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与中国的关系已经成为当今时代东北亚历史中一个关键的问题，冷战时期也不例外。事实上，可以认为这种两个社会主义强国从同是兄弟党专政到互相威胁的双边关系的巨大变化象征着冷战中权力平衡中最重要的转折点。此外，这个巨大的寒流造成了“两个阵营”到世界地缘政治中多极(至少是三极)分析的根本性转变。
    在80年代末，随着苏联改革的出现，有些人非常谨慎地看待60年代初的中苏争端，他们认为社会主义的同一性比其差异性更具有生命力。但是，1969年3月上半月发生在达曼斯基(珍宝)岛边防部队之间的武装冲突最终向大多数讨论者证明，中苏之间的对立是名副其实的。无论是中国同志把领土争议看得过于严重，还是这一争端根本没有受到苏联的重视，军队的集结和边境的紧张改变了居住在俄中边境地区数百万人的日常感受。本文将描述一些这方面的变化，然后提出一些不同于中央的地方看法，从而向研究冷战史的历史学家提供一个新的视野。
    从50年代中期开始持续到80年代，苏联“失去中国”经历了几个阶段。由于北京的转变不断地使莫斯科感到惊讶，苏共中央决意加强对中国的研究。苏共中央档案馆的文件表明了这方面的积极活动。虽然新成立的远东研究所实行行政上的集中制，这在组织方面是一个突出的新现象，但还是可以注意到其地方主义的苗头。从某种意义上讲，正如俄中边境成为敌对邻国在地理上的缓冲一样，俄国的汉学(及中国的苏联学)成为苏联对外政策制定时感情上的缓冲。进行对比观察还可以令人感兴趣地注意到，与苏联的情况完全不同，美国“失去中国”却导致了起诉、责备，以及研究中国的机构与美国政府之间的严重分裂。
    那么，1969年3月2日早晨究竟发生了什么? 我们不知道，或许永远也不会知道。中国和俄国的士兵都在据哈巴罗夫斯克以南约110英里的乌苏里江的一个岛上。这个岛像数百个其他的岛一样，位于主航道中国一侧，因此长期以来中国宣布，按照国际惯例这个地理上的“珍宝”应该属于中国。 然而，俄国人的理解则根据19世纪边界条约的地图。为了支持他们的要求，中国军队和平民几年来非常频繁地登上这些岛屿，而苏联边防士兵可能是接到了命令，避免发生对抗和冲突。 虽然中国与苏联的关系在文化大革命中已经彻底恶化，但是直到武装冲突爆发以前言词上的攻击并没有加强，从而使人想到中央、省和军事当局已经决定使紧张状态逐步升级。珍宝岛事件本来可以是历史上的偶然事件，尽管事后双方都提出了敌人预谋的证据。
    然而，看来十分清楚，重要的是中国人热衷于纠缠领土问题，而不管是出于经济方面还是出于战略方面的考虑。尽管1950年2月签署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要求“相互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但1951年中苏关于边境河流航行协议中的言词已经暗示出在准确划定边界线方面的分歧。在中苏和睦相处时期，双方的声明中允许两国在主航道上航行，而没有要求确定领土主权。中国人还说，在1954年赫鲁晓夫访问北京期间以及1957年周恩来在莫斯科期间已经提出了领土问题。因为中苏的分歧还没有公开化，作为这两次访问的结果，宣言和声明都没有提到这件事。1960年中国政府的试探似乎也没有引起苏联的注意和热情。于是，苏联拒绝讨论中国人不断提出的问题，可以被认为是加深了中苏之间的分歧。几年之内，随着对莫斯科的一项更加公开和放肆进行挑衅的总政策，中国似乎已经采取了一种新的方式“全面”解决边界争端。1963年9月，一项苏联声明谴责中国“有计划地侵犯苏联边界。仅仅1960年一年，中国方面就有5000次以上侵犯苏联边界的记录。并正在试图未经许可而‘开发’某些苏联的领土”。据说，1963—1964年有4000次侵犯，有10万“中国平民和军人”卷入。尽管这些数字可能有所夸大，但很清楚的是苏联边防军没有接到正式命令，可以用武力对付未经许可的越境。
    对于日常边界摩擦的忧虑导致了1964年2月25日北京谈判的开始。在中国谴责了禁止核试验条约(1963年7月25日)以及赫鲁晓夫的在世界范围内放弃使用武力解决领土和边界争端的建议(1963年12月31日)之后，谈判已经没有什么希望了。虽然在1964年8月22日会谈中断之前没有达成实质性结果，但这次会谈还是搞清了双方迫切要求得到的东西以及他们之间的鸿沟。假如中国人放弃进一步的要求，俄国人准备在特定的基础上放弃一些领土。而另一方面，中国人要在北京条约(1860年)和瑗珲条约(1858年)的基础上解决争端，同时坚持要俄国人承认这些条约是“不平等的”。俄国人担心这样会为进一步的和更广泛的要求打开大门。 
    仿佛是证实了这些怀疑，毛泽东在谈判期间向一批来访的日本社会主义者说：“被苏联占去的地方太多了……中国还没有要求与苏联算符拉迪沃斯托克、哈巴罗夫斯克、堪察加以及贝加尔湖以东的其他城市和地区的帐，这些地方大约在100年前成为俄国的领土。”这个讲话说明，这次关于35000平方公里土地的讨论可以扩大到包括一片50倍于此的地区。几个月后，赫鲁晓夫在接待另外一个日本代表团时回答说，内蒙古、满洲、西藏和新疆都具有“非中国”的特性。显然，俄国和中国都没有准备认真讨论边界的分界线问题。然而，他们即将在广阔的俄中边境地区宣布并实施他们相互对立的要求。 　　
    1963年4月16日，当两个共产主义强国之间的冲突日益紧张的时候，尤里·安德罗波夫、鲍里斯·波诺马廖夫和米哈伊尔·苏斯洛夫一致同意采取一些措施来应付正在恶化的局势。除了确保到中国去的俄国人将受到警告之外，他们还指示克格勃要“采取更多的措施查禁可能渗透到苏联境内的宣传众所周知的中共领导人特殊观点的出版物；建立另外的外国资料中心，重新出版和寄送这样的出版物给苏联的单位和个人”。 通过在边境封锁来自中国的材料，苏共中央不仅把结束边境交易活动扩大到一个新的领域，而且还加强了党对有关“公开的，加深分歧的，……动摇兄弟党团结”的情况的控制。只有在这种封闭的环境中，才能使苏联人民确信需要实行对中国态度的根本转变。 
    1963年9月16日，苏共中央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改进对现代化手段的大规模破坏进行防御的普及教育”。为了响应这一命令，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委员会评定他们自己的国民防御方案，并把这一方案确定为“防空准备”的标准规定。“在许多企业、国营农场、集体农庄和学校……，简单化和形式主义”妨碍了“基本知识”的掌握。随着远东地区边防部队在这个时候得到加强，地方政府可能警觉到在他们的地区进行这些训练演习的特别重要性，尽管与原来的敌人美国的关系已经暂时达到最友好的程度。
    事实上，地方领导人有他们自己对于中苏关系恶化进行判断的情报。哈巴罗夫斯克第一书记A?K?切尔内以有关地方的事务为基础描述了这一过程的发展。 “60年代初，我们边区和黑龙江省这两个边境地区的联系开始在各方面减少……1961年，中国公民停止为我们提供医疗帮助。1963年，向中国运送货物并回到阿穆尔河岸边的轮船被停运了。1964年，旅游团体的交换基本上停止。1967年，边境贸易下降为原来的三十分之一。1968年，中国方面拒绝向远东运送木材，还拒绝通过火车交换货物。1969年，中国当局继续公开地背叛，并在边境地区进行卑鄙的挑衅。”
    为了取代这些边境交往的友好睦邻活动，俄国远东地区也像接近中国的其他地区一样，不断地被要求开展敌对活动。例如，在1966年，标题为“关于加强对中国的无线电广播的措施”的第三条规定，“在哈巴罗夫斯克建立一个无线电监听站，审查北京广播电台的国内广播和资产阶级汉语台的原始广播”。
    当然，不止是哈巴罗夫斯克这样做。同样的文件也发给了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四个部，要求在斯沃博德内(阿穆尔州)、新西伯利亚、杜尚别(塔吉克斯坦)、伊尔库斯克也建立起相应的无线电广播站。 随之组织起一支配备一组六到八个评论员的常设编辑队伍，并选派记者到北京大使馆为这个广播网收集资料。第三条规定还要求“1967年要对中国进行连续24小时的广播”，以便“系统地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进行宣传”。
    虽然文件的日期是1966年12月28日，即在中苏关系的低潮时期，此后两个星期苏共中央就已经公开攻击“毛泽东及其一伙”的行为“在客观上帮助了帝国主义”，但对于每日对华广播的时间来说，这时已经达到了这一活动的高潮，从1962年10月15日的4、5小时增加到1963年7月6日的6小时。1964年4月13日又增加到9小时。 
    达曼斯基岛的边界冲突发生后，俄国很快发现自己需要在远东地区为勘定边界提供专业人员。1969年4月1日，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的一个局通过了“关于在边疆区边境地区加强群众政治工作以及加强边境警戒措施”的决定，这在靠近阿穆尔河和乌苏里河的城镇和村庄引出了许多举措。首先，地方机构“主办”边防站，提供设备、书籍和音响器材。由于组织了427次音乐会和会议，人民生活水平也有所改善。第二，进行宣传鼓动，阐明“毛泽东集团的反苏、反马克思主义政策”，并公布边境“挑衅”事件加剧的真相。宣传的对象是俄国当地居民。让民兵熟悉武器并进行射击训练。最后，内务部和克格勃通过在靠近边境的地区更频繁地检查护照来逐步加紧实施“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边境地区的边境制度规定”。
    这种对于边境地区进行动员的需要看来是俄中边界线定位不明确的直接结果。在达曼斯基岛冲突之后的几年中，这种状况继续伴随着陷入僵局的边界谈判和边境河流航行联合委员会漫长而毫无结果的会议存在着。切尔内报告说，1970年的五个半月的会议“毫无结果”，而1971—1972年费时三个半月，双方竟未能在议事日程上达成协议。
    1971年7月26日，哈巴罗夫斯克克格勃头子I•彼得洛夫向边疆区主席切尔内的报告断言，1971年春夏界河的状况“依然是复杂的”。中国人仍然坚持把主航道作为边界线，并且抓住其他可以谈判的问题作为提出这一要求的筹码。早在春天中国人就宣布他们将维修在主航道他们一侧的全部航标灯，并不断这样做，进而改变甚至移动中国的和俄国的设施。但是，克格勃报告说，边界地区总的状况似乎有所改善，中国的小船抱着友好的态度向俄国船只致敬，毛的像章到处都是，而小红书看不见了。只有三次中国8到10岁的小孩子向岸边的苏联船只投石块。 
    尽管俄国人面对中国人的这些活动不断进行自我约束，还是时有事件发生。例如，1970年9月8日，一艘中国军用快艇撞到一艘苏联驳船的下部造成前者失事。俄国人指责快艇未能与驳船保持适当的距离，而中国人则指责说他们的船受到撞击，引起4人死亡。
    鉴于恢复贸易所得甚多而如果在边界和边境周围地区不断发生冲突则损失甚大，地方机关向中央游说，要求改善与中国的关系，特别是重开边境贸易。1970年已经开始的谈判目的在于恢复中断的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边境渔业消费合作联社与黑龙江省贸易公司1967年的合同。俄国人不允许中国人继续用中国名字(伯力)称呼哈巴罗夫斯克，这反映了一个新的敏感问题，而几乎破坏了谈判。最后终于决定草签一个不包括任何地方名字的协议。 一份1972年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委员会给莫斯科中央委员会的备忘录回顾了过去和现在的贸易联系，并总结说：“按照目前的交换条件恢复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边境贸易似乎是恰当的。”
    当俄中边境贸易已经非常明显地恢复起来以后，1985年发布的相当强硬的声明对此做了比较详细的说明。切尔内认为，加强边境地区的联系将：(1)“对政府之间的关系以及对中国民众都会产生积极的影响”；(2)起到平衡和促进苏日贸易的作用；(3)改善对苏联远东地区的供应。切尔内还要求地方组织在对中国的贸易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并建议扩大社会、文化和体育方面的联系。
    苏联对边界的要求在谈判和报刊中都得到汉学家在学术方面的支持。在达曼斯基岛冲突后不久，北京发表了一个声明说，该岛“从来都是中国的领土”，还说：1860年以前，乌苏里江……还是中国的内河。只是到19世纪鸦片战争以后，那时资本主义列强相继把不平等条约强加给中国，乌苏里江才在1860年中俄北京条约中成为中国与俄国边界的一个组成部分。莫斯科回答说：“这类不平等条约问题……从头到尾都是捏造的”。
    为了支持这些反驳，一场全面的“学术冷战”动员学者们去进行历史研究。好在由于苏共中央在60年代初采取的措施，这场文字战争的战士已经进入了角色。例如，1964年6月3日在北京边界谈判期间，安德罗波夫、伊利切夫、波诺马廖夫和勃列日涅夫签署了一个关于“在苏联的教科书和学术著作以及制图方面对苏中边界形成的历史的错误解释”的决议。这个决议要求重新出版有关边界形成和中国人在西伯利亚、俄国的远东及中亚地区影响的教学材料。决议还命令科学院“从正确的立场出发”，准备有关边界的“与中央委员会意识形态部门保持一致”的“科学材料”。
    1965年11月18日苏共中央委员会决议已经指出需要加强汉学专家的研究。1966年9月1日，即在北京苏联大使馆外发生大规模群众示威之后两天，苏共中央做出的最重要的决定，阐明了文化大革命与攻击苏联“修正主义”之间的密切联系。显然，苏联领导和苏联汉学家未能预见到中国向极端主义的突然转变。这种缺乏及时提供情报的状况必须纠正。
    9月1日的决定标题为《关于改进有关中国的科学研究和扩充汉学干部队伍》，该决定共有19条，其中10条是安排建立“一个内部的中国当代问题研究所，附属于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经济研究所(内部的)中国处”。这个组织被授权吸收200名科研人员，“公开”的名称是远东研究所。
    这个决定还向莫斯科大学和列宁格勒大学，以及符拉迪沃斯托克、伊尔库斯克、赤塔和哈巴罗夫斯克的中学“接受专门的中文教育”的大批对汉学感兴趣的人提出号召。强调对中国和“中国领导人反马克思主义观念”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措施是在高级党校和中央团校，以及外交部、国防部和克格勃的“内部教育机构”中增设课程。最后，命令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系统地研究中国的科学技术状况，并通过一份新出版的内部杂志《中国科技》进行交流。 
    季勃特·罗兹曼在仅有的一部专门研究苏联汉学的著作中也谈到了远东研究所的建立。作为远东研究所各部门领导的一些资历深厚的人是60年代后期被吸收到这里来的，条件是他们将在一个更具政策化和政治化的环境中工作。从一开始，远东研究所便对勃列日涅夫领导层的传统立场产生了影响。……受雇到这个中国研究发展中心的新人往往是苏联上层人物的孩子或为了进入高度机密的外事单位而经过严格筛选的人。对远东研究所进行监督的是由苏共中央社会主义国家部和外交部的中国专家组成的一个委员会。……他们(这个委员会和远东研究所的最高领导)共同成为这一领域的统治力量。
    罗兹曼加入了由O•B•拉赫马宁、S•L•齐赫文斯基、M•S•贾丕才和M•I•斯拉德科夫斯基组成的政府研究机构的核心圈子，这个核心圈子“在整个中苏冲突时期毫无争议地保持着对中国研究的支配地位”。 虽然情报机构可以在1967—1968年提供同样的结论，但恰恰是在珍宝岛事件之后，1969年4月28日形成了远东研究所的支配地位。那一天，苏共中央采取了一个措施，要求有关部门在“1970—1975年”准备一项“关于中国问题的共同研究和出版计划，委托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协调全部科学研究活动”。
    通过汉学研究对于党和政府观察中国的影响是双向的。1970年10月20日建立的隶属于苏共中央书记处的“中国问题专家顾问”特别小组不过是加强了这方面的联系。通过给苏共中央和苏共中央1969年12月26日建立的委员会准备报告，这个特别小组可能有助于决策者形成对中国和“中国问题”的观念。在这方面，苏联汉学和汉学家在中苏冲突的发展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除了把远东研究所推到一个突出的地位，1969年4月28日批准的措施还通过建立远东研究所的远东分所(隶属于科学院远东分院)，以有助于苏联汉学的发展。不过，只是到了1978年，当苏联对中美关系和解的明显信号做出反应时，俄国远东地区的汉学才通过科学院系统和远东大学迅速发展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