氏，周武王之灭纣，封召公于北燕。其在成王时，召公为三公；自陕以西，召公主之，自陕以东，周公主之。”《集解》：“以元子就封，而次子留周室，代为召公。”说明虽然召公被封于北燕，但召公本人未就国，而由其元子代之。可见，克罍、克盉铭文中的“王”指成王，M1193的墓主人“克”，即召公之“元子”，也就是第一代燕候。

M1193椁木保存良好，经常规14C测定、年代为公元前1015—前985年，这为西周始年的推断提供了参考。

1996年秋，在琉璃河遗址灰坑H108第1层和第3层中发现三片刻字龟甲。其中，第1层出土的一片龟甲上刻有“成用”二字（图二），具有重要的断代意义。

据文献记载，成周营建于成王初。因此，“成周”卜甲的出现，表明H108的年代不会早于成周的建成，即其上限不得超过成王时期。H108地层关系明确，是琉璃河遗址中时代最早的西用遗存之一。通过对其出土器物特征的分析，H108的年代应在西周早期的偏早阶段，AMS测年结果为公元前1053—前954年（表四），可与M1193的测年对照。

位于山西曲沃的天马—曲村遗址，是晋国的早期都邑，总面积达8．75平方公里，是迄今所知山西境内规模最大的两周遗址。80年代以来，在此发掘了大面积的周代居址和500余座西周初至春秋初的中小型墓葬，90年代又在遗址的中心区发现了晋候墓地。
图二琉璃河96H108出土的“成周”卜甲

天马—曲村遗址的西周遗存可分为四期六段，各期、段的AMS测年数据列于表五。

表五天马—曲村遗址西周遗存分期及AMS测年数据
5．晋侯墓地的测年

1唐叔虞—2晋侯燮—3武侯宁族—4成侯服人—5厉侯福—6靖侯宜臼
∣
┌—————————————————————┘
∣
7釐侯司徒—8献侯籍（苏）—9穆侯费王—11文侯仇
∣
10殇叔

天马—曲村遗址的晋侯基地现发现有大型墓葬八组十七座。通过对墓葬排列、出土器物特征的研究以及青铜器铭文中所见晋侯名字的考释，这八组墓葬应分属于八代晋侯及其夫人（其中一位晋侯有两位夫人）。晋侯墓地是迄今所见保存状况最好、资料最为系统的一处周代诸侯基地。

对晋侯某地的部分墓葬做了AMS测年。金文所见晋侯名和《史记·晋世家》所载晋侯的对应关系、AMS测年数据和《史记·晋世家》所记的晋侯年代对比见表六。

由于在成候、靖侯和釐侯的相应墓葬中未能采集到测年样品，用OxCal拟合该系列时在相应分期中插入了空事件，这样OxCal可按同样的抽样原则计算出各侯的年代范围。对样品SA98094和SA98096均分别进行了三次制样与测量，所得测年结果在误差范围内相符合，故在拟合时分别加以合并处理，每个样品得到一个年代范围。

构建金文历谱的目的，是利用西周全文中的年、月、纪时词语和干支，以及有关西周文献，排出西周王年表。为了构建合理的金文历谱，夏商周断代工程做了两项基础性的工作：一是对西周历法的基本规则进行研究，二是对有关青铜器按考古类型学方法进行分期断代。

根据对《春秋》和《左传》中数百条天文历法资料的研究以及对西周有关文献的分析，推知西周历法的基本要点如下：

1）西周历法采用“朔”或“朏”为月首。“朔”始见于《诗·小雅·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其运用当更早于此。认识朔以前，当以“朏”为月首，朏指新月初见，一般在初二、初三。

2）西周历法的岁首多为建子、建丑。建子指岁首在冬至所在之月，建丑在其次月。

4）西周改元的方法有两种：逾年改元——即新王即位的次年改称新王元年，当年改元——即新王即位的当年改称新王元年。

在西周青铜器中，年、月、纪时词语与日名干支四要素俱全的共约60件，其中有器形图像的51件。经对诸器的出土情况、形制、纹饰等综合研究，并联系其他相关青铜器作分期断代，得出如下结论（表七）：

唯十有八年十又三月既生霸丙戌，王在周康官夷宫，道入右吴虎，王命善夫丰生、司空雍毅，申刺王命。……
图三吴虎鼎及其铭文

“夷宫”为夷王庙，“刺王”即厉王，可知此器作于宣王，“惟十有八午”即宣王十八年（公元前810年）。该年十三月丁丑朔，丙戌为初十，与既生霸相合。此器与其他青铜器联系，可作为西周晚期年代的一个重要支点，证明《史记》纪年的可信。

晋侯苏编钟出土于晋侯墓地M8中，共16件，铭文凡355字，记有七个历日和五个纪时词语，为西周金文所仅见：

    唯王卅又三年，……正月既生霸戊午
    二月既望癸卯
    二月既死霸壬寅
    三月方生霸
    六月初吉戊寅
    丁亥
    庚寅

铭文纪年为三十三年。西周晚期在位超过33年的，只有厉王和宣王。对M8墓中的木炭样品进行常规法14C年代测定，其年代为公元前816—前800年（图四）。又用AMS法对M8墓中的木炭和祭牲样品测年，其年代分别为公元前814—前796年和公元前810—前794年（表六），两种方法所得数据一致。《史记·晋世家》载晋侯苏卒于周宣王十六年（公元前812年），与测年结果吻合，所以晋侯苏钟的“三十三年”当属厉王。
图四晋侯墓地M8木炭14C测年的拟合

厉王在位年，《周本纪》为37年，而《卫世家》、今本《竹书纪年》均不足30年。今据晋候苏钟，可知厉王在位应超过33年。
善天山鼎铭云“唯三十又七年正月初吉庚戌”，是已知西周金文中纪年最高一例，鼎的历日不合于宣王，考虑到其形制、纹饰接近于厉末至宣初的颂鼎等器，其时代应属厉王。由此可证《周本纪》载厉王三十七年奔彘说可信。今取共和当年称元说，历王三十七年为公元前841年，三十三年为公元前845年，该年依建丑：

        正月乙巳朔，既生霸戊午十四日；
        二月甲戌朔，既望癸（辛）卯十八日；
        二月甲戌朔，既死霸壬寅二十九日；
        六月壬申朔，初吉戊寅初七日。

古本《竹书纪年》载：“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郑。”“天再旦”即天亮两次的奇异天象，有学者认为是日出之际发生的一次日食。“郑”的地望在西周都城（今西安）附近的华县或风翔。通过理论研究建立了描述日出时日食造成的天光视亮度变化的数学方法，据此可以计算出每次日食所造成天再旦现象的地面区域。对公元前1000—前840年间的日食进行全面计算，得出公元前899年4月21日的日食可以在西周郑地造成天再旦现象，并且是唯一的一次（图五）。
图五理论计算得到的公元前1000—前840年中国地区“天再旦”现象

1997年3月9日，我国境内发生了本世纪最后一次日全食，日食发生时，新疆北部正好是天亮之际。经布网实地观测，日出的天色已明，此时日全食发生，天色转黑，几分钟后，全食结束，天色再次放明。各地情况与计算完全一致，证实了理论方法是正确的，实际观测印证了“天再旦”为日全食记录是可信的。
在金文方面，学者一般定师虎簋为懿王器。其铭云：

唯元年六月既望甲戌，王在杜居，格于大室，井伯入右师虎，即位中廷，北向，王乎内史吴曰：……

以懿王元年为公元前899年，该年六月丙辰朔，甲戌为十九日，与“既望”月相正合。

虎簋盖有两件，一件1996年8月出土于陕西丹风，另一件现藏台湾。盖面饰直棱纹，铭文长达161字（图六），其起首云：

唯卅年四月初吉甲戌，王在周新宫，格于大室，密叔内（入）右虎，即位，王呼入（内）史曰：……

虎簋盖与师虎簋铭文均有“文考日庚”，用字措辞也多相同，可知二器为同一人所作。虎簋盖铭记王命虎“胥（佐助）师戏”，当是虎初袭职时之事。师虎簋为懿王元年器，则虎簋盖必在其前。

虎簋盖铭文的王年为三十年，西周中期穆、共、懿诸王在位超过30年的只有穆王，因此虎簋盖为穆王器可以确定。
图六虎簋盖铭文

据三年卫盉、五祀卫鼎、九年卫鼎、十五年超曹鼎等排谱结果，共王元年应为公元前922年。《史记·周本纪》穆王在位55年，按共王当年改元计算，穆王元年为公元前976年，三十年为公元前947年，该年四月丙寅朔，甲戌为初九，虎簋盖历日正可排入。

唯王卅又四祀，唯五月既望戊午，王在[艹弅]京，禘于昭王。……

“禘”为祭名，铭云“禘于昭王”，则作器时代必然晚于昭王。考虑到鲜簋的形制纹饰尚有西周早期遗风，其年代不可能太晚。据文献，西周早期昭王以后至西周中期夷王之前，在位33年以上者，惟有穆王。因此，鲜簋当为穆王器。按虎簋盖，穆王元年为公元前976年，则穆王三十四年为公元前943年，五月壬寅朔，戊午为十七日，与既望相合。
图七鲜簋
6．静方鼎与古本《竹书纪年》昭王之年

1996年出现的静方鼎（图八），属西周早期偏晚，铭文共68字，铭首云：

唯十月甲子，王在宗周，令师中暨静省南国相，设居。八月初吉庚申至，告于成周。月既望丁丑，王在成周大室，……

据古本《竹书纪年》等文献，昭王十六年南伐楚荆，十九年丧六师于汉，卒于汉水中。与此事有关的青钢器，有明记十九年的缓卣、析尊等，以之系连排比，可知静方鼎的“十月甲子”在昭王十八年，“八月初吉庚申”与“月既望丁丑”在昭王十九年。以穆王元年为公元前976年上推，昭王十八年为公元前978年，十月癸亥朔，甲子初二日；十九年为公元前977年，八月戊午朔，庚申初三日，合于初吉，丁丑二十日，合于既望。
7．《召诰》、《毕命》历日与成、康之年

据文献记载，成王、康王总年数应不少于40年。前已推定昭王元年为公元前995年，则成王元年不得晚于公元前1035年。

康王器的金文历日，常被引用的有庚嬴鼎“唯廿又二年四月既望己酉”和小盂鼎“唯廿又五年八月既望甲申”、但庚嬴鼎只见刊本，字划多误；小盂鼎仅存一份拓本，“甲申”二字不可见。

《尚书》中的《召诰》与《洛诰》为同时所作，有成王七年历日“唯二月既望，粤六日乙末”和“唯三月丙午朏”。《汉书·律历志》引古文《尚书》的《毕命》，有康王时历日“唯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康王十二年历日合于公元前1009年，该年六月丙寅朗，庚午朏为初五日。成王七年历日合于公元前1036年，二月乙亥朔，既望在庚寅十六日，乙未在二十一日，三月甲辰朔，丙午为初三日。

通过西周晚期金文材料归纳得出金文纪时词语的涵义，利用66条年、月、纪时词语、日干支确定的文献和金文材料，排出西周金文历谱。由于对西周历法的若干细节目前尚有未能掌握之处，金文历谱只能是一个西周王年。
1．西周金文历谱方案

以西周青铜器的类型学研究为基础，以上述七个支点为框架，排出金文历谱如表八。

由对七个支点的研究可知，在历谱中，只有懿、孝、夷三王的在位年不能确定。前已论定，懿王元年为公元前899年，厉王元年为公元前877年，懿、孝、夷三王共22年。属于这一阶段的青铜器可排出三王年数不同的几种方案。结合文献记载和青铜器铭文中的人物关系，以懿、孝、夷分别在位8年、6年、8年为最嘉方案，孝、夷元年分别为公元前891年和公元前885年。

表八西周金文历谱
上述历谱中有三条不合，一是师簋，二是克盨，三是伊簋。师簋分期在夷厉前后，其历日与排于厉王元年的元年师兑簋不相容，故置于夷王元年，初吉在二十日。克盨应置于宣王，但其历日与确定为宣王十八年的吴虎鼎不相容，故认为其干支“庚寅”为“甲寅”之误。伊簋属西周晚期，王年为二十七年，只能在厉王或宣王世，但其既望与厉、宣二十七年均不合，暂将其置于宣王，认为其干支“丁亥”为“丁丑”之误。

西周青铜器铭文中，常见“初吉”、“既生霸”、“既望”、“既死霸”等名词，称为金文纪时词话（习称“月相”），是周人纪述月内日序的一种方法。纪时词语含义，学术界解释分歧，有定点说、四分说、二分?闼怠⒍?忠坏闼档取８?菸髦芡砥诶鳌⒐埠汀⑿?⒂氖逼诮鹞慕?泄槟桑?匀?募褪贝视锖?宓玫饺缦氯鲜叮?br />
1）初吉，出现在初一至初十。

2）既生霸、既望、既死霸顺序明确，均为月相。“既”表已经，“望”即满月，“霸”指月球的光面。

有关西周考古14C测年与西周金文历谱所得结果已如上述，现试将两者互相参照（表九）。

表九西周金文历谱王年与考古14C测年的参照
三、武王克商年的研究

武王克商之年是商、周的分界，确立这一年代定点，就可以安排西周王年，并上推商年和夏年，因而是三代年代学的关键。

至迟从两汉刘歆起，历代都有学者致力于武王克商年的研究，他们的已有成就，是夏商周断代工程进行新的探索的起点。

武王克商的年代，文献记载零碎模糊，历代学者对文献的理解和对其可信性的估计尚有分歧。两千多年来，中外学者根据各自对文献和西周历法的理解立说，形成了至少44种结论．最早的为公元前1130年，最晚的为公元前1018年，前后相差112年，就年代长短及立论的依据而言，44种克商年的结论，大体可以归结为长年、小年、短年三说：

1）长年说以刘歆三统历的公元前1122年说为代表，包括用各种古历推定的诸说，大致分布在公元前1127—的1070年之间。此说在传统的年代学研究中影响最大。

2）中年说大多以文献与全文、卜辞互证，所得克商年大多在公元前1070—前1030年之间。

3）短年说依据古本《竹书纪年》立论，以公元前1027年说为代表，大致分布在公元前1030—前1018年之间。

夏商周断代工程推求克商年的主要途径，一是通过关键性考古遗址的14C测年、甲骨文日月食以及文献记载的综合研究，缩小武王克商年的范围；二是在以上范围内，通过金文的排谱和对武王克商的天文学推算，寻找克商的可能年代，最后加以整合，选定最嘉年代。

为了求得正确的克商之年，必须首先研究文献所见的西周总积年，以使明确范围。两汉以后文献关于西周积年的记载分歧很大，大多不可靠，只能从年代较早的先秦文献中去探索。

先秦文献所载西周积年在270年至290年之间。《左传》宣公二年：“成王定鼎于郏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左传》预言多为作者根据既有事实而造设，所以较为可信。自武王至显王共30世、3l王（不计哀王、思王），自周显王三十三年起，六国次第称王，《左传》此语当指是时。显王卒于公元前321年，自此上溯700年，为公元前1020年，再加上定鼎以前的成于、武王之年，则西周积年约270年。

《孟子·公孙丑下》孟子去齐时说：“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年矣。”孟子去齐在周赧王三年（公元前312年），则西周始年在公元前1020年以上。

古本《竹书纪年》是西晋初出土的战国时代魏国的史书，其中记载：“自武王灭殷，以至于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依此从公元前770年平王东迁上推257年，则武王克商在公元前1027年。

古今都有学者用古历推求武王先商之年的，如刘歆用三统历推得的公元前1122年（西周积年为352年），汉代学者用殷历推得的公元前1070年（西周积年为300年），清代学者以颛顼历推得的公元前1066年（西周积年为296年）等。但上述各种古历不早于战国秦汉，并非夏、商、西周的真实历法。

为了缩小克商年的范围，夏商周断代工程对沣西等遗址的系列样品作了14C测年，并通过对殷墟甲骨文月食年代的天文推算，下推克商年的范围。

考古学上所说的先周文化，是指武王克商建立西周王朝之前的周人的文化遗存。陕西长安沣西地区是周人之都丰京的所在。武王克商以前，文王就已迁都于此。自50年代以来，经多次发掘，确定了以张家坡遗址为代表的沣西考古年代序列：

根据出土青铜器等器物的特征，第一期墓葬的年代被推定在成康时期，则以张家坡早期居住遗址为代表的遗存，其起始年代可能在文王作邑于丰之时。

1997年发掘的沣西H18，是夏商周断代工程的重要发现。沣西97SCMT1探方（图九），由一组系列地层单位构成，其中最底层的N18，由4个小层构成，包含内容丰富，所出有木炭、兽骨和炭化小米等可供测年的标本，属先周文化晚期单位，与张家坡早期居住遗址时代大体相当；叠压在H18之上的，是T1第四层，时代相当于西周初期；叠压或打破第四层和H18的有H16、H11和H8、H3、T1第三层等。其中H16、H11届西周早期，H8、H3、T1第三层属西周中期。以上单位均出土具有各时期典型特征的陶器群。作为先周文化晚期，即商代末期典型单位的H18和作为灭商后西周初期文化典型单位的T1第四层，为从考古学上划分商周界限，提供了理想的地层依据，武王克商之年应该包含在这一年代范围内。
2．由相关系列14C测年推定克商年的范围

与推定克南年范围有较直接联系的考古遗址样品系列，除上述沣西系列外、还有商后期的殷墟系列、西周的琉璃河系列和天马—曲村系列。经14C年代测定，其年代范围分别为：

考虑到殷墟文化四期的年代有可能延续到西周初，故克商年范围的上限取为公元前1050年。琉璃河遗址一期H108出土有“成周”甲骨，其年代不得早于成王，因此，其上界可以作为克商年范围的下限。该遗址第—期墓葬中最早的年代数据的中值为公元前1020年，由此得出克商年的范围为公元前1050—前1020年。

经多学科合作，对宾组卜辞中五次月食的年代进行证认，并计算出五次月食的绝对年代，参照文献所见商代积年和武丁及其后诸王年代的记载以及由周祭卜辞对商末三王年祀的研究（详见四（三）、四（四）），得出的克商年范围也在公元前1050—前1020年之间。

由沣西等遗址分别与14C测年和由甲骨月食推断的克商年范围，虽是各自独立进行的，但都集中在公元前1050—前1020年，与前述先秦文献研究所得武王克商之年的年代范围基本趋同，从而排除了长年说的可能性，将克商年的范围从112年缩短到30年。

传世文献和出土文字资料中有关于武王克商时的天象记载，其中有些可供推算。

1976年陕西临潼零口出土的利簋（图十），铭文记载武王克商在甲子日，证明传世文献所记克商之日的干支是正确的。但该器铭文古奥，各家考释不能取得一致，特别是“岁鼎克闻夙有商”一句，如何标点、训释，分歧很大。由于省吾提出、张政烺申论的一种意见认为，“岁”即岁星，“鼎（贞）”作“当”讲。如此，则克商之日的“岁鼎”，就是岁星正当其位，即周的星土分野鹑火。也有学者认为“岁鼎”即岁星上中天。
2．《武成》、《世俘》历日

《武成》本为西汉孔壁所得古文《尚书》中的一篇，因未能立于学官而亡佚，其中八十二字因被《汉书·律历志》所引，得以保存至今。该文与《逸周书·世俘》所记除个别文字歧异，几乎全同，学术界多认为《世俘》即《武成》。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指出，《世俘》“除文字体例当属于周初以外，其中所记社会情形与习尚多与卜辞及古金中所载者相合”，“必非后人伪托”，“最为可信”。文中涉及伐商前后的月份、干支、月相，与《召诰》、《洛诰》、《顾命》、《毕命》记载有周公营洛、反政以及成王临终等人事的月日干支及月相等前后呼应，是公认的检验克商年的主要依据。

《国语·周语下》伶州鸠说： “昔武王克商，岁在鹑火，月在天驷，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鼋。”“鹑火”是周的分野，“岁在鹑火”与《国语·晋语四》所说晋之始封“岁在大火”，同属上古的星土分野说，当有基本的史实为依据。自汉刘歆征引伶州鸠语为凭，有学者将它作为考论克商年的依据。

在克商年的可能范围之内，通过现代天文方法回推克商天象，得到公元前1046年、公元前1044年、公元前1027年等三个克商年的方案。

此说从研究《武成》历日入手，逐一排比不同的月相说与克商年的对应关系。又对《周语》伶州鸠语的每月情况进行分析和排列，认为其所述“日月星辰”的位置浑然一体，其中“日在析木”限定了一月朔的日期（11月12日—12月11日）。为谨慎起见，将《武成》一月朔放宽到11月1日—1月31日期间（即建亥、建子、建丑）进行筛选，得到公元前1120—前1020年的100年之间约150组克商的可能日期。再按夏商周断代工程关于金文纪时词语的理解，（生霸在望前、死霸在望后》）筛选，得到10组密合、15组粗合的日期。最后用“岁在鹑火”作为检验条件筛选，得到3组克商甲子日：

其中第③组为密合，其余为粗合。结合文献、考古信息以及天文条件的符合程度，选出克商日为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

此说将利簋“岁鼎”等7个历日天象作为克商年应满足的条件，逐项筛选。首先用“月在天驷”和“日在析木之律”计算出公元前1122—前1021年之间共有146个相符合的日期。其次，从上述日期中寻找“日在析木之律，月在天驷”之后的甲子日，两者必须有合理的时间间隔，并认定初三至十六不可能是既死霸的定点日，以此为条件筛选，得到59个符合的日期，接着以“东面而迎岁”和甲子日出之前岁星是否上中天为条件筛选，得到18个符合的日期。然后作天象综合检验，包括月与天驷四星的位置关系、“月在天驷”天象发生的时间、“岁鼎”时岁星的地平高度、其他亮天体的情况等，得到7组符合的日期。最后，用《武成》历日检验，要求周师出发到甲子克商之间，此有两次朔发生，第一次为辛卯或壬辰，第二次在甲子前5日左右的庚申或辛酉，结果只有2组日期符合：

第①组已超出前述克商年的可能范围，应予以排除，故第②组为唯一解。

此说通过对甲骨文五次月食年代的计算，得出两组武丁在位年的范围：

②公元前1250—前1192年（壬申夕、乙酉夕月食延至祖庚世）。

古本《竹书纪年》盘庚迁殷以后的殷商积年为273年，考虑到盘庚迁殷到武丁即位前年数不能过长，西周积年取古本《纪年》257年说为好，以平王东迁之年（公元前770年）加257年得克商年为公元前1027年。
（六）武王克商年的选定

天文推算的三个克商年，是各自独立得到的。三个方案都在前述由相关系列14C测年以及由甲骨月食推定的克商年的范围之内，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都无法满足文献所给出的全部条件，因此，只能根据其满足的程度，以及与金文历谱匹配的状况来选定最优解。

公元前1027年说与甲骨月食年代的推算以及古本《竹书纪年》西周积年为257年等记载配合最好，但与工程所定金文历谱难以整合，也不能与天象记录相合。

公元前1044年说开创了全新的研究思路，对《国语·周语》伶州鸠语、《荀子·儒效》等文献作了较为顺畅的解释，所得甲子克商之日清晨岁星上中天。此说的问题，在于对金文纪时词语的理解与夏商周断代工程金文历谱研究所得结果难以整合。

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所定金文历谱，成王元年在公元前1042年，目前尚未发现四要素俱全的武王时的青铜器，难以直接推定克商之年。据《尚书·金縢》，武王在“既克商二年”的某日得病，经周公祈告，次日即病愈，又说武王死后，国中发生“管蔡之乱”，但没有提及武王的卒年，后世学者对武王克商后的在位年数有争议，据梁玉绳《史记志疑》统计，有二年、二年、四年、六年、七年、八年等异说。但文献记述武王史事无超过四年以上者。东汉学者郑玄在其《诗谱·豳风谱》中提出，武王克商后在位四年；日本学者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引日本高山寺《周本纪》钞本，武王于克商后二年病，又“后二年而崩”，与郑说相合。取此说则克商年为公元前1046年，天文推算的公元前1046年说与此正相符合。此说与金文历谱衔接较好，与《武成》、《召诰》、《洛诰》历日、《国语·周语》伶州鸠语等也能相容，是三说中符合条件最多的一种，故定为武王克商的首选之年。

       商代后期指盘庚迁殷至商朝灭亡，其间八世十二王的世系如下：
1盘庚
   ∣
2小辛         5祖庚 7廪辛
   ∣            ∣      ∣
3小乙—4武丁—6祖甲—8康丁—9武乙—10文丁—11帝乙—12帝辛

商代后期年代学研究以殷墟文化的分期和14C测年为基础，以甲骨分期和测年与段墟分期相印证，结合文献记载、甲骨文天象记录和历法材料的研究来完成。

位于河南安阳的殷墟是商后期都城所在，遗址面积约30平方公里，自1928年开始发掘，至今已有70余年。殷墟文化分为四期（根据最新发现，洹北花园庄早段遗存早于第一期）。殷墟文化一期到四期对应的商王如下：

殷墟二期本期早段年代约当武丁晚期，晚段尚未发现可以定年的材料，估计与祖庚、祖甲时代相当；

对殷墟各期采集的样品作常规14C测年，经树轮曲线校正，得到24个系列样品的日历年代（表十二）。

殷墟甲骨文目前已经有了比较成熟的分期断代标准。选择分期明确、有断代价值的卜骨，用AMS法进行系列14C年代测定，尚属首次，使商后期的年代学研究增加了新的手段。

1933年，董作宾提出甲骨文分期断代的10个标准，将甲骨文分为五期：第—期，盘庚、小辛、小乙、武丁，二代四王；第二期，祖庚、祖甲，一代二王；第三期，廪辛、康丁，一代二王；第四期，武乙、文丁，二代二王；第五期，帝乙、帝辛，二代二王。此说为学术界长期沿用。近年甲骨学者在五期分法的基础上，将甲骨文进一步分组，如宾组、历组、黄组等，并建立了区分其年代先后的学说。新的研究表明，甲骨年代并不完全按照王世划分，有时可以跨越两王，如以前被认为是武丁甲骨的宾组卜辞，实际上可以下延到祖庚之世。甲骨分期的新成果，对准确判定甲骨月食的顺序，进而回推其年代起了重要作用。

甲骨测年的目标，是用AMS法对各期、各组有字卜骨测年，对照高精度树轮校正曲线研究，将测得的数据转换成日历年代，进而排出武丁至帝辛的年代序列。制定的样品选取原则是：①卜辞中有称谓，时代明确者；②有天象记录（如月食）者；③有年祀者；④有重要贞人或重要事件者；⑤地层关系明确者。至少符合其中之一，方可入选。经初选、复选，确定150片取样对象，最后采集到107片卜骨样品。此外还选取了9斤殷墟文化一至四期无字卜骨的样品。

目前已对37个有字卜骨样品和9个元字卜骨样品进行了明胶提取，具中31个有字卜骨样品和8个无宁卜骨样品制备成石墨，用AMS法做了14C测量。31个有字卜骨样品的测年数据，有22个在合理的年代范围之内，另外9个明显偏老。8个无字卜骨样品的测年数据，也有2个明显偏老。专门的实验研究表明，偏老的主要原因当是样品受到老碳的污染。

除去分期尚有争议的历组卜骨等，将剩余的15片有字卜骨、6片无字卜骨和2个层位清楚的同期骨样纳入拟合系列，用贝叶斯方法对测得的14C年龄数据进行系列样品树轮校正，所得日历年代与既有的商后期年代框架基本一致（表十三）。

表十三甲骨系列样品分期及AMS测年数据
用AMS法进行甲骨系列样品测年是第一次，是非常有意义的探索。已有的结果表明，通过甲骨测年来研究商后期的年代，在方法上是成功的。今后将对其余已采集的样品继续进行测年与研究。
（三）殷墟甲骨文日月食与武丁年代

殷墟甲骨文中有带干支的日月食记录，通过现代天文学计算，可以回推其发生的时间，因而有重要的年代学研究价值。夏商周断代工程对甲骨文中可能的日月食记载进行学科交叉研究，由宾组卜辞中的五次月食，推得武丁在位年代。

甲骨文中过去被认为是可计算的日月食记录有：①宾组卜辞中的五次月食记录；⑦宾组卜辞中一条被释读为“三焰食日”、并认为是日全食见日珥的记录；③历组卜辞中5条带有干支、并且可能是日月食的记录，其中1条记“日月有食”，3条记“日又戠”，1条记“月又戠”。

宾组卜辞五次月食记录的可信性，学术界没有争议，宾组卜辞属武丁到祖庚时期，在3000多年前、在这一不太长的时间范围内，竟有五次月食记录，这是世界天文学史上的奇迹。历组卜辞的时代和所记是否为日月食目前尚有争议，尽管进行了重新研究，但夏商周断代工程暂不使用这些结果讨论商后期年代。

自40年代始，有学各将一条宾组卜辞上的四个字释读为“三焰食日”，认为是日全食见日珥，并对此加以计算，进而推定武丁年代。经对这版卜辞重新研究，发现过去“三焰”等字释读有误，“食日”应为时段名称，卜辞内容与日食无关。

宾组卜辞中的五次月食，都记有日名干支：壬申夕，癸未夕，甲午夕，乙酉夕，己未夕皿（向）庚申（图十一）。五次月食的年代已有至少22家证认结果。
图十一宾组月食卜骨拓本

经研究认定，己未夕向庚申的月食发生在己未夜，甲午月食卜辞原版所缺的“甲”字拟补无误。根据新的卜辞分期分类，对五次月食的先后顺序取得共识。从字体分析，五次月食均属武丁晚期到祖庚之间，所以历时以不超过30年为好，至多不超过60年。天文计算表明．在公元前1500—前1000年间只有一组年代既符合卜辞干支，又符合月食顺序：

根据《尚书·无逸》，武丁在位59年，由五次月食可大致推定武丁在位的年代：①如果乙酉夕月食当武丁末年，那么，武丁在位的年代约为公元前1239—前1181年。③如果壬申夕、乙酉夕月食下延至祖庚，那么，武丁在位的年代约为公元前1250—前1192年。从甲骨分期看，壬申、乙酉月食放在祖庚世比较好。

因武丁在位的年代不会超过公元前1400—前1160的范围，而在此范围内，己未夕向庚申月食只有公元前1192年、1166年两种选择，甲午夕月食最早为公元前1229年，所以，即使不采用根据新的甲骨分期分类得到的五次月食的顺序，武丁在位的年代范围也不会有大的变化。

商代晚期，商王用五种祭祀方法按固定顺序轮流祭祀先王及其配偶，—个祭祀周期称为一祀，长度约等于一个太阳年，学者称为周祭，有纪时作用。帝辛的周祭材料可靠，依之排出祀谱，可确定帝辛在位年代。利用周祭材料也可排出帝乙祀谱，与帝辛祀谱连接，确定帝乙在位的可能年代。

商末黄组卜辞和金文周祭材料中，二祀和六祀各有3组，据其所载年月干支和祭祀名，必分属三个系统，当与商末文丁、帝乙、帝辛三王相对应。周祭卜辞和商末青铜器铭文中有两个字过去释读为“廿祀”，有关材料亦被分为三个系统，经研究，有的“廿”字当是“曰”字误释，故暂不取三王均越过二十年。

在周祭系统中，帝辛元祀至十一祀祀谱有6件青铜器，联系清楚，是商末三王祀谱最有根据的一段。由此排出帝辛元祀到十一祀祀谱，在历法上符合阴阳台历的原则，在周祭上祭祀与季节基本对应，所以应属可信。经研究，这段祀谱二祀正月初一日的干支应是丙辰或丁巳。按照这一特征，再考虑当时岁首和月首的可能情况，得到帝辛元年可能的年代为公元前1085年、1080年、1075年、1060年等。因武王克商之年确定为公元前1046年，而周祭材料中记有廿五祀的青铜器应入帝辛祀谱，没有发现更多的祀数，所以帝辛元年以选在公元前1075年为妥。

按照过去的认识，从帝乙二祀到十祀材料密集，依之可以排出这段时间的周祭祀谱和月份。将帝乙祀谱与帝辛祀谱连接，得到帝乙应为21年或26年。如采用帝乙在位21年，则帝乙时月份和周祭与季节均不对应。如采用帝乙在位26年，月份与季节虽不对应，但周祭与季节基本对应，故以帝乙26年为嘉。今采用帝乙26年，估定帝乙元年在公元前1101年。

商后期王年在《尚书·无逸》中有所叙述，古本《竹书纪年》亦保存两条。

中宗之享国七十有五年。……高宗之享国五十有九年。……祖甲之享国三十有三年。……自时厥后，亦罔或克寿，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这—段文字在汉代《无逸》今古文经中有异，叙述“三宗”的顺序及其所指并不相同。从郑玄注及三体石经可知，古文经与今本《无逸》相同，而洪适《隶释》及《孔传》则表明，今文经所述三宗依次是太宗、中宗、高宗。高宗是武丁没有异说。中宗祖乙见甲骨卜辞，已经论定。古文经中“祖甲”列于高宗之后，注家多以为是武丁子祖甲，今文经无祖甲而有太宗，即成汤之孙太甲。所以武丁子祖甲有否33年，尚难定论。

《无逸》中“自时厥后”一段，前人多以所述为武丁做祖甲以后列王年数。但古本《竹书纪年》有武乙三十五年和文丁十一年的记事，晚商青铜器古有廿五祀铭文，所以若以为武丁子祖甲后诸王在位都短，显然不合史实。《无逸》中所讲“自时厥后”，当是兼指中宗、高宗、祖甲三王之后的某些王。

盘庚迁殷到商亡的总年数，见于《史记·殷本纪》正义引《竹书纪年》：“《竹书纪年》云：自盘庚徙殷于纣之灭，七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七百七十三年”不同版本有异。明嘉靖四年汪谅刻本、群碧楼藏明嘉靖王廷喆刊本及清乾隆武英殿刻本作“七百七十三年”，武昌书局翻王延喆刻本以及日本泷川本皆作“二百七十五”，金陵书局本作“二百五十三”。七百七十三年显然有误，大多数学者改作“二百七十三年”，但这样改动如饶宗颐所论，“亦乏据依，盖其塙数靡得为详”。从文献上难以判定275年、273年、253年三说之正误。

武王克南之年为公元前1046年，如采用275年，则盘庚迁殷在公元前1320年，如采用273年，则盘庚迁殷在公元前1318年。如采用253年，则盘庚迁殷在公元前1298年。因武丁元年确定为公元前1250年，考虑到盘庚、小辛、小乙一代三王总年数的合理性，以253年说较妥，则盘庚迁殷在公元前1298年，今取整为公元前1300年。

盘庚迁殷在公元前1300年。据宾组月食，武丁元年在公元前1250年，则武丁以前有50年。据《无逸》，武丁在位59年。据古本《竹书纪年》，武乙取35年，文丁取11年。据商末周祭祀谱，帝乙为26年，帝辛为30年。出此可得商后期王年的大致情况如下：

      盘庚迁殷公元前1300年；
      盘庚（迁殷后）、小辛、小乙共50年，公元前1300—前1251年；
      武丁 59年，公元前1250—前1192年；
      祖庚、祖甲、廪辛、康丁共44年，公元前1191—前1148年。
      武乙 35年，公元前1147—前1113年；
      文丁 11年，公元前1112—前1102年；
      帝乙 26年，公元前[]01—前1076年；
      帝辛 30年，公元前1075—前1046年。
由表十二可知，以上得到的商后期王年的大致情况与殷墟文化相应各期的测年结果基本吻合。

建立商前期年代学框架的主要依据是商前期考古学文化的分期与测年，以及商前期都城的历史地理学研究和古代文献有关商年记载的研究。

属于商前期的遗址主要有郑州商城、偃师商城、小双侨遗址、洹北花园庄遗址、邢台曹演庄遗址和东先贤遗址等。以上述遗址的发掘和分期研究为基础，可以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商前期考古学文化序列。

第一期以郑州商城C1H9、偃师商城宫城北部灰沟最底层（如96YSJ1T28⑧，⑨，⑩）为代表；

第四期以郑州白家庄第二层、小双桥遗址的主要遗存为代表；

第五期以安阳洹北花园庄早段97G4、98AHDH11、99AHDM10HE1邢台东先贤遗址一期98H15、H34为代表。

郑州商城遗址发现于1955年，面积约25平方公里，现已发现总长近7公里的城墙和断续长5公里的外城墙，是迄今所知规模仅次于殷墟的一处商代遗址。在郑州商城已经发现有数十座大型夯土台基、铸铜作坊和古铜器窖藏等。关于郑州商城的性质，目前学术界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是成汤所居之亳，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是仲丁的隞都。

郑州商城的商前期文化可分为四期，被直接压在商城城墙下的有属于二里头文化的洛达庙类型遗存。各期的14C测年数据见表十四、十五。
表十四洛达庙类型晚期遗存和郑州商城分期及常规14C测年数据
另外，对届于二里岗上层一期的郑州南城T1J3保存完好的井框圆木进行了常规14C系列测年，得出其最外轮年代为公元前1408—前1392年，这应是该井的建造年代。

偃师商城1983年发现于偃师市西郊，西南距二里头遗址约6公里。经发拙和钻探证明偃师商城有大城、小城和宫城（图十二），其中大城西城墒长约1710米，东城墙长约1640米，北城墙长约1240米；而小城南北长约1100米，东西宽约740米。偃师商城发现有宫殿基址、水池和铸铜作坊等。关于偃师商城的性质，有学者认为偃师商城就是董仲舒《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所记的商汤在“下洛之阳”所建的“宫邑”，即《汉书·地理志》所载殷汤在“尸乡”所建之都，也即西晋皇甫谧《帝王世纪》所称的“西毫”；而以郑州商城力成汤所屑之毫的学者，则认为是商初的陪都、太甲的“桐宫”或商火夏后在此所建立的一座军事重镇。

偃师商城遗址可分为三期六段，分期及14C测年数据见表十六、十七。第六段暂无测年数据。
图十二偃师商城遗址平面图

表十六偃师商城分期及常规14C测年数据
表十七偃师商城分期及AKS测年数据
3．小双桥、花园庄和东先贤遗址的分期与测年

小双桥遗址位于郑州市西北约20公里处，总面积约144万平方米，发现有多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祭祀坑和青铜冶铸遗存。
小双桥遗址延续时间较短，在年代上相当于郑州二里岗上层二期，即通常所说的白家庄期。关于小双桥遗址的性质，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是仲丁所迁的隞都；而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是郑州商城使用期后期商王室的祭祀场所。

1996年以来在安阳洹河以北的董王度、三家庄和花园庄一带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和钻探，现已经发现一座面积达四百多万平方米的商代城址（图十三）。经在城内花园庄一带钻探和发掘，发现多处夯土基址和文化堆积，其中花园庄晚段遗存属于原来所分的殷墟文化一期偏早，约当盘庚、小辛、小乙时代，早段遗存则略晚于小双桥遗址。

东先贤遗址位于邢台市西南郊约3公里的东先贤村附近。据调查，遗址被东先贤村分为南、北两部分，其中村北部分已知面积近10万平方米。东先贤遗址商文化遗存可分为五期，以H15和H34为代表的东先贤一期的年代晚于小双桥遗址，而与安阳洹北花园庄早段的年代大体相当。

对小双桥、花园庄和东先贤遗址出土的系列样品进行了AMS测年，其拟合结果见表十八。

表十八小双桥、花园庄和东先贤遗址AMS测年数据
属于花园庄早段造存的两个标本进行了常规14C测年（表十九）。

表十九花园庄早段遗存常规14C测年数据
据《竹书纪年》、《尚书序》和《史记·殷本纪》等文献，盘庚迁殷之前的商代前期，尚有成汤居毫、仲丁迁隞、河亶甲居相、祖乙迁邢以及南庚迁奄等都城变迁。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基本同时或略有先后，是商代最早的两处具有都邑规模的遗址，推断其分别为汤所居之毫和汤灭夏后在下洛之阳所建之“官邑”亦即“两毫”的意见具有较强的说服力。其他如小双桥、洹北花园庄和邢台曹演庄、东先贤等大规模商前期遗址的发现，也为推定仲丁迁隞等都城的地望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鬻子·汤政天下至纣》：“汤之治天下也，……积岁五百七十六岁至纣。”

《史记·殷本纪》集解引《汲冢纪年》：“汤灭夏以至于纣，二十九王，用岁四百九十六年。”

《汉书·律历志》引《世经》：“自伐桀至武王伐纣，六百二十九年。”

《世经》之629年，不见于先秦文献，是刘歆据三统历推算出来的，不足凭信。

古本《竹书纪年》等书之496年说，因《竹书纪年》明记是29王之积年，不足《史记·殷本纪》商代30王之数（如计入未立而卒之太丁为31王），陈梦家认为“汤灭夏以至于受”可能是引述《纪年》者所加的说明，《纪年》原文可能如《通鉴外纪》注所引是“二十九王四百九十六年”。自汤数至文丁（文王受命）是29王，没有帝乙、帝辛。据晚商祀谱的排比，帝辛公元前1075—前1046年在位30年，帝乙在位26年，二王共在位56年，故商代总积年当为496+56=552年（含1046），若将伐桀之年计入，则为553年。也有学者认为“汤火夏以至于受”可能是指从汤至帝辛即位，二十九王不包括未立而卒的大丁和帝辛。如是，则商积年为496+30（帝辛在位年数）＝526年。《鬻子》之576年与553年接近，《左传》之“载祀六百”可理解为约数。

商前期年代框架的构建依靠两个定点，一是盘庚迁殷之年；二是夏商分界。盘庚迁殷之年已经推定为大体在公元前1300年。夏商分界的推定一是由已知的武王克商年，根据我们考定的商代积年上推，二是在考古学上确定夏商分界，根据14C测年数据推定其年代范围，最后将二者加以整合。

关于夏商文化的分界，有二里头文化一、二期之间，二里头文化二、三期之间，二里头文化三、四期之间，二里头文化四期与二里岗下层之间等说法。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是已知最早的商代都邑规模的遗址，其始建年代应最接近夏商更替之年。根据14C测年数据，推断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始建年代在公元前1610—前1560年之间。

参考文献有关商代积年的记载，取商积年576年说，由公元前1046年武王克商上推576年，为公元前1622年；取商积年496年说，若依陈梦家的解释，当由公元前1046年上推552年为公元前1598年，若依另一种解释，则由公元前1046年上推526年为公元前1572年。再参考上述14C测年数据，现取整估定商始年为公元前1600年。

夏代年代学研究主要遵循两条途径，一是文献中对于夏年的记载，二是对夏文化探讨的主要对象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以及二里头文化进行14C测年，同时参照文献中有关天象记录的推算。

471年说：《太平御览》卷八二引《竹书纪年》：“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路史·后纪》卷一三下注所引《汲冢纪年》则为：“并穷寒四百七十二年”，当以年代较早的引文为准。

431年说：《易纬稽览图》：“禹四百三十一年。”（“禹”指整个夏代）这是殷历家的说法。《世经》：“伯禹，……天下号曰夏后氏，继世十七王，四三十二岁”。《帝王世纪》继承了《世经》的说法，并明确指出夏代的432年是自禹至桀并包括羿、浞在内的十九王。431与432之间的一年之差，亦或传抄致误，当取年代较早的殷历为是。

关于471年说与431年说相差40年的原因，历来有两种解说：一是471年包括羿、浞代夏的“无王”阶段，431年不包括“无王”阶段；二是471年自禹代舜事起算，431年自禹元年起算，兹采用前一种解说。
（二）二里头文化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的分期与14C测年

目前学术界探索夏文化的主要对象是二里头文化和河南龙山文化晚期。

二里头遗址是徐旭生1959年调查“夏墟”时发现的。学术界把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分布于豫西、晋南地区的一类遗存称为二里头文化。

二里头文化主要有两个类型，分布在豫西地区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称为二里头类型；分布于晋南地区以东下冯遗址为代表的称为东下冯类型，东下冯类型的起始年代略晚于二里头类型。

二里头文化可分为四期，其一、二、三、四期分别以二里头遗址的一、二、三、四期为代表。现在多数学者认为二里头文化属于夏文化。

古本《竹书纪年》称“太康居斟鄩，羿亦居之，桀亦居之”。另据《逸周书·度邑》、《国语·周语上》和《战国策·魏策一》等文献，太康、羿、桀诸王之都斟鄩应在洛水附近。二里头遗址面积达9平方公里，发现有宫殿（图十四）、大墓、铸铜作坊遗址与精美的玉器、青铜器和陶器，因此有学者认为二里头遗址就是夏都斟鄩。

对二里头遗址采集的系列含碳样品进行14C年代测定、似合，并与考古分期成果相整合，初步推定出二里头文化各期年代范围（表二十）。

河南龙山文化又称王湾三期文化，是分布在豫西地区、在年代上早于二里头文化的一种考古学文化。有学者认为二里头文化的延续时间和文献记载的夏代积年之间尚有差距，二里头文化可能只是夏代中晚期的夏文化，而早期夏文化则要在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中寻找。

第二段以王城岗二、三期，瓦店一、二期，煤山二期为代表；

经对王城岗遗址的系列含碳样品进行AMS14C年代测定并拟合，得出了各期、段的年代范围（表二十一）。

在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和二里头遗址一期之间，从文化传承关系和14C测青少年结果分析、仍存在缺环。有学者认为河南新密市新砦遗址某些单位为代表的遗存，早于二里头一期，晚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1999年开始对新砦遗址的再次发掘，证实新砦二期上接河南龙山文化晚期（新砦一期），下连二里头一期，正填补了其间的空白（图十正）。

河南登封王城岗古城、禹州瓦店都是规模较大的河南龙山文化晚期遗址，发现有大型房基、奠基坑及精关的玉器和陶器。它们的发现为探讨早期夏文化提供了线索。

夏代有五星聚、仲康日食两条天象记录可通过天文推算考察夏年。

有学者计算出在公元前1953年2月26日有一次很好的五星聚会。经对夏代立国前后的五星聚合重新推算，也证实了这次五星聚会是迄今五千年中最难得的一次，公元前1953年2月中旬至3月初，在黎明时分的东方地平线上，土星、木星、水星、火星和金星排成一列，在2月26日，五大行星之间的角距离小于4度。这种奇异壮观的天象，很可能在古人记忆中流传下来，因此可以作为估定夏代年代的参考。

《史记·夏本纪》与《尚书·胤征》篇也记此事，但后者多出“乃季秋月朔”一语。此记载长期被认为是世界最早的日食记录，自梁代虞邝认为发生于仲康元年以来，已有13种说法。夏商周断代工程对这13种说法进行了核算，发现都有问题，根据现有条件进行这样遥远时期的日食推算，还很困难。经计算，“季秋”与“房宿”相对应的时代是公元前14世纪—前6世纪，夏代季秋之月太阳不在房宿，“季秋”与“房宿”中只能有一条符合仲康日食。日在何宿是看不到的，古人如《左传》杜预注也不认为“房”是房宿，因此，“季秋”的可能性比“房宿”要大。将“季秋”设定在10月1日至12月18日之间，对洛阳地区公元前2250—前1850年共400年间的可见日食进行普查性计算，得出符合季秋的大食分日食有11次，其中发生在公元前2043年10月3日、公元的2019年12月6日、公元前1970年11月5日和公元前1961年10月26日的几次可供作为夏初年代的参考。

夏代基本年代框架的估定包括两点，一是夏商分界，二是夏代始年。夏商分界已估定为公元前1600年。关于夏代始年的推定，我们主要是依据文献中有关夏代积年记载的研究，并参考天文推算的结果及相关14C测年数据。

关于夏文化的上限，学术界主要有二里头文化一期、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两种意见。新砦二期遗存的确认，已将二里头文化一期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紧密衔接起来。以公元前1600年为商代始年上推471年，则夏代始年为公元前2071年，基本落在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第二段（公元前2132—前2030年）范围之内。现暂以公元前2070年作为夏的始年。

在夏商周断代工程实施过程中，在许多问题上取得新的进展。作为标志性成果的，有下列12项：

1）在我国历史时代测年中，采用系列考古样品14C测年的方法，使误差缩小，获得成功，在断代工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2）14C测年样品的制备质量稳定，骨质样品的提纯方法可靠。常规法测试精度达到0．3％；AMS法测试精度达到0．5％，并首次对系列的有字卜骨进行AMS法测年。

3）沣西H18的发现与测年，为商周分界确定了范围，琉璃河H108“成周”卜甲的发现与测年，琉璃河M1193、晋侯墓地M8的研究与测年，晋侯苏钟的研究，以及有关遗址的分期和系统测年等，为建立西周年代学体系，提供了重要依据。

4）以严格的考古类型学方法，排定“四要素”俱全的西周青铜器顺序，为金文历谱研究奠定基础。通过对吴虎鼎等关键青铜器的断代研究，推定西周诸王年代，并证明共和以下历谱可信。

5）对1997年3月9日新疆北部的日全食进行观测，从理论和实践上证明黎明时的大食分日食会形成天再旦现象，并确认“懿王元年天再旦”时间在公元前899年4月21日。

6）根据天文推算、文献和全文历日研究、考古与14C测年的综合研究，选定公元前1046年为武王克商年。

7）采用黄组周祭卜辞三系统说，排定商王帝辛的祀谱，经与商末历日比对研究，推定帝辛年代。

8）排除“三焰食日”为日食的可能性。结合甲骨分期研究与宾组卜辞五次月食的认认，推定了商王武丁的年代。

9）安阳洹北商城遗址的发现，在商文化考古学上有重大意义。

11）对仲康日食的已有研究成果做出总结，并进行新的研究和推算。

12）在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多学科交叉研究途径上做出探索，并积累了一定经验。

夏商周断代工程团结了多学科的200余位专家协作攻关，既集中了老专家的学识经验，也发挥了中青年专家的作用，并吸引了一批研究生走上跨学科研究的道路，有力地推动了学科发展和复合型人才培养。

在领导小组的直接关心和教育部、人事部的大力支持下，夏商周断代工程利用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研究所等现有的博士学位点和博士后流动站，招收了6名博士后，6名博士和4名硕士研究生，进行跨学科联合培养。他们结合有关专题参加攻关研究，取得优异成绩。

1998年暑期，与教育部高师培训交流北京中心联合举办了“夏商周断代工程与中国古代文明的探索”高级研讨班，有来自各地的64位专业人员及博士生参加。北京大学举办了“夏商周断代工程系列讲座”，吸引了许多学科的师生。北京师范大学配合夏商周断代工程，举办讲习班，系统讲授，累计授课180小时，报名听课的师生和留学生逾百人。

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实施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项目办公室收到全国各地专业和非专业人员的大量函件、文稿或建议，不少人还在报刊上发表了有关夏商周年代问题的论文。524位两院院士投票推选“1999年中国十大科技进展”，“我国提出夏商周三代纪年”居于第五，充分表达了对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关注和支持。

经过近四年的努力，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既定目标已经基本达到，各课题组都已取得阶段性成果。少数专题因工作量太大，仍在继续进行，成果的某些方面尚需补充、完善。

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实施，也引申出了许多新的研究课题。有关各方一致认为，应该循此前进，汇合更多的学科，采用更多的科技手段，对中华文明的起源及其早期发展作系统深入的研究，揭示人类文明的演进规律，做出新的更大的学术贡献。
四）夏商周年表

中国古代文明是人类历史上有数的独立起源的古代文明之一，为世人所公认。中国文明自远古以来绵延传流，没有中断，更是中国人引以为自豪的。但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时期夏、商、周三代迄今没有比较完整可据的年代学标尺。文献中可依据的绝对年代只能追溯到西周晚期的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更以前的年代则众说纷纭，不能得到公认，只能依靠考古学的发现和研究。建国以后，田野考古工作迅速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更是突飞猛进，有许多重要发现。关于夏商周三代文明，已经积累了大量材料，但其各个时期相对和绝对年代的研究、测定，还需要进一步攻关，才能科学地填补年代学上的空白。

国务委员宋健同志在1995年9月29日召开座谈会，提出夏商周断代工程重大科研课题，指出要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以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兼用考古学和现代科技手段，进行多学科交叉研究，将夏商周时期的年代学进一步科学化、量化，为深入研究我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和发展打下良好基础。

1995年12月21日，国务委员李铁映、宋健同志又主持会议，研究夏商周断代工程重大科研课题的有关问题，并作了一系列重要决定和指示。这次会上成立了夏商周断代工程领导小组，并任命了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李学勤、仇士华、李伯谦、席泽宗四人。根据会议精神，他们征求了有关单位和专家的意见，制订出这份可行性论证报告。

西汉司马迁所著《史记》中最早的年表《十二诸侯年表》始于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更早的《三代世表＞则没有明确编年。此后历代有许多学者试图推定共和元年以前的编年，班固《汉书·律历志》所裁西汉晚期刘歆的学说是其显例。他们都只能以传世文献中的若干记述为依据，且不免含有种种主观推想的成分，以致说法纷纭，美衷一是。西晋初出土的汲冢竹书，内有《竹书纪年》，经学者整理，为古史年代提供了新的材料，但《竹书纪年》只是一种战国书籍，现存文本也还有一些疑点。

清代商周金文发现渐多，到1899年，又发现了殷墟甲骨文，于是国内外有不少学者试图根据这些古文字材料复原商周历谱，产生了一系列成果。现代考古学在中国的发展，为夏商周三代文明的研究开拓了前所未有的境界，树立古史的年代学标尺的需要更为迫切。从考古学、天文历法等方面分别探索夏商周年代问题的论著，在国内外都有若干，不过始终没有达到较统一的认识。

50年代末，国内开始14C测年研究，科技考古工作逐渐发展，但有关夏商周时期的工作还较分散，不系统，所获数据也不够多。

总的说来，对夏商周年代学做必要的多学科综合研究，在国内外都没有进行过。

当前，在国内已经具备了对夏商周时期年代学进行多种联合攻关的条件。

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考古学得到空前的迅速发展，发现了大量夏商周时期的遗址和墓葬。考古学研究的深入，使这一时期各种考古学文化得到更明晰的认识。

科技考古工作已经积累了较丰富的经验。特别是14C测年技术在精度方面的提高，在经过改进后可望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这使对夏商周这样时期的标本进行广泛测定成为可能。

古代天文历法的研究也有较多进展。由于现代科技运算手段的采用，使有关推算可能更为准确。

专门从事甲骨和金文研究的古文字学，近年发展明显。殷墟甲骨、周原甲骨及西周金文的分期研究和考释都有新的成果。这一方面可配合天文历法研究，构造商后期与西周的历谱，另一方面又可选择典型甲骨标本，提供高精度的14C测年实验，使其数据与历史王年联系起来。

历史学者对夏南周历史近年做了很多探讨，有一系列综合性论著。其共同特点是十分重视与考古学的结合。文献学方面对若干典籍的真伪提出的看法，也为考古学及天文历法研究提供更多依据。

（—）为了加强对夏商周断代工程国家重大课题的统一领导和有关学科相互间的协调配合，国务院已经成立了以国家科委副主任邓楠为组长、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副主任陈佳洱为副组长的领导小组。小组成员为国家教委副主任韦钰、中科院剧院长路甬祥、社科院副院长滕藤、国家文物局局氏张文彬、中国科协书记处书记刘恕、国家科委社会发展科技司司长甘师俊。

领导小组负责管理经费，审批工作计划，定期听取汇报并部署工作。重大问题报国务院，国务院一年听取一次汇报。

国务委员李铁映、宋健同志任夏商周断代工程国家重大课题特别顾问。

（二）为便于组织科研攻关，聘任李学勤、仇士华、李伯谦和席泽宗为首席科学家，同时由领导小组聘任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领域有关学者组成该课题专家组，负责组织科研工作。专家组组长由李学勤担任，副组长由仇士华、李伯谦、席泽宗担任。

1）制订工作计划，组织具体课题的拟定、协商推荐课题负责人、课题实施和成果鉴定；

（三）成立夏商周断代工程项目办公室，负责日常事务及有关工作。地点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夏南周断代工程将在课题结束时编制出有科学依据的夏商周年表。这是一项系统工程，广泛涉及历史学、考古学、天文学和测年技术科学等学科，需要这些学科的专家改变自我封闭状况，彼此合作，联合攻关。夏商周断代工程拟进行的许多子课题，都是互相配合的，其中不少将由不同学科的学者一起承担。

历史学的学者将从历史文献学、历史地理学、古文字学等不同角度开展工作。

在文献学方面，将把中国历代典籍中有关夏商周年代和天象的材料尽量辑集起来，建成资料库，加以分析整理。对其中有代表性的重要文献，进行详细考证，逐一判断其可信程度和使用价值。

在历史地理学方面，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着重研究文献中有关夏代和商代前期各都城的地理位置，并与考古调查相结合，为进一步探索夏代和商前期都城提供依据。

在古文字学方面，将结合考古学研究，进一步做好殷墟甲骨文和西周金文的分期，选取有年代学意义的标本，以供天文历法方面研究或进行测年。在研究中，要特别注意发现新的有价值的材料，消除过去研究中的误解。

天文学的学者将全面总结天文年代学前人已有成果，推算确定若干绝对年代，为夏商周年代确定科学准确的坐标。在历史文献学和古文字学工作的基础上，利用天文数据库和天文计算重新核查对断代特别有用的古代天象记录。

从天文学角度，进行殷墟甲骨文、西周金文历法的研究，改订甲骨文、金文历谱，推定商武丁以后商、周各王世的绝对年代。这些年代将与若干测年结果互相比照。

考古学的学者将对与夏商周年代有密切关系的考古遗存进行系统研究，建立相对年代序列和分期，为利用现代化手段测定夏商周绝对年代提供层位明确、文化属性明确、相对年代清楚的测年标本。研究重点是中原地区夏商周时期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考古文化，同时兼顾周邻地区与夏商周文化关系密切的其他考古学文化。

在测年技术科学方面，主要采用14C测年方法，包括常规法和加速器质谱法。常规法将做若干条件试验，达到高精度测定。加速器质谱法将对加速器做重大改进，提高精度和可靠性；在制样方面也要做若干条件试验。14C年代数据的精度，要达到士20年左右。

测年样品的采集，将同考古学者合作进行，尽量系统广泛采集可靠、合适的标本。所有测试的年代数据都要同考古学者共同分析研究，以确定文化的分期和比较细致的年代学框架，对重要的坐标点、还要同历史学家取得共识。

（一）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以前，包括西周早、中期和晚期的前半期各王，确定比较准确的年代；

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所有课题与所属专题，在结题时都要提出报告。研究性质的专题采用论文形式，考古试掘采样写成正式报告，实验写成实验报告。

所有报告将汇总编为《夏商周断代工程报告汇编》，在汇编基础上，首席专家通过课题9，组织课题1—8部分专家，编制《夏商周断代工程结题报告》。

1999年，专家组将召开会议，根据结题报告研究成果，制订“夏商周年代表”，在该年9月召开的相关学会上公布。

以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组织大批专家多学科交叉研究古代历史问题，在我国尚属首次。通过这项研究来带动和培养出一批兼通不同领域的跨学科中青年学者，继续开拓这一研究方向，是设立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另一项重要目标。为此，在各项专题的研究和组织人员的配备上，应优先考虑中青年学者；各课题的负责人，也应适当安排一部分中青年学者。此外，还要利用现有的博士学位点和博士后流动站，由参与这项工程的不同单位的多学科专家，结合这项工程的研究工作，联合培养出一批跨世纪的后备人才。

课题1 有关夏商周年代、天象及都城文献的整理及可信性研究

1．本课题在项目中的位置和意义中国传世古籍十分丰富，其中有大量关于夏商周世系、年代、天象、灾异和都邑等地理情况的记载，对此加以系统的搜集和整理，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文献中记述的夏商西周的年代范围，为年代学研究提供必要的背景材料，可与考古学、古文字学等方面研究成果对照。文献中记载的天象材料，为天文年代学的研究提供线索和依据。文献中记录的夏及商代前期的都城位置，是确定夏及商代前期考古学文化并进而对其进行编年研究的线索。

2．已有研究概况文献中有关夏商周世系、年代、天象等方面的记载，过去研究年代的学者曾分别注意和利用，但从未做过系统全面的辑集。同时，他们只注意早期典籍，没有充分考虑较晚书籍中仍可包含早期材料，对所使用材料的考订也很不够，影响到他们研究的成果。对于文献中有关都城等地理位置的记载，过去虽然做过—些复原工作，但由于各种记载相互出入很大，还需要进一步深入考订。

3．目前工作条件现代图书馆收藏情况非过去从事个人研究的学者收藏情况所能比拟。一些以前很难见到的古籍，也已收归国家图书馆，便于使用校勘。计算机的利用，更为搜集储存材料及检索准备了前所未有的条件。与此同时，文献学的进步，使古籍流传变迁的情况得到深入正确的认识，对有关文献材料的可信性能做出更合实际的估量。

4．研究内容及途径对自先秦至清代各种传世古籍中有关夏商周年代和天象的记载进行系统的搜集整理，建立计算机资料库。对其中编年记载的重要问题进行分析梳理，同时对有年代和天象材料的重要典籍逐一做文献学的考订研究，说明其真伪及可信程度，指出研究中应该注意的问题。在广泛搜集有关资料的基础上，结合实地考察等手段，全面考订并重新复原夏及商代前期各都城的位置。

对清以前传世各种古籍中有关夏商周年代、天象的记载进行全面搜集整理，建立计算机资料库，成果可供今后长期检索和研究。

对历代史籍中有关夏商西周世系、编年的各种记述进行整理、分析，指出其间分歧，并考察造成分歧的原因。

对有关重要文献（例如《尚书》的《尧典》、《胤征》等）分别论析，辨明其形成时代，说明使用这些文献材料时必须注意的问题。

对文献中有关夏及商代前期都城位置的记载进行搜集、分析、考订，审辨其可信程度，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考古调查，逐一确定主要都城的地理位置，借此界定夏及早商文化的中心区域，为有关考古文化的编年提供依据。

1．本课题在项目中的位置和意义天文年代学的研究是本项目确定绝对年代的主要途径之—。对中国典籍中的有关天象记载，地下出土的甲骨文、金文中的天象、历法材料，用现代天文学方法进行推算，并与国外同时期记录对比，不仅可以获得若干年代定点，还能够推定商后期（武丁以后）到西周各王的详细编年。因此，本项目在各个断代学研究课题中，都设置了相应的天文历法专题。由于基础设施的共用，以及有些天象记录同时涉及几个历史时期，需要综合性研究，所以单独设立这一深题。

2．已有研究概况国内外许多学者已对五星聚合和大火位置做过研究，并具有一定影响。但有关研究多未从年代学的整体安排上充分考虑，其成果尚有待改进。

3．当前工作条件文献中有关夏商周年代与天象材料的全面搜集，可能为天文历法研究提供新的线索和依据。同时，天文历法的计算已有条件运用现代科技手段。诸多条件的结合，应能取得新的突破。

4．研究内容及途径根据经过文献学考订的典籍材料，研究夏商西周的“五星联珠”和大火位置记录的年代．通过天文计算，确定有关星象是否存在，并进—步推断其绝对年代，为相关的断代和历法研究提供明确的依据。

这是进行有关天文历法10个专题研究的必备手段，应该先行，而且以后可以长期使用。

五星联珠在我过古代被认为是样瑞之象，文献记载夏禹和商汤时均有五星聚合。用天文计算可证明有无，如有则可断定其绝对年代。

大火（心宿二）为一最显著的天象，与历法有密切关系，夏商周“三正说”以及“火历”都与此有关。对大火位置的计算可作为夏商周始年的依据。

专题2—4 夏商周时期国外（主要为埃及、巴比伦）天象记录研究

将之搜集起来，与中国记录对比，可增加中国记录的可靠性和定出更准确的年代。

1．本课题在项目中的位置和意义建国以来，考古学迅速发展，现在中原及其邻近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序列已经基本建立。通过考古学研究，可以确定何种文化是夏文化，并结合科技测年实验，推知这种文化年代的上下限。这对建立夏代年代的基本框架有关键的意义。有关天象记录的研究，则有可能推算出夏王仲康在位的具体年代或与考古学年代框架相互验证。

2．已有研究概况目前学术界探讨夏文化的对象主要集中在河南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在诸如早期夏文化、夏文化的分期、夏商文化的分界以及夏文化与东方夷人文化、先商文化的年代关系等问题上存在不同看法，主要有三种意见：①认为河南龙山文化是早期夏文化，二里头一期或二期是晚期夏文化；二里头一、二期之间或二、三期之间是夏、商文化的分界。②认为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都是夏文化，河南龙山文化是夏王朝建里前的考古学文化。⑦认为二里头文化是“夷羿代夏”后形成的含有一定东方夷人文化因紊的夏文化，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应是早期夏文化。有关夏代的天象记录，主要是《尚书》仲康日食和《夏小正》星象的年代，一直为科学史研究者所关注，做有考释推算。在对古文《尚书》和《夏小正》可信性研究的基础上，可以做出进一步的推断。

3．目前工作条件从偃师二里头遗址开始发掘三十多年来，围绕夏文化探索课题已取得不少研究成果，近期因尸乡沟早期商城的发现，在许多问题上已出现明显的趋同倾向，而计算手段的进步，则可以提高天象推算的精度。

4．研究内容及途径通过进一步研究，在确立河南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分期标尺，明确其文化属性的基础上，有计划地试掘采样，进行14C测定，并将测定结果与有关文献关于夏年的记载以及天文学研究成果相比对，可以确定夏王朝开始的大体年代和夏、商分界的大体年代，并将夏王朝分为若干发展阶段，以与《史记·夏本纪》记载的夏代王世相对照。

早期夏文化研究是确定夏王朝始年的关键，目前学术界对何种考古学文化（遗迹、遗物）是最早的夏文化有不同意见，但讨论对象主要集中在河南龙山文化和二里头遗址一期遗存上，通过进一步研究，可望得出倾向性的结论。

以河南省偃师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是考古学界探讨夏文化的主要对象，二里头文化分期的进—步研究，是建立夏王朝年代标尺的基础。夏商文化分界研究是确定夏王朝的终止年和商王朝始年的前提。目前考古学界对夏商文化分界虽有不同观点，但差距在逐渐缩小，出现趋近趋势。

《尚书·胤征》所载夏王仲康时日食，曾被认为是世界最早的日食记录。《胤征》属东晋出现的古文《尚书》，但有关文字也见于《左传》。应在估价两书可信性的基础上，试再研究推算。

《大戴礼记·夏小正》传统上认为即孔子所说《夏时》。篇中有关天文、物候等记述历来受到科学史研究者注意，夏纬瑛曾有专著校释。其星象合于什么年代，当总结前人学说，做出论断。

1．本课题在项目中的位置和意义据《史记·殷本纪》、殷墟出土甲骨文和其他典籍记载，商代有十七世三十一王。以第十九位商王盘庚迁殷至纣之灭为商后期，则从第一位商王大乙（商汤）至第十八位商王阳甲为商前朗。相当这一时期的商文化的发现，是建国后考古学的重大成果。结合科技测年实验，可推定商前期的年代框架。

2．已有研究概况自50年代初起，陆续发现了郑州二里岗遗址、郑州商城，偃师尸乡沟商城，以及黄陂盘龙城、夏县东下冯、垣曲商城等商前期遗址，为建立商前期比较详细的年代框架提供了基础。目前围绕着郑州商城和尸乡沟商城的年代和性质正进行着热烈的探讨。一种意见认为郑州商城是第十位商王仲丁所迁的嚣（隞）都，尸乡沟商城是第一位商王大乙（汤）所建的西毫；一种意见,认为郑州商城是商场灭夏前所建的亳都，尸乡沟商城是商汤所建后来囚太甲的桐宫或监视夏遗民的军事重镇。两说虽有分歧，但都认为尸乡沟商城是商汤所建。

3．目前工作条件尸乡沟商城的发掘工作正在进行之中，最近又发现了很重要的郑州小双桥遗址，为这一时期的考古学研究提供了更多的依据。

4．研究内容及途径通过对郑州商城、尸乡沟商城及新发现的郑州小双桥遗址文化分期的研究和商前期青铜器分期等研究，以确立商前期文化分朋标尺和几座商城的性质，选择具有关键意义的遗址试掘采样，进行14C年代测定，并与有关文献关于商年的记载以及天文学研究成果相比对，可以建立起商前期比较详细的年代框架。

郑州商城是商前期的重要都城遗址，有汤都毫和仲丁都嚣（隞）之争。通过文化分期与年代测定的研究，并结合历史地理文献学的研究成果，有可能确定其性质和在商前期年代分期标尺中的位置，使年代分期标尺与某代商王联系起来。

新发现的小双桥遗址，一种意见认为是和郑州商城同时的祭祀遗址，另一种意见认为可能是仲丁所迁的嚣（隞）都。通过文化分期和年代测定以及其规模的研究，结合历史地理文献学的研究成果，可以确定和郑州商城及偃师尸乡沟商城的年代关系，进而确定其性质和在商前期年代分期标尺中的位置，使其与某代商王联系起来。

偃师尸乡沟商城也是商前期重要遗址，对其性质目前有汤西毫、太甲桐官和陪都（军事重镇）几种不同看法。通过文化分期与年代测定的研究，再结合历史地理文献学的研究成果，有可能确定其性质和在商前期年代分期标尺中的位置，大致排定某代商王的在位年代。

1．本课题在项目中的位置和意义商后期从盘庚到帝辛（纣），共八世十二王，据古本《竹书纪年》均都于殷，即今河南安阳殷墟。殷墟于十九世纪末发现甲骨文，闻名世界，1928年开始发掘，是中国考古工作延续最久的遗址。根据以殷墟为基点的商后期文化的分期研究、殷墟甲骨分期研究、殷商甲骨文和金文年祀的研究，以及甲骨文天象记录和商代历法的研究，结合科技测年，可为商后期建立较详细的编年。

2．已有研究概况殷墟经过近70年的发掘和研究，目前已基本建立文化分期标尺。殷墟甲骨的分期研究始于30年代，近年随着新材料的出土，分期工作有明显进展，但仍有待进一步系统化。殷墟甲骨文天象、历法记录和甲骨文及商代金文年祀的研究，也已积累一定成果，如董作宾《殷历谱》等即对商后期诸王的绝对年代做过系统排比，但在学术界尚未形成一致的意见，所以有关这一方面的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3．目前工作条件殷墟考古工作仍在继续进行，近年有系列较重要的新发现。过去发掘的材料陆续公布，《甲骨文合集》等大型甲骨文汇编已经出版，同时出现了一些综合研究成果。青铜器、甲骨等方面的专题研究也有较大进展，在甲骨分期研究方面有不少论著发表（如黄天树1991，彭裕商1994等）。北京大学AMS加速器质谱测年精度的提高，将使甲骨的年代测定成为可能。

4．研究内容及途径通过对商后期青铜器、甲骨文、青铜器铭文等相关材料的综合研究，在确定其分期和与王世对应关系的基础上，运用14C常规法和AMS法测定各期木炭、人骨标本，尤其是甲骨标本，并将所得结果与文献记载及天文学研究成果相比照，可以基本确立商后期各王的年代表。

殷墟文化分期研究已有很好的成果，通过对已有成果的补允、修订和与殷墟甲骨文分期成果的比较，可为商后期年代学标尺的建立奠定坚实的基础。

甲骨分期分组研究，是利用甲骨文材料的先决工作。在新近取得成果的基础上，重新全面系统整理，可作为推断武丁至帝辛各王在位年代的依据。在甲骨分期分组研究的基础上，再选取标本，进行甲骨实物的年代测定。标本要尽可能选用发掘品，只有必要时以非发掘品补充。标本如有特征性的称谓或有年祀，尤为有用。有些重要材料，现在台湾或国外，可考虑采用学术合作形式取得。

甲骨文黄组卜辞和晚商青铜器铭文中有明记时王年祀的材料，通过专门研究或测定，可以推定所记时王的年代。

殷墟甲骨卜辞包含大量天象和历法的材料。自30年代董作宾、刘朝阳等以来，已积累许多研究成果，应加以总结评判，然后由甲骨文实际出发，注意甲骨的分期情况，做出进一步的研究探讨。其中日月食的记录，对年代学研究尤为重要。

1．本课题在项目中的位置和意义武王伐纣，以周代商，使这一年成为商周两朝交界的年代。确定这一年代，在商周历史编年中占有持殊地位。传世文献记述武王伐纣时曾出现彗星等特殊天象，据此可以推断其确切年代。武王伐纣之前，在周人活动地域内，已有许多重要的考古发现，如丰、镐和周原遗址等，研究其存在年代，将有助与确立西周年代学标尺的基础。

2．已有研究概况关于武王伐纣的年代，现已有30多种学说，需要加以总结和分析。先周文化的认识，学术界分歧较大，需要深入综合研究。周原甲骨有待于重新系统整理，以便选出典型标本，进行测年。丰、镐遗址分期研究已经有很好的基础，但还可以进一步补充修正。

3．目前工作条件现代科技手段的运用，可以大大提高对于武王伐纣相关天象推算的精度，可望在纷纭众说当中得出总结性的看法。依靠经费和设备的充分保证，可以拍摄放大全部周原甲骨文字，解除以往因照片不清晰而给研究工作造成的障得。近年在丰、镐等遗址中做了较多的考古发掘工作，为进一步确定有关考古文化分期提供了可能。

4．研究内容及途径通过对武王伐纣年代的研究，确立商周分界年代。同时进一步完善周人早期文化遗址的分期和年代的测定工作，为西周早期年代学标尺的建立提供基础。

对《淮南子》所载武王伐纣时出现彗星，及《国语》所记伐纣年岁之所在等问题，进行核校和验算，并对武王伐纣年的30余种学说作总结和评价。

在西周王朝建立之前周人活动地域内，已有许多重要的考古发现，但何者为先周文化，意见尚有较大分歧，进一步综合研究，有助于对先周文化的认识和先周与西周分界的确立。

陕西歧山、扶风间的周原遗址出土的有字甲骨，包含有文王时物，虽有著录，但因照片不清晰，有碍进行深入研究。现拟全部拍摄放大照片，结合必要的摹本，重新系统整理，然后从中选出典型标本，供实验测年之用。

位于今西安市南郊的丰、镐遗址是西周文王、周武王分别建立的都城遗址，考古发掘已有40多年的历史。在原有分期基础上进—步补充修正，可为西周年代学标尺的建立提供重要依据。
课题7 西周列王的年代学研究

1．本课题在项目中的位置和意义典籍中西周年代有明确纪年的始于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此前历代学者说法不一，有赖于考古发现和研究，根据考古学材料推定西周年代，并与天文历法等方面成果对照，确定西周编年，对于进一步推定夏商编年也有重要意义。

2．己有研究概况建国以来，西周考古工作有很多成果，主要遗址和墓葬群有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山西翼城与曲沃的天马—曲村遗址、河南洛阳东郊的西周墓地和遗址，等等。有一些西周考古标本曾做14C年代测定，但数量少，且不系统。在天文历法方面，自汉代以来，我国许多学者曾推算西周的历谱，并以文献中日食等记载作为参照。近代国内外有很多人从事有关研究，特别在根据金文材料编制历谱方面，做了不少工作。近年如据古本《竹书纪年》推定周懿王元年等研究，产生较大影响。但有关研究多未从年代学的整体安排上充分考虑，运用金文时也未能同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通力配合，其成果尚有待改进。

3．目前工作条件近年对武王封召公于北燕的房山琉璃河西周燕都遗址、成王封叔虞于唐的翼城、曲沃天马—曲村西周晋都遗址的发现和发掘，为确立商周分界、西周始年和西周分期提供了基础。而时间为西周中期至两周之际的曲沃北赵葬有八代晋侯及夫人的晋侯墓地的发现和发掘。则进一步为确定考古文化分期与西周王世的对应关系提供了可能。文献中有关西周年代与天象材料的全面搜集，可能为天文历法研究提供新的线索和依据。《殷周金文集成》等大型金文材料汇编已经出版，有关分期研究已取得明显进展，为天文历法研究取得新的突破提供了有利条件。

4．研究内容及途径根据经过文献学考订的典籍材料，研究西周特殊天象记录的年代。在西周青铜器分期研究的基础上，综合金文及文献材料，重新编制西周历谱，并根据新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对周代（包括春秋战国）历谱作进一步的论证。通过对西周青铜器及各相关遗址的进—步分期研究，试掘采样，进行14C测定，将测定结果与通过西周金文研究确定的西周历谱、天文学研究成果及有关文献记载相比照，可以确立西周比较准确的年代表。其中以曲沃北赵晋侯墓地材料作为西周中晚期年代的重要依据，北京房山琉璃河燕国墓地等作为西周早期年代的重要依据。

位于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镇董家林的西周遗址，是西周武王时分封的燕国都城遗址。居址与墓葬已进行过多次发掘。通过分期研究建立的年代标尺可以与宗周年代标尺相比饺，并有助于商、周分界的确定。

位于山西省冀城县与曲沃县交界处的天马—曲村遗址，是西周成王时分封的晋国的始封地，时代从西周早期至东周。迄未间断。通过晋文化分期研究，可以建立晋文化年代学标尺，以与依据丰、镐遗址分期建立的宗周年代分期标尺相比较。

位于山西省曲沃县北赵村的晋侯基地，共发现排列有序的西周中期至春秋初年的八位晋候及夫人墓17座，出土青铜器上有六位晋候的名字，其分期研究成果可与历史文献记载相比较，将西周文化分期与西周王世对应起来。

以发掘品为基础，运运考古学方法进行综合分期研究，建立分期标尺，为系统整理西周金文中有关年代历法的资料提供基础。

山西曲沃北赵晋侯驽出土的晋侯苏编钟，现大部分藏于上海博物馆。钟铭有历朔记事多处，对解决“月相”这一西周历法的关键问题极有价值，可为西周晚期历谱提供可靠定点。

以西周青铜器分期的考古学研究成果为尺度，总结前人成果，系统整理金文历谱，建立西周年表。

在对古本《竹书纪年》的文献学价值估计的基础上，对中外学者的研究重加推算，确立周懿王元年年代定点。

着重注意新发现春秋战国古文字中有关历法的材料，如春秋时的子犯编钟和历朔记录较多的楚国竹简等。在此基础上对春秋时代历法问题各家学说进行总结验算，并与西周历法进行对比研究，使这一时期的历谱更为准确可靠。

14C断代目前有两种方法，即衰变计数法（常规法）和加速器质谱法，是完成夏商周断代工程测试任务的唯一有效手段。利用此法，在提高测试精度的基础上，测定由田野考古发掘夏商周遗址出土的大量含碳样品的年代数据，同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天文历法的研究者进行多学科交叉研究，使西周共和元年以前的夏商周年代学进一步科学化、量化，为深入研究我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和发展打下良好基础。

1）夏商周遗址发现众多，考古文化层连续不断，特别是若干商周都城已经发掘，提供了大量14C测年样品。

2）由于大气中14C交换平衡很快，各地同一时期树轮的14C水平相同，因而14C年代——树轮年代校正曲线可以全球通用。

3）目前，14C年代的测定精度最好可以达到士20年，但必需经过树轮年代校正才能转换为历法年龄。单个数据作校正时，由于误差会增大到对于解决历史年代问题几乎毫无意义。但若采集到层位连续的一系列样品，将测得的一系列14C年代数据对照树轮校正曲线的一定时段，转换为历法年代，可使年代误差人为缩小。若是木头样品，有树轮连续系列，可依此获得木头的绝对年代，最好的情况误差仅为5—10年。商周大墓往往同时埋有很多随葬木头，可以取样测定。众多墓葬人骨也可以作为系列样品测定。

4）殷墟出土大量可以分期的甲骨，目前，加速器质谱法取样量极少，可以作14C测定。测定大量数据后，按系列样品做树轮年代校正，有希望转换为比较准确的历法年。

目前，国内常规法14C年代测试精度仅为大约60年，加速器质谱法测定精度则更差，一般误差超过100年，且不稳定。在制样处理方面，骨质样品去污染问题还没有解决好。因此，必须进行技术改造，否则无法承担测试仟务，要作为三个专题研究对待。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和北京大学的实验室有能力完成这三个专题研究，完成技术改造后承担测试任务。但时间紧迫，必须立即启动，否则要影响测试任务的完成。

2）同考古学家一起，普遍大量采集符合上述测年要求的样品，做高精度年代测定，然后研究尽量按系列样品做树轮年代校正到历法年。

1）测出大量的高精度14C年代数据，经过研究处理转换为历法年，再同天文历法的研究成果对照，同考古和历史方面的专家

共同讨论研究，制定公元前841年以前的夏商周年表，初步澄清

2）三项技术改造专题研究的完成，将使我国14C测年精度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7）每个样品都要做常规质谱δ13C测定，以校正14C年代数据，计划外协，但必需预先制样。

1997—1998年国际实验室间对比，基本完成采集炭样的测定任务。

       为解决骨质样品制样消除污染的问题，要作为专题研究，否则无法测试大量甲骨样品。要立即订购必要设备，研究提取可靠的样品碳，为制备骨质样做好准备。1998年开始大量制靶测定骨质样品。

       3）AMS法技术改造

（1）为提高精度和稳定性需要更新关键电源和部件，离子源可以缓到1997年；

（2）进行各项专题研究，为调试出高稳定度、高精度的AMS系统做好准备；

本项目课题1—8，自1996年底起，将陆续产生成果，包括各种形式的论文和报告。这些论文、报告，将由各课题负责人分别整理、归纳，成为课题的结果。但八个课题的结果仍是多角度、多层次的，必须进行一系列分析研究，才能综合出全项目最后的结果。

本课题包括全项目的综合与总结及世界诸古代文明年代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两个部分。

对课题1—8产生的各种成果，分阶段予以收集、审查，做比分析和比较：

（3）对各课题结果中未能适当解决的问题，找出症结，重新研究，包括田野工作和年代测定；

（4）对各课题结果中显露的新问题，或在综合各课题结果时发现的新问题，设立新的专题，进行工作和研究（必要时另行申请经费），将其成果吸收入项目的综合结果。

本专题将组织1—8各课题的一部分专家参加，并安排若干跨课题的学术研讨活动。最后综合形成夏商周断代工程结题报告和夏商周年代表。

世界上在中国以外的古代文明，如埃及、两河流域、赫梯、希腊、罗马、印度等文明，年代学的研究均已有相当成果。对其研究状况、方法和问题分别进行介绍和评论，可为本项目提供重要借鉴。

《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的写作过程，是夏商周断代工程实施过程中的重要阶段。

1999年5月，夏商周断代工程经过二年的艰苦努力，项目下属的9个课题、30多个专题已完成预定的研究计划，提交了结题报告。为了建立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总体框架，需要对各项研究结果进行整合、匹配。1999年5月，项目专家组决定边研究整合，边起草《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阶段成果报告·简稿》，成立起草小组，由专家组成员彭林任组长，起草小组成员先后有张立东、徐凤先、江林昌、孙庆伟、李勇等。

在项目专家组的指导下，起草小组认真阅读了各课题、专题的结题报告，对总体情况进行深入的分析，对其论点、论据及其结论进行归纳和提炼，于1999年6月提交初稿。首席科学家审议了初稿，做出较大调整。在此同时，工程的研究整合取得了新的进展。起草小组即使加以吸收、形成了《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1999阶段成果报告·简稿》（讨论稿）。

1999年8月，工程召开专家组会议，审议《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1999阶段成果报告·简稿》（讨论稿）。在长达7天的讨论中，专家们逐句、逐段讨论了《简稿》，提出了许多修改意见。随后，首席科学家与起草小组对稿本进行推敲、修改，形成了《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1999阶段成果报告·简稿》（征求意见稿）。

1999年9月24日至26日，中国史学会、中国考古学会、中国科技史学会联合举办“夏商周断代工程阶段成果学术报告会”，项目专家组将“征求意见稿”提交大会，听取来自全国各地的160余位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专家学者的意见。与会代表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对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工作和“征求意见稿”提出许多宝贵意见，对此，起草小组进行归纳、分析和消化、吸收，并反映到文稿的修改中。这一期间，14C测年取得了更多数据，特别是AMS法测定甲骨年代的工作取得重要进展，为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总体结论提供了新的支持。与此同时，结合金文历谱推定的西周王年更合理，以此为基础，起草小组对“征求意见稿”做了较大改动，形成了《简稿》的修订稿。

此后，工程又对修订稿进行反复修改。2000年4月，专家组再次邀请工程内外专家共同审议修订稿。5月形成了《简稿》的修订二稿。6月课题、专题相继通过验收。之后，《简稿》又作修改，形成修订三稿。

2000年9月15日，在科技部的组织下，夏商周断代工程验收专家组听取了首席科学家关于项目实施情况的汇报，审查了《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阶段成果报告·简稿》（修订三稿），并一致通过了验收合格的决议。现在展现在广大读者面前的，是对验收后的修订四稿再行修改后的定稿。

《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筒本》，是顶目九大课题研究成果的汇总，是在专家组反复讨论并广泛听取专家学者意见的基础上形成的。值此书出版之际，我们要向一切通过各种方式关心和支持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朋友们致以衷心的感谢！我们还要特别感谢世界图书出版公司为本书出版所做的努力，特别要感谢纪谊同志付出的辛勤劳动。

曾经草草读过李学勤先生的《夏商周年代学札记》，虽然也曾读得津津有味，毕竟，由于相关知识上的一穷二白，还是不敢自诩有啥子心得。

梦子大兄有暇，还盼对这本报告的学术优长，略为指南；如有不足之处，亦请惠予指点。

以下是引用周泽雄在2007-07-11 23:48:38的发言：

多谢梦子，好资料。

曾经草草读过李学勤先生的《夏商周年代学札记》，虽然也曾读得津津有味，毕竟，由于相关知识上的一穷二白，还是不敢自诩有啥子心得。

梦子大兄有暇，还盼对这本报告的学术优长，略为指南；如有不足之处，亦请惠予指点。

俺首先要做的，就是保存这个帖子。

突然想起，俺刚上真名网那会儿，曾就这个问题扯过两句“外行看热闹”的话。电脑就是方便，一找就到。重新粘贴过来：

中国的知识分子，也是命苦，他们太喜欢道德控诉，也太喜欢用道德鞭挞他人，其实，假如中国的知识分子都能按职业操守的标准来规范自己，少说空话大话，坚定地按各自的职业道德行事，中国的事情要好得多。以几天前看到的一个关于重修清史的贴子而论：问题根本不在于是否盛世修史，盛世修史原本没错，盛世不修史，这史还给不给修？如《四库全书》或《康熙字典》之类，不都是在盛世修史的名义上做出的重要文化贡献吗？问题的核心是：修史者在愉快地接受大笔经费后，能否坚守史家的良知。倘此条不能做到或被告知不许，自然要加以拒绝，否则，你就修吧。再以国家支付了大笔钱款的商夏周断代工程为例，这是史学界、考古学界遇到的一件大美事呀，何必要拒绝呢？关键在于，你得按学术规范来做，你的结论必须由可靠的事实来给出。如果你能用可靠的知识令人信服地将中华文明推进到五千年之前，不管主事者是怎么想的，我们对你只有感谢。只有当你被告知，没有事实创造事实也必须给我把夏代元年标出来时，你的拂袖而去才是令人敬佩的。据我所知，事情远远没有糟到那个份上，李学勤先生也并没有接受到一条如此清晰的行政指令。科学家、学者的职业操守，就是坚决不说空话大话，别的都无关紧要，甚至是否爱国爱人民，都可能是退居次要的问题。因为你做出的贡献较之你的表态或口号，已经最大程度地报答了国家和人民。

今天刚枪毙了一本学者申请国家社科基金的专著。回来一查，居然是一个该学科新进的精锐博士，洋洋洒洒准备写上百万，也是观念先行的产物。

唉，说实话，俺也就是对李学勤先生有点服。虽然说不出多少道道，但好歹读过他几页书，还在电视里听过他讲课，觉得他属于可以信赖的学者。若是换了别人，俺很可能不管三七二十一，疑字当头了。

以下是引用周泽雄在2007-07-12 10:50:39的发言：

唉，说实话，俺也就是对李学勤先生有点服。虽然说不出多少道道，但好歹读过他几页书，还在电视里听过他讲课，觉得他属于可以信赖的学者。若是换了别人，俺很可能不管三七二十一，疑字当头了?lt;/p>

怯怯，且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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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一月二十七日，芝加哥的文化沙龙举行过一次关于“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历史讲座，以下是我的新闻稿的一部分：“本次讲座的主讲人，是专攻中国历史的学者高二音先生。题目是‘近年来古代史断代研究成果初探’。涉猎中国上古史的人都知道，夏，商，西周三朝直到公元前841年的历史，一直没有准确的历史纪年，近年来，包括社会，人文，自然诸学科在内的二百多位专家学者，运用历史学，文献学，考古学，物理学及天文学等方法，历时数年，对此做出了初步判定，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虽然对其可信性，在史学界内部仍有很多争议，但这种集中跨学科力量的研究方法仍可谓开风气之先。高二音先生使用关于这一“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影视资料，展示大量实物和专家阐释，做一深入的介绍并提出自己的见解。他的讲演，不仅仅是涉及历史，更关系到对中国早期文化文明的理解。”

1）“断代”命名为“工程”，已见思路起点之一斑，是朝着科技课题研究的方向。把历史课题当成科技课题研究，是首先要商榷探讨的。

跨学科研究是必要的，经费充足本身也是好事，然而，我对以庞大课题组进行科技功关式的倾向是有保留的。在中国，这种运作方式通常是无益于谨守学术规范的。

2）此事缘起多少由于西方史学界近年在年份确定方面有所突破，包括宋健在内的国人有些受刺激。如此，未免容易走向急于出成果的心态。然而，夏商周时期文物文献有限，成果是急不得的。“工程”的主要“成果”其实都有待商榷。比如把武王伐纣定为前1046年1月20日，其依据的文献只有《武成》，可以说是孤证，而文献本身真伪还有疑问。又如“夏代年代学研究主要遵循两条途径，一是文献中对于夏年的记载，二是对夏文化探讨的主要对象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以及二里头文化进行14C测年，同时参照文献中有关天象记录的推算”。然而，龙山文化晚期以及二里头文化是否对应夏代一事，本身就是没有定论的。夏代没有文献传世，仅凭文物和14C测年去断定时代，难免不象那部美国大片的名字“Mission Impossible”，属于不可能的任务。（至于为何翻译成“谍中谍”姑不论）

3）进一步说，断代编年有那么重要吗？这一选题是不是多少是为了向国外确认我们历史的悠久呢？动用如此人力物力进行综合多学科的历史研究，就没有比用排除法算日子更有内涵的课题吗？

4）李学勤先生与参与此工程的专家学者大多治学严谨，这里是就事不就人的。读了梦兄转载简报，我仍不免对此工程的方法和“阶段性成果”怀有疑虑，希望看到专家对这两项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