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政府为何不编教科书？

一点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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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6年，哈佛大学举行350周年校庆，邀请时任美国总统的里根前去演讲，里根总统乘机要求哈佛大学授予其名誉博士学位。哈费大学校委会研究后的答复是：总统先生可以不来演讲。美国教育，就是这样以它高度的独立精神，源源不断地为她的国家提供着智力与人才支撑。
　　
　　反观我们可爱的祖国，自成立以来，教育独立之说，自是无从谈起，“与时俱进”到了今天，连教材都不能“自立”。
　　
　　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信春鹰，在做客人民网强国论坛时曾坦陈，“官员介入教科书编写，教科书已经成为教育领域腐败的一个很重要的领域”。
　　
　　这么多年来，历经种种腐败案例的洗礼，我早已炼就“闻腐不惊”的金身，但那一回，还是吃惊不小：官员何德何能，竟敢动土教科书？
　　
　　细思量，也无它，中央集权国家讲究的就是“全国一盘棋”，通俗的理解就是上行下效，领导同志重要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学生头脑”，被当作一项政治任务对全国下而达之，下面的官员怎么就不可以呢？
　　
　　为中国近代出版事业作出巨大贡献的商务印书馆，在其发展历程中，有两次与教科书相关的“事故”留传，两次都“败于”教科书。
　　
　　辛亥革命之后，从商务印书馆分离出来的沈知方，创立中华书局，并推出新式《中华新教科书》，比较之下，商务那些封面上还印着黄龙旗的教科书，立马黯然失色，那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商务被迫“败走”全国教科书市场。
　　
　　一次是林语堂编了一本英语教材卖到商务馆，由于不被看好，负责人只肯按出版数量支付版费，而坚决不同意林语堂的“一次卖断”。谁知此书上市后一路飙红，商务一版再版的同时，也“被迫”一次次地向林语堂缴纳版费，据说前后达5万大洋，而当初林的开价连这十分之一都没有。
　　
　　从商务印书馆的这两则逸闻里，我们可以感受到：民国政府似乎没有插手教科书的编印工作，而是任由出版社自由发行与竞争。
　　
　　事实上，民国时期规模较大的学堂，都是自编课本。在大学里，教师的讲义结束，往往就是一部新著作问世，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即此例。
　　
　　学校不独可以自编教材，还可以自选教材。丁肇中先生回忆他在旧中国的中学岁月时说，当时他就读的那所中学，使用的是全套美国教材，因此学生要么“读不出来”，要么“学成”后即可出国深造。旧中国能培养出那么多至今让我们仰望的各类人才，与这种教育方式肯定不无关系。
　　
　　今天，官权退出它不应该涉足的领域，逐渐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共识。我觉得，首先需要退出的，应该是教材、教育，让社会、让市场、让需求去引导教育发展，党化教育虽能培养出良民，然而那充其量，只是让中华民族一代一代沦为毫无意义的“看客”而已。

再补充一点：

近几年教育部三令五申要编制有关意识形态方面课程的“统编教材”，作为国家项目，启动资金上百万。终于在今年宣布大功告成，即将投放到各个高等院校，首批开印数据说达到了500万册的天文数字。

至于教师愿不愿意教、学生愿不愿意学，领导发话：“这种课程就是要照本宣科。”

显然主事者自己都知道没有实际效果可言，那么唯一的驱动力就应该是项目经费以及庞大版税本身——一个钱字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