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为止，华国锋是毛泽东去世后能以其标准像的形式与毛泽东像并排悬挂或张贴的惟一中共领导人。今天的中老年人不会忘记，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传媒称毛泽东为伟大领袖，称华国锋为英明领袖。近30年过去了，笔者阅读有关史料，知道毛、华标准像的并排是特殊时期的特定政治符号，也了解了台前幕后的不少史事，其中就有叶剑英和华国锋从由远及近到渐行渐远的政治交往过程。
　　一
　　叶剑英比华国锋大24岁，因此也可以称之为政治上的忘年交。华国锋是山西交城人，生于1921年。此时的叶剑英已从云南讲武学校毕业两年，正以大总统随员的身份，随孙中山出巡广西，参加北伐准备工作，是一位英气勃发的少壮军官和才华横溢的青年诗人。华国锋是冒着抗战的炮火走上革命道路的。1938年，当家乡遭到日寇铁蹄践踏的时候，满腔热血的华国锋参加牺盟会，扛起土枪上山打游击，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此时，叶剑英已是党内功勋卓著的高级领导人。可以想见，华国锋这样一个17岁的热血青年，听见叶剑英这样一个名字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崇敬心情。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前夕，叶剑英奉命从北平南下打回老家并开始主政华南。山西交城县委书记兼武装大队政委的华国锋随军南下，来到毛泽东的家乡湖南，历任湘阴县委、湘潭县委书记。
　　在毛泽东的家乡，华国锋进步很快。1954年华国锋升任湘潭地委书记。1955年夏天，毛泽东在作了轰动全国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之后，很快就读到华国锋写的《克服右倾思想，积极迎接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的到来》、《在合作化运动中必须坚决依靠贫农》等三篇文章。这些带有浓厚家乡气息，读来颇为亲切的读后感式的论文，引起了毛泽东的好感。因此，毛泽东在路过湖南时特意接见了华国锋。这样，湘潭成为湖南的标兵，外电也称华国锋为中国的农业专家。不久，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上，毛泽东特邀华国锋作为列席代表，在会上介绍湘潭地区合作化运动的经验。毛泽东听了很感兴趣，称他为“父母官”，夸奖他是个“老实人”。事实上，华国锋被毛泽东看重是得益于他在湘潭的工作。当他还是湘潭地委书记的时候，就着力保护和完善毛泽东故居的设施。他这样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毛主席就没有中国革命的成功，湘潭的一草一木都是革命的见证，都是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的历史文献。我们今天保护好毛主席的故居，就是对党对人民、对革命的高度负责。以后这里不仅要成为毛主席生活、战斗过的地方的纪念馆，也要成为中国革命的纪念馆。”
　　1959年盛夏，毛泽东离开北京，途经长沙，华国锋安排并陪同毛泽东湘潭的家乡之行。由于视察湘潭家乡比较满意，自然还有其他原因，毛泽东亲自提名华国锋担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
　　1963年3月25日，华国锋因为要陪同叶剑英访问毛泽东的故居韶山，两人有了一次单独接触的机会。在前往韶山的路上，叶剑英元帅轻轻地哼着“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打败了日本狗强盗，消灭了蒋匪军”这首歌，而华国锋也合着叶剑英的节奏哼了起来。叶剑英解放后到湖南次数不只一次，和华国锋单独接触倒是第一次。叶剑英一见华国锋踏上韶山的土地，像回到娘家一样笑容可掬，韶山境内的每一个乡亲都笑着和“华书记”、“华政委”打招呼，便侧脸问道：“你经常来韶山?”“在湘潭工作时，来得更多一些。互助组、初级社都是在韶山蹲的点。”华国锋憨厚地笑了笑。叶剑英感慨地说：“在毛主席家乡工作本身就是一个动力。”好像为了印证这一点，韶山公社党委书记兼韶山管理局党委副书记毛继生此时飞快地跑了过来。当时的韶山管理局和后来的湖南省韶山管理局不同，它是由湘潭市管辖的，加上湘潭市市委副书记赵萼兼任管理局党委书记和局长，平日不在韶山，只要上面来人参观故居，一般都是毛继生跑来接待。毛继生恭恭敬敬上前喊了一声“叶元帅”，就和华国锋老熟人般地单刀直入地叫开了：“华政委，毛主席故居管理工作不归湘潭管了，1962年8月就改为省文化局领导，是不是嫌我们的文化低了？文化低，人心齐，也可以泰山移嘛。”毛继生的顺口溜把两位来客都逗笑了。毛继生心急，可管不了那么多，“我说的可是实话。这些年我们召开了好多次韶山老人座谈会，采访了几十上百老人，请他们回忆毛主席在韶山学习、生活和革命活动。文化低也一样可以搞好工作嘛。”华国锋也直言直语：“韶山人民对毛主席的感情是深的，但原谅自己文化低可不对。毛主席故居改为湖南省文化局领导，是为了统一管理，文化局下面现在设立了一个办公室专门搜集毛主席的历史资料，争取早日在韶山把毛主席陈列馆办起来。继生同志，你说是湘潭管故居好，还是省文化局管好?”华国锋的话既亲切又透彻。毛继生从头上扯下帽子笑了。听说要建立韶山毛泽东陈列馆，叶剑英激动地停住脚步，“太好了，中央批了吗?”“还没有。中南局已经同意，实在不行，我们准备来个先斩后奏。”叶剑英理解地点点头，“毛主席什么时候都是人民的利益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还有谦虚第一。还有一个第一，我讲历史你们概括概括。”叶剑英走到故居前，仰望着“毛泽东同志旧居”几个大字，和华国锋、毛继生等人回忆他第一次听说毛泽东和第一次见到毛泽东的故事。“毛主席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其人极有主见，决不人云亦云。”经历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的检验，叶剑英发现毛泽东的这种主见就是一种非凡的理论思想和领袖气质。“您这是在启发我们，毛主席还有一个第一，是创造发展第一。”华国锋望着叶剑英说出了自己的见解，叶剑英高兴地直点头：“发展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嘛。”
　　从故居出来，叶剑英执意又去了韶山管理局借用韶山文化馆（现毛泽东纪念馆）陈列的毛泽东青少年时代陈列室。为了看清照片的图文，叶剑英取下眼镜，躬着腰，一字一句地读着，看得仔细认真，华国锋恭敬地站在他后面。看完图片，叶剑英激动不已，挥笔写下了一首《七绝》：“六亿同胞呼万寿，五洲志士称导师。欲朔河源到星宿，韶山风物耐人思。”“六亿同胞”最初写的是“五亿同胞”，可能感觉与五大洲的“五”重复了，便改“五”为“六”。华国锋读了这首七绝后满口叫好。叶剑英谦虚地直摇头。华国锋仍忍不住说：“我不懂诗，只觉得这首诗好就好在‘韶山风物耐人思’的‘耐’字上，一个‘耐’字，这是千秋万代的事情。我说对了吗？”叶剑英握握华国锋的手，哈哈地笑了起来。毛继生和乡亲们也都跟着笑起来。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与叶剑英等老一辈革命家受到巨大的冲击和严酷的迫害不同，华国锋依旧在平稳地前进着。华国锋负责修一条从长沙到韶山毛泽东家乡之间的铁路，把大批红卫兵送到北京，因而得到红卫兵的信任。“文化大革命”初期，毛泽东的讯息异常灵通，当四十七军负责人和湖南省军区负责人到北京向毛泽东汇报湖南“文化大革命”动态和“三结合”组建新班子的时候，毛泽东说：“湖南有的人就不能打倒，比如华国锋，他就是一个老实人，经得起考验的同志，基层工作经验丰富，有头脑，理论水平也行，这样的人我看还是结合进去，左中右，我看华国锋还是左派嘛。”1968年以后，华国锋担任湖南省革委会代主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广州军区政委、湖南省军区第一政委。1969年4月在中共九大上，华国锋当选为中央委员。而且由于毛泽东和斯诺的一次谈话中提及了华国锋，更使得华的名字首次出现在美国的报刊上。而此时的叶剑英，却因为对“文化大革命”的“很不理解”及与林彪、江青等恶势力进行不懈斗争而被打成“二月逆流”的黑干将。尽管在中共九大上叶剑英经毛泽东的提名被选为政治局委员，但是依旧被视为“老右”而靠边站。1969年10月，叶剑英被“战备疏散”到湖南长沙，并辗转湘潭、岳阳等地，受尽冷遇，饱受“流放”之苦。1970年初春的一天，华国锋决定让叶剑英从长沙搬到湘潭去住，并未讲什么理由，只让工作人员通知他，立即就搬。就在临走前，叶帅突然得知被下放到天津某农场劳动改造的二儿子，在劳动中不慎一只手臂被机器卷了进去，尚未脱离危险。因当地医疗条件差，准备转往大医院抢救，后来决定到上海第六人民医院作手术治疗。叶剑英听到这个消息，十分难过，心急如焚。他要求晚走一天，在长沙进一步了解儿子救治情况。在没有获准的情况下。他虽然心里不痛快，还是服从组织决定，搬出长沙蓉园转移到湘潭。事后叶剑英知道，把他紧急从长沙赶往湘潭，是因为毛泽东要来长沙住蓉园，他很伤心地说：“让我离开长沙，主席一定不知道，主席要是知道一定不会让我走。”过去在延安时，他随时可以到毛泽东那里去，即使“文化大革命”中，在北京也时常见面，而且临来之前，周恩来告诉他，让他来湖南是主席的意思，主席也向他打过招呼。据对这次搬家知道底细的赵福和回忆说：“一天，华国锋突然告诉我，毛主席要来，要住九所六号。所以，要叶帅从长沙蓉园搬到湘潭宾馆去住。让我给叶帅说，叫他搬家，又不让说为什么要搬。而且要求很急，上午九点钟告诉我的，十二点就要离开长沙，中午赶到湘潭吃午饭。实际上，叶帅住的地方（蓉园一号）离九所还有一里多路，对毛主席根本没有影响。最后，还是马上搬了。实际上，毛主席到晚上七点才到长沙。”到了湘潭，并没有住什么高级的“湘潭宾馆”，而是军队的一个招待所，连个电话也没有。可见，与1963年首次接触叶剑英时的热情谦逊态度相比，华国锋的态度是变了很多了。
    “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格局在1970年夏天的庐山会议后，开始发生变化，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由合作打倒“刘邓走资派”转变为激烈的权力争夺。由于陈伯达抢先吹捧林彪、坚持设国家主席、攻击张春桥，引起一片混乱，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一文，严厉批评了陈伯达，并警告了林彪。会后，叶剑英奉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指示，负责调查陈伯达的历史问题。叶剑英终于结束了300多天的“流放”生涯。1971年9月林彪事件发生后，叶剑英受命主持中央军委办公会议，重新负责军委的日常工作。而华国锋也从长沙调来北京。华国锋当时语言不多，思想深沉，善于体察毛泽东的意图，时常向毛泽东请示汇报工作。他淳朴、热情、细致、踏实的作风和憨厚自谦的仪表，给最高领袖留下了可以信赖的印象。毛泽东因此把他从长沙调到中央，担任国务院业务组成员（类似副总理）。1973年8月在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叶剑英当选为中央副主席，华国锋当选为政治局委员。1975年1月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华国锋被任命为副总理兼公安部长，叶剑英兼任国防部长。华国锋成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之一了，但与叶剑英的高层政治接触依然不多，这主要是因为两人工作的职责范围不同。5月3日深夜，毛泽东在中南海住地亲自召集在京政治局委员开会。这也是他一生最后一次主持政治局会议。老人家在旁征博引谈古论今中隐含着他对“后事”的某种担忧。
　　二
　　险象环生的1976年，党内健康力量与江青集团的斗争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这年的中共中央一号文件，使叶剑英和华国锋的名字同时成为国际传媒关注的焦点，因为在这个文件中，党内排名仅在毛泽东、王洪文之下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是被停止工作的“反面主角”，而按姓氏笔画来排名的政治局委员华国锋则成为毛泽东之下8亿人之上的“正面主角”：2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一、经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由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二、经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在叶剑英生病期间，由陈锡联负责中央军委的工作。
　　按常理，华国锋“升官”，一步登天，叶剑英被停止工作，“靠边站”，两人之间的距离应该是越来越大，但很快，仅仅半年多，两人却越走越近，并最终紧密联合起来，合作导演并领衔主演了中国当代史上一幕最为传奇的旋乾转坤的惊险活剧。
　　对于毛泽东的决定，江青等人口头表示“完全拥护”，实际上是一半拥护一半不满：对叶剑英的被“挂职”，他们弹冠相庆；对华国锋的任职，他们心中却极为不满。江青集团本来期盼在打倒邓小平以后，由王洪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张春桥主持国务院工作。他们认为有相当的把握，已着手作这方面的准备。1月下旬，在中央领导人中排名仅次于毛泽东的王洪文私下准备好一篇在中央“打招呼”会议上的讲话稿，打算以中央日常工作主持人的身份在会上作报告，因为毛泽东的提议而落空，气得他将讲稿扔进抽屉。周恩来病逝后，江青集团控制的上海曾出现“坚决要求张春桥当总理”的大标语，受到毛泽东的批评。张春桥做贼心虚，立即下令掩盖。还传出一个笑话，说有人悄悄把张春桥三个字撕下来贴到最前面，变成“张春桥坚决要求当总理”。自以为十拿九稳爬上总理宝座的张春桥怨恨至极，在一号文件发出的第二天，写下《有感》：“又是一个一号文件。去年发了一个一号文件。真是得志更猖狂。来得快，来得凶，垮得也快……”党内有两种反对江青集团的势力：以叶剑英、邓小平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和华国锋，因此张春桥一箭双雕地诅咒华国锋也诅咒邓小平。显然，他们认为毛泽东选定的华国锋不是自己人，并对他们自己没有在党和国家领导岗位中取得主要地位而耿耿于怀。江青集团是不会甘心自己的失败的。
　　此时，叶剑英、邓小平等“靠边站”的老一辈革命家，对于个人的荣辱升降早已置之脑后，他们担心的是毛泽东的身体情况，党、国家和军队的前途命运。叶剑英对自己的“生病挂职”早有思想准备。他想到，在险象环生的关键时刻，毛泽东毕竟没有把大权交给江青集团而是交给了华国锋，没有让江青集团夺取最高领导权的野心得逞，无论如何都是一件好事。叶剑英知道，华国锋既有基层工作经验，又有在省里和中央工作的经验，对最高领袖忠心耿耿，为人也老实。他也听毛泽东说过，华国锋办事“公道不蠢”。叶剑英觉得，毛泽东选择华国锋可能还有一个没有说出来的考虑，就是毛觉得华是各方面都能够接受的人。对这样一个“接班人”，叶剑英自然会采取支持和合作的态度。
　　华国锋初接代总理之位，非常谦虚，小心翼翼,不折不扣地执行毛泽东的指示，以争取毛泽东的进一步肯定。
　　华国锋按照毛泽东的意图，领导了一场全国范围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经毛泽东批准，从2月下旬开始，中共中央分批传达该运动的指导性文件《毛主席重要指示》。毛泽东一方面点名批评邓小平，运动的名称也因此改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另一方面对邓小平仍留有余地，说“批是要批，但不应一棍子打死。”江青集团想利用毛泽东决定公开批邓的机会致邓小平于死地的阴谋始终没有得逞。就是到了4月初，毛泽东在对天安门事件的性质作出错误判断，江青等叫嚷要开除邓小平党籍的时候，毛泽东依然对邓小平留有余地，与此同时，华国锋的接班人地位进一步得到巩固。同月7日，中共中央做出了两个决议：“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和邓小平最近的表现，认为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的矛盾。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政治局一致通过，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江青集团没有成为文件的正面主角。
　　随着局势的演变，华国锋与江青集团的矛盾慢慢开始出现了。进入夏天，毛泽东的健康状况更趋恶化，经常昏迷。为了使党内高级干部了解情况，中央政治局决定发一份通报，可是有江青等参与起草的通报却不顾事实地称毛泽东的病情已经好转，不久可以恢复工作。讨论时，叶剑英等坚决反对这种写法，同江青、张春桥发生争执。最后，签署通报的华国锋删去了原稿中“病情好转，可以恢复工作”等文字。9月9日，毛泽东去世。就在全国人民深切哀悼毛泽东的时候，江青集团加紧了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为了制止这一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华国锋和叶剑英终于走到一起，执行了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江青集团。
　　三
　　关于粉碎江青集团这场斗争，邓小平认为“要干这件事，一个人、两个人的力量是办不到的。”党的决议说“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同志起了重要作用”，华国锋、汪东兴、吴德、陈锡联、纪登奎等都有各自的回忆，坊间也有各种纪实文学和学术论著作记载。而叶剑英则不失诗人本色地说了一句“无限风光在险峰”。笔者在这里选用当事人华国锋和汪东兴的回忆，让读者自己去品味和鉴别，同时根据所能读到的史料重构一个所谓“毛泽东临终遗嘱”细节，以为细节决定成败的说法提供一个例证。
　　华国锋回忆：1976年是我们党和国家最困难的一年。四人帮在这一年里疯狂地进行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他们以为我是他们夺权的主要障碍了，他们没把我放在眼中，又打又拉。我心中很明确：不能让他们一伙夺取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但要把握好时机。政治局常委只剩四人了，王洪文、张春桥占两人，叶帅和我也是两人。……9月9日，我党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逝世了。“四人帮”认为时机到了，因此更加变本加厉地进行篡党夺权活动，党和国家真是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四人帮”大造反革命舆论，并企图建立由他们控制的武装力量。张春桥的弟弟（总政副宣传部长）亲自下到某坦克师活动，上海市再次给民兵发放了大批枪支弹药。在党和国家危在旦夕之际，我于9月10日下午，首先找李先念来家中密谈，指出“四人帮”正在猖狂活动，他们阴谋篡党夺权的野心已急不可待，特请李先念亲赴西山找叶帅交流看法、沟通思想。我和叶帅比较熟悉，在林彪搞的第一号令时，把叶帅分散到长沙住了较长时间，我与他接触比较多，1975年8月叶帅接见梅县地区县委书记时，还叫我去参加了见面。他是我们党德高望重的老帅，在部队有极重要影响，所以我对他非常信任，在这紧急关头，和“四人帮”势不两立，我早已下决心要搞掉他们一伙。因此派李先念去找叶帅联系。为提防“四人帮”察觉，李先念于13日借去北京市植物园的名义，然后突然转向前往西山。……为了稳妥执行这一事关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决策，我还亲自和叶帅直接取得联系，交换看法，做准备工作，我们两人一致认为要采取非常手段解决，并找了汪东兴谈话，思想也完全一致。而且还商量了各项详细的准备工作，要挑选可靠人员……10月6日晚，我和叶帅在怀仁堂亲自坐镇指挥，由汪东兴具体实施行动。当时是以召开政治局常委会的名义，通知王洪文、张春桥参加会议，顺利地逮捕了他们，并由我当面向他们宣布：中央决定对其实行监护审查。由于姚文元不是常委，因此通知他是审定《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书稿，请他参加会议，这样姚文元也一同被捕了。江青是在中南海住宅里被捕的。与他们同时被抓的还有毛远新、谢静宜、迟群等。并且在抓江青、姚文元后都当面宣读了我签发的、对他们实行监护审查的决定。在完成对“四人帮”一伙的逮捕任务之后，便立即通知政治局委员到玉泉山开会。我请叶帅主持，他要我主持先讲，我宣布了“四人帮”已被隔离审查，……叶帅介绍了对“四人帮”逮捕的经过，而且着重讲了全党全军都坚决反对他们一伙的反党罪行……我先提议请叶帅担任党中央主席，他德高望重，两次挽救了党。叶帅则起来说提议要我担任中央主席、军委主席，这是毛主席指定你当接班人的，我已经79岁了，你年纪比我小20多岁，你有实际工作经验，为人实在、讲民主、尊重老同志，你应该担起这个重任。经过大家认真讨论后，一致通过叶帅的提议。
    关于10月6日这一天的行动经过，汪东兴后来于1984年6月15日向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同志作了详细的叙述：下午八时，我们在怀仁堂正厅召开政治局常委会。当时，华国锋、叶剑英同志就坐在那里，事先我已写好一个对“四人帮”进行隔离审查的决定，由华国锋宣布。我负责组织执行。张春桥先到，宣布决定，就顺利解决了。接着来的是王洪文，他有一点挣扎，当行动组的几个卫士在走廊里把他扭住时，他一边大声喊叫：“我是来开会的！你们要干什么？”边拳打脚踢，拼命反抗。但很快就被行动小组的同志制服了，扭着双臂押到大厅里。华国锋同志把“决定”又念了一遍。还没等他念完，王洪文突然大吼一声，挣脱开警卫人员扭缚，像头发怒的狮子伸开双手，由五、六米远的地方向叶帅猛扑过去，企图卡住叶帅的脖子。因为双方距离太近，我也不能开枪。就在他离叶帅只有一两米远时，我们的警卫猛冲上去把他扑倒，死死地摁住，给他戴上手铐。随后，几个人连揪带架把他抬出门，塞进汽车拉走了。姚文元住在家里，他那地方是由卫戍区管的。因此，我事先请吴忠同志在我办公室等着，如果他不来怀仁堂，就让吴忠带人去他家解决。结果，姚文元也来了。我怕再发生意外，经请示华国锋和叶帅同意，没有让他进正厅，只让人把他领到东廊的大休息室，由警卫团一位副团长向他宣读了中央决定。他听完后好像很镇静，没有争辩，也没有反抗，只说了声“走吧”，就随行动小组的几名卫士出了门。姚文元解决后，我就打电话给吴忠，让他回家去了。与此同时，李鑫、张耀祠、武建华几位同志负责在江青、毛远新的住处采取行动，把这两个人也抓起来了。他们都没有抵抗。这次行动从八点开始，到九点半以前就全部结束了。因为准备工作做得比较细致，比较扎实，几个人都解决得很顺利。当时都是先向他们宣布中央决定：中央认为你犯了罪，决定对你进行隔离审查。
　　当时，围绕毛泽东临终遗嘱问题，叶剑英、华国锋与江青集团展开了一场惊险激烈的斗争，“伪造毛主席临终遗嘱”也成为江青集团垮台的导火线之一。江青集团说毛主席说过“按既定方针办”，华国锋说毛主席说的是“照过去方针办”。
　　1976年9月16日江青集团率先发表两报一刊社论《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用黑体字正式推出所谓毛泽东的临终遗嘱“按既定方针办”，把对毛泽东的“既定方针”的最后解释权全部垄断在自己的手中。叶剑英十分敏锐地意识到这里面有问题，马上在“按既定方针办”六个黑体字下划上红线，专门送给华国锋，华国锋没有反应。
　　毛泽东对华国锋说的是“照过去方针办”。毛泽东主席1976年4月30日晚上在他那间著名的堆满古线装书的书房会见了新西兰总理马尔登。会谈结束后，他把陪同会见的华国锋留了下来。华国锋向毛主席汇报了某几个省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形势不容乐观，毛泽东对华国锋说了几句话，华国锋表示自己没听清楚。于是，毛主席用颤抖之手在纸条上写了三条，它们是：1、“慢慢来，不要招（着）急”；2、“照过去方针办”；3、“你办事，我放心”。本来华国锋“资本”单薄，有了这三句话就像吃了定心丸。
　　到底是按什么方针办？在叶剑英第一次提醒华国锋，而华国锋毫无反应的第二天，即9月17日，江青集团在北京大小报刊全面铺展开渲染“按既定方针办”是毛主席临终嘱咐的气氛，特别是在江青集团的政治基地上海的《解放日报》上用通栏标题“遵循毛主席嘱咐按既定方针办”，下面还有四个小标题：“按既定方针办，就要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按既定方针办，就要坚持与走资派斗争；按既定方针办，就要坚持认真学习，深入批邓；按既定方针办，就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这表明江青集团的攻击目标已是瞄得很准。箭在弦上，迫在眉睫。华国锋也感到江青集团因运用诠释毛泽东讲话专有权而释放出的政治打击力太厉害了：毛主席明明对自己讲的是“按过去方针办”，怎么突然变成了对他们说的“按既定方针办”了？照理讲，这字面上也没有什么含义上的特别差异，但问题的关键是谁拥有这句话的专有诠释权！谁拥有它谁就是毛主席的代言人。事情就这么简单，就这么厉害！当时毛泽东刚刚逝世，华国锋还沉浸在极度的悲痛之中，没有人提醒，他还不知道已经掉进了陷阱之中，成为“四人帮”新一轮权力争斗的扳倒对象。叶剑英已经听到了霍霍的磨刀声。这次他不再含蓄，而是在当天明白无误地对华国锋说：突然冒出个“按既定方针办”，这与政治局传达的不一样，六个字中错了三个字，谁对谁说的？
　　华国锋这才猛然醒悟，终于明白大呼小叫“按既定方针办”是冲着他的。他如果不警觉，也将成为刀下之俎。不管毛泽东有没有说过“按既定方针办”，被江青集团用来抢班夺权就该作废，只有毛泽东对自己说的“照过去方针办”才算数，因为这是有字为证的东西。华国锋立即着手清除“按既定方针办”六个字，不再允许这六个字出现，对胆敢讲这六个字的人毫不留情。首先遭到打击的是远在千里之遥、不知事情究里的、正准备在联合国代表中国政府慷慨发言的外交部长乔冠华。1976年10月2日，华国锋在审阅外交部呈送的乔冠华联大发言稿时，毫不犹豫地对文稿一顿狠批：“文中引用毛主席的嘱咐，我查对了一下，与毛主席亲笔写的错了三个字，毛主席写的和我在政治局会上传达的都是‘照过去方针办’，为了避免再错传下去我把它删去了。”
　　华国锋不承认毛泽东说过“按既定方针办”，江青集团自然不退让。“按既定方针办”是他们的救命稻草，华国锋只要坚持“照过去方针办”，对江青集团来说，他们就没有什么“传家宝”可以发挥作用了。所以，江青集团立即开动舆论工具，10月4日在《光明日报》头版头条推出署名梁效的文章《永远按照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并警告华国锋，不坚持“按既定方针办”就是“背叛”，“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绝对没有好下场的”。叶剑英对“四人帮”的政治图谋十分清楚，知道他们会在做足“按既定方针办”的文章后采取行动。江青集团一手抓武装以防不测，一手准备十届三中全会，试图在会议上达到多数，第一步达到驱逐叶剑英、李先念等老一辈革命家的目的，随后可以轻而易举地消灭华国锋等政治力量。叶剑英于是对华国锋指出，对付“四人帮”，必须以快打慢。华国锋接受了这个建议，于是就有了中共历史上前所未有但极得人心的行动：以动用警卫部队的军事手段消除政治对手。
　　四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中国，百废待兴，人心思定。全国人民包括许多老一辈革命家都衷心拥护华国锋。这是形势和现实的需要。叶剑英在1977年7月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说过的一段话很能体现人民对华国锋所寄予的厚望：领导要稳定。这对我们党的事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宣传华主席，拥护华主席的领袖地位，这是革命赋予我们的责任。
　　为了宣传华国锋，1976年10月29日至11月22日，《解放军报》接连发表《华国锋同志是我们党当之无愧的领袖》、《华国锋同志为我党领袖是毛主席的英明决策》、《一切行动听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指挥》的编辑部文章，《人民日报》予以转载。文章说：“东风万里舞红旗，八亿人民尽开颜。华国锋主席身穿绿军装，站在雄伟的天安门城楼上。全国亿万军民纵情欢呼，放声歌唱：欢呼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又有了自己的领袖，歌唱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又有了自己的统帅。”1977年11月28日，《北京日报》发表报道《颂歌献给华主席》写道：“华主席登上天安门，革命人民齐欢腾；英明领袖来掌舵，祖国前程花似锦。高耸的燕山群峰，回响着欢呼的声浪；奔腾的运河波涛，倾吐着无限的深情。八百万首都人民在纵情欢呼，放声歌唱，欢呼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歌唱我们党又有了自己的英明领袖，革命又有了可靠的掌舵人！”
    粉碎江青集团后，华国锋的确需要叶剑英来辅助他。陈锡联回忆：“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二天，我就在玉泉山向中央写报告，要求不再主持军委的工作，还是请叶帅来主持。华国锋同志说，你这个报告先不要写，叶帅还要协助我处理国内问题，军队的事情你还要继续管一下。”叶剑英辅助华国锋，纯粹从大局出发，从党的千秋大业着想，没有夹杂半点私心。端掉江青集团后，面对一片欢呼声，叶剑英异常冷静和谦虚。每当人们向他竖起大拇指的时候，他总是将胜利的功劳归于党和人民，从不夸耀个人的作用，特别令人敬佩的是，当党内外一些领导人要求叶剑英主持党中央工作时，他总是婉言谢绝说：“我是军事干部，搞军事的，如果那样做，不就让人说是‘宫廷政变’吗？”当然，叶剑英根据毛泽东的交代，在宣传华国锋方面也有些过头的地方。1977年8月13日，叶剑英在党的十大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说：“华国锋同志是毛主席亲自选定的接班人。实践证明，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是完全正确的。华主席不愧为毛主席的好学生、好接班人，不愧为我们党和我国人民的英明领袖，不愧为我们军队的英明统帅。华主席一定能够把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不断地推向前进，领导我党、我军和我国各族人民胜利地跨进二十一世纪。”不过，查阅有关史料，也可以看到，在党和国家领导人中不仅是叶剑英一个人说了过头话。其他领导人也同样说了过头话。
　　事实上，这些文章、报告反映出当时全国人民对华国锋的热爱和信任，人民群众热切希望华国锋带领自己走出“文化大革命”的灾难，开创新的局面。那么，华国锋能否承担起历史的重托，不辜负全国人民的期望呢？1976年，华国锋55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他在粉碎江青集团的斗争中有功，也试图结束“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但令人遗憾的是，他始终未能跳出“文化大革命”“左”的错误的框框，未能把握住历史发展的契机和时代发展的脉搏，因而不可能开创一个新的时代。叶剑英与华国锋开始了渐行渐远的历程。
　　叶剑英同华国锋发生了分歧，尤其是关于邓小平复出和平反冤假错案、“两个凡是”、真理标准讨论、“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政治问题发生了原则性的分歧。例如对于“文化大革命”问题，华国锋采取的是肯定、赞扬和维护的态度，认为“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对于‘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应该是基本正确，有所不足。”或者说“文化大革命”是三七开，七分正确，三分错误。他把粉碎“四人帮”，说成是“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伟大理论的又一次伟大胜利”。华国锋把自己看成是毛泽东亲自发动、领导的“文化大革命”的继承者、维护者、捍卫者和贯彻者，是完成毛泽东一生中“两件大事”中的一件的历史使命者。如果否定“文化大革命”，这便是否定毛泽东，也否定他自己。在华国锋看来，这是万万使不得的。叶剑英对“文化大革命”从不理解，到怀疑和抵制。特别是同邓小平一起进行整顿，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受挫后，他决心结束“文化大革命”。叶剑英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大灾难，使我国的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使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教育、科学事业大大倒退，使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良的社会风尚遭到极大的败坏。总之，对“文化大革命”必须彻底否定。
　　叶剑英从拥护华国锋任党中央主席到赞成华国锋辞职，有一个较长的渐进发展过程。
　　在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华国锋才在真理标准讨论和“两个凡是”的问题上做自我批评。他说，在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我讲了“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后来发现第一句话说得绝对了。第二句话确实必须注意的，但如何制止也没有说清楚。当时，对这两句话考虑不够周全。现在看来，不提“两个凡是”就好了。在这之前，2月7日中央两报一刊发表《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在上述思想指导下，也讲了“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更加绝对，更为不妥。
　　他承认“两个凡是”的提法在不同程度上束缚了大家思想，不利于实事求是地落实党的政策，不利于活跃大家的思想。华国锋也承担了责任，他说：我的讲话和社论虽然分别经过政治局讨论和传阅同意，但责任应该主要由我承担。在这个问题上，我应做自我批评，也欢迎同志批评。华国锋对真理标准讨论讲得比较含糊，他表示同意按照叶剑英的提议，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专门召开理论工作务虚会，进一步分清是非，统一思想，团结起来，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还针对会上，有人对他搞个人崇拜提出批评，作了回答。表示今后“不要宣传我个人”，向上和下发文件的抬头“不要写华主席、党中央，只写党中央就可以了。也不要提英明领袖，称同志好”。希望文艺作品多歌颂党、歌颂老一辈革命领袖与工农兵英雄事迹，不要宣传我个人。
　　华国锋的能力、经验和水平，特别是“左”的思想决定了他未能与时俱进。在粉碎江青集团以后的言行中，在邓小平问题、天安门事件问题、真理标准问题、两个凡是问题、个人崇拜问题上，都是这样，总以坚持错误的立场观点开始，以无可奈何接受批评告终。华国锋这个被动转变的过程，也是华国锋被不断否定的过程。1980年8月全国人大五届三次会议，根据中共中央建议决定华国锋不再兼任国务院总理。同年11月10日至12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和批准了向十一届六中全会提出的人事更动方案，同意华国锋辞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会议结束前，一致通过《中央政治局通报》。《通报》向全党通报了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所犯的“左”的错误和其他错误。
　　细心的读者会有疑问，为什么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要开25天那么长的时间呢？原来要说服华国锋承认错误和要他辞去党和军队的最高领导职务都需要一个过程，这次会议也因此连续开了9次会。叶剑英对会议的圆满成功起了任何人无法替代的特殊作用。出席这次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21人，政治局候补委员1人，中央书记处7人列席了会议。这次会议是根据许多党员干部的建议和要求召开的。在4000多名高级干部讨论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中央直属机关、中央国家机关和军队系统，很多同志要求对建国以来历史的第四段认真进行总结，指出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后至1980年这一段工作中犯了不少错误，要求讨论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以来，特别是头两年工作中的一些重要错误，要求调整他的工作。党中央接受这个意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充分发扬民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对华国锋进行帮助和批评，以提高认识，端正态度。出席会议的29人都作了发言，28人（即除华国锋以外的所有与会者）对华国锋既肯定他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立了功和随后做了有益的工作；又分析和指出他的错误的表现与严重性，看法一致。华国锋作了许多解释和辩护，使会议时间延长。在会议中，叶剑英作了不少插话。叶剑英针对华国锋过多的辩解，不肯承认错误，不敢承担责任时，他说：这次政治局会议确实开得很热烈。华国锋同志犯错误，我也是有责任的。当初刚刚粉碎“四人帮”，我的头脑里也有愚忠愚义思想，有时明知华国锋同志的意见不对，但给他提出来后，他一拒绝，我也没有坚持，就这样酿成这样的局面。所以，这种情况，我也有份。今天，我们继续讨论华国锋同志在粉碎“四人帮”以来所犯的错误，这也是起草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对华国锋同志，而且对我，对每一个在座的同志，都是有重要意义的。他还说：“如果国锋同志不愿意承担责任，那就由我承担好了。所有中央这4年来的错误都是我造成的，你们怨我，批评我都可以。我早就提出要辞职，今天在这个会上我再提一遍，我请求党中央让我离休。这是我雷打不动的意见。”经过叶剑英这样一说，华国锋表示不再辩解，愿意虚心听取大家的意见，接受批评。华国锋对叶剑英是很尊重的，叶剑英的话他还是听得进的。
　　叶剑英在发言中还做了自我批评，检讨自己在宣传华国锋中说过过头话，作了过高的赞誉，有“周公辅成王”的封建思想作怪。他说：据《三国志》第三十五卷《诸葛亮传》里记载，刘备在白帝城临终托孤时，对诸葛亮说：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之后，诸葛亮并没有照刘备的话去办，而是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毛主席临终的时候说，我不行，快完了。政治局的全体同志到毛主席那个房子，排队一个一个见主席。那时，他的心脏还没有停止跳动，看完后，退回休息室。过了一会，护士又把我叫到主席面前。当时主席看了我一眼，说不出话来，我又退了出来，不久，主席心脏就停止跳动了。当时我就想，主席为什么要第二次叫我呢？还有什么嘱托（叶剑英讲到此处，心情很激动，流下了眼泪。）我剖析毛主席在世时自己的心情，我确实把华国锋同志当做‘后主’看待，尽管我自己精力不足，水平不高，还是想尽力扶助他。我对他还讲过一些过誉的话。这是一种旧的封建思想在作怪。借此机会，我应作自我批评。”
　　叶剑英严于律己，光明磊落。他这种是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感动了每一个与会者，也感化了华国锋。华国锋听了大家对他的批评以后，感到难以继续担任党中央的最高领导职务，提出辞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会议便讨论谁来接替这两个职务。华国锋提议由叶剑英担任这两个职务。叶剑英坚决推辞，再次提出批准他离休。叶剑英和其他同志一致提议由邓小平担任这两个职务。邓小平提议胡耀邦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他自己愿意担任中央军委主席。
　　1981年6月下旬，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在北京召开。鉴于这次会议事关大局，高龄有病的叶剑英仍坚持参加了开幕式和投票，并亲自给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全会写信，表示赞成中央的人事更动和对华国锋的批评帮助。叶剑英在信中说：“我和小平同志谈过，我觉得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主席、副主席名词排列，还是胡邓叶赵李陈华。这样更好些。”“对于华国锋同志的批评、帮助以及对他所担负的职务调整，我认为中央的处理是妥当的。”当全会开幕式首先宣读叶剑英的信时，全体报以热烈的掌声。在此次会议上，华国锋还是被选为中央副主席。华国锋在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但没有进入政治局。直到十五大，仍被选为中央委员。晚年的华国锋深居简出，勤练书法。从他晚年言谈中可见，华国锋对叶剑英也是很崇敬和尊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