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昌华

　　“有 种”
　　一次，曹聚仁与几位好友围炉夜话，突然有人问他生平所钦佩所敬仰之人是谁，曹聚仁答是蒋梦麟。举座皆惊。曹聚仁见状忙申明，他决不做违心之论，也决不依草附木，更不是北大的学生。友人问为什么敬佩蒋梦麟，曹聚仁说蒋梦麟“有种 ”。
　　种者，胆量、骨气也。
　　五四运动后，蔡元培淡出北大，蒋梦麟当代校长。“半年的欠款，六百饥饿教职员，三千惹祸的学生，交到我手里，叫我怎么办？”接收这一“烂摊子”，蒋梦麟当算是临危受命。他为人低调，谦虚地说是“蔡先生派他来捺印子的。”他一面“谨守蔡校长余绪”，一面矢志改造北大。他认为：“北京大学为新思潮发源地。既有新精神，不可不有新组织，犹有新酒，不可不造一新壶。”无奈当时北大的经济“已差不多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所幸得到胡适、傅斯年的鼎力支持，帮他网罗人才，筹措经费，以“维持北大的生命，决不让他中断。”
　　蒋梦麟上任后的第一招是静心观察，把诊问脉：学校“纪律弛，群治弛”，他致力“整饬纪律，发展群治，以补本校之不足。”他说他平生做事全凭“三子”：以孔子做人，以老子处事，以鬼子(洋鬼子，指科学务实精神)办事。他大胆放权，对文、法、理三学院院长说：“辞退旧人，我去做；选聘新人，你们去做。”他把辞退旧人这种得罪人的事揽在自己身上，这体现了他的“有魄力，敢担当”。罗家伦说得中肯：“他用人也专，待人也恕，不以察察为明，所以许多人乐为所用。”理学院的丁文江、李四光、曾昭抡；文学院的周作人、汤用彤、徐志摩；法学院的刘志扬、赵乃抟等教育界名流遂云集其麾下。蒋梦麟用人不拘一格，他重用新人吴晗，选用没有学历的钱穆，接纳学生运动的活跃分子、研究《资本论》的千家驹……
　　与蔡元培不同的是，蒋梦麟十分重视自然科学的教学与研究，不惜重金“武装”物理系，“费了很大的力量发展理学院，希望以基本自然科学为骨干，进而发展其他有关部门。”
　　为确保学生专心求学，蒋梦麟主持制定《国立北京大学学则》，取消选科单位制，实行学分制；在管理上保持自由、宽容，注重个性发展的北大传统，师生间达成了“只有陶冶，而无训练”的共识。在经费不足的情况下，对教授仍礼遇有加，恢复建立学术团体，营造学术氛围，开展中外学术交流，期以“教育救国”、“学术救国”。
　　这一系列的措施，使北大的教学、科研在那风雨飘摇的年代能平稳有序地发展，“蔚成全国最高学术中心”。
　　最能显出蒋梦麟“有种”本色的是，他在日本人面前表现出的骨气和民族精神。
　　1935年11月，冀东有人阴谋搞“华北自治会”，蒋梦麟领衔，与北平教育界诸多名流发表联合宣言，痛斥这一行径“脱离中央，乃卖国的阴谋”。此举在全国上下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故有人称蒋梦麟在30年代前期是“北平正气的代表者”。
　　北大学生运动十分活跃，日本人视北大为反日运动的中心。由于蒋梦麟在北平教育界的地位与名望，日本人早就想拉拢他，希望与他建立所谓的“友谊”。蒋梦麟多次公开表示日本侵华“不友好”的态度后，日本人开始对他施以威胁、恐吓等卑鄙手段，企图迫其就范。
　　日本人指责蒋梦麟煽动学生反日，要求宋哲元严加惩罚并强逼其离开北平。宋哲元将此信息告知蒋梦麟，蒋却我自巍然，继续留北平主持北大校务。在蒋梦麟领衔表态反对华北自治后，日本军方十分恼火，于11月29日请蒋梦麟到日军司令部“谈话”。
　　蒋梦麟将此事告诉了家人和几个朋友，于天黑之前单枪匹马来到日本军司令部。
　　蒋梦麟在自传《西潮》中有生动精彩的描述：
　　“我们司令请你到这里来，希望知道你为什么要进行大规模的反日宣传。”他一边说，一边递过一支香烟来。
　　“你说什么？我进行反日宣传？绝无其事！”我回答说，同时接过他的烟。
　　“那末，你有没有在那个反对自治运动的宣言上签字？”
　　“是的，我是签了名的。那是我们的内政问题，与反日运动毫无关系。”
　　“你写过一本攻击日本的书。”
　　“拿这本书出来给我看看！”
　　“那末，你是日本的朋友吗？”
　　“这话不一定对。我是日本人民的朋友，但是也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敌人，正像我是中国军国主义的敌人一样。”
　　“呃，你知道，关东军对这件事有点小误会。你愿不愿意到大连去与坂垣将军谈谈？”这时电话铃声响了，大佐接了电话以后转身对我说，“已经给你准备好了专车。你愿意今晚去大连吗？”
　　“我不去。”
　　“不要怕，日本宪兵要陪你去的，他们可以保护你。”
　　“我不是怕。如果我真是怕，我也不会单独到这里来了。如果你们要强迫我去，那就请便吧——我已经在你们掌握之中。不过我劝你们不要强迫我。如果全世界人士，包括东京在内，知道日本军队绑架了北京大学的校长，那你们可要成为笑柄了。”
　　他的脸色变了，好像我忽然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你不要怕呀！”他心不在焉地说。
　　“怕吗？不，不。中国圣人说过，要我们临难毋苟免，我相信你也一定知道这句话。你是相信武士道的。武士道绝不会损害一个毫无能力的人。”我抽着香烟，很平静地对他说。
　　罗家伦评价说：“蒋梦麟先生是郭子仪第二，大有单骑回纥的精神。”
　　曹聚仁在盛赞蒋梦麟“临难不苟免”的骨气时，还说“这男子汉的气度，并非胡适、鲁迅诸氏所能及的。”
　　蒋梦麟的“有种”还表现在他到台湾后，在“中国农村复兴联合会”主任任上，敢于“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 他极力主张在台进行农村社会改革，以实现“社会公道”或“公平分配”。上世纪50年代初，他先后发表《三七五减租面面观》《土地问题与人口》和《为什么要限田？限田以后怎么办？》等10篇阐释土改政策的文章。时任台湾“行政院内政部长 ”的黄季陆认为蒋梦麟“对土地改革的决策，是一位忠诚而努力的推行者”，有“首义之功”。
　　蒋梦麟在台还提倡兴修水利，倡导、推动人口节育。尤其是后者，曾使他遭到无端的指责和恶毒的攻击：“基于极端个人快乐主义之邪念”，为“主张性交自由，而以人为的方式或性交技术以遂其快乐”。有人辱骂他比秦桧、汪精卫还可恨，可杀，声言要“杀蒋梦麟以谢国人”。蒋梦麟直面以对，依然故我。1959年4月13日，他在记者招待会上公开表示：“ 我现在要积极地提倡节育运动，我已要求政府不要干涉我。如果一旦因我提倡节育而闯下乱子，我宁愿政府来杀我的头，那样太多的人口中，至少可以减少我这一个人。”后来的事实证明，他做得对。国民党元老王世杰称赞说这是“一件最不平凡的功业……将来影响一定是很深远的。”
　　这些都叫“有种”。
　　显然，用“有种”来评价蒋梦麟毕生的作为是远远不够的。蒋梦麟有勇有谋，能干肯干也善干。台湾《仙人掌》杂志评论说：“蒋梦麟生在一个左右中都不是的年代，但他却慎重地选择了自己的路，向时代做出了他的贡献，对后代献出了他的宝贵经验，他应死而无憾了。”
　　还是他的老朋友傅斯年评说的得体、到位且有趣：“孟邻先生学问比不上孑民(蔡元培)先生，办事却比蔡先生高明。”傅又诙谐地说他自己的学问比不上胡适，办事却比胡适高明。蒋梦麟当时在场，听后笑着说：“孟真，这话对极了。所以他们两位是北大的功臣，我们两个人不过是北大的‘功狗’。”
　　蒋梦麟在处理个人婚姻问题上，也表现出了鲜明的个性。
　　他的第二任太太陶曾谷于1958年病逝。时年已七十有五的蒋梦麟动起续弦的念头，不顾家人的反对、朋友的劝阻，欲与某将军的前夫人、49岁的徐贤乐结婚。老朋友胡适闻讯，抱病给他写了一封长信，对此表示异议，细述朋友们对徐女士看重钱财、人品不端的种种反映，言辞恳切地说：“我是你和曾谷的证婚人，是你一家大小的朋友，我不能不写这封信。”“你我五十年的友谊，使我觉得我不需为这封信道歉了。”力劝他谨慎行事。同时，蒋梦麟的老朋友陈诚、张群，以及宋美龄都一致表示反对这桩婚姻。然而，蒋梦麟终不为众多老友苦口婆心的劝说所动，毅然与徐结婚了。他认为：“结婚是我个人的私事，我有我个人的自由，任何人不能管我。”可是，婚后不久，蒋梦麟因不慎跌断腿骨，住院治疗。“徐贤乐对正在住院的蒋梦麟托言回家做年肴，将自己原在蒋家之户口迁出，行李亦搬离蒋家，置于中央信托局原宿舍中。稍后，蒋梦麟迁出病房，徐贤乐不知去向。”此时，蒋梦麟才幡然醒悟，“以不堪徐娘虐待之苦”为由提出离婚。他对记者说：“(从结婚)到现在一年多，我失望了，我受到人生所不能忍的痛苦；家是我痛苦的深渊，我深深地后悔没有接受故友胡适之先生的忠告，才犯下错误。我愧对故友，也应该有向故友认错的勇气，更要拿出勇气来纠正错误。”同时，蒋梦麟竟不怕难堪，把胡适1961年6月18日写给他的那封长信公开发表。
　　蒋梦麟晚年的婚变，一时成为台湾重大的社会新闻，闹得满城风雨。
　　法院判决他们离婚后，香港《自由报》刊发打油诗调侃蒋梦麟，诗云：
　　闻道先生负旧盟，金钱为重美人轻；
　　徐娘解得夫妻味，从此萧然抱独身！
　　也有人讥讽徐贤乐，把他们的名字嵌入一副对联：
　　蒋径全荒，孟母难邻之矣！
　　徐娘半老，贤者亦乐乎此？
　　面对沸沸扬扬的社会舆论，蒋梦麟十分坦然：“这是我个人的私事，我发现错误便应该改正，所谓‘人作孽，不可赦 ’，我愿面对事实，接受不幸的后果。”解除婚约后，蒋梦麟又精神焕发，专心投入到石门水库的建设中去。
　　蒋梦麟敢做敢当，自暴家丑于众，也算作“有种”。
　　有 义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梦麟与清华的梅贻琦等大学校长联名发表《告同学书》、《第二次告同学书》，提出“ 赤手空拳的群众活动只有荒废学业，绝非有效的救国方法”，希望同学们“马上复课吧！先尽我们的责任。”在多次呼吁无效的情况下，蒋梦麟无奈地说：“我是中华民国国立大学校长，我不得不服国家的命令！”这一期间他确实打击过支持学生运动的进步教授许德珩、马叙伦，开除过韩天石等一批又一批学生；但我们也应看到蒋梦麟后来亲自向马叙伦道歉并“再三”退回 (送去)聘书的悔改表现；也得承认学生被捕了，蒋梦麟亲自向北平市长秦德纯交涉，保释了因反日游行被捕的28名学生的事实。也不应忘记：“三·一八”惨案发生后，蒋梦麟是追悼会的主祭，他悲愤地说：“我任校长，使人家之子弟，社会国家之人才，同学之朋友，如此牺牲，而又无法避免与挽救，此心诚不知如何悲痛！”说到此，“潸然泪下”。接着他猛烈抨击军阀暴行：“处此人权旁落，豺狼当道之时，民众与政府相搏，不啻如与虎狼相斗，终必为虎狼所噬。古人谓苛政猛于虎，有慨乎其言矣！”
　　另一耐人寻味的事情是，1933年蒋梦麟以“不交学费”为由，开除了9名“左”倾学生。奇怪的是这些被开除的学生后来都收到了一封匿名同情信，信中还附有一张三百大洋的支票。千家驹后来回忆说，“我至今不明白这钱是谁送的。”这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学生们分析，共产党想送，没钱；社会上好义之人想送，也不知被开除学生的姓名和地址。千家驹说：“我判断这是蒋梦麟校长耍的两面派手法。蒋一面开除学生，一面又怕他们留在北京铤而走险，对他发生不利行动，干脆花一笔钱叫他们早早离开。果然，九位同学得了钱后，有的东渡日本，有的去了德国，各奔前程去了。”
　　再说许德珩、侯外庐和马哲民三位当年是北大的左派教授，在对待学生运动问题上与蒋梦麟尖锐对立，有怨在前。但 “七·七”事变后他们被国民党政府逮捕，蒋梦麟毅然与胡适联手，多方奔走，终将他们营救了出来。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大小汉奸们惶惶不可终日，或出逃或隐匿。12月6日，周作人被捕，关押在北平。1946年5月26日，周作人被移交南京首都高院，押在老虎桥监狱。
　　1946年7月19日，南京政府首都高院对周作人第一次公审。周作人在辩诉状中称：“学校南迁，教授中年老或因家庭关系不能随行者，有已故之孟森、冯祖荀、马裕藻及被告四人，由校长蒋梦麟特别承认为北大留平教授，委托保管校产。”
　　蒋梦麟专门为此事出具了证明。
　　对周作人这个“巨奸”，当时“国人皆曰杀”。胡适为周作人作证，社会舆论就谴责他为汉奸洗刷罪名；为周作人辩护的律师王龙也一度被控汉奸嫌疑。蒋梦麟在当时敢于挺身为周作人作证，是需要勇气的。当然，首先蒋梦麟所说的是基于事实，或是他深受北大传统的“兼容”精神影响，或是眷顾老朋友之情。
　　8月13日，首都高等法院院长赵琛致函蒋梦麟，函云：因蒋梦麟出具证明文书未填年次，“是否即为台端手笔，无从悬揣。兹为慎重起见，相应函请查照，即希据实见复，以凭核办。”
　　次日，蒋梦麟复赵琛函。全文如下：
　　准贵法院本年八月十三日函刑字第五七四号公函，以审理周作人汉奸案，嘱查复有无为该被告出具证明文件等语。查本人在前北京大学校长任内，于华北沦陷时，确曾派已故之孟森、冯祖荀、马裕藻及现在押之周作人保管北京大学校产。该被告所持此项证明文件确系本人于本年七月二十二日出具，准函前由，相应复请查照为荷。此致
　　首都高等法院
　　赵院长琛
　　前国立北京大学校长 蒋梦麟
　　现任行政院秘书长
　　三十五年八月十四日
　　显然，蒋梦麟出具的证明函对法院的判决是有相当的影响力的。
　　以上是笔者目前所见到的公之于世的蒋梦麟为周作人作证的材料。
　　总之，蒋梦麟是不乏人情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