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公的初恋
　　1910年大年初二，外公第一位妻子罗氏因病去世，卒年21岁，外公那年17岁。由斯诺根据外公口述整理的《毛泽东自传》中这样记载：
    “我的父母在我十六岁时就给我娶了一个二十岁的女人，不过我并没有和她一起住过——此后也未有过。我不以她为我的妻子，那时根本也不去想她。”
　　不过，尽管如此，还是有研究者坚称：外公与发妻罗氏的感情是很好的，并举他在罗氏去世后仍与罗家保持联系为例。据说，当地还有这样的俚语：“没媳妇留崽不住。”因此，有人认为如果罗氏没有早逝，也许外公就不会走出韶山冲……
　　以上观点是否有道理，已不属于本书要讨论的范围。但是，这倒给我探寻外公为何决意去外地读书以启示。这，还要从与海容的一次谈话说起。
　　在我提出给后世留下自己的亲历亲闻，留下自己的声音这一建议后不久，海容再一次来看我妈妈。她笑着对我说：要听故事啊？那我就讲一个你们谁都不知道的。
　　那果然是一个我们闻所未闻的故事。
　　原来，20世纪50年代，外公在海容去看他的时候问过一句话：
　　“那个王十姑——怎么样了？”
　　王十姑是谁？海容不知道，自然无言以对。回家后，便去问自己的奶奶——王季范先生的夫人肖老太太，外公称她九嫂。
　　奶奶告诉海容：王十姑是她爷爷王季范的妹妹。王十姑和我外公是两姨表亲，从小就是在外婆家一起玩，一起长，青梅竹马，情投意合，直至谈婚论嫁。
　　这就是所谓“中表婚姻”，在中国古代是很普遍的一种现象。
　　无疑，这就是外公的初恋。可是，为什么大家都不知道这位王十姑呢？
　　一百年前的中国，很多事情与今天不同：表亲能结婚，八字不合不能结婚。就在外公和十姑翘首以待好事成双的时候，算命先生得出结论：二人八字不合。亲事不成了。
　　怎么办？！外公当时只是一个少年，用海容的话说——“还没掌握什么马克思主义”。对于约定俗成的迷信习俗，谁又有回天之力呢？
　　王家给十姑订亲了。到王十姑出嫁的那天，外公也来了，他来抬春箱——就是娘家送女儿出嫁准备的箱子，里面都是被子、衣服。春箱是要娘家人抬的，外公挤进来当了一回娘家人。我想，这是为了最后看一眼十姑吧？
　　很快，大概是1907年的样子，毛家也给我外公订亲了。妻子是毛家的远房亲戚，人们叫她“罗一姑”。王十姑同罗一姑一样，都是婚后不久去世，都没有后人，只有墓上的衰草陪伴着她们。
　　十姑嫁人了，一姑去世了，外公再也不想在家里呆下去了。他向往一个新的别样的世界。
　　然而，外公是永远忘记不了十姑的。王家兄妹三人，除了王季范和王十姑外，还有一位是他们的哥哥王星臣。王星臣的女儿王曼恬曾告诉过海容，自己抗战时期去延安后，外公见面第一句话把她问得摸不到头脑：
　　“那个王十姑——怎么样了？”
　　原来，王曼恬也对此事一无所知。得知十姑早已去世后，海容告诉了外公。外公叹了口气，说了一句：
　　“哦……因为心情不好。”
　　在海容面前，外公不止一次提到王十姑。老人家动情地回忆道：她是个好人。人很白，性格很好，手很细——我们还拉过手哩！这时，外公似乎又回到了少年的幸福时光。
　　在海容得知王十姑一事的来龙去脉后，王季范先生告诫她：“不要乱说！”王毛两家的这段故事已深藏百年。如果不是海容讲出来，又有谁知道呢？
　　王海容与外公的第一次见面
　　海容的父亲是湖南大学学经济的，母亲肖凤林也是湖南大学学生。父亲牺牲以后，母亲独立支撑起这个家。海容的外公原为湘军程潜部下，官至旅长，也是个读书人。因为看多了官场变换和沙场征伐，很早就解甲归田。海容的童年就在自己外公的小庄园里度过。直到抗战胜利，才回长沙上小学。
　　海容在湖南一直呆到小学毕业。20世纪50年代初期，外公的唐家坨诸兄弟想去北京看望他。文家公公对海容说：“海伢子，我们去北京，你要么子东西啊？”海容答：我要大苹果——她听说北京的苹果又大又红，好吃。
　　文家公公又说：你怎么不写封信给毛主席啊？“毛主席”？这在那时的海容听来，还是一个非常陌生的称呼。于是，她给这位没见面的长辈写了一封信，一是问候，二是想要一个篮球——那时她是校篮球队员。等到文家公公从北京回来，只带回苹果，没带回篮球，海容挺失望的。这就是她和我外公的第一次交往。
　　建国初期，王季范先生到北京开会时被我外公挽留住下，后来，海容来到北京，和祖父住在一起。有一次，她和几位文家亲戚一起，由王老带着进了中南海，第一次见到我的外公毛泽东。海容曾问祖父，该怎么称呼这位亲戚？祖父说，应该称呼“主席公公”（湖南话称祖父为公公）。
    第一次见面，海容一点也不紧张。大人们在丰泽园颐年堂聊天，她就吃着玩着，东瞅瞅，西看看，很是自在。临走的时候，海伢子与主席公公有过这样一段对话：
　　主席：你这个人挺怪的，第一次见我也不害怕？
　　海容：我干嘛怕你啊？也不会吃了我！
　　主席：你给我写过一封信。我忙没有给你回信。
　　海容：我还向你要个篮球，你也没有给我！
　　已走到门口的文家亲戚听到这番对话，都回过头来，哈哈大笑。
　　那次，年轻漂亮的江青也带着李敏和李讷出来见过客人。海伢子叫了江青一声“三奶奶”。不过后来海容听说，江青不喜欢这个称呼，就不好再叫了。想来也是，当年江青不到40岁，叫“奶奶”着实显得老气了些，更何况还是排行第三呐……
　　苏方来电
　　1969年3月，苏联武力侵犯中国领土珍宝岛，史称“珍宝岛事件”。两国界河上的隆隆枪炮声震碎了中苏同盟残存的最后一点脆弱联系，形势十分危急。
　　此时苏方领导人也感觉到了情况的紧急。苏联首脑柯西金启用中苏热线电话，准备亲自与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通话，试图了解对方意图。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中方一位女话务员得知对方身份后，不但拒绝为他转接，还严辞痛斥道：你这个“苏修”头子，不配和我们的伟大领袖通话！对方又说，那能否请周恩来总理接电话？话务员愤怒地说：我们的周总理那么忙，哪有时间跟你说话？然后就挂断了电话。最初听说这一故事，我以为多半是民间的野史传闻，从海容这里才知道确有其事——总理曾指示应对那位女话务员进行批评教育。
　　后来，柯西金又打来电话，要求与周总理通话。外交部苏欧司答复说：你们苏联党已变成修正主义了，中苏两党已断绝关系了，但是你要和周总理谈，我将报告总理和我国政府。无奈之下，苏方改由外交渠道与中方接触。1969年3月21日晚24时，苏联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紧急拜会外交部苏欧司负责人，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受苏共中央政治局委托，在几小时前用电话同毛泽东主席联系，但中方接电话的工作人员拒绝为他联系，苏方希望尽快与中方领导人取得联系。
　　3月22日凌晨，周总理召集外交部负责人商议对策，决定以备忘录形式答复苏方。备忘录中说：“从当前中苏两国关系来说，通过电话的方式进行联系已不适用。如果苏联政府有什么话要说，请你们通过外交途径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
　　总理在报告中说：
　　从二十一日晚开始，苏联方面几次向我方打听主席的电话号码，苏驻华使馆也几次找我外交部，说是“奉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命，有话要转达”。同时，我方在珍宝岛方面发现苏军在活动，并侦知苏后方在催他们前沿行动，“估计敌今日有可能强占珍宝岛，昨夜外交活动为故作姿态”。与有关同志商定，着即“加强我岸兵力，火力部署，以逸待劳，准备后发制人”。同时商定以备忘录形式答复苏联临时代办，争取主动。
　　当日，外公在报告上写下批语：“同意备忘录的立场，即准备外交谈判。”中方于深夜23时45分约见苏联驻华临时代办，向其递交了此份备忘录，中苏冲突仍然是箭在弦上。
    秘赴巴基斯坦接基辛格访华
　　1971年7月，中美商定，美国派总统特使基辛格转道巴基斯坦来华，周总理决定，由外交部派出接待小组。1971年7月9日，接待小组到达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住进使馆，与国内保持联系，随时听候指示。天黑之后，接待小组由使馆安排出来散步。
　　第二天，海容一行仍然留在使馆。第三天，7月11日清早，中方接待小组和美国特使分别乘车前往机场。
　　双方终于落座，面对面，基辛格就坐在离海容咫尺之遥的位置。
　　对于接待小组来说，基辛格是客人，中方总要有个主人的样子。行前总理当着海容的面给章文晋做过交代——
　　“谨慎不多言是好的，可是要注意场合和需要。这次去接基辛格，你是主人要主动些，不要使从未到过中国的客人觉得太冷淡了。”
　　美国特使基辛格秘访中国，这个世界外交史上的奇迹在中美共同发表公告前，一直被成功地严格保密着，不过也有这样一则趣闻说明有意外发生，它从侧面反映出世人对打通中美关系的看法，非常耐人寻味。
　　据说，基辛格凌晨登上飞机的那一刻，同在机场的伦敦《每日电讯报》驻巴基斯坦特约记者贝格一下子认出了他。随即，贝格从机场负责人那里得到确认，他马上赶出一条急电，把这条特大独家新闻发给报社：
　　“据本报驻伊斯兰堡特约记者贝格报道：记者在拉瓦尔品第机场获悉，美国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基辛格博士一行人已于七月九日凌晨四时乘坐一架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的波音707飞机飞往中国。”
　　这条本可提前震动世界的新闻最后下场是被编辑视为废稿扔在一旁。他们实在无法相信这一事实——基辛格去中国！他不要命了吗？
　　中方第一次登上“空军一号”
　　尼克松是2月17日从华盛顿乘专机离开的，在华第一站是上海，海容在此第一次见到他。
　　在打前站会谈中，比如交通工具问题，美方认为总统自始至终必须使用自己的专机“空军一号”，中方认为尼克松在中国领空内应使用由中方提供的专机。双方一度僵持不下。最后中方提出了新方案：允许美国总统专机作为副机，跟随在由中方提供的主机之后。
　　无奈之下，美方代表提出：总统专机飞往北京的途中需要在上海加油，而在由上海飞往北京时，希望不必转乘中国专机。中方同意了美方的这一要求，但声明需由中方指派领航员登上美国专机，为其领航，这是显示国家主权的严肃行为。同时，外交部还决定派遣一个小组前往上海，迎接并陪同尼克松一行乘坐总统专机飞往北京。美方对此安排表示满意。海容成为这个先遣小组的一员。
　　美方专机到达上海，打开舱门后，中方先遣小组以及中方领航员登机。先遣小组成员包括——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美大司司长章文晋，礼宾司副司长王海容，礼宾司干部唐龙彬等7人。
　　他们的任务是专程前往上海迎接并陪同尼克松一行乘坐美方总统专机到北京，这是中国政府官员第一次乘坐美国总统专机。而在美国方面，邀请被访问国官员登上总统专机，也是不多见的。
　　在座机上，尼克松谈起基辛格1971年秘密访华时在巴基斯坦装病休养的尴尬相，逗得大家哈哈大笑。“空军一号”是简朴但功能齐全的专机，会议室和起居室只有一些必要的单人软沙发和桌子，并无多少奢华设施。
　　北京的雪
　　有道是天有不测风云。2月21日尼克松到京，中午是大晴天，其后开始阴天下雪，一直下到22日转为大雪。这两天尼克松或参加会谈，或去故宫参观，活动地点都在北京市内，受天气影响还不大。24日原定日程是上午游览八达岭长城。长城距北京市内八十余公里，一半以上路程山高坡陡，正常情况下尚需多加小心，路面积雪的情况下则很难保证行车安全。长城之行怎么办，我方接待人员为此非常头疼。
　　一个方案是把活动推迟到25日上午。经向气象台多次核对查询，25日的天气将更加恶化，而26日上午尼克松就要离开北京去杭州了。另一个方案就是取消此次活动。不过登长城是尼克松的一个宿愿，美国客人当时也已听说这句话：不爬长城，不尝烤鸭，等于没来中国。
　　23日晚上，总理来到中方接待班子办公处——人民大会堂南门二楼，参加接待小组例会。大家就长城之行难以做出定论，最后由总理下了决心，连夜发动北京市民扫雪。会议结束时已是夜里10点钟。次日早晨8点，尼克松一行去长城的车队就要出发了。
　　总理拍板进行扫雪之后，命令一层层通知，主力是在京驻军。一夜过后，第二天7点钟，马路全都清了，雪都堆在两边。北京市还连夜动员上百辆洒水车喷洒盐水，促雪融化。清扫八十余公里的积雪，保守估计也要动用六七十万市民，甚至有说百万人的。这一天，市民们骑着自行车汇成上班的滚滚人流，一切照常，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住在民族饭店的美国记者对扫雪一事很感兴趣，拍了不少照片。
　　车队浩浩荡荡走在路上。尼克松等美国客人得知中方扫雪一事后，大为震惊。此事对他们的影响超过去长城本身。一件在美国不可思议的巨大工程，在中国悄无声息地一夜之间完成。
　　2月25日，尼克松举行答谢宴会，以此结束在北京的5天访问。