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爱的马校长和可悲的陆平

王曾瑜

　　坦白说来，在校期间，我并未对马寅初校长产生多少敬爱之情。等自己真正懂事以後，不能不对马校长产生产生愈来愈深的敬爱之情。按当时的党委制，马校长作为民主人士，其实只是名誉校长。１９６０年春对他进行全校性的大批判。按照布置，不论哪个系都须上阵，贴大字报。于是一夜之间，大字报满燕园，对他竭尽人身攻击的能事，骂他是大肥猪，画他与粪便、蛆团团转。接着全校开批判大会。其实，除了经济系的师生外，又有谁懂得马校长的人口论、团团转等理论。这是我在北大五年的回忆中，最为可耻、丑恶得至今还令人噁心的一幕。马校长面对着近乎疯狂的蛮不讲理，还是表现了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自尊和气节。他贴出书面声明：“我虽深知势孤力单，但单枪匹马，我也要奋战到底！”人们不应忘记，中国最早提出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概念，正是马校长。在此後个人崇拜最猖獗之际，堂堂正正上书，提出反对个人崇拜者，也正是马校长。

　　陆平正好是比我入学晚几个月调任北大的。大约是彭真嫌原来的校党委书记江隆基领导反右不力，由陆平前来加强领导。加强的结果当然是在处理右派的阶段，增划了大量新右派。江隆基在党内挨了批判，调任兰州大学校长，工作做得较好。他在文革之初，不明不白地死去，很可能是遭人谋害。邓广铭先生曾对我说，江隆基无论如何也是教育家，不像陆平那样不学无术。陆平指挥了批判马校长後，就取而代之，正式当上北大校长。

　　有一位邹鲁风，１９５７年是人大副校长，１９５９年调任北大副校长，曾做过一次全校报告，就销声匿迹了。直到很晚，我才了解其内幕。原来陆平和邹鲁风为了配合大跃进，曾派法律系毕业班组织一个调查组，结果调查报告的结论竟与彭德怀一致。反右倾开始，陆平就把调查组的右倾问题全盘诿诸邹鲁风，狠整的结果，邹鲁风终于自杀。邹鲁风在充当反右派指挥官时，只怕也根本不曾料到，自己两三年後竟有此下场。通过陆平这件翻手为云覆手雨的勾当，我终于领悟到一个道理。我们从书本上学到的是“革命同志”之间精诚友爱，患难与共的关系，但事实上至少还有另一种你死我活的残酷的人际关系。处在陆平的地位，他不往死里整邹鲁风，又如何得活？如果再提升一点，是可以称之为你死我活的定律。

　　陆平狡猾地躲过了反右倾一劫，却难逃文革一劫，一个最标准的反右派、反右倾的左派，转瞬间又成了最标准的右派、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亲历了极厉害的批斗。据说，他在文革後甚至不愿路过北大的校门，以免追忆自己当年不堪回首的痛楚。但他对自己当年伤害、整死了那么多无辜者，严重损害了数以万计的北大学生的学业，却并无追悔之意，从无致歉之语。

　　我们这个阶段的北大人，偶而谈及陆平，不约而同地极有恶感。记得大饥荒年代的夏季，我与化学系的殷福珊在校园内正好与陆平相遇。他夹着一个当时显示高干身份的大黑公文皮包，短袖衫下，腹部丰厚的脂肪上下颤动，与广大学生们的饿瘦形象成了鲜明对照。殷福珊用上海话说：“看见伊个肚皮就促气！”文革之初，听说陆平挨斗，北大人往往幸灾乐祸。一位化学系同学沈福根当时对我说，他最遗憾的就是毕业证书上是陆平的名字，而不是马寅初的名字。

　　在当时的大环境下，许多事是势不可免的，但也有加码和减码之别。例如因考上民族研究所的研究生，而较早毕业分配的刘凤翥同学，回来对我们说，当时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负责人刘导生就对新到的研究生讲话，说这里不是北大，学生不能批判老师，要向老师学习。北大在陆平的领导下，无疑是加码的，而历史系的一位总支书记又在陆平的基础上加码，他似乎特别垂顾我们５７级，５７级就成了重灾区，学业损失最大。我们返校後，听说老师们私下议论，认为５７级与前後各届相比，程度最差，心里很不是滋味。

　　（此为《难忘的五年运动和学习生涯》节录，原载《那时我们正年轻——北京大学历史系第友回忆录》，现代教育出版社，2007年）

　　附录：

　　王秀美先生：您好。《那时我们正年轻——北京大学历史系系友回忆录》收到了，感谢你们的辛勤劳动。出版时作删削，在所难免，况且我在电话中早已同意。然而出乎我意料之外者，文中有关陆平的纪事全删，这可能有你们的苦衷，表示完全理解。写北京大学校史，也与研究一切历史一样，一是客观，二是公正。拙文中提及的顾文璧先生，是由他人从电脑网中看到拙文，并为他打印。他晚至文革才离开北京大学的，经历了陆平当政的全部时间，读後说，对陆平以前的事不清楚，但在北京大学时的表现，大致就如拙文中所述，是真实的纪录。在纪录发达的时代，丑事和坏事是抹不掉的。

　　　　　　　　　　　　　　此致敬礼


　　　　　　　　　　　　　　　　　　王曾瑜
　　　　　　　　　　　　　　　　　　　　　　　　敬上
　　　　　　　　　　　　　　　　　　　　　　　　　　２００７年７月８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